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尖上的世界：都市学龄前儿童与电子智能产品侵袭的玩乐.pdf_大学文库

指尖上的世界都市学龄前儿童与电子智能产品侵袭的玩乐 ■曹晋庄乾伟 [内容提要]乔布斯的苹果“迷思”席卷全球,中国大陆都市家庭也未能免于此潮流的驱动。媒介环境成为儿童家庭生活娱乐的重要载体,儿童着迷iPad、 iPhone等电子智能化产品,并日渐将其当作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有鉴于此,作者深入幼儿园和学龄前儿童家庭,调查上海市学龄前儿童使用iPad、 iPhone的基本情况。研究发现,一方面,中国都市家长对学龄前儿童使用新媒体技术产品有着理性认识,能够监控并合理引导儿童使用 iPad一类的智能电子产品;另一方面,新媒介技术对儿童具有极大吸引力,儿童“玩工” 成为智能产品消费终端的低龄劳工,其童年为跨国垄断公司贡献了最易驯服且有充裕时间玩乐的市场资源,垄断资本与新技术的圈地运动已经深入家庭与年幼的孩童,“技术异化的低龄化”趋势不容忽视。关键词]学龄前儿童智能电子媒介技术异化低齡化玩工研究动机、研究问题与研究方法以信息技术为中心的技术革命,正在加速重塑社会的物质基础①。与此同时,新技术的发展还迅速改变了人类的生存方式,如尼葛洛庞帝所说的:“信息化时代给人类塑造了一种全新的生存方式——数字化生存”②。融合是信息社会的重要特征之一,媒介技术之间的融合催生了各种移动数字终端,实现了人们生活方方面面的“实时链接”。然而,资本逐利的驱动也使得信息技术强势侵入家庭私人空间。乔布斯引领的苹果“迷思”,已让iPad、 iPhone等电子智能化产品侵袭全球市场,中国大陆都市家庭也卷入到电子智能产品的消费浪潮中。学龄前儿童是现代都市家庭的核心成员,他们对世界的感知、思维、价值观的形成都是在自然与社会的双重形塑下形成。但信息化的城市网络了家庭、社会的每一个单

传播与网络曹晋庄乾伟媒介产品、传播内容的商品化逻辑借由技术之便深入到儿童成长空间。“地球村”中的儿童在苹果技术的“迷思”与崇拜中，存在着失去多样性文化环境的危险。甚至，都市家庭可能逐渐演化为苹果的消费商场，儿童“玩工”为智能产品消费终端的低龄劳工，其童年为跨国垄断公司贡献了最易驯服，且有充裕时间玩乐的市场资源。 □ 178 □ 179 指尖上的世界* ——都市学龄前儿童与电子智能产品侵袭的玩乐 ■ 曹晋庄乾伟［内容提要］乔布斯的苹果“迷思”席卷全球，中国大陆都市家庭也未能免于此潮流的驱动。媒介环境成为儿童家庭生活娱乐的重要载体，儿童着迷iPad、iPhone等电子智能化产品，并日渐将其当作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有鉴于此，作者深入幼儿园和学龄前儿童家庭，调查上海市学龄前儿童使用iPad、iPhone的基本情况。研究发现，一方面，中国都市家长对学龄前儿童使用新媒体技术产品有着理性认识，能够监控并合理引导儿童使用 iPad一类的智能电子产品；另一方面，新媒介技术对儿童具有极大吸引力，儿童“玩工” 成为智能产品消费终端的低龄劳工，其童年为跨国垄断公司贡献了最易驯服且有充裕时间玩乐的市场资源，垄断资本与新技术的圈地运动已经深入家庭与年幼的孩童，“技术异化的低龄化”趋势不容忽视。［关键词］学龄前儿童智能电子媒介技术异化低龄化玩工一、研究动机、研究问题与研究方法：以信息技术为中心的技术革命，正在加速重塑社会的物质基础①。与此同时，新技术的发展还迅速改变了人类的生存方式，如尼葛洛庞帝所说的：“信息化时代给人类塑造了一种全新的生存方式——数字化生存”②。融合是信息社会的重要特征之一，媒介技术之间的融合催生了各种移动数字终端，实现了人们生活方方面面的“实时链接”。然而，资本逐利的驱动也使得信息技术强势侵入家庭私人空间。乔布斯引领的苹果“迷思”，已让 iPad、iPhone等电子智能化产品侵袭全球市场，中国大陆都市家庭也卷入到电子智能产品的消费浪潮中。学龄前儿童是现代都市家庭的核心成员，他们对世界的感知、思维、价值观的形成都是在自然与社会的双重形塑下形成。但信息化的城市网络了家庭、社会的每一个单

开放时代元,“人性化”、“智能化”的电子设备已引起儿童浓厚的兴趣,当下学龄前儿童提早进入到虚拟空间,且媒介成为儿童社会化的一个重要环境,技术异化似乎在原来的基础上更深层次地控制了“地球村”中的低龄人口。 HS iSuppli(信息和数据分析公司)的全球平板电脑市场追踪报告显示,2012年苹果公司仍将轻松保持其在全球平板电脑市场的绝对领先地位,明年销量将增长63%,截止 2016年达到3.604亿台左右③。在强劲的销量背后,其用户群体中有很大一部分来自都市家庭。美国6~12岁儿童中,iPad连续第二年成为最想要的节日礼物,其中40%为面向5岁以下儿童的应用④。在中国,iPad等电子产品本身不仅是媒介工具,同时还是阶层差距的象征,甚至成为炫富、攀比的标志,有调查显示“六成父母愿意买iad哄孩子, iPad成为潮爸潮妈送给孩子的时尚礼物。”⑤媒体报道智能电子产品成为儿童新宠的同时,也显示出对儿童过度钟爱此类产品现象的隐忧,“iPad宝宝”等新名词频见报端。目前,国外一本模仿畅销儿童读物《晚安!月亮》( Goodnight Moon)的新书《晚安!iPad ( Goodnight iPad)谈到了儿童在计算机和电视机前花费时间太多的问题,并就这一问题对家长做出提醒⑥。信息技术连成的“地球村”并非美丽新世界,正如谢瑞( Sherry Turkle)在其论著《在起:为什么我们寄予技术胜过彼此》中所说的那样:“我们好像是一个陌生人,处于个陌生的世界”。人们时时在线,在网络空间中,传播新科技可以带来上万好友或粉丝人类却比以往更加孤独。荣格说:“随着科学知性的增长,我们的世界已经变得非人性化。人感到自己在宇宙中隔绝孤独,因为他不再卷入大自然,他失去了自己对自然现象的情感性‘无意识认同'。”⑦ 可见电子智能技术风靡全球的表象背后蕴藏的负面效应不容忽视,新媒体技术并非纯粹的积极能量释放。作为以融合传播政治经济学和社会性别研究为职志的批判传播学者,有必要警示迷恋电子智能产品的果粉,关注新媒体技术对人类的宰制。尤需重视的是都市家庭儿童珍贵的情感维护与玩乐时光遭遇系列电子智能产品便捷性的娱乐控制与隐蔽性的商业剥夺。儿童的闲暇时光用在使用新的多媒体设备上,而目前对媒介与儿童问题的研究,始终囿于效果硏究范式。笔者认为,借鉴传播政治经济学中对信息劳工的硏究,以及“玩工”概念的提出,可以为更深人认识儿童与新媒体的关系提供新的视角,有助于打破技术迷思。为此,笔者渴望通过都市儿童运用系列电子智能产品的研究,首先,体察中国都市家庭学龄前儿童对新技术的使用状况;其次,深入探索新媒体技术与市场经济力量如何重塑儿童的玩乐世界,从而引发学界和都市家庭对技术异化的低龄化冋题的关注。本研究主要采取问卷调查和入户访问与观察的方法,问卷主体是上海市3~5岁的学龄前儿童群体,笔者选择复旦大学附属幼儿园和爱德双语艺术幼稚园中大班、中班小班共100名儿童进行调查和观察。问卷内容第一部分为学龄前儿童家庭统计学意义上的素描:通过调查家长年龄、受教育程度、职业、收入水平等角度勾勒出基本家庭面

