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肯定，遵循以权利和义务为主线而展开的合法性思维或竞争性思维，必然成为立法、司法面临的 最经常的任务。换句话说，基于权利和义务的分析是法律思维的最重要规则，乃至可以说法律思维的核心 规则就是权利与义务的思维。 (二)目标设定：普遍正义/特殊正义 作为“说理”而不是强制命令的法律目标，就在于获得普遍的习惯性服从。 换言之，法律就是旨在告 知人们何种事实是可以依赖的，并据此扩展他们能够预见其他行动后果的范围。同时，法律也告诉人们哪 些后果是采取行动时需要加以考虑的，或者什么是他们为此要承担的责任。可是，处于现代意义上复杂而 巨大的社会里，单纯下命令转达上述信息的方式，己经只能居于附庸地位，取而代之的必然就是能够普遍 化的行为规则。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哈特重新改造了强盗情境，对它赋予新的要素，尤其是强调法律主要 是借助于具有普遍性的指示而不是个别命令来执行。换言之，就是主张法律除了强制命令以外，还具有持 久或者持续的特征，因为强盗不可能向受害人发布该社会群体会一直遵守的持久指令。这些一般化的指示 所适用的对象，能够让人相信不服从的行为将会带来法律的制裁，并且不只是在法律刚刚发布之间，而是 直持续到该法律被撤销为止。由此，强盗情境下的强制命令与从法律出发的说理产生了区别。 如果继续讨论下去，其实这种法律上的说理，无非就是通过抽去作为命令的个性，抽象出持久概念和 规则的过程。这一特性决定了法律是以普遍方式调整社会，法律所要实现的正义必定是普遍正义 因为只 有这样才能做到“同等情况同样对待，不同情况不同对待” (两起包二奶案件的对比)，进而保证人们对 于法律的合理预期。与普遍正义相对的是特殊正义（比如，家庭暴力案件对受虐方的倾斜性保护、流动民 工的两个司法解释、劳动合同法对雇员的倾斜性保护、64个阶层一客观、 认同阶层的错位和相对剥夺感 民族自治条例和法规、西部部分省份司考的分数线降低和执行地域性导向)，它是把待规范事件的个性或 待处理案件的特殊性置于首位，只要事件处理或案件裁判得到令人满意的结果，采用什么样的方法不重要。 勿庸置疑，法律普遍性与个案特殊性的矛盾永恒存在。由于法律是普遍性的规范，可法律所要解决的 事件或案件却是具体而特殊的，所以，法律永远无法涵盖所有领域或解决所有问题。比如，当法律在面临 空白而应对普遍性与特殊性冲突时，处理案件的法官可能从定纷止争出发，调动各种可利用的资源或方法 去处理每个案件。该种观点的确有其合理之处，可是，如果总是考虑特殊情况，借口“下不为例”而依然 特事特办，那么，所做出的判决很可能背离“同案同办”的原则。长此下去，作为司法的公信力必会降低， 终而人们也不再相信法律是社会的最后一道屏障。惟此意义，伯尔曼曾云：“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 形同虚设。”®所以，作为与法治相适应的法律思维，必须坚持普遍正义优于特殊正义。 普遍正义与特殊正义的精确权衡目前，中国的个人所得税法是以普遍正义和特殊正义为共同目标，它以累进所得税 为征税方式，要求相同纳税能力的人负担相同税收，以实现个人纳税的基本公平：具有不同纳税能力的人负担不同税收，以 实现缩小贫富差距的目标。但是，中国个税法遭受到许多的指责，因为现实个人税源主要是中产阶层和穷人阶层，富人阶层 可以各种方式避税而只提供了极少税源。这不仅难以实现普遍正义所要求的相同纳税能力的人平等纳税，更加无法实现累进 税制旨在对富人多课税的特殊正义目标。于是，不少人主张中国的税法制度设计上除了堵住避税漏洞，还应施行“累进不封 项”的个人所得税，即针对少数富人实施不设上限的高额累进税。这是一种极端的特殊正义倾向，假设这样不加约束地对富 人阶层适用高额累进税制，这与通过立法宣布全国前一百位富人的财产充公没有本质差别。税收法治化的经验告诉我们，任 何人即便是多数，也不得以权利平等为由对少数人施加歧视性负担，比如，不应由于少数富人与其他阶层收入不合拍就不给 ①[美]伯尔曼：《法律与宗教》，梁治平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页。 