萝术月我 Academic Monthly 第46卷07Ju12014 德配天，官僚权力发展出各种制度来约束皇权（如言官制度），百姓以帝王的政绩来提供合法性支持。但是， 这种对国家权力制衡的传统并不能带来法治。因此，如何有意识地培育和支持社会力量，探索实现法治的 现代途径，是国家建设的重要课题。在问责制建设方面，国家统治精英完全可以主动培育和利用社会力量 来驯化和监督官僚体系。在碎片化的国家机器中，底层政府和官员与社会力量接触最多最广，最易受到社 会力量的制衡，中国历史上的“三明治”治理结构依然值得借鉴，即上层统治者与底层民众合力监督中间 层的官僚体制。 其次，国家与社会分享治理权力可以使得国家权力更加巩固、国家治理水平更高。国家治理的一个辩 证法就是国家权力因为分享而得到增强。社会参与国家治理，既可以是主动的，也可以是被动的。前文提 到，社会团体和个人总是在与国家争夺社会控制权，这是主动的一面。被动的一面是指，国家可以有意识 地赋予社会更多的治理权限，以制度化的方式征询民意和集中民智。当今世界，技术变革迅猛发展，全球 化持续推进，经济增长方式与工业化时代大大不同，社会动员调动了更多的政治参与者，这些发展对政治 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制度创新跟不上经济社会的变迁就会导致政治衰败。在社会通过竞争性选举参与政 治不发达的情况下，有韧性的政治制度可以主动通过咨询民意来克服政治衰败。比如，有学者认为，民意 调查就可以成为扩大公民参与政治的有效手段，科学的民调可以准确反映民意，保障公民的表达权和评价权， 在当前的政治大背景下，民调是“用嘴投票”，是最可行的政治参与方式。①民调与群众路线一样，都是国 家主动让社会参政的治国策略。 国家治理涉及谁来治理和如何治理两个基本问题，这两个问题的回答都离不开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分析 框架。国家是国家治理最重要的主体，国家建设必须放在社会中去讨论。国家与社会的界线并不分明，从 横向和纵向分解开来的国家机器“浸泡”在社会之中，国家与社会相互构成和相互改变。因此，一方面， 国家建设必须超越社会中关系、人情和利益集团的束缚，同时又要构建有效渗透社会的机制；另一方面， 国家建设不能被动进行，被社会逼着或拖着走。政治精英应该着眼长远，发挥国家能动性，主动培植社会 力量以推动法治和问责制，从而制衡国家权力，积极扩大公民政治参与，学会与社会分享权力、合作共治。 〔本研究得到上海市浦江人才计划资助(13PJC070)] [作者陈慧荣，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讲师（上海，200030）。] ①胡伟：《民调可构成扩大公民有序参与政治的手段》，《文汇报》2014年3月17日，。 国家治理与权力转化 黄琪轩 中国的政治经济改革对国家治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国家治理的改善包括多重维度，如有效的公民政 治参与、稳定的政治秩序、良好的公共服务、法治以及遏制腐败等。有学者强调多元的经济和社会力量参 与国家治理，形成多中心的治理主体，实现国家、经济、社会力量的平衡，推动多元共治的实现。“权力被 分享让权力更强大。”①国家治理的改善不能仅仅依靠政府，政府需要调动多元的经济与社会主体参与其中； 同时，也不仅仅是政府把权力让渡给经济主体和社会主体。强大的政治权力可能转化为强大的经济权力， 垄断经济资源和机会：同时，强大的经济权力也可能转化为政治权力，控制政治参与渠道和机会。在政治 1 John Hall and John Ikenberry,The State,Milton Keynes:Open University Press,1989,p.14 白 ?1994-2015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All rights reserved.http://www.cnki.net
12 Academic Monthly 第 46 卷 07 Jul 2014 德配天，官僚权力发展出各种制度来约束皇权（如言官制度），百姓以帝王的政绩来提供合法性支持。但是， 这种对国家权力制衡的传统并不能带来法治。因此，如何有意识地培育和支持社会力量，探索实现法治的 现代途径，是国家建设的重要课题。在问责制建设方面，国家统治精英完全可以主动培育和利用社会力量 来驯化和监督官僚体系。在碎片化的国家机器中，底层政府和官员与社会力量接触最多最广，最易受到社 会力量的制衡，中国历史上的“三明治”治理结构依然值得借鉴，即上层统治者与底层民众合力监督中间 层的官僚体制。 其次，国家与社会分享治理权力可以使得国家权力更加巩固、国家治理水平更高。国家治理的一个辩 证法就是国家权力因为分享而得到增强。社会参与国家治理，既可以是主动的，也可以是被动的。前文提 到，社会团体和个人总是在与国家争夺社会控制权，这是主动的一面。被动的一面是指，国家可以有意识 地赋予社会更多的治理权限，以制度化的方式征询民意和集中民智。当今世界，技术变革迅猛发展，全球 化持续推进，经济增长方式与工业化时代大大不同，社会动员调动了更多的政治参与者，这些发展对政治 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制度创新跟不上经济社会的变迁就会导致政治衰败。在社会通过竞争性选举参与政 治不发达的情况下，有韧性的政治制度可以主动通过咨询民意来克服政治衰败。