元，“人性化”、“智能化”的电子设备已引起儿童浓厚的兴趣，当下学龄前儿童提早进入到虚拟空间，且媒介成为儿童社会化的一个重要环境，技术异化似乎在原来的基础上更深层次地控制了“地球村”中的低龄人口。 IHS iSuppli（信息和数据分析公司）的全球平板电脑市场追踪报告显示，2012年苹果公司仍将轻松保持其在全球平板电脑市场的绝对领先地位，明年销量将增长63%，截止 2016年达到3.604亿台左右③。在强劲的销量背后，其用户群体中有很大一部分来自都市家庭。美国6～12岁儿童中，iPad连续第二年成为最想要的节日礼物，其中40%为面向5岁以下儿童的应用④。在中国，iPad等电子产品本身不仅是媒介工具，同时还是阶层差距的象征，甚至成为炫富、攀比的标志，有调查显示“六成父母愿意买iPad哄孩子， iPad成为潮爸潮妈送给孩子的时尚礼物。”⑤媒体报道智能电子产品成为儿童新宠的同时，也显示出对儿童过度钟爱此类产品现象的隐忧，“iPad宝宝”等新名词频见报端。目前，国外一本模仿畅销儿童读物《晚安！月亮》（Goodnight Moon）的新书《晚安！iPad》（Goodnight iPad）谈到了儿童在计算机和电视机前花费时间太多的问题，并就这一问题对家长做出提醒⑥。信息技术连成的“地球村”并非美丽新世界，正如谢瑞（Sherry Turkle）在其论著《在一起：为什么我们寄予技术胜过彼此》中所说的那样：“我们好像是一个陌生人，处于一个陌生的世界”。人们时时在线，在网络空间中，传播新科技可以带来上万好友或粉丝，人类却比以往更加孤独。荣格说：“随着科学知性的增长，我们的世界已经变得非人性化。人感到自己在宇宙中隔绝孤独，因为他不再卷入大自然，他失去了自己对自然现象的情感性‘无意识认同’。”⑦ 可见电子智能技术风靡全球的表象背后蕴藏的负面效应不容忽视，新媒体技术并非纯粹的积极能量释放。作为以融合传播政治经济学和社会性别研究为职志的批判传播学者，有必要警示迷恋电子智能产品的果粉，关注新媒体技术对人类的宰制。尤需重视的是都市家庭儿童珍贵的情感维护与玩乐时光遭遇系列电子智能产品便捷性的娱乐控制与隐蔽性的商业剥夺。儿童的闲暇时光用在使用新的多媒体设备上，而目前对媒介与儿童问题的研究，始终囿于效果研究范式。笔者认为，借鉴传播政治经济学中对信息劳工的研究，以及“玩工”概念的提出，可以为更深入认识儿童与新媒体的关系提供新的视角，有助于打破技术迷思。为此，笔者渴望通过都市儿童运用系列电子智能产品的研究，首先，体察中国都市家庭学龄前儿童对新技术的使用状况；其次，深入探索新媒体技术与市场经济力量如何重塑儿童的玩乐世界，从而引发学界和都市家庭对技术异化的低龄化问题的关注。本研究主要采取问卷调查和入户访问与观察的方法，问卷主体是上海市3～5岁的学龄前儿童群体，笔者选择复旦大学附属幼儿园和爱德双语艺术幼稚园中大班、中班、小班共100名儿童进行调查和观察。问卷内容第一部分为学龄前儿童家庭统计学意义上的素描：通过调查家长年龄、受教育程度、职业、收入水平等角度勾勒出基本家庭面传播与网络 □ 180 □ 181 貌；第二部分为调查家长对儿童使用iPad等智能电子产品的态度、用途、使用时间、儿童使用时的情绪表现、对该产品的喜好程度等，深入认识学龄前儿童在家庭中使用iPad产品的情况。在回收有效问卷并做统计分析之后，笔者发现数据脱离了都市家庭语境，无法表现深层动态事实。为此，笔者又根据幼儿园的人脉资源，进入家庭访问和参与观察儿童运用新技术的现场情境，从而具体了解当下都市家庭学龄前儿童如何使用新智能产品。二、文献综述 “学龄前儿童”通俗的解释为尚未达到入学年龄的儿童。本研究依照蒙台梭利在《童年的奥秘》中对儿童发展阶段的划分，主要的研究对象是3～6岁的学龄前儿童。让· 皮亚杰的“认知发展理论”将儿童思维划分为四个发展阶段，学龄前儿童的思维状况处于前运算阶段⑧，其主要特征在于儿童能够使用符号来表征物体和事件⑨。家庭环境是学龄前儿童成长的非常重要的环境。有效的家庭教育能够促进儿童习得社会生活的基本规范，培养儿童良好的道德品质和独立自主能力，促进儿童个性的形成与发展。⑩ 社会学者认为，儿童（child）和童年（childhood）的概念，是社会建构的结果。在传播学研究中，“大众媒介与儿童”始终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议题。四十年来，在大众传播领域，已经产生了许多关于儿童媒介需要及其满足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电视、电子游戏机和MTV等媒介上􀃊􀁉􀁓。西方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至20世纪20年代，由美国佩恩基金会资助的电影与青少年研究，当时广播和电视都尚未在社会中普及开来，电影是当时美国家庭娱乐的主要方式。此项研究被认为是传播学效果研究中的首个里程碑􀃊􀁉􀁔，也为日后的媒介与儿童研究定下了“效果研究”的基调。随着新的传播技术不断出现，国内外学者都开始将目光聚焦在信息技术与儿童的关系研究上。卡尔弗特《信息时代的儿童发展》一书可谓总结性论著，该书就从电子媒介到新的信息技术，对目前已有的和即将出现的可能影响儿童生活的各种信息技术进行总结描述，并讨论了这些技术对父母、教师和政策制定者的意义􀃊􀁉􀁕。卡尔弗特提醒读者不能对媒体影响儿童的问题下一个简单的结论，既不能过分推崇信息技术，也不能把信息技术视为魔鬼，她认为，信息技术对儿童的影响主要取决于人们如何使用信息技术。与卡尔弗特较为温和中立的观点不同，被誉为“数字经济之父”的作者唐·泰普斯科特在《数字化成长3.0》一书中，毫无保留地表达对信息技术的信任，他倡导全社会接受并学会使用新的信息技术，从而创造出“创新的公司，开明的家庭，所有的公民都能参与其中的民主社会，甚至是由网络连接成的新式社会”􀃊􀁉􀁖。尽管其观点显得过于乐观，但他却指出了一个不争的事实，即对于出生和成长在信息社会中的儿童来说，信息技术确实如空气一般存在于他们的生活中。正如李瑞林（Lee Rainie）在《数字原住民入侵工场》一文 2013/01 开放时代

貌;第二部分为调查家长对儿童使用iad等智能电子产品的态度、用途、使用时间、儿童使用时的情绪表现、对该产品的喜好程度等,深入认识学龄前儿童在家庭中使用iad产品的情况。在回收有效问卷并做统计分析之后,笔者发现数据脱离了都市家庭语境,无法表现深层动态事实。为此,笔者又根据幼儿园的人脉资源,进入家庭访问和参与观察儿童运用新技术的现场情境,从而具体了解当下都市家庭学龄前儿童如何使用新智能产品。二、文献综述 “学龄前儿童”通俗的解释为尚未达到入学年龄的儿童。本研究依照蒙台梭利在《童年的奥秘》中对儿童发展阶段的划分,主要的研究对象是3~6岁的学龄前儿童。让皮亚杰的“认知发展理论”将儿童思维划分为四个发展阶段,学龄前儿童的思维状况处于前运算阶段⑧,其主要特征在于儿童能够使用符号来表征物体和事件⑨。家庭环境是学龄前儿童成长的非常重要的环境。有效的家庭教育能够促进儿童习得社会生活的基本规范,培养儿童良好的道德品质和独立自主能力,促进儿童个性的形成与发展。⑩ 社会学者认为,儿童( child)和童年( childhood)的概念,是社会建构的结果。在传播学研究中,“大众媒介与儿童”始终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议题。四十年来,在大众传播领域,已经产生了许多关于儿童媒介需要及其满足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电视、电子游戏机和MTV等媒介上①。西方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至20世纪20年代,由美国佩恩基金会资助的电影与青少年研究,当时广播和电视都尚未在社会中普及开来,电影是当时美国家庭娱乐的主要方式。此项研究被认为是传播学效果研究中的首个里程碑⑩, 也为日后的媒介与儿童研究定下了“效果研究”的基调。随着新的传播技术不断出现,国内外学者都开始将目光聚焦在信息技术与儿童的关系研究上。卡尔弗特《信息时代的儿童发展》一书可谓总结性论著,该书就从电子媒介到新的信息技术,对目前已有的和即将出现的可能影响儿童生活的各种信息技术进行总结描述,并讨论了这些技术对父母、教师和政策制定者的意义③。卡尔弗特提醒读者不能对媒体影响儿童的问题下一个简单的结论,既不能过分推崇信息技术,也不能把信息技术视为魔鬼,她认为,信息技术对儿童的影响主要取决于人们如何使用信息技术与卡尔弗特较为温和中立的观点不同,被誉为“数字经济之父”的作者唐·泰普斯科特在《数字化成长3.0》一书中,毫无保留地表达对信息技术的信任,他倡导全社会接受并学会使用新的信息技术,从而创造出“创新的公司,开明的家庭,所有的公民都能参与其中的民主社会,甚至是由网络连接成的新式社会”①。尽管其观点显得过于乐观,但他却指出了一个不争的事实,即对于出生和成长在信息社会中的儿童来说,信息技术确实如空气一般存在于他们的生活中。正如李瑞林( Lee rainie)在《数字原住民入侵工场》一文