1010 可以肯定，遵循以权利和义务为主线而展开的合法性思维或竞争性思维，必然成为立法、司法面临的 最经常的任务。换句话说，基于权利和义务的分析是法律思维的最重要规则，乃至可以说法律思维的核心 规则就是权利与义务的思维。 （二）目标设定：普遍正义/特殊正义 作为“说理”而不是强制命令的法律目标，就在于获得普遍的习惯性服从。换言之，法律就是旨在告 知人们何种事实是可以依赖的，并据此扩展他们能够预见其他行动后果的范围。同时，法律也告诉人们哪 些后果是采取行动时需要加以考虑的，或者什么是他们为此要承担的责任。可是，处于现代意义上复杂而 巨大的社会里，单纯下命令转达上述信息的方式，已经只能居于附庸地位，取而代之的必然就是能够普遍 化的行为规则。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哈特重新改造了强盗情境，对它赋予新的要素，尤其是强调法律主要 是借助于具有普遍性的指示而不是个别命令来执行。换言之，就是主张法律除了强制命令以外，还具有持 久或者持续的特征，因为强盗不可能向受害人发布该社会群体会一直遵守的持久指令。这些一般化的指示 所适用的对象，能够让人相信不服从的行为将会带来法律的制裁，并且不只是在法律刚刚发布之间，而是 一直持续到该法律被撤销为止。由此，强盗情境下的强制命令与从法律出发的说理产生了区别。 如果继续讨论下去，其实这种法律上的说理，无非就是通过抽去作为命令的个性，抽象出持久概念和 规则的过程。这一特性决定了法律是以普遍方式调整社会，法律所要实现的正义必定是普遍正义，因为只 有这样才能做到“同等情况同样对待，不同情况不同对待”（两起包二奶案件的对比），进而保证人们对 于法律的合理预期。与普遍正义相对的是特殊正义（比如，家庭暴力案件对受虐方的倾斜性保护、流动民 工的两个司法解释、劳动合同法对雇员的倾斜性保护、64 个阶层—客观、认同阶层的错位和相对剥夺感、 民族自治条例和法规、西部部分省份司考的分数线降低和执行地域性导向），它是把待规范事件的个性或 待处理案件的特殊性置于首位，只要事件处理或案件裁判得到令人满意的结果，采用什么样的方法不重要。 勿庸置疑，法律普遍性与个案特殊性的矛盾永恒存在。由于法律是普遍性的规范，可法律所要解决的 事件或案件却是具体而特殊的，所以，法律永远无法涵盖所有领域或解决所有问题。比如，当法律在面临 空白而应对普遍性与特殊性冲突时，处理案件的法官可能从定纷止争出发，调动各种可利用的资源或方法 去处理每个案件。该种观点的确有其合理之处，可是，如果总是考虑特殊情况，借口“下不为例”而依然 特事特办，那么，所做出的判决很可能背离“同案同办”的原则。长此下去，作为司法的公信力必会降低， 终而人们也不再相信法律是社会的最后一道屏障。惟此意义，伯尔曼曾云：“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 形同虚设。” ①所以，作为与法治相适应的法律思维，必须坚持普遍正义优于特殊正义。 普遍正义与特殊正义的精确权衡 目前，中国的个人所得税法是以普遍正义和特殊正义为共同目标，它以累进所得税 为征税方式，要求相同纳税能力的人负担相同税收，以实现个人纳税的基本公平；具有不同纳税能力的人负担不同税收，以 实现缩小贫富差距的目标。但是，中国个税法遭受到许多的指责，因为现实个人税源主要是中产阶层和穷人阶层，富人阶层 可以各种方式避税而只提供了极少税源。这不仅难以实现普遍正义所要求的相同纳税能力的人平等纳税，更加无法实现累进 税制旨在对富人多课税的特殊正义目标。于是，不少人主张中国的税法制度设计上除了堵住避税漏洞，还应施行“累进不封 顶”的个人所得税，即针对少数富人实施不设上限的高额累进税。这是一种极端的特殊正义倾向，假设这样不加约束地对富 人阶层适用高额累进税制，这与通过立法宣布全国前一百位富人的财产充公没有本质差别。税收法治化的经验告诉我们，任 何人即便是多数，也不得以权利平等为由对少数人施加歧视性负担，比如，不应由于少数富人与其他阶层收入不合拍就不给 ① [美]伯尔曼：《法律与宗教》，梁治平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3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