比如，有学者认为，民意 调查就可以成为扩大公民参与政治的有效手段，科学的民调可以准确反映民意，保障公民的表达权和评价权， 在当前的政治大背景下，民调是“用嘴投票”，是最可行的政治参与方式。① 民调与群众路线一样，都是国 家主动让社会参政的治国策略。 国家治理涉及谁来治理和如何治理两个基本问题，这两个问题的回答都离不开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分析 框架。国家是国家治理最重要的主体，国家建设必须放在社会中去讨论。国家与社会的界线并不分明，从 横向和纵向分解开来的国家机器“浸泡”在社会之中，国家与社会相互构成和相互改变。因此，一方面， 国家建设必须超越社会中关系、人情和利益集团的束缚，同时又要构建有效渗透社会的机制 ；另一方面， 国家建设不能被动进行，被社会逼着或拖着走。政治精英应该着眼长远，发挥国家能动性，主动培植社会 力量以推动法治和问责制，从而制衡国家权力，积极扩大公民政治参与，学会与社会分享权力、合作共治。 〔本研究得到上海市浦江人才计划资助（13PJC070）〕 ［作者陈慧荣，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讲师（上海，200030）。］ ① 胡伟 ：《民调可构成扩大公民有序参与政治的手段》，《文汇报》2014 年 3 月 17 日，。 黄琪轩 国家治理与权力转化 中国的政治经济改革对国家治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国家治理的改善包括多重维度，如有效的公民政 治参与、稳定的政治秩序、良好的公共服务、法治以及遏制腐败等。有学者强调多元的经济和社会力量参 与国家治理，形成多中心的治理主体，实现国家、经济、社会力量的平衡，推动多元共治的实现。“权力被 分享让权力更强大。”① 国家治理的改善不能仅仅依靠政府，政府需要调动多元的经济与社会主体参与其中 ； 同时，也不仅仅是政府把权力让渡给经济主体和社会主体。强大的政治权力可能转化为强大的经济权力， 垄断经济资源和机会 ；同时，强大的经济权力也可能转化为政治权力，控制政治参与渠道和机会。在政治 ① John Hall and John Ikenberry, The State, Milton Keynes: Open University Press, 1989, p.14
国家治理与权力转化 经济史上，土地、资本还有国家都可能形成巨大的权力并转化为其他权力。因此，国家治理的改善需要防 止权力之间的相互转化。 一、土地、政治权力与国家治理 传统社会是农业社会。长期以来，土地是人类社会最重要的经济资源。土地所有者往往凭借对关键经 济资源的掌握，渗透到国家政治经济的各个方面。早在18世纪初期，英国政治经济学家李嘉图就看到地主 凭借拥有土地这一日益稀缺的生产要素，独享社会进步的收益。在半个多世纪以后的大洋彼岸，《进步与贫 困》的作者亨利·乔治目睹了镀金时代的美国，土地的垄断给普通民众带来的悲惨遭遇。他认为要解决经 济发展与“腐败与悲惨”同步增长这一问题，首先就要解决土地问题。 土地所有者把强大的经济权力转化为政治权力，挤压民众参与政治的渠道和空间；过度攫取社会进步 的收益；拉大了社会分化；分化和分裂的社会往往陷入动荡和无序。在这样的政治经济结构下，任何有效 的国家治理都难以实现。在巴西历史上，土地所有者掌握了强大的经济资源，并转化为强大的政治权力， 构成了改善国家治理的重要障碍。 在20世纪很长一段时期，由于土地所有者在政治上的影响力，普通民众难以有效地参与政治生活，政 府也难以回应民众获得土地的诉求。因此，巴西民众只好用更为极端的方式来表达利益诉求。无地农民占 领土地、冲击政府机关、摧毁道路收费站。他们楼屡使用暴力，成为长期困扰巴西的隐患。他们乃至选择 参加游击队。现任巴西总统罗塞夫就曾是游击队员。这些二十来岁的游击队员抢劫银行，在使领馆放置炸弹， 从事绑架活动。由于土地所有者和普通民众矛盾日益突出，巴西的政治秩序也难以维系。即便在军政府高 压统治时期，社会仍暗流涌动。在1964年到1989年间，有1566人死于争夺土地的纠纷。① 长期以来，巴西政府也无法为民众提供有效的公共服务。强大的土地所有者通过对政治权力的渗透 将公共服务“化公为私”。巴西的大农场主凭借其政治影响力，获得了更多的经济机会。在1969年到1975 年间，分配给大农场的信贷增长了十倍，而分配给小农场的信贷还不到以往的两倍。②教育资源的分配更体 现了巴西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失败。在巴西，最好的中学都是私立的，而大部分大学却是国立的。国家的 教育拨款有一半流向国立大学。富家子弟到私立中学读书，赢在起跑线上。他们再通过激烈的入学考试进 入国立大学，在那里接受免费的大学教育。③因此，长期以来，巴西世家子弟是国立大学校园的主体构成。 土地所有者的子弟在这里接受教育，有的回到大庄园继续打点农场，有的送到政府以便为家族提供政治保护。 强大的经济集团凭借其对政治权力的掌控，将公共服务导向为权势阶层提供的特殊服务。 在这样的社会，法治没有可靠的基础。1989年的一份调查显示，压倒多数的巴西民众不相信法律面前 人人平等。有78%的巴西民众认为警察会拘捕和杀害无辜平民。有84%的巴西民众认为司法系统的存在就 是为了保护那些有权力的人，警察是不可信的。④ 因此，当强大的土地所有者渗透到国家政治经济生活，经济权力和政治权力高度重合的时候，国家治 理难以给普通民众留出空间。事实上，19世纪的美国国家治理的改善，离不开对土地所有者这一强大经济 力量的限制。 