元，“人性化”、“智能化”的电子设备已引起儿童浓厚的兴趣，当下学龄前儿童提早进入到虚拟空间，且媒介成为儿童社会化的一个重要环境，技术异化似乎在原来的基础上更深层次地控制了“地球村”中的低龄人口。 IHS iSuppli（信息和数据分析公司）的全球平板电脑市场追踪报告显示，2012年苹果公司仍将轻松保持其在全球平板电脑市场的绝对领先地位，明年销量将增长63%，截止 2016年达到3.604亿台左右③。在强劲的销量背后，其用户群体中有很大一部分来自都市家庭。美国6～12岁儿童中，iPad连续第二年成为最想要的节日礼物，其中40%为面向5岁以下儿童的应用④。在中国，iPad等电子产品本身不仅是媒介工具，同时还是阶层差距的象征，甚至成为炫富、攀比的标志，有调查显示“六成父母愿意买iPad哄孩子， iPad成为潮爸潮妈送给孩子的时尚礼物。”⑤媒体报道智能电子产品成为儿童新宠的同时，也显示出对儿童过度钟爱此类产品现象的隐忧，“iPad宝宝”等新名词频见报端。目前，国外一本模仿畅销儿童读物《晚安！月亮》（Goodnight Moon）的新书《晚安！iPad》（Goodnight iPad）谈到了儿童在计算机和电视机前花费时间太多的问题，并就这一问题对家长做出提醒⑥。信息技术连成的“地球村”并非美丽新世界，正如谢瑞（Sherry Turkle）在其论著《在一起：为什么我们寄予技术胜过彼此》中所说的那样：“我们好像是一个陌生人，处于一个陌生的世界”。人们时时在线，在网络空间中，传播新科技可以带来上万好友或粉丝，人类却比以往更加孤独。荣格说：“随着科学知性的增长，我们的世界已经变得非人性化。人感到自己在宇宙中隔绝孤独，因为他不再卷入大自然，他失去了自己对自然现象的情感性‘无意识认同’。”⑦ 可见电子智能技术风靡全球的表象背后蕴藏的负面效应不容忽视，新媒体技术并非纯粹的积极能量释放。作为以融合传播政治经济学和社会性别研究为职志的批判传播学者，有必要警示迷恋电子智能产品的果粉，关注新媒体技术对人类的宰制。尤需重视的是都市家庭儿童珍贵的情感维护与玩乐时光遭遇系列电子智能产品便捷性的娱乐控制与隐蔽性的商业剥夺。儿童的闲暇时光用在使用新的多媒体设备上，而目前对媒介与儿童问题的研究，始终囿于效果研究范式。笔者认为，借鉴传播政治经济学中对信息劳工的研究，以及“玩工”概念的提出，可以为更深入认识儿童与新媒体的关系提供新的视角，有助于打破技术迷思。为此，笔者渴望通过都市儿童运用系列电子智能产品的研究，首先，体察中国都市家庭学龄前儿童对新技术的使用状况；其次，深入探索新媒体技术与市场经济力量如何重塑儿童的玩乐世界，从而引发学界和都市家庭对技术异化的低龄化问题的关注。本研究主要采取问卷调查和入户访问与观察的方法，问卷主体是上海市3～5岁的学龄前儿童群体，笔者选择复旦大学附属幼儿园和爱德双语艺术幼稚园中大班、中班、小班共100名儿童进行调查和观察。问卷内容第一部分为学龄前儿童家庭统计学意义上的素描：通过调查家长年龄、受教育程度、职业、收入水平等角度勾勒出基本家庭面传播与网络 □ 180 □ 181 貌；第二部分为调查家长对儿童使用iPad等智能电子产品的态度、用途、使用时间、儿童使用时的情绪表现、对该产品的喜好程度等，深入认识学龄前儿童在家庭中使用iPad产品的情况。在回收有效问卷并做统计分析之后，笔者发现数据脱离了都市家庭语境，无法表现深层动态事实。为此，笔者又根据幼儿园的人脉资源，进入家庭访问和参与观察儿童运用新技术的现场情境，从而具体了解当下都市家庭学龄前儿童如何使用新智能产品。二、文献综述 “学龄前儿童”通俗的解释为尚未达到入学年龄的儿童。本研究依照蒙台梭利在《童年的奥秘》中对儿童发展阶段的划分，主要的研究对象是3～6岁的学龄前儿童。让· 皮亚杰的“认知发展理论”将儿童思维划分为四个发展阶段，学龄前儿童的思维状况处于前运算阶段⑧，其主要特征在于儿童能够使用符号来表征物体和事件⑨。家庭环境是学龄前儿童成长的非常重要的环境。有效的家庭教育能够促进儿童习得社会生活的基本规范，培养儿童良好的道德品质和独立自主能力，促进儿童个性的形成与发展。⑩ 社会学者认为，儿童（child）和童年（childhood）的概念，是社会建构的结果。在传播学研究中，“大众媒介与儿童”始终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议题。四十年来，在大众传播领域，已经产生了许多关于儿童媒介需要及其满足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电视、电子游戏机和MTV等媒介上􀃊􀁉􀁓。西方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至20世纪20年代，由美国佩恩基金会资助的电影与青少年研究，当时广播和电视都尚未在社会中普及开来，电影是当时美国家庭娱乐的主要方式。此项研究被认为是传播学效果研究中的首个里程碑􀃊􀁉􀁔，也为日后的媒介与儿童研究定下了“效果研究”的基调。随着新的传播技术不断出现，国内外学者都开始将目光聚焦在信息技术与儿童的关系研究上。卡尔弗特《信息时代的儿童发展》一书可谓总结性论著，该书就从电子媒介到新的信息技术，对目前已有的和即将出现的可能影响儿童生活的各种信息技术进行总结描述，并讨论了这些技术对父母、教师和政策制定者的意义􀃊􀁉􀁕。卡尔弗特提醒读者不能对媒体影响儿童的问题下一个简单的结论，既不能过分推崇信息技术，也不能把信息技术视为魔鬼，她认为，信息技术对儿童的影响主要取决于人们如何使用信息技术。与卡尔弗特较为温和中立的观点不同，被誉为“数字经济之父”的作者唐·泰普斯科特在《数字化成长3.0》一书中，毫无保留地表达对信息技术的信任，他倡导全社会接受并学会使用新的信息技术，从而创造出“创新的公司，开明的家庭，所有的公民都能参与其中的民主社会，甚至是由网络连接成的新式社会”􀃊􀁉􀁖。尽管其观点显得过于乐观，但他却指出了一个不争的事实，即对于出生和成长在信息社会中的儿童来说，信息技术确实如空气一般存在于他们的生活中。正如李瑞林（Lee Rainie）在《数字原住民入侵工场》一文 2013/01 开放时代

开放时代中提到的22岁的大学生所言:“我才是生活在数字世界中的人,把玩更多的设备,对我父亲来说,那是工作;对我而言,这却是生活”⑥。围绕数字原住民( digital native)和数字移民( digital immigrant)的讨论,体现了西方学者对信息社会中儿童和成年人之间关系问题的关注。《童年之死》一书总结了媒介与儿童议题论辩中鲜明的两极化观点。一方面有人认为,媒体(尤其是电视媒体)导致了童年的消逝,媒体消解了儿童和成年之间的界限,从而破坏了成年人的权威;另一面的观点认为,在媒体的使用上,出现了越来越宽的代沟年轻人与父辈对新科技的体验不同,这种情况下,童年与成年人的界限不仅没有消失, 反而被加强了。不管持何种观点,技术进步改变的只是影响儿童的媒介技术形式,而对于媒介与儿童关系的硏究,却始终未能跳脱效果硏究的范式限制。与主流经验研究范式不同,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者意识到,受众在传播产业中付出了容易被忽略的非物质劳动。1977年,达拉斯·斯麦兹在《传播: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盲点》一文中,提出“受众商品论”,并指出,媒体上免费提供给观众的内容只是用来吸引受众的免费小菜,媒介真正生产的是受众的注意力,通过将此种“产品”打包卖给广告商来获利⑩。随着信息社会的到来,原本的“受众”概念逐渐被“媒体使用者”身份所取代。使用者的能动性大大提高,不再只是被动接受单向的信息传播。在新媒体语境中,斯麦兹的“受众商品理论”也应做新的理解,媒介使用者的“劳动”形式更加多样化,包括对媒介内容进行评论、转载等“再加工”和原创内容的生产。新技术发展促成了“受众商品”到 “使用者创造内容”(user- generate content,即生产消费合一)的转变。从“受众”到“产消者”( prosumer)的流变,引发了新一轮对传播过程中非物质劳动的讨论。台湾学者冯建三在《传播、文化与劳动》中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讨论。随着媒介技术的不断更新,致使“使用者创生的内容”的意义远远超出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产消者”等概念的指涉,并认为要把握“受众商品”新的蕴含,至少可以从政治和经济文化角度进行分析⑩。皮特森( Soren mork petersen)通过对使用者创造内容的价值的分析,指出互联网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赋予使用者参与传播活动中的主动权;另一方面,也为多公司提供了使用者创造出的内容搭便车的机会。⑩ 使用者创造价值的理念,具体到数字游戏产业的语境,就产生了“玩工”这一概念。邱林川在《新型网络社会的劳工问题》一文中,将朱利安·库克里奇( Julian Kulcklich)敏锐洞察到的¨ play labour'⑩一词翻译为“玩工”,通过互联网玩游戏的人,在娱乐的同时提供了一种免费劳动,这种免费劳动被用来帮助资本逻辑在新型网络社会中进行新一轮的圈地运动。邱林川认为这种“玩工”是新型网络劳工的重要组成部分(邱林川,2009。③ 电子媒介重新组合了人们交往的社会环境,削弱了有形地点与社会地点间曾经紧密的联系@。电子媒介创造了新的社会场景类型②。《童年消逝与儿童虚拟社区的兴起》分析电视或网络本身并不是导致童年消逝的真正原因,而是由于欠缺分级制。②吴良辉认为虚拟社区中的游戏本身是一种体力和脑力竞技,可以促进青少年手眼互动、解决问

