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生活于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人们来说,思想的物化意味着我们只能停 留于对既定社会秩序的直接接受,再也没有能力对既定的社会权力关系有任何 触动和改变。“把所有的既存的事物纳入逻辑形式主义的体系,这在表面上看起 来是主体性的胜利,我们实际上却为之付出了重要的代价,我们的理性因此而 完全屈从于既定的直接的存在。…无法对既定的现实进行有规定的否定,数学的 形式主义以数字为中介,而数字是关于直接的现实的最抽象的形式,数学形式 主义因此使思想停留于直接性。实际存在的一切被合法化,知识只限于对这些 实际存在的东西进行重复,思想成为了同义反复。”28(P20)这段话告诉我们, 思想的物化所带来的是思想的直接性,即,我们重新陷入了对既定的社会现实 的崇拜。所谓思想现在只意味着对既定的社会现实进行数学化的加工。经由如此 的加工,人被确立为世界的表面的主体。但实际上,这样的数学化加工过程却只 是对既定的社会现实进行重复、进而使之得到合法化的过程。在人的主体性的幻 象之下,真正所发生着的是人对既定的社会权力关系的服从和守护。启蒙的总体 性的诉求最终使理性(被物化了的思想)沦为了维护社会权力的自我持存的工具。 初步的结论:自我保存的理性与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社会统治 论述至此,我们就可以初步回答导论所提出的问题了,即,霍克海默和阿 多诺在《启蒙辩证法》中为什么会直接地从人和自然之间的支配关系出发来理解 人和人之间的统治关系。更具体地说,就是他们为什么会从自我保存的理性出发 来理解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社会统治。促使他们采取这一批判思路的根本原因不是 其历史哲学的理论框架,而是其关于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社会权力对于启蒙理性的 致命伤害的深刻洞见。在资本主义的条件之下,一方面启蒙理性依然处于统治 性的社会权力的制约之下,它为了守护社会与权力之间的统一而声称具有绝对的 总体性”。另一方面,现代启蒙又以反对任何形式的权威为自己的根本使命 作为这两方面的规定性的集中体现,现代启蒙被落实为自我保存的理性。由反 权威的使命所决定,现代启蒙致力于在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中建构起人的主体性 由于新的统治性的社会权力的制约,现代启蒙又注定把如此建构起来的主体性 认作是思想的全部,彻底丧失掉对于内在于其中的权力关系的反思。于是,在 资本主义的条件之下,自我保存的理性既被实现为人与人之间的社会统治关系, 又同时是维护该社会统治关系的重要工具。 Max Horkheimer and Theodor W. Adorno, Dialectic of Enlightenment: Philosophical Fragments, trans.11 对于生活于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人们来说，思想的物化意味着我们只能停 留于对既定社会秩序的直接接受， 再也没有能力对既定的社会权力关系有任何 触动和改变。“把所有的既存的事物纳入逻辑形式主义的体系， 这在表面上看起 来是主体性的胜利， 我们实际上却为之付出了重要的代价， 我们的理性因此而 完全屈从于既定的直接的存在。⋯⋯无法对既定的现实进行有规定的否定，数学的 形式主义以数字为中介， 而数字是关于直接的现实的最抽象的形式，数学形式 主义因此使思想停留于直接性。实际存在的一切被合法化， 知识只限于对这些 实际存在的东西进行重复， 思想成为了同义反复。”28（P20）这段话告诉我们， 思想的物化所带来的是思想的直接性， 即， 我们重新陷入了对既定的社会现实 的崇拜。所谓思想现在只意味着对既定的社会现实进行数学化的加工。经由如此 的加工，人被确立为世界的表面的主体。但实际上，这样的数学化加工过程却只 是对既定的社会现实进行重复、进而使之得到合法化的过程。在人的主体性的幻 象之下，真正所发生着的是人对既定的社会权力关系的服从和守护。启蒙的总体 性的诉求最终使理性（被物化了的思想）沦为了维护社会权力的自我持存的工具。 初步的结论：自我保存的理性与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社会统治 论述至此， 我们就可以初步回答导论所提出的问题了，即， 霍克海默和阿 多诺在《启蒙辩证法》中为什么会直接地从人和自然之间的支配关系出发来理解 人和人之间的统治关系。更具体地说，就是他们为什么会从自我保存的理性出发 来理解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社会统治。促使他们采取这一批判思路的根本原因不是 其历史哲学的理论框架，而是其关于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社会权力对于启蒙理性的 致命伤害的深刻洞见。在资本主义的条件之下， 一方面启蒙理性依然处于统治 性的社会权力的制约之下，它为了守护社会与权力之间的统一而声称具有绝对的 “总体性”。另一方面， 现代启蒙又以反对任何形式的权威为自己的根本使命。 作为这两方面的规定性的集中体现， 现代启蒙被落实为自我保存的理性。由反 权威的使命所决定，现代启蒙致力于在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中建构起人的主体性; 由于新的统治性的社会权力的制约， 现代启蒙又注定把如此建构起来的主体性 认作是思想的全部， 彻底丧失掉对于内在于其中的权力关系的反思。于是，在 资本主义的条件之下，自我保存的理性既被实现为人与人之间的社会统治关系， 又同时是维护该社会统治关系的重要工具。 28 Max Horkheimer and Theodor W. Adorno, Dialectic of Enlightenment: Philosophical Fragments, trans. Edmund Jephcott,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p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