在1783年美国赢得独立后，国家对土地资源进行了几次调整。在独立战争后，有一部分土地所有者继 续效忠英国，美国政府没收了这部分效忠派的土地，让他们移居加拿大。在美国内战时期，联邦政府没收 了南部反叛州大种植园主的土地，解放了其奴隶。美国的西部开发以及内战时期颁布的《宅地法》又给大 量无地家庭提供了土地。这些举措削弱了传统土地所有者的势力。在1900年的时候，美国四分之三的家庭 ①②[美]胡安·林茨、阿尔弗菜德·斯泰潘：《民主转型与巩固的问题：南欧、南美和后共产主义欧洲》。孙龙等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 2008年，第182页。 3 Ben Schneider,Business Politics and the State in Twentieth-Century Latin America,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4,p.242 4 Thomas Skidmore,The Politics of Military Rule in Brazil:1964-1985,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8,p.10. 13 ?1994-2015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All rights reserved.http://www.cnki.net
13 国家治理与权力转化 经济史上，土地、资本还有国家都可能形成巨大的权力并转化为其他权力。因此，国家治理的改善需要防 止权力之间的相互转化。 一、土地、政治权力与国家治理 传统社会是农业社会。长期以来，土地是人类社会最重要的经济资源。土地所有者往往凭借对关键经 济资源的掌握，渗透到国家政治经济的各个方面。早在 18 世纪初期，英国政治经济学家李嘉图就看到地主 凭借拥有土地这一日益稀缺的生产要素，独享社会进步的收益。在半个多世纪以后的大洋彼岸，《进步与贫 困》的作者亨利·乔治目睹了镀金时代的美国，土地的垄断给普通民众带来的悲惨遭遇。他认为要解决经 济发展与“腐败与悲惨”同步增长这一问题，首先就要解决土地问题。 土地所有者把强大的经济权力转化为政治权力，挤压民众参与政治的渠道和空间 ；过度攫取社会进步 的收益 ；拉大了社会分化 ；分化和分裂的社会往往陷入动荡和无序。在这样的政治经济结构下，任何有效 的国家治理都难以实现。在巴西历史上，土地所有者掌握了强大的经济资源，并转化为强大的政治权力， 构成了改善国家治理的重要障碍。 在 20 世纪很长一段时期，由于土地所有者在政治上的影响力，普通民众难以有效地参与政治生活，政 府也难以回应民众获得土地的诉求。因此，巴西民众只好用更为极端的方式来表达利益诉求。无地农民占 领土地、冲击政府机关、摧毁道路收费站。他们屡屡使用暴力，成为长期困扰巴西的隐患。他们乃至选择 参加游击队。现任巴西总统罗塞夫就曾是游击队员。这些二十来岁的游击队员抢劫银行，在使领馆放置炸弹， 从事绑架活动。由于土地所有者和普通民众矛盾日益突出，巴西的政治秩序也难以维系。即便在军政府高 压统治时期，社会仍暗流涌动。在 1964 年到 1989 年间，有 1566 人死于争夺土地的纠纷。① 长期以来，巴西政府也无法为民众提供有效的公共服务。强大的土地所有者通过对政治权力的渗透， 将公共服务“化公为私”。巴西的大农场主凭借其政治影响力，获得了更多的经济机会。在 1969 年到 1975 年间，分配给大农场的信贷增长了十倍，而分配给小农场的信贷还不到以往的两倍。② 教育资源的分配更体 现了巴西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失败。在巴西，最好的中学都是私立的，而大部分大学却是国立的。国家的 教育拨款有一半流向国立大学。富家子弟到私立中学读书，赢在起跑线上。他们再通过激烈的入学考试进 入国立大学，在那里接受免费的大学教育。③ 因此，长期以来，巴西世家子弟是国立大学校园的主体构成。 土地所有者的子弟在这里接受教育，有的回到大庄园继续打点农场，有的送到政府以便为家族提供政治保护。 强大的经济集团凭借其对政治权力的掌控，将公共服务导向为权势阶层提供的特殊服务。 在这样的社会，法治没有可靠的基础。1989 年的一份调查显示，压倒多数的巴西民众不相信法律面前 人人平等。有 78% 的巴西民众认为警察会拘捕和杀害无辜平民。有 84% 的巴西民众认为司法系统的存在就 是为了保护那些有权力的人，警察是不可信的。④ 因此，当强大的土地所有者渗透到国家政治经济生活，经济权力和政治权力高度重合的时候，国家治 理难以给普通民众留出空间。事实上，19 世纪的美国国家治理的改善，离不开对土地所有者这一强大经济 力量的限制。 在 1783 年美国赢得独立后，国家对土地资源进行了几次调整。在独立战争后，有一部分土地所有者继 续效忠英国，美国政府没收了这部分效忠派的土地，让他们移居加拿大。在美国内战时期，联邦政府没收 了南部反叛州大种植园主的土地，解放了其奴隶。美国的西部开发以及内战时期颁布的《宅地法》又给大 量无地家庭提供了土地。这些举措削弱了传统土地所有者的势力。在 1900 年的时候，美国四分之三的家庭 ① ［美］胡安·林茨、阿尔弗莱德·斯泰潘 ：《民主转型与巩固的问题 ：南欧、南美和后共产主义欧洲》，孙龙等译，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08 年，第 182 页。 Ben Schneider, Business Politics and the State in Twentieth-Century Latin America,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p. 242. Thomas Skidmore, The Politics of Military Rule in Brazil: 1964-1985,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p.10. ② ③ ④
