容,因而他们将必然地冲破这些反思的规定性的统治,把质的内容带进这个纯粹 的形式的体系。一旦有了这个最初的突破,人与人之间的被切断的关系就有可能 被重新打开;而伴随着工人对于自己的社会劳动的意识,资本主义社会的僵硬的 凝固性就会被融化,整个社会将成为由无产阶级在社会劳动中不断创造着的过 程。因此,最初的一步是要从人本身寻找那为抽象的形式的规定性所不容的质 的内容。在这个最初的环节上,卢卡奇又把注意力投向了劳动时间的领域(笔者 注:卢卡奇在对物化现象进行批判的时候,就已经深入到了劳动时间的领域,强 调我们在直观的态度中使时间被空间化。)。 在讲述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在社会存在上的差异时,卢卡奇明确指出,在工 人身上的确还蕴涵着某种尚未被彻底商品化的质的内容:“工人进入物化的过程 和变成为商品,虽然毁灭他,使他的灵魂枯萎和畸变(只要他不是有意识地表示 反抗),然而恰恰又使他的人的灵魂的本质没有变为商品。”1这也就是说,在工 人身上存在着尖锐的内在分裂:一方面他己经被化为商品,被削减为纯粹的量 另一方面,他又还保守着他的人性( his humanity)和他的灵魂( his soul)。 这一尖锐对立最集中地体现在劳动时间的领域中。卢卡奇在对物化现象的批判中 指出,物化要成为现实,其中最关键的环节是劳动时间的空间化。也就是说, 劳动时间采取了彻底抽象的、与每个特殊的劳动者无关的形式,它变成了纯粹的 量的延续。伴随着劳动时间的空间化,人与人之间的质的差异被彻底抹杀,人被 抽象为纯粹的量。这是劳动时间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所具有的普遍的含义,它对于 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来说都是一样。但与此同时,它对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 又具有着不同的意义:对于资产阶级来说,劳动时间的空间化意味着他可以对资 本主义的生产过程进行精确地计算,成为操纵着这个过程的主体(虽然是虚假的 主体)。因此,虽然他本人也把自己的某种能力割让出去加入这个过程,但劳动 时间的空间化却似乎只发生在他的计算对象的身上;对无产阶级来说,生活却没 有给他留下这段距离,他直接地就是生活的客体,不可能再把劳动时间的空间 化假想为某种只是发生在他的对象身上的过程。如此一来,在劳动时间的领域, 在工人身上就会发生从量到质的骤变:“剥削的数量上的差异对资本家来说,具 有他从数量上规定他的计算对象的直接形式;对于工人来说,则是他的全部肉体 George Lukacs, History and Class Consciousness: Studies in Marxist Dialectics, trans. Rodney Livingstone The MITPress, Cambridge, 1971, pI7210 容，因而他们将必然地冲破这些反思的规定性的统治，把质的内容带进这个纯粹 的形式的体系。一旦有了这个最初的突破，人与人之间的被切断的关系就有可能 被重新打开；而伴随着工人对于自己的社会劳动的意识，资本主义社会的僵硬的 凝固性就会被融化，整个社会将成为由无产阶级在社会劳动中不断创造着的过 程。因此， 最初的一步是要从人本身寻找那为抽象的形式的规定性所不容的质 的内容。在这个最初的环节上，卢卡奇又把注意力投向了劳动时间的领域（笔者 注：卢卡奇在对物化现象进行批判的时候，就已经深入到了劳动时间的领域，强 调我们在直观的态度中使时间被空间化。）。 在讲述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在社会存在上的差异时，卢卡奇明确指出， 在工 人身上的确还蕴涵着某种尚未被彻底商品化的质的内容：“工人进入物化的过程 和变成为商品，虽然毁灭他，使他的灵魂枯萎和畸变（只要他不是有意识地表示 反抗），然而恰恰又使他的人的灵魂的本质没有变为商品。”19 这也就是说，在工 人身上存在着尖锐的内在分裂：一方面他已经被化为商品， 被削减为纯粹的量； 另一方面，他又还保守着他的人性（his humanity）和他的灵魂（his soul）。 这一尖锐对立最集中地体现在劳动时间的领域中。卢卡奇在对物化现象的批判中 指出， 物化要成为现实， 其中最关键的环节是劳动时间的空间化。也就是说， 劳动时间采取了彻底抽象的、与每个特殊的劳动者无关的形式，它变成了纯粹的 量的延续。伴随着劳动时间的空间化，人与人之间的质的差异被彻底抹杀，人被 抽象为纯粹的量。这是劳动时间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所具有的普遍的含义，它对于 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来说都是一样。但与此同时， 它对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 又具有着不同的意义：对于资产阶级来说，劳动时间的空间化意味着他可以对资 本主义的生产过程进行精确地计算，成为操纵着这个过程的主体（虽然是虚假的 主体）。因此，虽然他本人也把自己的某种能力割让出去加入这个过程， 但劳动 时间的空间化却似乎只发生在他的计算对象的身上；对无产阶级来说，生活却没 有给他留下这段距离， 他直接地就是生活的客体， 不可能再把劳动时间的空间 化假想为某种只是发生在他的对象身上的过程。如此一来， 在劳动时间的领域， 在工人身上就会发生从量到质的骤变：“剥削的数量上的差异对资本家来说，具 有他从数量上规定他的计算对象的直接形式；对于工人来说，则是他的全部肉体 19 George Lukacs, History and Class Consciousness: Studies in Marxist Dialectics, trans. Rodney Livingstone, The MIT Press, Cambridge, 1971, p1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