中提到的22岁的大学生所言：“我才是生活在数字世界中的人，把玩更多的设备，对我父亲来说，那是工作；对我而言，这却是生活”􀃊􀁉􀁗。围绕数字原住民（digital native）和数字移民（digital immigrant）的讨论，体现了西方学者对信息社会中儿童和成年人之间关系问题的关注。《童年之死》一书总结了媒介与儿童议题论辩中鲜明的两极化观点。一方面有人认为，媒体（尤其是电视媒体）导致了童年的消逝，媒体消解了儿童和成年之间的界限，从而破坏了成年人的权威；另一面的观点认为，在媒体的使用上，出现了越来越宽的代沟，年轻人与父辈对新科技的体验不同，这种情况下，童年与成年人的界限不仅没有消失，反而被加强了。不管持何种观点，技术进步改变的只是影响儿童的媒介技术形式，而对于媒介与儿童关系的研究，却始终未能跳脱效果研究的范式限制。与主流经验研究范式不同，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者意识到，受众在传播产业中付出了容易被忽略的非物质劳动。1977年，达拉斯·斯麦兹在《传播：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盲点》一文中，提出“受众商品论”，并指出，媒体上免费提供给观众的内容只是用来吸引受众的免费小菜，媒介真正生产的是受众的注意力，通过将此种“产品”打包卖给广告商来获利􀃊􀁉􀁘。随着信息社会的到来，原本的“受众”概念逐渐被“媒体使用者”身份所取代。使用者的能动性大大提高，不再只是被动接受单向的信息传播。在新媒体语境中，斯麦兹的“受众商品理论”也应做新的理解，媒介使用者的“劳动”形式更加多样化，包括对媒介内容进行评论、转载等“再加工”和原创内容的生产。新技术发展促成了“受众商品”到 “使用者创造内容”（user-generate content，即生产消费合一）的转变。从“受众”到“产消者”（prosumer）的流变，引发了新一轮对传播过程中非物质劳动的讨论。台湾学者冯建三在《传播、文化与劳动》中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讨论。随着媒介技术的不断更新，致使“使用者创生的内容”的意义远远超出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产消者”等概念的指涉，并认为要把握“受众商品”新的蕴含，至少可以从政治和经济文化角度进行分析􀃊􀁉􀁙 。皮特森（Soren Mork Petersen）通过对使用者创造内容的价值的分析，指出互联网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赋予使用者参与传播活动中的主动权；另一方面，也为许多公司提供了使用者创造出的内容搭便车的机会。􀃊􀁉􀁚 使用者创造价值的理念，具体到数字游戏产业的语境，就产生了“玩工”这一概念。邱林川在《新型网络社会的劳工问题》一文中，将朱利安·库克里奇（Julian Kücklich）敏锐洞察到的“play labour”􀃊􀁉􀁛一词翻译为“玩工”，通过互联网玩游戏的人，在娱乐的同时提供了一种免费劳动，这种免费劳动被用来帮助资本逻辑在新型网络社会中进行新一轮的圈地运动。邱林川认为这种“玩工”是新型网络劳工的重要组成部分（邱林川，2009）。􀃊􀁊􀁒 电子媒介重新组合了人们交往的社会环境，削弱了有形地点与社会地点间曾经紧密的联系􀃊􀁊􀁓。电子媒介创造了新的社会场景类型􀃊􀁊􀁔。《童年消逝与儿童虚拟社区的兴起》分析电视或网络本身并不是导致童年消逝的真正原因，而是由于欠缺分级制。􀃊􀁊􀁕吴良辉认为虚拟社区中的游戏本身是一种体力和脑力竞技，可以促进青少年手眼互动、解决问 2013/01 开放时代传播与网络 □ 182 □ 183 题的能力、写作的能力。而《儿童媒介教育：批判力的视角》一文作者则认为，日益普及的大众媒介使得媒介环境有可能完全替代儿童的自然环境，从而导致儿童可能失去其天真本性，主体发生异化。􀃊􀁊􀁖在此李峰指出，在媒介环境中，儿童异化为“商品”“劳动力”、“奴隶”􀃊􀁊􀁗。学龄前儿童社会教育的目标在于培养自我意识、提升人际交往能力、增加社会环境与社会规范认知。􀃊􀁊􀁘信息化时代，电子媒介已经成为了儿童生活的重要虚拟环境，儿童花费大量时间用在看电视、玩视频游戏或者在电脑屏幕前与他人交往，这远远胜过他们阅读图书的时间。􀃊􀁊􀁙 在既有的传播学研究传统中，对于儿童与媒介问题的研究，始终无法跳脱效果研究的范式，在中国已然如此。近十五年来，大众传媒成为儿童社会化的重要承担者，而大众传媒对儿童社会化影响的研究，则以道德社会化问题居多，􀃊􀁊􀁚未能认识到同样作为受众，儿童与成人一样，已经被吸纳到整个传播产业的运作中来。对信息社会环境中“玩工”问题的讨论，主要集中在传播政治经济学者的论述中，这些研究者的目光主要集中在玩网络游戏的年轻人身上，没能留意到学龄前儿童这一特殊群体，如帕金翰所说：“一直都是消费者，即使实际的购买权掌握在代表他们利益的父母手中。”􀃊􀁊􀁛 资本与技术无孔不入，儿童也无法逃离如此社会情境。本研究认为，儿童是一个社会建构的概念，资本逻辑驱动下的信息技术渗透到人们生活的每个方面，家庭也不例外。在当代中国，计划生育政策使得传统家庭结构发生了变化。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个体家庭的意识和行为逐渐受市场运行状况和运行规律的影响和支配。因此，在家庭的儿童观中，竞争和收益的意识就越来越占据着主导地位。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都市家庭中，有关儿童的智力投资以及未来的竞争意识，变得特别突出和明显。􀃊􀁋􀁒受技术迷思的影响，计算机技能成为家长培养孩子能力的重要方面。随着以iPad和智能手机为代表的多媒体终端在社会的普及，儿童闲暇时光日渐被新媒体设备占据。当以培养信息技能、提高媒介素养、辅助学习为理由，使儿童曝露在新媒体面前时，他们得到的绝不仅仅是娱乐和计算机技能。本研究意在将“玩工”（play labour）的概念引入到儿童与媒介研究议题中，结合对上海都市家庭中儿童对新媒体的使用状况调查，考察资本推动下的技术，如何将儿童纳入市场运作体系，并在技术迷思的掩盖下，将儿童培养成信息社会的技术驯服者、“合格的”消费者和低龄“玩工”，从而反思科技力量与市场经济如何侵蚀都市儿童的成长。三、学龄前儿童iPad、iPhone等智能电子产品使用的实证研究阶层特征是影响消费者行为的重要社会特征之一􀃊􀁋􀁓。iPad、iPhone等智能电子产品目标消费群体比较集中在中高层收入群体。在上海，由各行业职员、科层制管理人员、政府公务员、知识分子（包括教师、自由职业者）等组成的社会群体构成了中产阶层的另