萝术月我 Academic Monthly 第46卷07Ju12014 拥有了自己的土地。与此同时，包括巴西在内的拉美国家则没能限制土地集团的权力，也无法抵御土地集 团向政治权力的渗透。因此，在美国国家治理逐步改善之际，拉美陷入长期的治乱循环。在传统社会，限 制了强势的土地所有者势力，国家治理才能有效展开。在工业社会，同样面临限制强势经济力量这一问题。 二、资本、政治权力与国家治理 经济学家往往担心垄断会损害经济效率，而政治经济学则更担心强大的经济权力转化为政治权力，使 得国家沦为马克思所说的“管理整个资产阶级共同事务的委员会”。在工业社会，资本集团构成了强大的经 济力量。他们可能影响选举、干预立法和司法，介入政府决策。经济权力和政治权力的高度重合会严重损 害国家治理。在19世纪末的美国和20世纪末的俄罗斯都赠遇到过强大资本集团的干扰。 资本集团积极地影响选举以期获得政治支持。19世纪末的美国大选以及20世纪末的俄罗斯大选留下 了资本集团的深刻印记。1896年的美国总统选举，资本集团的影响达到高潮。民主党推出了候选人布莱恩， 他在施政纲领中对大公司进行了猛烈的攻击。这让美国东部银行家和工业家感到震惊。为防止布莱恩当选， 资本集团把大量的美元投到共和党候选人麦金利的钱箱。麦金利阵营筹集到了1000万美元的竞选经费，布 莱恩只筹到30万美元。①当布莱恩在全国巡回演讲时，麦金利呆在家中就赢得了总统选举。一百年后的俄 罗斯出现了类似的一幕。在1996年大选前的四个月，叶利钦的支持率只有5%，但是俄罗斯的资本集团动 员起来。他们利用其拥有的雄厚资金和覆盖全国的媒体，给予叶利钦全面的支持。叶利钦在其回忆录中写道： 金融巨头们一个个来到我们的竞选班子。他们投身其中，分别从组织上、精神上或财力上给予支持。②在这 样强大的支持下，叶利钦最终赢得大选。 强大的资本集团也强有力地介人国家立法和司法。在他们强大的政治影响力下，立法机构容易被其俘 获，影响立法和司法公正。《谢尔曼反托拉斯法》原本用来阻止大企业的垄断行为，但是法官却用它来发布 禁止罢工的禁令。为反对美国铁路工人罢工，时任司法部长的奥尼尔找到两条理由：罢工阻碍了邮件传递； 也违反了《谢尔曼反托拉斯法》。奥尼尔说服克利夫兰总统调遣上千名军警保护火车。值得一提的是，此时 的奥尼尔是好几家铁路公司的董事会成员。因此，布兰戴斯大法官在1922年的一封信里写道：“不要过于 相信立法。国家的干预很容易落到别有用心的人手里，并成为他们压迫大众的工具。”③ 强大的资本集团也深度地介入政府日常事务。在19世纪后半期的美国，铁路部门贿赂政府官员变得极 为普遍。大多数铁路公司给政府官员发放免费的乘车通行证。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将自己的股票打折卖给 政府官员。经济权力和政治权力的融合使得不少资本家非常欢迎各式各样的政府干预。他们希望获得政府 的土地赠予，也希望提高保护性关税，他们还希望政府帮助他们镇压罢工。在20世纪末俄罗斯的情况如出 一辙。叶利钦指出：在俄罗斯“金融巨头试图操纵国事的方式各不相同。一些银行家们将莫斯科的官员、 市政府玩于股掌之中；还有一些银行家，例如别列佐夫斯基和古辛斯基，投入所有资金创建强大的电视集 团公司、印刷股份公司，就其实质而言，也就是试图垄断大众传播媒介”。④这些资本集团公然地、直接地 对政府日常工作施加影响，在政治家背后操纵国家。 缺乏制衡力量的资本集团，带来的往往是劳资矛盾激化，贫富差距扩大，社会冲突加剧。在这样的情况下， 国家既无法维系社会秩序，也难以提供有效的公共服务。在19世纪后半期的美国，充满敌意的劳工动乱成 了家常便饭。1877年以后，联邦政府在美国的主要城市建立了军营，以确保在劳工骚乱时可以随时调遣军队。 一百年后的俄罗斯，在莫斯科和其他主要城市常常爆发大规模的反政府游行示威。在1993年，甚至发生了 叶利钦调动军队炮轰议会大厦的“黑色十月事件”。当时的俄罗斯政府常常好几个月发不出工资，甚至连军 队的工资也无法正常支付。有时上级军官只好建议下级军官去打猎、钓鱼、种地以维持生计。有些军人甚 ①[美]埃里克·方纳：《给我自由：一部美国的历史》（下），王希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820页。 ②④[俄]鲍里斯·叶利钦：《午夜日记一叶利钦自传》.曹馒西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1年，第33、105页。 ③[美]拉古迈拉·拉詹、路易吉·津加莱斯：《从资本家手中拯救资本主义》，北京：中信出版社，2004年，第44页。 14 ?1994-2015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All rights reserved.http://www.cnki.net
