引用信息:原载于《中国国土资源经济》2019年第7期411页 场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机制286亿元。其他生态补偿包括,天然林资源保护一期二期工程3626亿元, 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基金149亿元,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423亿元。这项资金的额度在过去五年里有 了大幅度的提升 这几项大额的生态补偿政策是近年来我国在生态保护上力度最大的几项措施,不仅对国土“变 绿”起到了关键作用,也大大提升了公众及地方政府对生态的关注和重视。然而,这些补偿政策大 多数仅有对“绿”的量的指标,缺乏对生物多样性的考虑。例如,天保工程和退耕还林造林项目的 验收主要考虑覆盖率和面积指标,因而出现了大面积的纯种人工林,有些甚至是外来物种;草原保 护政策也主要考虑了草原作为牧草的功能,因此在三江源生态保护的两期工程中都把毒杀鼠兔 青藏高原生态系统中三十多种食肉动物所依赖的关键物种,作为一项重要措施。国家重点生态 功能区转移支付提出了生物多样性的考核指标,但缺乏详细的评估标准,也缺乏有效和系统的监测 手段,在实践中难以落实。综上,对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的主流化有如下建议。 3.1我国现有的森林和草原生态保护政策应纳入生物多样性目标 现有的森林和草原保护政策对“量”的考虑延续了森林和草原作为生产部门的思路,即把森林 和草原作为生产产品的资源。诚然,资源和直接的产品提供是森林和草原的主要功能之一,特别是 在保护区外。然而作为陆地生物多样性的主要栖息地,森林和草原在保护和恢复生物多样性与生态 功能的作用是关键的,与可持续的产品生产相辅相成,完全可以“功能共享”。生态补偿政策也应 该与生物多样性和生态功能保护挂钩。目前,生态保护和生态补偿政策的实施都由新组建的自然资 源部负责,新一轮生态保护政策的制订需要明确生物多样性与生态功能在保护和恢复中的主体性。 政策理念的扭转将为我国生物多样性的保护提供保障,也是我国生态保护政策特别是生态补偿机制 从量到质提升的关键。 3.2将农田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功能纳入到我国的生态保护政策中 鉴于农业用地在自然保护中的重要补充作用,应建立我国的农业生物多样性本底,在此基础上 识别出重要的农业生物多样性地区。在以上优先地区内,建立农田与生物多样“功能共享”的土地 利用理念,鼓励农业生产兼顾生物多样性,并对农业生产者进行相应的生态补偿 3.3将生物多样性全面纳入到生态保护政策的考核指标中 生态补偿应根据保护价值、保护行为和保护成效进行差异化的梯级补偿。需要制订详细、系统、 因地制宜可操作的监测规程和技术标准,并配套相应预算用于生物多样性监测。这么做的第一步是 通过实地调查建立我国生物多样性的本底,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一套监测体系,对保护的成效进行量 化评估,并把生态补偿的资金与评估结果挂钩,进行差异化的梯级补偿。 3.4建立生物多样性监测和评估的专业机构和队伍 目前,我国生物多样性研究和本底空缺大,监测评估不力,其中人力和技术力量的薄弱是关键 这方面的资金和时间的投入需要得到保障。与此同时,随着公众对自然观察的热情逐渐高涨,把自 然爱好者和民间机构纳入到生物多样性调查和监测的体系中来,建立公民参与平台,也是快速弥补 专业人力资源缺乏的捷径。引用信息：原载于《中国国土资源经济》2019 年第 7 期 4-11 页 6 场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机制 286 亿元。其他生态补偿包括，天然林资源保护一期二期工程 3626 亿元， 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基金 149 亿元，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 423 亿元。这项资金的额度在过去五年里有 了大幅度的提升。 这几项大额的生态补偿政策是近年来我国在生态保护上力度最大的几项措施，不仅对国土“变 绿”起到了关键作用，也大大提升了公众及地方政府对生态的关注和重视。然而，这些补偿政策大 多数仅有对“绿”的量的指标，缺乏对生物多样性的考虑。例如，天保工程和退耕还林造林项目的 验收主要考虑覆盖率和面积指标，因而出现了大面积的纯种人工林，有些甚至是外来物种；草原保 护政策也主要考虑了草原作为牧草的功能，因此在三江源生态保护的两期工程中都把毒杀鼠兔—— 青藏高原生态系统中三十多种食肉动物所依赖的关键物种[35-36]，作为一项重要措施。国家重点生态 功能区转移支付提出了生物多样性的考核指标，但缺乏详细的评估标准，也缺乏有效和系统的监测 手段，在实践中难以落实。综上，对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的主流化有如下建议。 3.1 我国现有的森林和草原生态保护政策应纳入生物多样性目标 现有的森林和草原保护政策对“量”的考虑延续了森林和草原作为生产部门的思路，即把森林 和草原作为生产产品的资源。诚然，资源和直接的产品提供是森林和草原的主要功能之一，特别是 在保护区外。然而作为陆地生物多样性的主要栖息地，森林和草原在保护和恢复生物多样性与生态 功能的作用是关键的，与可持续的产品生产相辅相成，完全可以“功能共享”。生态补偿政策也应 该与生物多样性和生态功能保护挂钩。目前，生态保护和生态补偿政策的实施都由新组建的自然资 源部负责，新一轮生态保护政策的制订需要明确生物多样性与生态功能在保护和恢复中的主体性。 政策理念的扭转将为我国生物多样性的保护提供保障，也是我国生态保护政策特别是生态补偿机制 从量到质提升的关键。 3.2 将农田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功能纳入到我国的生态保护政策中 鉴于农业用地在自然保护中的重要补充作用，应建立我国的农业生物多样性本底，在此基础上 识别出重要的农业生物多样性地区。在以上优先地区内，建立农田与生物多样“功能共享”的土地 利用理念，鼓励农业生产兼顾生物多样性，并对农业生产者进行相应的生态补偿。 3.3 将生物多样性全面纳入到生态保护政策的考核指标中 生态补偿应根据保护价值、保护行为和保护成效进行差异化的梯级补偿。需要制订详细、系统、 因地制宜可操作的监测规程和技术标准，并配套相应预算用于生物多样性监测。这么做的第一步是 通过实地调查建立我国生物多样性的本底，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一套监测体系，对保护的成效进行量 化评估，并把生态补偿的资金与评估结果挂钩，进行差异化的梯级补偿。 3.4 建立生物多样性监测和评估的专业机构和队伍 目前，我国生物多样性研究和本底空缺大，监测评估不力，其中人力和技术力量的薄弱是关键。 这方面的资金和时间的投入需要得到保障。与此同时，随着公众对自然观察的热情逐渐高涨，把自 然爱好者和民间机构纳入到生物多样性调查和监测的体系中来，建立公民参与平台，也是快速弥补 专业人力资源缺乏的捷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