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的能力、写作的能力。而《儿童媒介教育:批判力的视角》一文作者则认为,日益普及 的大众媒介使得媒介环境有可能完全替代儿童的自然环境,从而导致儿童可能失去其 天真本性,主体发生异化。在此李峰指出,在媒介环境中,儿童异化为“商品”“劳动 力”、“奴隶” 学龄前儿童社会教育的目标在于培养自我意识、提升人际交往能力、增加社会环境 与社会规范认知。③信息化时代,电子媒介已经成为了儿童生活的重要虚拟环境,儿童 花费大量时间用在看电视、玩视频游戏或者在电脑屏幕前与他人交往,这远远胜过他们 阅读图书的时间。 在既有的传播学研究传统中,对于儿童与媒介冋题的硏究,始终无法跳脱效果研究 的范式,在中国已然如此。近十五年来,大众传媒成为儿童社会化的重要承担者,而大 众传媒对儿童社会化影响的研究,则以道德社会化问题居多,②未能认识到同样作为受 众,儿童与成人一样,已经被吸纳到整个传播产业的运作中来。对信息社会环境中“玩 工”问题的讨论,主要集中在传播政治经济学者的论述中,这些研究者的目光主要集中 在玩网络游戏的年轻人身上,没能留意到学龄前儿童这一特殊群体,如帕金翰所说: 直都是消费者,即使实际的购买权掌握在代表他们利益的父母手中。② 资本与技术无孔不人,儿童也无法逃离如此社会情境。本研究认为,儿童是一个社 会建构的概念,资本逻辑驱动下的信息技术渗透到人们生活的每个方面,家庭也不例 外。在当代中国,计划生育政策使得传统家庭结构发生了变化。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体制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个体家庭的意识和行为逐渐受市场运行状况和运行规律的 影响和支配。因此,在家庭的儿童观中,竞争和收益的意识就越来越占据着主导地位。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都市家庭中,有关儿童的智力投资以及未来的竞争意识,变得特别 突出和明显。③受技术迷思的影响,计算机技能成为家长培养孩子能力的重要方面。随 着以iPad和智能手机为代表的多媒体终端在社会的普及,儿童闲暇时光日渐被新媒体 设备占据。当以培养信息技能、提髙媒介素养、辅助学习为理由,使儿童曝露在新媒体 面前时,他们得到的绝不仅仅是娱乐和计算机技能。 本研究意在将“玩工"( play labour)的概念引人到儿童与媒介研究议题中,结合对上 海都市家庭中儿童对新媒体的使用状况调查,考察资本推动下的技术,如何将儿童纳人 市场运作体系,并在技术迷思的掩盖下,将儿童培养成信息社会的技术驯服者、“合格 的”消费者和低龄“玩工”,从而反思科技力量与市场经济如何侵蚀都市儿童的成长。 学龄前儿童iPad、 iPhone等智能电子产品使用的实证研究 阶层特征是影响消费者行为的重要社会特征之一。iPad、 iPhone等智能电子产品 目标消费群体比较集中在中高层收入群体。在上海,由各行业职员、科层制管理人员 政府公务员、知识分子(包括教师、自由职业者)等组成的社会群体构成了中产阶层的另中提到的22岁的大学生所言：“我才是生活在数字世界中的人，把玩更多的设备，对我父 亲来说，那是工作；对我而言，这却是生活”􀃊􀁉􀁗。围绕数字原住民（digital native）和数字移 民（digital immigrant）的讨论，体现了西方学者对信息社会中儿童和成年人之间关系问题 的关注。 《童年之死》一书总结了媒介与儿童议题论辩中鲜明的两极化观点。一方面有人认 为，媒体（尤其是电视媒体）导致了童年的消逝，媒体消解了儿童和成年之间的界限，从 而破坏了成年人的权威；另一面的观点认为，在媒体的使用上，出现了越来越宽的代沟， 年轻人与父辈对新科技的体验不同，这种情况下，童年与成年人的界限不仅没有消失， 反而被加强了。不管持何种观点，技术进步改变的只是影响儿童的媒介技术形式，而对 于媒介与儿童关系的研究，却始终未能跳脱效果研究的范式限制。 与主流经验研究范式不同，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者意识到，受众在传播产业中付 出了容易被忽略的非物质劳动。1977年，达拉斯·斯麦兹在《传播：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盲 点》一文中，提出“受众商品论”，并指出，媒体上免费提供给观众的内容只是用来吸引受 众的免费小菜，媒介真正生产的是受众的注意力，通过将此种“产品”打包卖给广告商来 获利􀃊􀁉􀁘。随着信息社会的到来，原本的“受众”概念逐渐被“媒体使用者”身份所取代。使 用者的能动性大大提高，不再只是被动接受单向的信息传播。在新媒体语境中，斯麦兹 的“受众商品理论”也应做新的理解，媒介使用者的“劳动”形式更加多样化，包括对媒介 内容进行评论、转载等“再加工”和原创内容的生产。新技术发展促成了“受众商品”到 “使用者创造内容”（user-generate content，即生产消费合一）的转变。 