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版序5 那么它最后为什么走向解体，从历史上隐没了呢？这是一个很大的问 题，此处自不能轻率作答：但因与本书的论旨有关，我也不能不略陈所 见，以结束这篇序文。让我先借一个著名的古典譬喻为讨论的始点。 杜牧《注孙子序》论“盘之走丸”说： 丸之走盘，横斜圆直，计于临时，不可尽知。其必可知者，是知 丸不能出于盘也。(《樊川文集》卷十) “士”的传统可比之于“盘”，而“士”在各阶段的活动，特别是那些“断裂” 性的发展，则可比之于“丸”。过去两于多年中国之所以存在着一个源 远流长的“士”的传统，正是因为“士”的种种思想与活动，尽管“横斜圆 直，计于临时，不可尽知”，并没有越出“传统”的大范围，便像丸未出盘 一样。而这一传统之所以终于走进历史则是因丸已出盘，原有的传统 架构已不足以统摄“土”的新“断裂”活动了。 最迟从上世纪的三四十年代以来，中国知识界已逐渐取得一个共 识：“土”（或“土大夫”）已一去不复返，代之而起的是现代的知识人（即 “intellectual'”,通译为“知识分子”)，知识人代士而起宣告了“土”的传统 的结束：这便是本书研究的下限。这个下限的断代应该划在何时呢？ 大致上说，十丸与二十世纪交替之际是关键的时刻。如果要进一步寻 找一个更精确的日期，我以为光绪三十一年(195)科举废止是一个最 有象征意义的年份。这一点和“士”的性质有关，不能不咯作解释。“士 志于道”一一一这是孔子最早为“土”所立下的规定。用现代的话说，“道” 相当于一套价值系统。但这套价值系统是必须通过社会实践以求其实 现的；唯有如此，“天下无道”才有可能变为“天下有道”。所以“士”在中 国史初出现的时候便有了参与“治天下”的要求。这个要求是普遍的， 并不仅限于儒家。司马谈告诉我们：“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 为治者也。”刘向论名家也“论坚白异同，以为可以治天下”。这更证实 了司马谈的说法。（见本书第一篇)先秦以未“士”的参政要求，由于种 种因缘，竟在汉代实现了。汉武帝接受了董仲舒、公孙弘等人“独尊儒 术”的提议之后，不但郡县举孝廉改以“”为对象，太学中博士弟子更 成为人仕的重要途径。从此汉代郎、吏由“士：”出身便制度化了。博土 弟子“甲科”为郎已是考试的结果；东汉顺帝阳嘉元年（一三）不但规 定孝廉限于“诸生”和“文吏”两项，而H还要加以考试。（详见严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