题的能力、写作的能力。而《儿童媒介教育:批判力的视角》一文作者则认为,日益普及的大众媒介使得媒介环境有可能完全替代儿童的自然环境,从而导致儿童可能失去其天真本性,主体发生异化。在此李峰指出,在媒介环境中,儿童异化为“商品”“劳动力”、“奴隶” 学龄前儿童社会教育的目标在于培养自我意识、提升人际交往能力、增加社会环境与社会规范认知。③信息化时代,电子媒介已经成为了儿童生活的重要虚拟环境,儿童花费大量时间用在看电视、玩视频游戏或者在电脑屏幕前与他人交往,这远远胜过他们阅读图书的时间。在既有的传播学研究传统中,对于儿童与媒介冋题的硏究,始终无法跳脱效果研究的范式,在中国已然如此。近十五年来,大众传媒成为儿童社会化的重要承担者,而大众传媒对儿童社会化影响的研究,则以道德社会化问题居多,②未能认识到同样作为受众,儿童与成人一样,已经被吸纳到整个传播产业的运作中来。对信息社会环境中“玩工”问题的讨论,主要集中在传播政治经济学者的论述中,这些研究者的目光主要集中在玩网络游戏的年轻人身上,没能留意到学龄前儿童这一特殊群体,如帕金翰所说: 直都是消费者,即使实际的购买权掌握在代表他们利益的父母手中。② 资本与技术无孔不人,儿童也无法逃离如此社会情境。本研究认为,儿童是一个社会建构的概念,资本逻辑驱动下的信息技术渗透到人们生活的每个方面,家庭也不例外。在当代中国,计划生育政策使得传统家庭结构发生了变化。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个体家庭的意识和行为逐渐受市场运行状况和运行规律的影响和支配。因此,在家庭的儿童观中,竞争和收益的意识就越来越占据着主导地位。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都市家庭中,有关儿童的智力投资以及未来的竞争意识,变得特别突出和明显。③受技术迷思的影响,计算机技能成为家长培养孩子能力的重要方面。随着以iPad和智能手机为代表的多媒体终端在社会的普及,儿童闲暇时光日渐被新媒体设备占据。当以培养信息技能、提髙媒介素养、辅助学习为理由,使儿童曝露在新媒体面前时,他们得到的绝不仅仅是娱乐和计算机技能。本研究意在将“玩工"( play labour)的概念引人到儿童与媒介研究议题中,结合对上海都市家庭中儿童对新媒体的使用状况调查,考察资本推动下的技术,如何将儿童纳人市场运作体系,并在技术迷思的掩盖下,将儿童培养成信息社会的技术驯服者、“合格的”消费者和低龄“玩工”,从而反思科技力量与市场经济如何侵蚀都市儿童的成长。学龄前儿童iPad、 iPhone等智能电子产品使用的实证研究阶层特征是影响消费者行为的重要社会特征之一。iPad、 iPhone等智能电子产品目标消费群体比较集中在中高层收入群体。在上海,由各行业职员、科层制管理人员政府公务员、知识分子(包括教师、自由职业者)等组成的社会群体构成了中产阶层的另

中提到的22岁的大学生所言：“我才是生活在数字世界中的人，把玩更多的设备，对我父亲来说，那是工作；对我而言，这却是生活”􀃊􀁉􀁗。围绕数字原住民（digital native）和数字移民（digital immigrant）的讨论，体现了西方学者对信息社会中儿童和成年人之间关系问题的关注。《童年之死》一书总结了媒介与儿童议题论辩中鲜明的两极化观点。一方面有人认为，媒体（尤其是电视媒体）导致了童年的消逝，媒体消解了儿童和成年之间的界限，从而破坏了成年人的权威；另一面的观点认为，在媒体的使用上，出现了越来越宽的代沟，年轻人与父辈对新科技的体验不同，这种情况下，童年与成年人的界限不仅没有消失，反而被加强了。不管持何种观点，技术进步改变的只是影响儿童的媒介技术形式，而对于媒介与儿童关系的研究，却始终未能跳脱效果研究的范式限制。与主流经验研究范式不同，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者意识到，受众在传播产业中付出了容易被忽略的非物质劳动。1977年，达拉斯·斯麦兹在《传播：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盲点》一文中，提出“受众商品论”，并指出，媒体上免费提供给观众的内容只是用来吸引受众的免费小菜，媒介真正生产的是受众的注意力，通过将此种“产品”打包卖给广告商来获利􀃊􀁉􀁘。随着信息社会的到来，原本的“受众”概念逐渐被“媒体使用者”身份所取代。使用者的能动性大大提高，不再只是被动接受单向的信息传播。在新媒体语境中，斯麦兹的“受众商品理论”也应做新的理解，媒介使用者的“劳动”形式更加多样化，包括对媒介内容进行评论、转载等“再加工”和原创内容的生产。新技术发展促成了“受众商品”到 “使用者创造内容”（user-generate content，即生产消费合一）的转变。从“受众”到“产消者”（prosumer）的流变，引发了新一轮对传播过程中非物质劳动的讨论。台湾学者冯建三在《传播、文化与劳动》中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讨论。随着媒介技术的不断更新，致使“使用者创生的内容”的意义远远超出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产消者”等概念的指涉，并认为要把握“受众商品”新的蕴含，至少可以从政治和经济文化角度进行分析􀃊􀁉􀁙 。皮特森（Soren Mork Petersen）通过对使用者创造内容的价值的分析，指出互联网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赋予使用者参与传播活动中的主动权；另一方面，也为许多公司提供了使用者创造出的内容搭便车的机会。􀃊􀁉􀁚 使用者创造价值的理念，具体到数字游戏产业的语境，就产生了“玩工”这一概念。邱林川在《新型网络社会的劳工问题》一文中，将朱利安·库克里奇（Julian Kücklich）敏锐洞察到的“play labour”􀃊􀁉􀁛一词翻译为“玩工”，通过互联网玩游戏的人，在娱乐的同时提供了一种免费劳动，这种免费劳动被用来帮助资本逻辑在新型网络社会中进行新一轮的圈地运动。邱林川认为这种“玩工”是新型网络劳工的重要组成部分（邱林川，2009）。􀃊􀁊􀁒 电子媒介重新组合了人们交往的社会环境，削弱了有形地点与社会地点间曾经紧密的联系􀃊􀁊􀁓。电子媒介创造了新的社会场景类型􀃊􀁊􀁔。《童年消逝与儿童虚拟社区的兴起》分析电视或网络本身并不是导致童年消逝的真正原因，而是由于欠缺分级制。􀃊􀁊􀁕吴良辉认为虚拟社区中的游戏本身是一种体力和脑力竞技，可以促进青少年手眼互动、解决问 2013/01 开放时代传播与网络 □ 182 □ 183 题的能力、写作的能力。而《儿童媒介教育：批判力的视角》一文作者则认为，日益普及的大众媒介使得媒介环境有可能完全替代儿童的自然环境，从而导致儿童可能失去其天真本性，主体发生异化。􀃊􀁊􀁖在此李峰指出，在媒介环境中，儿童异化为“商品”“劳动力”、“奴隶”􀃊􀁊􀁗。学龄前儿童社会教育的目标在于培养自我意识、提升人际交往能力、增加社会环境与社会规范认知。􀃊􀁊􀁘信息化时代，电子媒介已经成为了儿童生活的重要虚拟环境，儿童花费大量时间用在看电视、玩视频游戏或者在电脑屏幕前与他人交往，这远远胜过他们阅读图书的时间。􀃊􀁊􀁙 在既有的传播学研究传统中，对于儿童与媒介问题的研究，始终无法跳脱效果研究的范式，在中国已然如此。近十五年来，大众传媒成为儿童社会化的重要承担者，而大众传媒对儿童社会化影响的研究，则以道德社会化问题居多，􀃊􀁊􀁚未能认识到同样作为受众，儿童与成人一样，已经被吸纳到整个传播产业的运作中来。对信息社会环境中“玩工”问题的讨论，主要集中在传播政治经济学者的论述中，这些研究者的目光主要集中在玩网络游戏的年轻人身上，没能留意到学龄前儿童这一特殊群体，如帕金翰所说：“一直都是消费者，即使实际的购买权掌握在代表他们利益的父母手中。”􀃊􀁊􀁛 资本与技术无孔不入，儿童也无法逃离如此社会情境。本研究认为，儿童是一个社会建构的概念，资本逻辑驱动下的信息技术渗透到人们生活的每个方面，家庭也不例外。在当代中国，计划生育政策使得传统家庭结构发生了变化。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个体家庭的意识和行为逐渐受市场运行状况和运行规律的影响和支配。因此，在家庭的儿童观中，竞争和收益的意识就越来越占据着主导地位。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都市家庭中，有关儿童的智力投资以及未来的竞争意识，变得特别突出和明显。􀃊􀁋􀁒受技术迷思的影响，计算机技能成为家长培养孩子能力的重要方面。随着以iPad和智能手机为代表的多媒体终端在社会的普及，儿童闲暇时光日渐被新媒体设备占据。当以培养信息技能、提高媒介素养、辅助学习为理由，使儿童曝露在新媒体面前时，他们得到的绝不仅仅是娱乐和计算机技能。本研究意在将“玩工”（play labour）的概念引入到儿童与媒介研究议题中，结合对上海都市家庭中儿童对新媒体的使用状况调查，考察资本推动下的技术，如何将儿童纳入市场运作体系，并在技术迷思的掩盖下，将儿童培养成信息社会的技术驯服者、“合格的”消费者和低龄“玩工”，从而反思科技力量与市场经济如何侵蚀都市儿童的成长。三、学龄前儿童iPad、iPhone等智能电子产品使用的实证研究阶层特征是影响消费者行为的重要社会特征之一􀃊􀁋􀁓。iPad、iPhone等智能电子产品目标消费群体比较集中在中高层收入群体。在上海，由各行业职员、科层制管理人员、政府公务员、知识分子（包括教师、自由职业者）等组成的社会群体构成了中产阶层的另