从“受众”到“产消者”（prosumer）的流变，引发了新一轮对传播过程中非物质劳动的 讨论。台湾学者冯建三在《传播、文化与劳动》中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讨论。随着媒介技 术的不断更新，致使“使用者创生的内容”的意义远远超出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产消 者”等概念的指涉，并认为要把握“受众商品”新的蕴含，至少可以从政治和经济文化角 度进行分析􀃊􀁉􀁙 。皮特森（Soren Mork Petersen）通过对使用者创造内容的价值的分析，指 出互联网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赋予使用者参与传播活动中的主动权；另一方面，也为 许多公司提供了使用者创造出的内容搭便车的机会。􀃊􀁉􀁚 使用者创造价值的理念，具体到数字游戏产业的语境，就产生了“玩工”这一概念。 邱林川在《新型网络社会的劳工问题》一文中，将朱利安·库克里奇（Julian Kücklich）敏锐 洞察到的“play labour”􀃊􀁉􀁛一词翻译为“玩工”，通过互联网玩游戏的人，在娱乐的同时提供 了一种免费劳动，这种免费劳动被用来帮助资本逻辑在新型网络社会中进行新一轮的 圈地运动。邱林川认为这种“玩工”是新型网络劳工的重要组成部分（邱林川，2009）。􀃊􀁊􀁒 电子媒介重新组合了人们交往的社会环境，削弱了有形地点与社会地点间曾经紧 密的联系􀃊􀁊􀁓。电子媒介创造了新的社会场景类型􀃊􀁊􀁔。《童年消逝与儿童虚拟社区的兴起》 分析电视或网络本身并不是导致童年消逝的真正原因，而是由于欠缺分级制。􀃊􀁊􀁕吴良辉 认为虚拟社区中的游戏本身是一种体力和脑力竞技，可以促进青少年手眼互动、解决问 2013/01 开 放 时 代 传 播 与 网 络 □ 182 □ 183 题的能力、写作的能力。而《儿童媒介教育：批判力的视角》一文作者则认为，日益普及 的大众媒介使得媒介环境有可能完全替代儿童的自然环境，从而导致儿童可能失去其 天真本性，主体发生异化。􀃊􀁊􀁖在此李峰指出，在媒介环境中，儿童异化为“商品”“劳动 力”、“奴隶”􀃊􀁊􀁗。 学龄前儿童社会教育的目标在于培养自我意识、提升人际交往能力、增加社会环境 与社会规范认知。􀃊􀁊􀁘信息化时代，电子媒介已经成为了儿童生活的重要虚拟环境，儿童 花费大量时间用在看电视、玩视频游戏或者在电脑屏幕前与他人交往，这远远胜过他们 阅读图书的时间。􀃊􀁊􀁙 在既有的传播学研究传统中，对于儿童与媒介问题的研究，始终无法跳脱效果研究 的范式，在中国已然如此。近十五年来，大众传媒成为儿童社会化的重要承担者，而大 众传媒对儿童社会化影响的研究，则以道德社会化问题居多，􀃊􀁊􀁚未能认识到同样作为受 众，儿童与成人一样，已经被吸纳到整个传播产业的运作中来。对信息社会环境中“玩 工”问题的讨论，主要集中在传播政治经济学者的论述中，这些研究者的目光主要集中 在玩网络游戏的年轻人身上，没能留意到学龄前儿童这一特殊群体，如帕金翰所说：“一 直都是消费者，即使实际的购买权掌握在代表他们利益的父母手中。”􀃊􀁊􀁛 资本与技术无孔不入，儿童也无法逃离如此社会情境。本研究认为，儿童是一个社 会建构的概念，资本逻辑驱动下的信息技术渗透到人们生活的每个方面，家庭也不例 外。在当代中国，计划生育政策使得传统家庭结构发生了变化。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体制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个体家庭的意识和行为逐渐受市场运行状况和运行规律的 影响和支配。因此，在家庭的儿童观中，竞争和收益的意识就越来越占据着主导地位。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都市家庭中，有关儿童的智力投资以及未来的竞争意识，变得特别 突出和明显。􀃊􀁋􀁒受技术迷思的影响，计算机技能成为家长培养孩子能力的重要方面。随 着以iPad和智能手机为代表的多媒体终端在社会的普及，儿童闲暇时光日渐被新媒体 设备占据。当以培养信息技能、提高媒介素养、辅助学习为理由，使儿童曝露在新媒体 面前时，他们得到的绝不仅仅是娱乐和计算机技能。 本研究意在将“玩工”（play labour）的概念引入到儿童与媒介研究议题中，结合对上 海都市家庭中儿童对新媒体的使用状况调查，考察资本推动下的技术，如何将儿童纳入 市场运作体系，并在技术迷思的掩盖下，将儿童培养成信息社会的技术驯服者、“合格 的”消费者和低龄“玩工”，从而反思科技力量与市场经济如何侵蚀都市儿童的成长。 三、学龄前儿童iPad、iPhone等智能电子产品使用的实证研究 阶层特征是影响消费者行为的重要社会特征之一􀃊􀁋􀁓。iPad、iPhone等智能电子产品 目标消费群体比较集中在中高层收入群体。在上海，由各行业职员、科层制管理人员、 政府公务员、知识分子（包括教师、自由职业者）等组成的社会群体构成了中产阶层的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