14 Academic Monthly 第 46 卷 07 Jul 2014 ［美］埃里克·方纳 ：《给我自由 ：一部美国的历史》（下），王希译，北京 ：商务印书馆，2010 年，第 820 页。 ［俄］鲍里斯·叶利钦 ：《午夜日记——叶利钦自传》，曹缦西等译，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01 年，第 33、105 页。 ［美］拉古迈拉·拉詹、路易吉·津加莱斯 ：《从资本家手中拯救资本主义》，北京 ：中信出版社，2004 年，第 44 页。 ① ② 拥有了自己的土地。与此同时，包括巴西在内的拉美国家则没能限制土地集团的权力，也无法抵御土地集 团向政治权力的渗透。因此，在美国国家治理逐步改善之际，拉美陷入长期的治乱循环。在传统社会，限 制了强势的土地所有者势力，国家治理才能有效展开。在工业社会，同样面临限制强势经济力量这一问题。 二、资本、政治权力与国家治理 经济学家往往担心垄断会损害经济效率，而政治经济学则更担心强大的经济权力转化为政治权力，使 得国家沦为马克思所说的“管理整个资产阶级共同事务的委员会”。在工业社会，资本集团构成了强大的经 济力量。他们可能影响选举、干预立法和司法，介入政府决策。经济权力和政治权力的高度重合会严重损 害国家治理。在 19 世纪末的美国和 20 世纪末的俄罗斯都曾遇到过强大资本集团的干扰。 资本集团积极地影响选举以期获得政治支持。19 世纪末的美国大选以及 20 世纪末的俄罗斯大选留下 了资本集团的深刻印记。1896 年的美国总统选举，资本集团的影响达到高潮。民主党推出了候选人布莱恩， 他在施政纲领中对大公司进行了猛烈的攻击。这让美国东部银行家和工业家感到震惊。为防止布莱恩当选， 资本集团把大量的美元投到共和党候选人麦金利的钱箱。麦金利阵营筹集到了 1000 万美元的竞选经费，布 莱恩只筹到 30 万美元。① 当布莱恩在全国巡回演讲时，麦金利呆在家中就赢得了总统选举。一百年后的俄 罗斯出现了类似的一幕。在 1996 年大选前的四个月，叶利钦的支持率只有 5%，但是俄罗斯的资本集团动 员起来。他们利用其拥有的雄厚资金和覆盖全国的媒体，给予叶利钦全面的支持。叶利钦在其回忆录中写道： 金融巨头们一个个来到我们的竞选班子。他们投身其中，分别从组织上、精神上或财力上给予支持。② 在这 样强大的支持下，叶利钦最终赢得大选。 强大的资本集团也强有力地介入国家立法和司法。在他们强大的政治影响力下，立法机构容易被其俘 获，影响立法和司法公正。《谢尔曼反托拉斯法》原本用来阻止大企业的垄断行为，但是法官却用它来发布 禁止罢工的禁令。为反对美国铁路工人罢工，时任司法部长的奥尼尔找到两条理由 ：罢工阻碍了邮件传递 ； 也违反了《谢尔曼反托拉斯法》。奥尼尔说服克利夫兰总统调遣上千名军警保护火车。值得一提的是，此时 的奥尼尔是好几家铁路公司的董事会成员。因此，布兰戴斯大法官在 1922 年的一封信里写道 ：“不要过于 相信立法。国家的干预很容易落到别有用心的人手里，并成为他们压迫大众的工具。”③ 强大的资本集团也深度地介入政府日常事务。在 19 世纪后半期的美国，铁路部门贿赂政府官员变得极 为普遍。大多数铁路公司给政府官员发放免费的乘车通行证。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将自己的股票打折卖给 政府官员。经济权力和政治权力的融合使得不少资本家非常欢迎各式各样的政府干预。他们希望获得政府 的土地赠予，也希望提高保护性关税，他们还希望政府帮助他们镇压罢工。在 20 世纪末俄罗斯的情况如出 一辙。叶利钦指出 ：在俄罗斯“金融巨头试图操纵国事的方式各不相同。一些银行家们将莫斯科的官员、 市政府玩于股掌之中 ；还有一些银行家，例如别列佐夫斯基和古辛斯基，投入所有资金创建强大的电视集 团公司、印刷股份公司，就其实质而言，也就是试图垄断大众传播媒介”。④ 这些资本集团公然地、直接地 对政府日常工作施加影响，在政治家背后操纵国家。 缺乏制衡力量的资本集团，带来的往往是劳资矛盾激化，贫富差距扩大，社会冲突加剧。在这样的情况下， 国家既无法维系社会秩序，也难以提供有效的公共服务。在 19 世纪后半期的美国，充满敌意的劳工动乱成 了家常便饭。1877 年以后，联邦政府在美国的主要城市建立了军营，以确保在劳工骚乱时可以随时调遣军队。 一百年后的俄罗斯，在莫斯科和其他主要城市常常爆发大规模的反政府游行示威。在 1993 年，甚至发生了 叶利钦调动军队炮轰议会大厦的“黑色十月事件”。当时的俄罗斯政府常常好几个月发不出工资，甚至连军 队的工资也无法正常支付。有时上级军官只好建议下级军官去打猎、钓鱼、种地以维持生计。有些军人甚 ③ ④
国家治理与权力转化 至穿着便装上街乞讨。由于缺乏公共资金，俄罗斯的机器老化失修，事故频仍。在2000年，俄罗斯的核潜 艇库尔斯克号爆炸，全体船员罹难。由于缺乏医疗、体育设施等基本的公共服务，俄罗斯人的身体状况也 在恶化、人均寿命下降。每年新召入伍的士兵中，有大量的新兵被发现身体不合格。 发生在美国和俄罗斯的故事在历史上相隔一百年。两个国家都是通过限制强大的经济权力向政治权力 的渗透，为良好的国家治理铺平道路。 西奥多·罗斯福在麦金利遇刺后意外地就任美国总统。他运用国家力量，积极限制资本集团影响政治 权力。1902年，宾夕法尼亚煤矿工人举行罢工。罗斯福任命了一个委员会调解劳资矛盾。强大的煤矿主坚 持动用军队来对付矿工。罗斯福的做法与以往总统大相径庭。他考虑派遣军队从矿主那里夺取矿山，重新 开矿。此前，没有任何一位总统威胁使用军队来反对这些大公司。而西奥多·罗斯福及其后续几任总统有 效运用国家权力，遏制了资本集团的强大力量。