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对于最接近强制命令的刑事法律也存有疑问。于是，反过来从法律并不是强制命令的观点出发，“法律 是什么”的问题必然会变得复杂。从这一观点出发，法律思维出于“说理”之需，通常起码符合以下两条 基本规则： (一)叙事框架：法定权利/法定义务 作为怎样“说理”的两条主线，漫布于整个法律帝国的权利和义务的组合，贯穿了法律的所有环节之 中。法律问题，实际上都指向的是权利义务的问题。权利就是正当理由（比如，无因管理之债、医患举证 倒置中的侵权行为之债、无罪推定权利而不受刑讯逼供、 享有法律咨询权和辩护权、股东和承租人先买权、 董监高的分立权力、重大事件行政听证权等)，有了这个理由，相应的行为、利益、主张和期待在法律上 就会被认为是正当的。可以说，怎样合理分配及保护权利，正是现代法律制度的主题，似乎再没有比这更 重要的。与此同时，所谓义务，就是与权利相对的负担，它意味着对权利的尊重和服从，亦即多数情况下， 违反义务与对权利的侵犯是分不开的。所以，法律绝不是简单的强制命令就能概括的，而至少是必须包括 权利和义务的内容。 退一步讲，虽然“义务”与强制命令一样没有任意性，但它带有道德的意味，因而与强制命令有所差 别。在汉语中，“义务”一词的文义有“按义理务必应做之事”的意思。因此，“有义务”与“被强迫” 是有所不同的。“有义务”意味着是被具有正当理由的权利约束和支配，而不是被其他力量约束和支配。 就像哈特所举的例子，当一个强盗以开枪相威胁而让受害人交出钱包时，说受害人“被强迫”是可以的， 而说受害人“有义务”则是不合适的。当把此情境中的强盗放大为一个残暴的政权、一批用武力来统治的 侵略者时，同样的问题会也会存在，这种情况下，没有认同统治者的人们只会承认是“被强迫”，而不是 “有义务”服从法律。 不过有时权利和义务并非如此一目了然，比如，房产包销违约是否有权主动包购未售出房产的案件 显然，权利和义务的引入，已使得法律不再是作为一种类似于强制命令的狭窄理解。从本质上，以权 利和义务为线索，转化前面两个法律核心命题的分歧：(1)那种有关权利与义务关系的判断，是从“法 律是什么”的角度来分析权利与义务的关系，属于一种合法性思维。它是对权利与义务两者之间相互关系 的客观描述，无论人们持有何种价值观念及对法律有何态度和期待，都不会直接影响这种描述，因为这里 的权利义务之间的关联是客观的，且不是以观察者的好恶为转移的。(2)权利与义务的价值判断，则是 从“法律应当是什么”（比如，同性恋是否享有缔结婚姻权、自然人是否享有安乐死权）的角度来分析权 利与义务的关系，应当被定位一种竞争性思维。它是按照一定的价值标准来处理权利和义务的相互关系， 反映着人们对法律的态度和预期。因此，持有不同价值观念的人们对问题的回答会完全不同。 政府治理中的权利本位与义务本位以权利为本位，就是强调法律以保障平等权利为宗旨去设定和分配义务，那些不 是以维护平等权利为依据而设定的义务，都不具有正当性。而以义务为本位，则持相反的态度，侧重于为人们设定义务来强 化政府权力对社会的控制，至于权利的享有程度只是次要问题。当我们以权利义务为主线考察有关财税的法律制度时，那种 财税不透明，乃至任意扩大财税支出范围的规则，就是以义务本位为导向，与民主法治进程不合拍：而借口合理避税进行偷 税漏税，导致国家整体税基受损，无疑又是走向了极端的权利本位。现在已有不少国家开始走向社会本位，对于个人来说， 就是主张权利的行使不得对社会利益构成不公平的损害：对政府而言，就是强调政府只能是适当干预市场的资源配置，增进 社会福利，帮助弱者提高竞争力。显然，现代法治应当坚持以权利本位为基础，同时采用社会本位限制其向极端发展。这与 我们说现代私法并没有取消，只是限制了契约自由的原则，是同样的道理。 