图1：家庭购买iPad等电子产品的动机调查一个主体即新中产阶层——以知识和技能谋生的阶层􀃊􀁋􀁔，iPad、iPhone等受到这一群体的普遍青睐就是这一群体有着“时尚消费”􀃊􀁋􀁕、“符号消费”􀃊􀁋􀁖的特征再现。这一阶层大多为中年人，成立家庭具有一定消费水平，育有独生子女，并视其为“掌上明珠”。父母重视子女的教育，并在社会化的过程中加入当下技术产品的选择。对子女有较高的成才期望，这在他们对新媒介技术产品上的使用和满足儿童要求方面均有所体现。上海市杨浦区复旦大学附属幼儿园、爱德双语艺术幼儿园的学生家长主要来自大学或是白领阶层，利于笔者洞察“知识分子”家庭的父母对儿童使用iPad的看法；本次调查一共发放问卷100份，两所幼儿园各50份，两所学校小、中、大班分别发放问卷为小班 10份、中班20份、大班20份，由小朋友带回家中，父母填写后，幼儿园老师帮忙回收，有效问卷共回收97份。最后数据经过社会科学打包文件（spss）进行统计分析。数据分析结果显示出家长对儿童智能产品玩乐做出相当理性的时间控制，为了进一步确认数据与情境的相适性，笔者再次联系家长，进入10户家庭进行访谈和参与观察，并在幼儿园和小朋友进行交流，体察问卷不能再现的新技术动态使用场景。（一）在开展调查前，研究者进行了四项研究假设 2013/01 开放时代传播与网络 □ 184 □ 185 第一，学龄前儿童对iPad、iPhone等智能电子产品喜爱程度偏高；第二，学龄前儿童使用iPad、iPhone等智能电子产品以玩游戏为主；第三，父母对学龄前儿童使用iPad、iPhone等智能电子产品基本持赞同的态度；第四，家庭收入和父母学历水平较高者与对儿童使用iPad、iPhone等智能电子产品态度方面存在相关关系。（二）研究发现 1. 家长购买 iPad、iPhone 等智能电子产品意图及对儿童使用 iPad、iPhone 等智能电子产品的基本态度分析显示，42.6%的家长选择了为自己购买新媒介产品，7.2%的家长选择为孩子购买，50%的家长选择了既为孩子也为自己购买。同时还有家长在问卷空白处写明，“绝对不会单纯为孩子购买”。为孩子购买的家长基本出于“早教工具”和“为孩子生活增添乐趣”两种考虑；为自己的购买者则集中在“追赶潮流，共享乔布斯迷思，对最新科技有着强烈兴趣”，占72.8%。通过这一分析发现，这一阶层的家长对新技术有着比较强烈的追赶趋势，这也契合了鲍德里亚所讲“符号消费”的特点（见图1）。 2. 家长对孩子使用iPad、iPhone等产品的基本态度。从分析结果看，对是否赞同使用 iPad、iPhone 等产品，家长基本保持开放的态度有 43.3%明确表示赞同儿童使用，42.3%表示无所谓，只有14.4%的家长明确表示反对儿童使用此类电子媒介。大部分家长认为使用 iPad 等电子产品对儿童正面影响大，占 65.3%；具体正面影响主要有“增长知识、开发智力”，比例达到51.3%；有36.3%的家长认为可以为儿童提供娱乐，培养兴趣。涉及负面影响时，多数家长的担心在于儿童过于 “沉溺网络依赖技术”和“脱离实际，不善交流”两个方面，二者占有负面影响的比例为 85.2%。再者，51%家长认为，此类产品对儿童的成长不是特别重要，使用与否对儿童成长不会造成影响；认为非常重要的家长只占3.1%，35.4%的家长认为智能产品对儿童成长比较重要，儿童应当适当的学习（见表1）。总之，分析看出在上海，都市家庭生活中智能电子媒介已经成为家庭空间中的重要媒介物，家长对儿童接触新兴数字产品基本保持开放的态度，赞同儿童使用iPad、iPhone等智能电子产品，并认为儿童使用此类产品的有着积极的意义，儿童适当使用可以使其增长知识、开发智力。与此同时，家长普遍对儿童可能会沉溺网络过于依赖技术，或者脱离现实不愿与人交流两个方面表示担忧。从长远来看，多数家长认为iPad、iPhone等新技术产品在儿童的成长过程扮演着并不十分重要的角色。由于这一年龄段的儿童在认知、思维、主动性等各方面的发展还完全依赖于家长的监管，因此，家长对学龄前儿童的使用上存在十分重要的影响。调查的结果显示出中国都市家庭中，尽管家长对新技术产品表现出了比较明显的兴趣，并且积极使用iPad、iPhone等产品，但是在学龄前儿童的教育、游戏工具等的选择和管理上表现出了理性的一面。一方面他们认为儿童媒介技能是融入社会必不可少的工具。同时，涉及儿童早期教育时又表现出了难得的理智，对儿童使用的时间、主要用

第一,学龄前儿童对iPad、 iPhone等智能电子产品喜爱程度偏高; 第二,学龄前儿童使用iPad、 iPhone等智能电子产品以玩游戏为主第三,父母对学龄前儿童使用iPad、 iPhone等智能电子产品基本持赞同的态度第四,家庭收入和父母学历水平较高者与对儿童使用iPad、 iPhone等智能电子产品态度方面存在相关关系 (二)研究发现 1.家长购买ad、 iPhone等智能电子产品意图及对儿童使用iPad、 iPhone等智能电子产品的基本态度分析显示,42.6%的家长选择了为自己购买新媒介产品,7.2%的家长选择为孩子购买,50%的家长选择了既为孩子也为自己购买。同时还有家长在问卷空白处写明,“绝对不会单纯为孩子购买”。为孩子购买的家长基本出于“早教工具”和“为孩子生活增添乐趣”两种考虑;为自己的购买者则集中在“追赶潮流,共享乔布斯迷思,对最新科技有着强烈兴趣”,占72.8%。通过这一分析发现,这一阶层的家长对新技术有着比较强烈的追赶趋势,这也契合了鲍德里亚所讲“符号消费”的特点(见图1) 2.家长对孩子使用Pad、 iPhone等产品的基本态度。从分析结果看,对是否赞同使用iad、 iPhone等产品,家长基本保持开放的态度有 43.3%明确表示赞同儿童使用,42.3%表示无所谓,只有14.4%的家长明确表示反对儿童使用此类电子媒介。大部分家长认为使用iad等电子产品对儿童正面影响大,占 653%;具体正面影响主要有“增长知识、开发智力”,比例达到51.3%;有36.3%的家长认为可以为儿童提供娱乐,培养兴趣。涉及负面影响时,多数家长的担心在于儿童过于 “沉溺网络依赖技术”和“脱离实际,不善交流”两个方面,二者占有负面影响的比例为 5.2%。再者,51%家长认为,此类产品对儿童的成长不是特别重要,使用与否对儿童成长不会造成影响;认为非常重要的家长只占3.1%,35.4%的家长认为智能产品对儿童成长比较重要,儿童应当适当的学习(见表1)。总之,分析看出在上海,都市家庭生活中智能电子媒介已经成为家庭空间中的重要媒介物,家长对儿童接触新兴数字产品基本保持开放的态度,赞同儿童使用iPad、 iPhone等智能电子产品,并认为儿童使用此类产品的有着积极的意义,儿童适当使用可以使其增长知识、开发智力。与此同时,家长普遍对儿童可能会沉溺网络过于依赖技术,或者脱离现实不愿与人交流两个方面表示担忧从长远来看,多数家长认为iad、 iPhone等新技术产品在儿童的成长过程扮演着并不十分重要的角色。由于这一年龄段的儿童在认知、思维、主动性等各方面的发展还完全依赖于家长的监管,因此,家长对学龄前儿童的使用上存在十分重要的影响。调查的结果显示出中国都市家庭中,尽管家长对新技术产品表现出了比较明显的兴趣,并且积极使用iad、 iPhone等产品,但是在学龄前儿童的教育、游戏工具等的选择和管理上表现出了理性的一面。一方面他们认为儿童媒介技能是融入社会必不可少的工具。同时,涉及儿童早期教育时又表现出了难得的理智,对儿童使用的时间、主要用