这为美国创造多元的国家治理主体，改善国家治理提供了 基础。 一百年后的俄罗斯，庞大的寡头集团形成对国家政治经济生活的深度干预，已构成对国家治理的巨大 挑战。普京就任俄罗斯最高领导人以后，开始运用国家力量打击寡头。媒体大亨古辛斯基在2000年遭到逮 捕，随后流亡海外；别列佐夫斯基被迫卖掉企业逃亡国外；不愿意遵守新法案的霍多尔科夫斯基锒铛入狱， 度过多年牢狱生涯后获得特赦，移居德国。进步时代的美国以及普京时代的俄罗斯，通过国家力量抑制强 大的资本集团，限制经济权力渗透到政治权力，迈出了改善国家治理的关键一步。当然，政府节制土地和 资本向政治权力渗透的同时，庞大的、缺乏制衡的政治权力也可能向经济领域渗透，损害国家治理。这或 许是像俄罗斯这样的国家，在打击资本集团以后需要考虑的问题。 三、国家、经济权力与国家治理 以政治权力制约土地和资本固然重要，但后者对政治权力的恐惧亦由来已久。 诺斯看到奴隶制、包税制等无效率的制度安排在经济史上被强大的政治权力长期维系：克鲁格等学者 担心政治权力控制经济机会，诱发寻租行为：利瓦伊指出政治权力独大，可能引发政府对社会的过度汲取： 哈耶克看到政府对货币发行权的垄断是通货膨胀的重要诱因。政治权力往往能转化为经济权力，政治与经 济两项权力的高度重合会致使稀缺资源和经济机会集中到一小部分人手中，损害国家治理。苏联的教训人 所共知，类似的情况在发展中国家也较普遍。 20世纪70年代，石油输出国组织利用石油作为经济武器，通过大幅度提高油价以打击在中东战争中偏 祖以色列的西方国家。国家对重要经济资源一石油的控制有助于其国际战略的实施，但也导致了国家治 理的问题。这些国家不仅经济绩效欠佳，而且国家治理也困难重重，被政治经济学家称作“资源诅咒”。由 于国家直接控制关键的经济资源，便利的政府融资渠道使得国家不需要和社会达成妥协，因而对普通民众 而言，政治参与的机会非常有限。在这些国家均没有建立现代民主政体。①国家凭借手中控制的经济资源 建立了强大的武装力量，却对公共服务的提供漠然置之。国家通过控制石油收入获得了丰厚的回报，国内 贫富差距却异常显著，社会动荡不安，导致这些国家常常受内战的困扰。权力渗透到经济领域还滋生了腐 败问题.这些国家大都被国际社会视为高度腐败的国家。严重的腐败又加剧了民众不满与社会动荡。因此， 在这些国家，政治权力高度渗透到经济领域，引发的国家治理难题一直难以解决。 亚洲金融危机期间，印度尼西亚遭受重创。尽管国际热钱负有很大责任，但印尼低效的国家治理结构 却为此埋下了伏笔。苏哈托统治时期的印度尼西亚，政府权力高度渗透到经济部门。涉足商界的苏哈托家 族成员不足二十人，却控制了印尼经济的方方面面。为了确保权力稳固和经济收益，苏哈托严格控制民众 的政治参与。政府打压工人运动，关闭独立出版物。由于没有政治渠道发泄不满，华人商业集团通过资本 逃逸来“用脚投票”。同时，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严重不足，在危机来袭时，印尼有约两千多万人生活在 1Michael Ross,"Does Oil Hinder Democracy?"World Politics,2001,p.53 ?1994-2015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All rights reserved.http://www.cnki.net
15 至穿着便装上街乞讨。由于缺乏公共资金，俄罗斯的机器老化失修，事故频仍。在 2000 年，俄罗斯的核潜 艇库尔斯克号爆炸，全体船员罹难。由于缺乏医疗、体育设施等基本的公共服务，俄罗斯人的身体状况也 在恶化、人均寿命下降。每年新召入伍的士兵中，有大量的新兵被发现身体不合格。 发生在美国和俄罗斯的故事在历史上相隔一百年。两个国家都是通过限制强大的经济权力向政治权力 的渗透，为良好的国家治理铺平道路。 西奥多·罗斯福在麦金利遇刺后意外地就任美国总统。他运用国家力量，积极限制资本集团影响政治 权力。1902 年，宾夕法尼亚煤矿工人举行罢工。罗斯福任命了一个委员会调解劳资矛盾。强大的煤矿主坚 持动用军队来对付矿工。罗斯福的做法与以往总统大相径庭。他考虑派遣军队从矿主那里夺取矿山，重新 开矿。此前，没有任何一位总统威胁使用军队来反对这些大公司。而西奥多·罗斯福及其后续几任总统有 效运用国家权力，遏制了资本集团的强大力量。这为美国创造多元的国家治理主体，改善国家治理提供了 基础。 一百年后的俄罗斯，庞大的寡头集团形成对国家政治经济生活的深度干预，已构成对国家治理的巨大 挑战。普京就任俄罗斯最高领导人以后，开始运用国家力量打击寡头。媒体大亨古辛斯基在 2000 年遭到逮 捕，随后流亡海外 ；别列佐夫斯基被迫卖掉企业逃亡国外 ；不愿意遵守新法案的霍多尔科夫斯基锒铛入狱， 度过多年牢狱生涯后获得特赦，移居德国。进步时代的美国以及普京时代的俄罗斯，通过国家力量抑制强 大的资本集团，限制经济权力渗透到政治权力，迈出了改善国家治理的关键一步。当然，政府节制土地和 资本向政治权力渗透的同时，庞大的、缺乏制衡的政治权力也可能向经济领域渗透，损害国家治理。这或 许是像俄罗斯这样的国家，在打击资本集团以后需要考虑的问题。 三、国家、经济权力与国家治理 以政治权力制约土地和资本固然重要，但后者对政治权力的恐惧亦由来已久。 诺斯看到奴隶制、包税制等无效率的制度安排在经济史上被强大的政治权力长期维系 ；克鲁格等学者 担心政治权力控制经济机会，诱发寻租行为 ；利瓦伊指出政治权力独大，可能引发政府对社会的过度汲取 ； 哈耶克看到政府对货币发行权的垄断是通货膨胀的重要诱因。政治权力往往能转化为经济权力，政治与经 济两项权力的高度重合会致使稀缺资源和经济机会集中到一小部分人手中，损害国家治理。