99 使对于最接近强制命令的刑事法律也存有疑问。于是，反过来从法律并不是强制命令的观点出发，“法律 是什么”的问题必然会变得复杂。从这一观点出发，法律思维出于“说理”之需，通常起码符合以下两条 基本规则： （一） 叙事框架：法定权利/法定义务 作为怎样“说理”的两条主线，漫布于整个法律帝国的权利和义务的组合，贯穿了法律的所有环节之 中。法律问题，实际上都指向的是权利义务的问题。权利就是正当理由（比如，无因管理之债、医患举证 倒置中的侵权行为之债、无罪推定权利而不受刑讯逼供、享有法律咨询权和辩护权、股东和承租人先买权、 董监高的分立权力、重大事件行政听证权等），有了这个理由，相应的行为、利益、主张和期待在法律上 就会被认为是正当的。可以说，怎样合理分配及保护权利，正是现代法律制度的主题，似乎再没有比这更 重要的。与此同时，所谓义务，就是与权利相对的负担，它意味着对权利的尊重和服从，亦即多数情况下， 违反义务与对权利的侵犯是分不开的。所以，法律绝不是简单的强制命令就能概括的，而至少是必须包括 权利和义务的内容。 退一步讲，虽然“义务”与强制命令一样没有任意性，但它带有道德的意味，因而与强制命令有所差 别。在汉语中，“义务”一词的文义有“按义理务必应做之事”的意思。因此，“有义务”与“被强迫” 是有所不同的。“有义务”意味着是被具有正当理由的权利约束和支配，而不是被其他力量约束和支配。 就像哈特所举的例子，当一个强盗以开枪相威胁而让受害人交出钱包时，说受害人“被强迫”是可以的， 而说受害人“有义务”则是不合适的。当把此情境中的强盗放大为一个残暴的政权、一批用武力来统治的 侵略者时，同样的问题会也会存在，这种情况下，没有认同统治者的人们只会承认是“被强迫”，而不是 “有义务”服从法律。 不过有时权利和义务并非如此一目了然，比如，房产包销违约是否有权主动包购未售出房产的案件 显然，权利和义务的引入，已使得法律不再是作为一种类似于强制命令的狭窄理解。从本质上，以权 利和义务为线索，转化前面两个法律核心命题的分歧：（1）那种有关权利与义务关系的判断，是从“法 律是什么”的角度来分析权利与义务的关系，属于一种合法性思维。它是对权利与义务两者之间相互关系 的客观描述，无论人们持有何种价值观念及对法律有何态度和期待，都不会直接影响这种描述，因为这里 的权利义务之间的关联是客观的，且不是以观察者的好恶为转移的。（2）权利与义务的价值判断，则是 从“法律应当是什么”（比如，同性恋是否享有缔结婚姻权、自然人是否享有安乐死权）的角度来分析权 利与义务的关系，应当被定位一种竞争性思维。它是按照一定的价值标准来处理权利和义务的相互关系， 反映着人们对法律的态度和预期。因此，持有不同价值观念的人们对问题的回答会完全不同。 政府治理中的权利本位与义务本位 以权利为本位，就是强调法律以保障平等权利为宗旨去设定和分配义务，那些不 是以维护平等权利为依据而设定的义务，都不具有正当性。而以义务为本位，则持相反的态度，侧重于为人们设定义务来强 化政府权力对社会的控制，至于权利的享有程度只是次要问题。当我们以权利义务为主线考察有关财税的法律制度时，那种 财税不透明，乃至任意扩大财税支出范围的规则，就是以义务本位为导向，与民主法治进程不合拍；而借口合理避税进行偷 税漏税，导致国家整体税基受损，无疑又是走向了极端的权利本位。现在已有不少国家开始走向社会本位，对于个人来说， 就是主张权利的行使不得对社会利益构成不公平的损害；对政府而言，就是强调政府只能是适当干预市场的资源配置，增进 社会福利，帮助弱者提高竞争力。显然，现代法治应当坚持以权利本位为基础，同时采用社会本位限制其向极端发展。这与 我们说现代私法并没有取消，只是限制了契约自由的原则，是同样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