图1：家庭购买iPad等电子产品的动机调查一个主体即新中产阶层——以知识和技能谋生的阶层􀃊􀁋􀁔，iPad、iPhone等受到这一群体的普遍青睐就是这一群体有着“时尚消费”􀃊􀁋􀁕、“符号消费”􀃊􀁋􀁖的特征再现。这一阶层大多为中年人，成立家庭具有一定消费水平，育有独生子女，并视其为“掌上明珠”。父母重视子女的教育，并在社会化的过程中加入当下技术产品的选择。对子女有较高的成才期望，这在他们对新媒介技术产品上的使用和满足儿童要求方面均有所体现。上海市杨浦区复旦大学附属幼儿园、爱德双语艺术幼儿园的学生家长主要来自大学或是白领阶层，利于笔者洞察“知识分子”家庭的父母对儿童使用iPad的看法；本次调查一共发放问卷100份，两所幼儿园各50份，两所学校小、中、大班分别发放问卷为小班 10份、中班20份、大班20份，由小朋友带回家中，父母填写后，幼儿园老师帮忙回收，有效问卷共回收97份。最后数据经过社会科学打包文件（spss）进行统计分析。数据分析结果显示出家长对儿童智能产品玩乐做出相当理性的时间控制，为了进一步确认数据与情境的相适性，笔者再次联系家长，进入10户家庭进行访谈和参与观察，并在幼儿园和小朋友进行交流，体察问卷不能再现的新技术动态使用场景。（一）在开展调查前，研究者进行了四项研究假设 2013/01 开放时代传播与网络 □ 184 □ 185 第一，学龄前儿童对iPad、iPhone等智能电子产品喜爱程度偏高；第二，学龄前儿童使用iPad、iPhone等智能电子产品以玩游戏为主；第三，父母对学龄前儿童使用iPad、iPhone等智能电子产品基本持赞同的态度；第四，家庭收入和父母学历水平较高者与对儿童使用iPad、iPhone等智能电子产品态度方面存在相关关系。（二）研究发现 1. 家长购买 iPad、iPhone 等智能电子产品意图及对儿童使用 iPad、iPhone 等智能电子产品的基本态度分析显示，42.6%的家长选择了为自己购买新媒介产品，7.2%的家长选择为孩子购买，50%的家长选择了既为孩子也为自己购买。同时还有家长在问卷空白处写明，“绝对不会单纯为孩子购买”。为孩子购买的家长基本出于“早教工具”和“为孩子生活增添乐趣”两种考虑；为自己的购买者则集中在“追赶潮流，共享乔布斯迷思，对最新科技有着强烈兴趣”，占72.8%。通过这一分析发现，这一阶层的家长对新技术有着比较强烈的追赶趋势，这也契合了鲍德里亚所讲“符号消费”的特点（见图1）。 2. 家长对孩子使用iPad、iPhone等产品的基本态度。从分析结果看，对是否赞同使用 iPad、iPhone 等产品，家长基本保持开放的态度有 43.3%明确表示赞同儿童使用，42.3%表示无所谓，只有14.4%的家长明确表示反对儿童使用此类电子媒介。大部分家长认为使用 iPad 等电子产品对儿童正面影响大，占 65.3%；具体正面影响主要有“增长知识、开发智力”，比例达到51.3%；有36.3%的家长认为可以为儿童提供娱乐，培养兴趣。涉及负面影响时，多数家长的担心在于儿童过于 “沉溺网络依赖技术”和“脱离实际，不善交流”两个方面，二者占有负面影响的比例为 85.2%。再者，51%家长认为，此类产品对儿童的成长不是特别重要，使用与否对儿童成长不会造成影响；认为非常重要的家长只占3.1%，35.4%的家长认为智能产品对儿童成长比较重要，儿童应当适当的学习（见表1）。总之，分析看出在上海，都市家庭生活中智能电子媒介已经成为家庭空间中的重要媒介物，家长对儿童接触新兴数字产品基本保持开放的态度，赞同儿童使用iPad、iPhone等智能电子产品，并认为儿童使用此类产品的有着积极的意义，儿童适当使用可以使其增长知识、开发智力。与此同时，家长普遍对儿童可能会沉溺网络过于依赖技术，或者脱离现实不愿与人交流两个方面表示担忧。从长远来看，多数家长认为iPad、iPhone等新技术产品在儿童的成长过程扮演着并不十分重要的角色。由于这一年龄段的儿童在认知、思维、主动性等各方面的发展还完全依赖于家长的监管，因此，家长对学龄前儿童的使用上存在十分重要的影响。调查的结果显示出中国都市家庭中，尽管家长对新技术产品表现出了比较明显的兴趣，并且积极使用iPad、iPhone等产品，但是在学龄前儿童的教育、游戏工具等的选择和管理上表现出了理性的一面。一方面他们认为儿童媒介技能是融入社会必不可少的工具。同时，涉及儿童早期教育时又表现出了难得的理智，对儿童使用的时间、主要用

开放时代表1:家长对儿童使用电子产品持有的态度调查是否赞同使用影响程度具体正面影响具体负面影响产品对儿童成长的重要程度赞同:433%正面影响大:增长知识 65.3% 沉溺网络依赖技术:非常重要:3.10% 23.80% 无所谓:42.3% 负面影响大:开发智力脱离现实不善交流:比较重要 34.7% 38.50% 不赞同:144% 提供娱乐: 损伤视力:4.5% 不是特别重要 51% 培养兴趣:8接触广告等不良信息:一点也不重要 10.4 提高交际能力及其他:126%以上全包括:57% 表2:儿童对iPad或 iPhone的喜爱程度调查频数百分比有效百分比总百分比 (Frequency)(Percent)( Valid Percent)( Cumulative Percent) 非常喜欢 41.2 41.2 比较喜欢 814 有效变量般 14.4 14.4 95.9 ( Valid)不大喜欢点也不喜欢 1.0 100.0 总计 97 100.0 100.0 途、使用目的、喜爱程度、使用之后的心理、情绪反应等都十分清楚,并且多数家长还会在儿童使用的过程中给予指导,并通过与儿童的交流来达到启发智力的教育目的 3.儿童使用iPad、 iPhone等智能电子产品的具体情况调查总体来讲,学龄前儿童对iPad一类新媒介产品表示了极大的兴趣。非常喜欢的比例占到41.2%,比较喜欢的占40.2%,一般情况的占14.4%,在所有被调查中不大喜欢或不喜欢的仅有4.1%。由此看来,几乎90%以上的儿童都对这种新技术产品表示喜欢或者感兴趣(见表2)。在被问及儿童最感兴趣的特征时,63.7%的家长认为儿童最喜欢“各种各样的游戏”。再者,“进行人机互动”也是一个比较感兴趣的因素,占总比例的 18.7%,“触摸屏设计”这一特点对儿童的吸引力并没有对学龄前儿童产生非常大的吸引力,仅占有14.3%(见表3)。通过分析可以看出,学龄前儿童对iad、 iPhone等智能终端比较喜欢,大多数在于这些设备上自带或者能够网上下载各种游戏。游戏始终是学龄前儿童使用iPad等智能产品的最重要因素

表1：家长对儿童使用电子产品持有的态度调查是否赞同使用赞同：43.3% 无所谓：42.3% 不赞同：14.4% 影响程度正面影响大： 65.3% 负面影响大： 34.7% 具体正面影响增长知识： 23.80% 开发智力： 27.5% 提供娱乐： 27.50% 培养兴趣：8.8% 提高交际能力及其他：12.6% 具体负面影响沉溺网络依赖技术： 50% 脱离现实不善交流： 35.2% 损伤视力：4.5% 接触广告等不良信息： 4.5% 以上全包括：5.7% 产品对儿童成长的重要程度非常重要：3.10% 比较重要： 38.50% 不是特别重要： 51% 一点也不重要： 10.4% 途、使用目的、喜爱程度、使用之后的心理、情绪反应等都十分清楚，并且多数家长还会在儿童使用的过程中给予指导，并通过与儿童的交流来达到启发智力的教育目的。 3. 儿童使用iPad、iPhone等智能电子产品的具体情况调查总体来讲，学龄前儿童对iPad一类新媒介产品表示了极大的兴趣。非常喜欢的比例占到41.2%，比较喜欢的占40.2%，一般情况的占14.4%，在所有被调查中不大喜欢或不喜欢的仅有4.1%。由此看来，几乎90%以上的儿童都对这种新技术产品表示喜欢或者感兴趣（见表2）。在被问及儿童最感兴趣的特征时，63.7%的家长认为儿童最喜欢“各种各样的游戏”。再者，“进行人机互动”也是一个比较感兴趣的因素，占总比例的 18.7%，“触摸屏设计”这一特点对儿童的吸引力并没有对学龄前儿童产生非常大的吸引力，仅占有14.3%（见表3）。通过分析可以看出，学龄前儿童对iPad、iPhone等智能终端比较喜欢，大多数在于这些设备上自带或者能够网上下载各种游戏。游戏始终是学龄前儿童使用iPad等智能产品的最重要因素。表2：儿童对iPad或iPhone的喜爱程度调查有效变量（Valid）非常喜欢比较喜欢一般不大喜欢一点也不喜欢总计频数（Frequency） 40 39 14 3 1 97 百分比（Percent） 41.2 40.2 14.4 3.1 1.0 100.0 有效百分比（Valid Percent） 41.2 40.2 14.4 3.1 1.0 100.0 总百分比（Cumulative Percent） 41.2 81.4 95.9 99.0 100.0 2013/01 开放时代传播与网络 □ 186 □ 187 4. 学龄前儿童使用习惯的调查在父母的监管之下，64.4%的学龄前儿童一次使用iPad、iPhone等智能电子产品的时间一般在10～30分钟之间，33.3%的儿童使用时间在30～60分钟之间。同时，儿童使用 iPad、iPhone等智能电子产品主要用于玩益智型游戏，这一比例高达73.6%。儿童用来玩游戏的时间一般在0～40分钟之内，这一比例达到80.9%。儿童用来看视频（如动画片、有效变量（Valid）无效（Missing）总计玩智力游戏上网浏览网页学习网络课程看视频（如动画片、电影等）使用聊天工具（如腾讯QQ等）其他总计 0 频数（Frequency） 67 2 3 10 5 4 91 6 97 比率（Percent） 69.1 2.1 3.1 10.3 5.2 4.1 93.8 6.2 100.0 有效百分比（Valid Percent） 73.6 2.2 3.3 11.0 5.5 4.4 100.0 总百分比（Cumulative Percent） 73.6 75.8 79.1 90.1 95.6 100.0 表4：儿童的电子产品使用内容调查有效变量（Valid）无效（Missing）总计触摸屏设计各种各样的游戏灵活轻便，可以随身携带进行人机互动全部都有总计 0 系统统计（System）总计频数（Frequency） 13 58 2 17 1 91 5 1 6 97 百分比（Percent） 13.4 59.8 2.1 17.5 1.0 93.8 5.2 1.0 6.2 100 有效百分比（Valid Percent） 14.3 63.7 2.2 18.7 1.1 100.0 总百分比（Cumulative Percent） 14.3 78.0 80.2 98.9 100.0 表3：iPad或iPhone吸引儿童的特点