苏联的教训人 所共知，类似的情况在发展中国家也较普遍。 20 世纪 70 年代，石油输出国组织利用石油作为经济武器，通过大幅度提高油价以打击在中东战争中偏 袒以色列的西方国家。国家对重要经济资源——石油的控制有助于其国际战略的实施，但也导致了国家治 理的问题。这些国家不仅经济绩效欠佳，而且国家治理也困难重重，被政治经济学家称作“资源诅咒”。由 于国家直接控制关键的经济资源，便利的政府融资渠道使得国家不需要和社会达成妥协，因而对普通民众 而言，政治参与的机会非常有限。在这些国家均没有建立现代民主政体。① 国家凭借手中控制的经济资源 建立了强大的武装力量，却对公共服务的提供漠然置之。国家通过控制石油收入获得了丰厚的回报，国内 贫富差距却异常显著，社会动荡不安，导致这些国家常常受内战的困扰。权力渗透到经济领域还滋生了腐 败问题，这些国家大都被国际社会视为高度腐败的国家。严重的腐败又加剧了民众不满与社会动荡。因此， 在这些国家，政治权力高度渗透到经济领域，引发的国家治理难题一直难以解决。 亚洲金融危机期间，印度尼西亚遭受重创。尽管国际热钱负有很大责任，但印尼低效的国家治理结构 却为此埋下了伏笔。苏哈托统治时期的印度尼西亚，政府权力高度渗透到经济部门。涉足商界的苏哈托家 族成员不足二十人，却控制了印尼经济的方方面面。为了确保权力稳固和经济收益，苏哈托严格控制民众 的政治参与。政府打压工人运动，关闭独立出版物。由于没有政治渠道发泄不满，华人商业集团通过资本 逃逸来“用脚投票”。同时，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严重不足，在危机来袭时，印尼有约两千多万人生活在 ① Michael Ross, “Does Oil Hinder Democracy? ” World Politics, 2001, p.53. 国家治理与权力转化
萝术月州 Academie Monthly 第46卷07Ju12014 贫困中。因此，印尼社会动荡不安，频繁出现重大社会暴力事件，从反对腐败官员的游行示威到罢工、抢 占土地、抢劫商店。在印尼的权力和经济强人面前，法律无能为力。在1992年和1996年，印尼的中央银 行副行长和财政部长被相继解职.因为他们试图对这些权势经济部门进行监管。同时，印尼国内腐败盛行。 苏哈托同父异母的弟弟普罗博苏特佐把持的雅加达银行面临被政府关闭时，他宜称这是因为没有向央行官 员支付足够多的贿赂。危机期间国际社会向印尼最贫困群体提供的资助也损耗严重，资助难以发放到底层 民众手中。①在这样的国家治理结构下，印尼是受危机影响最严重，经济恢复也最为缓慢的国家。 四、总结与启示 “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这句话多用来告诫人们警惕政府权力，但这一论断同样适 用于经济权力。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之间能相互转化，它们的高度重合会给国家治理带来巨大的隐患。权 力之间的相互转化与渗透阻碍了有效的政治参与、带来了政治失序、致使政府难以提供有效的公共服务， 在这样的政治经济条件下，法治以及遏制腐败等目标也难以实现。 因而，要实现良好的国家治理，单一视角可能难以解决问题。我们不能单单寄希望于政府。强大的政 治权力如果深度渗透到经济领域，可能垄断经济资源和机会、阻碍经济公平、扭曲市场信号。同时，我们 也不能单单寄希望于把政治权力留给经济主体或社会主体，乃至有时候需要政府介入去打破强势经济权力 把持政治权力的局面。 国家治理的改善需要一个政治经济前提。良好的国家治理需要发展多元的治理主体，营造多元共治的 环境。不过，单单强调多中心还不足以改善国家治理。通往良好的国家治理有各类障碍，权力之间的相互 转化就是一项重要的障碍。因此，需要我们为这些障碍设置屏障。②质言之，要营造多元的国家治理主体， 需要防止权力之间的相互转化，为各类治理主体提供更为平等的参与平台和机会。这样才能为国家治理的 改善提供更稳固的基础。 [作者黄琪轩，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上海，200030）。] 国家治理与新自由主义 朱天飚 “国家治理”是近年来比较流行的词汇，如果将其简单理解成“国家对社会的管理”，似乎与“统治” (e)就没有太大区别。很显然，统治更偏等级色彩，即自上而下的管理，而治理则更偏平等色彩，即与 社会进行协商管理，甚至是服务于社会。这里的“社会”不仅指那些具有资源和高度组织力的特殊利益集团， 还指占据社会大部的民众以及代表他们利益的社会组织。民众的广泛和平等的参与构成了国家治理的主要 部分。但是，从纵向的统治到横向的治理，国家与社会（特别是民众）的关系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演变过程。 在这个演变过程中，20世纪80年代崛起的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思潮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从直接 关系上看，新自由主义主张全面减少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使市场运作更加自由，因此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 政府权力。