萝术月州 Academie Monthly 第46卷07Ju12014 贫困中。因此，印尼社会动荡不安，频繁出现重大社会暴力事件，从反对腐败官员的游行示威到罢工、抢 占土地、抢劫商店。在印尼的权力和经济强人面前，法律无能为力。在1992年和1996年，印尼的中央银 行副行长和财政部长被相继解职.因为他们试图对这些权势经济部门进行监管。同时，印尼国内腐败盛行。 苏哈托同父异母的弟弟普罗博苏特佐把持的雅加达银行面临被政府关闭时，他宜称这是因为没有向央行官 员支付足够多的贿赂。危机期间国际社会向印尼最贫困群体提供的资助也损耗严重，资助难以发放到底层 民众手中。①在这样的国家治理结构下，印尼是受危机影响最严重，经济恢复也最为缓慢的国家。 四、总结与启示 “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这句话多用来告诫人们警惕政府权力，但这一论断同样适 用于经济权力。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之间能相互转化，它们的高度重合会给国家治理带来巨大的隐患。权 力之间的相互转化与渗透阻碍了有效的政治参与、带来了政治失序、致使政府难以提供有效的公共服务， 在这样的政治经济条件下，法治以及遏制腐败等目标也难以实现。 因而，要实现良好的国家治理，单一视角可能难以解决问题。我们不能单单寄希望于政府。强大的政 治权力如果深度渗透到经济领域，可能垄断经济资源和机会、阻碍经济公平、扭曲市场信号。同时，我们 也不能单单寄希望于把政治权力留给经济主体或社会主体，乃至有时候需要政府介入去打破强势经济权力 把持政治权力的局面。 国家治理的改善需要一个政治经济前提。良好的国家治理需要发展多元的治理主体，营造多元共治的 环境。不过，单单强调多中心还不足以改善国家治理。通往良好的国家治理有各类障碍，权力之间的相互 转化就是一项重要的障碍。因此，需要我们为这些障碍设置屏障。②质言之，要营造多元的国家治理主体， 需要防止权力之间的相互转化，为各类治理主体提供更为平等的参与平台和机会。这样才能为国家治理的 改善提供更稳固的基础。 [作者黄琪轩，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上海，200030）。] 国家治理与新自由主义 朱天飚 “国家治理”是近年来比较流行的词汇，如果将其简单理解成“国家对社会的管理”，似乎与“统治” (e)就没有太大区别。很显然，统治更偏等级色彩，即自上而下的管理，而治理则更偏平等色彩，即与 社会进行协商管理，甚至是服务于社会。这里的“社会”不仅指那些具有资源和高度组织力的特殊利益集团， 还指占据社会大部的民众以及代表他们利益的社会组织。民众的广泛和平等的参与构成了国家治理的主要 部分。但是，从纵向的统治到横向的治理，国家与社会（特别是民众）的关系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演变过程。 在这个演变过程中，20世纪80年代崛起的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思潮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从直接 关系上看，新自由主义主张全面减少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使市场运作更加自由，因此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 政府权力。新自由主义学者们和实践者们更主张政府采取支持、保护和服务自由市场的措施，“治理”的思 考也就更加呼之欲出。但如果从国家治理和新自由主义的历史渊源上进行考察，我们就会发现，它们之间 的关系要复杂得多，而给我们的启示也远没有今天的概念使用者想象的那么美妙。 ①[美]斯蒂芬·哈格德：《亚洲金融危机的政治经济学》，刘丰译，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9年，第26-70页。 2 Jon Elster,"Excessive Ambitions (II)",Capitalism and Society,2013,p.8. 16 ?1994-2015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All rights reserved.http://www.cnki.net16 Academic Monthly 第 46 卷 07 Jul 2014 贫困中。因此，印尼社会动荡不安，频繁出现重大社会暴力事件，从反对腐败官员的游行示威到罢工、抢 占土地、抢劫商店。在印尼的权力和经济强人面前，法律无能为力。在 1992 年和 1996 年，印尼的中央银 行副行长和财政部长被相继解职，因为他们试图对这些权势经济部门进行监管。同时，印尼国内腐败盛行。 苏哈托同父异母的弟弟普罗博苏特佐把持的雅加达银行面临被政府关闭时，他宣称这是因为没有向央行官 员支付足够多的贿赂。危机期间国际社会向印尼最贫困群体提供的资助也损耗严重，资助难以发放到底层 民众手中。① 在这样的国家治理结构下，印尼是受危机影响最严重，经济恢复也最为缓慢的国家。 四、总结与启示 “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这句话多用来告诫人们警惕政府权力，但这一论断同样适 用于经济权力。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之间能相互转化，它们的高度重合会给国家治理带来巨大的隐患。权 力之间的相互转化与渗透阻碍了有效的政治参与、带来了政治失序、致使政府难以提供有效的公共服务， 在这样的政治经济条件下，法治以及遏制腐败等目标也难以实现。 因而，要实现良好的国家治理，单一视角可能难以解决问题。我们不能单单寄希望于政府。强大的政 治权力如果深度渗透到经济领域，可能垄断经济资源和机会、阻碍经济公平、扭曲市场信号。同时，我们 也不能单单寄希望于把政治权力留给经济主体或社会主体，乃至有时候需要政府介入去打破强势经济权力 把持政治权力的局面。 国家治理的改善需要一个政治经济前提。良好的国家治理需要发展多元的治理主体，营造多元共治的 环境。不过，单单强调多中心还不足以改善国家治理。通往良好的国家治理有各类障碍，权力之间的相互 转化就是一项重要的障碍。因此，需要我们为这些障碍设置屏障。② 质言之，要营造多元的国家治理主体， 需要防止权力之间的相互转化，为各类治理主体提供更为平等的参与平台和机会。这样才能为国家治理的 改善提供更稳固的基础。 ［作者黄琪轩，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上海，200030）。］ ［美］斯蒂芬·哈格德 ：《亚洲金融危机的政治经济学》，刘丰译，长春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9 年，第 26-70 页。 Jon Elster, “Excessive Ambitions (II)”, Capitalism and Society, 2013, p.8. ① ② 朱天飚 国家治理与新自由主义 “国家治理”是近年来比较流行的词汇，如果将其简单理解成“国家对社会的管理”，似乎与“统治” （rule）就没有太大区别。很显然，统治更偏等级色彩，即自上而下的管理，而治理则更偏平等色彩，即与 社会进行协商管理，甚至是服务于社会。这里的“社会”不仅指那些具有资源和高度组织力的特殊利益集团， 还指占据社会大部的民众以及代表他们利益的社会组织。民众的广泛和平等的参与构成了国家治理的主要 部分。但是，从纵向的统治到横向的治理，国家与社会（特别是民众）的关系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演变过程。 在这个演变过程中，20 世纪 80 年代崛起的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思潮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从直接 关系上看，新自由主义主张全面减少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使市场运作更加自由，因此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 政府权力。新自由主义学者们和实践者们更主张政府采取支持、保护和服务自由市场的措施，“治理”的思 考也就更加呼之欲出。但如果从国家治理和新自由主义的历史渊源上进行考察，我们就会发现，它们之间 的关系要复杂得多，而给我们的启示也远没有今天的概念使用者想象的那么美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