开放时代表5:儿童使用电子产品与父亲学历关系父亲学历使用Pad或 Phone玩游戏时间皮尔森相关系数 Pearson Correlation) 0.227* 父亲学历 Sig(2-tailed) 0.028 皮尔森相关系数使用iPad Pearson Correlation) 0.227* 或 iPhone玩游戏 Sig(2-tailed) 0.028 电影等)占10.3%,“学习网络课程”一项,仅占3.3%(见表4)。由此,可以看出,学龄前儿童每天使用iPad、 iPhone等智能电子产品的时间没有预期假设的多,这主要在于家长对此有明显的控制意识,使得儿童只能在规定时间使用,从而能够有效控制儿童接触此类产品,以避免对其产生不良影响 4.父母学历与儿童玩游戏时间之间的相关度通过数据分析可以看出,“父亲学历”与“学龄前儿童使用 iPad. iPhone等智能电子产品玩游戏时间”相关,二者是负相关系。父亲学历越高,允许儿童使用其玩游戏的时间越短。反之,学历越低,则时间越长。家长学历对儿童使用iPad、 iPhone等智能产品玩游戏的时间上会产生一些影响。(见表5) 总之,通过问卷调查可以看出,一方面,在当下中国的都市家庭环境中,尽管家长对最新科技产品保持较高关注度,追求“时尚科技”,但是在学龄前儿童的新媒介产品使用方面保持了一定的警惕和理性的管制,他们有意识地控制学龄前儿童使用时间,在使用过程中积极引导儿童科学的使用新媒介产品。近期,西方媒体上不断爆出有关儿童迷恋Pad、iP"hone等电子产品的负面消息。与国外家庭相比,中国都市家庭表现出一定的理性和客观性。在调査可及的范围内几乎没有发现“iPad宝宝”等现象。透过实证数据结果,笔者发现都市知识与白领家庭对儿童玩乐新技术产品的理性控制。但问卷形式过于单一,为此,笔者回到日常生活的动态语境,直接选取10个家庭进行入户访问与观察,从而弥补貌似客观的静态数据的不足当笔者深入家庭的实际访谈和观察却又发现实际情况比问卷调査的结果严重得多。这就说明问卷的远距离调查会因为各种因素的左右而未能如实再现儿童与电子智能产品的关联,家长替代儿童填写表格渗透了自己的主观顾虑。比如担心老师对孩子印象不良就尽量让问卷再现的内容表现出乖孩子的言行等案例1,复旦大学附属幼儿园大班,张元(化名):表现积极热情,非常喜欢iad。每

电影等）占10.3%，“学习网络课程”一项，仅占3.3%（见表4）。由此，可以看出，学龄前儿童每天使用iPad、iPhone等智能电子产品的时间没有预期假设的多，这主要在于家长对此有明显的控制意识，使得儿童只能在规定时间使用，从而能够有效控制儿童接触此类产品，以避免对其产生不良影响。 4. 父母学历与儿童玩游戏时间之间的相关度通过数据分析可以看出，“父亲学历”与“学龄前儿童使用iPad、iPhone等智能电子产品玩游戏时间”相关，二者是负相关系。父亲学历越高，允许儿童使用其玩游戏的时间越短。反之，学历越低，则时间越长。家长学历对儿童使用iPad、iPhone等智能产品玩游戏的时间上会产生一些影响。（见表5）总之，通过问卷调查可以看出，一方面，在当下中国的都市家庭环境中，尽管家长对最新科技产品保持较高关注度，追求“时尚科技”，但是在学龄前儿童的新媒介产品使用方面保持了一定的警惕和理性的管制，他们有意识地控制学龄前儿童使用时间，在使用过程中积极引导儿童科学的使用新媒介产品。近期，西方媒体上不断爆出有关儿童迷恋iPad、iPhone等电子产品的负面消息。与国外家庭相比，中国都市家庭表现出一定的理性和客观性。在调查可及的范围内几乎没有发现“iPad宝宝”等现象。透过实证数据结果，笔者发现都市知识与白领家庭对儿童玩乐新技术产品的理性控制。但问卷形式过于单一，为此，笔者回到日常生活的动态语境，直接选取10个家庭进行入户访问与观察，从而弥补貌似客观的静态数据的不足。当笔者深入家庭的实际访谈和观察却又发现实际情况比问卷调查的结果严重得多。这就说明问卷的远距离调查会因为各种因素的左右而未能如实再现儿童与电子智能产品的关联，家长替代儿童填写表格渗透了自己的主观顾虑。比如担心老师对孩子印象不良就尽量让问卷再现的内容表现出乖孩子的言行等。案例1，复旦大学附属幼儿园大班，张元（化名）：表现积极热情，非常喜欢iPad。每表5：儿童使用电子产品与父亲学历关系父亲学历使用iPad 或iPhone玩游戏时间皮尔森相关系数（Pearson Correlation） Sig.（2-tailed） N 皮尔森相关系数（Pearson Correlation） Sig.（2-tailed） N 父亲学历 1 97 -0.227* 0.028 94 使用iPad或iPhone玩游戏时间 -0.227* 0.028 94 1 94 2013/01 开放时代传播与网络 □ 188 □ 189 天放学回家可以自由使用 iPad，上网、玩游戏等。晚饭前，父母忙于家务基本不会管他。晚饭过后家长则忙自己的工作，孩子继续用iPad玩游戏。张元同学每天使用iPad 的时间大概是两个半小时。案例2，爱德双语艺术幼稚园大班，Alice和Joe（化名）：两位女同学是邻居，由于父母工作比较忙，所以两人几乎每天放学回家都会聚在一起玩iPad游戏或上网逛淘宝。尽管只有6岁，二人已经可以熟练掌握网购技巧，并经常自己在淘宝网上买东西。案例3，复旦大学附属幼儿园中班，许小宁（化名）：不太喜欢iPad，用过一个月之后就不再玩了。现在只是偶尔用它看电子书，但是由于家长担心对眼睛不好，所以几乎不用。小宁说自己每天放学回去也很少看电视，大部分时间是看书、做运动，再就是父亲陪着练习象棋。案例4，爱德双语艺术幼稚园小班，黄凯（化名）：iPad是父母为自己买的生日礼物。自从有了iPad之后几乎不看电视。每天回家用iPad看动画片，玩切水果游戏，或者在网上下载其他游戏。每天睡觉时会将iPad放在枕头边，否则会睡不着。通过对儿童使用情况的观察以及访谈，笔者发现在避开家长陪伴，单独和儿童面谈，小孩子们畅所欲言，坦率说出对iPad等智能电子产品的好奇与迷恋。比如，若干孩子透露出自己的小秘密，睡觉前和家长讨价还价的条件就是允许其再玩多少时间的 iPad游戏。孩子们看见大家都玩这些产品，觉得自己理应也是玩乐群体的一员。而且，家长也喜欢用iPad和手机，晚餐后各自看电子产品，家庭交流十分有限。孩子缠家长讲故事或玩乐游戏时，家长习惯同意孩子玩乐智能产品，解放自己免于被孩子捆绑。孩子们还谈到现在很多儿童商店最吸引人的营销广告就是抽奖iPad，访谈中的一个孩子就是2011年通过抽奖获得iPad，作为奖品，孩子爱不释手，甚至睡觉也放在枕头边。调查问卷数据也显示，学龄前儿童对iPad、iPhone等智能产品都有极大的兴趣，普遍喜欢这些新科技产品，且主要用其来玩游戏，游戏过程中投入程度很高，79.8%的儿童比较投入乃至非常投入，全神贯注。且当家长规定时间拿走设备时，78.9%学龄前儿童会有情绪上的反应，特别是儿童投入性极高时，儿童会表现出强烈的情绪反应，不满或者不高兴。以上案例也可看出，iPad甚至某种程度上扮演了过去电视所担负的保姆（Babysitter）的角色，儿童沉迷游戏、网上消费等现象也存在，可见，国外的iPad宝宝现象在中国家庭中同样存在。对学龄前儿童而言，感觉、思维、认知方面皆处于从自然性向社会性的发展过程中。新媒介技术进入家庭，成为生活中的一部分，使之主动参与和进入虚拟网络空间的提供可能。许多家长以有助于儿童早期教育的名义让儿童自主使用媒介产品，新媒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