新自由主义学者们和实践者们更主张政府采取支持、保护和服务自由市场的措施，“治理”的思 考也就更加呼之欲出。但如果从国家治理和新自由主义的历史渊源上进行考察，我们就会发现，它们之间 的关系要复杂得多，而给我们的启示也远没有今天的概念使用者想象的那么美妙。 ①[美]斯蒂芬·哈格德：《亚洲金融危机的政治经济学》，刘丰译，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9年，第26-70页。 2 Jon Elster,"Excessive Ambitions (II)",Capitalism and Society,2013,p.8. 16 ?1994-2015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All rights reserved.http://www.cnki.net
16 Academic Monthly 第 46 卷 07 Jul 2014 贫困中。因此，印尼社会动荡不安，频繁出现重大社会暴力事件，从反对腐败官员的游行示威到罢工、抢 占土地、抢劫商店。在印尼的权力和经济强人面前，法律无能为力。在 1992 年和 1996 年，印尼的中央银 行副行长和财政部长被相继解职，因为他们试图对这些权势经济部门进行监管。同时，印尼国内腐败盛行。 苏哈托同父异母的弟弟普罗博苏特佐把持的雅加达银行面临被政府关闭时，他宣称这是因为没有向央行官 员支付足够多的贿赂。危机期间国际社会向印尼最贫困群体提供的资助也损耗严重，资助难以发放到底层 民众手中。① 在这样的国家治理结构下，印尼是受危机影响最严重，经济恢复也最为缓慢的国家。 四、总结与启示 “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这句话多用来告诫人们警惕政府权力，但这一论断同样适 用于经济权力。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之间能相互转化，它们的高度重合会给国家治理带来巨大的隐患。权 力之间的相互转化与渗透阻碍了有效的政治参与、带来了政治失序、致使政府难以提供有效的公共服务， 在这样的政治经济条件下，法治以及遏制腐败等目标也难以实现。 因而，要实现良好的国家治理，单一视角可能难以解决问题。我们不能单单寄希望于政府。强大的政 治权力如果深度渗透到经济领域，可能垄断经济资源和机会、阻碍经济公平、扭曲市场信号。同时，我们 也不能单单寄希望于把政治权力留给经济主体或社会主体，乃至有时候需要政府介入去打破强势经济权力 把持政治权力的局面。 国家治理的改善需要一个政治经济前提。良好的国家治理需要发展多元的治理主体，营造多元共治的 环境。不过，单单强调多中心还不足以改善国家治理。通往良好的国家治理有各类障碍，权力之间的相互 转化就是一项重要的障碍。因此，需要我们为这些障碍设置屏障。② 质言之，要营造多元的国家治理主体， 需要防止权力之间的相互转化，为各类治理主体提供更为平等的参与平台和机会。这样才能为国家治理的 改善提供更稳固的基础。 ［作者黄琪轩，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上海，200030）。］ ［美］斯蒂芬·哈格德 ：《亚洲金融危机的政治经济学》，刘丰译，长春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9 年，第 26-70 页。 Jon Elster, “Excessive Ambitions (II)”, Capitalism and Society, 2013, p.8. ① ② 朱天飚 国家治理与新自由主义 “国家治理”是近年来比较流行的词汇，如果将其简单理解成“国家对社会的管理”，似乎与“统治” （rule）就没有太大区别。很显然，统治更偏等级色彩，即自上而下的管理，而治理则更偏平等色彩，即与 社会进行协商管理，甚至是服务于社会。这里的“社会”不仅指那些具有资源和高度组织力的特殊利益集团， 还指占据社会大部的民众以及代表他们利益的社会组织。民众的广泛和平等的参与构成了国家治理的主要 部分。但是，从纵向的统治到横向的治理，国家与社会（特别是民众）的关系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演变过程。 在这个演变过程中，20 世纪 80 年代崛起的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思潮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从直接 关系上看，新自由主义主张全面减少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使市场运作更加自由，因此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 政府权力。新自由主义学者们和实践者们更主张政府采取支持、保护和服务自由市场的措施，“治理”的思 考也就更加呼之欲出。但如果从国家治理和新自由主义的历史渊源上进行考察，我们就会发现，它们之间 的关系要复杂得多，而给我们的启示也远没有今天的概念使用者想象的那么美妙
萝术月我 Academic Monthly 第46卷07Ju12014 力量几乎只来自传统势力。今天，民族国家的统治者再也无法忽视民众的呼声，而以劳工为基础的左派反 对力量也已经日渐强大。也就是说，国家再也不能无所顾忌地对社会进行统治，国家治理意味着国家必须 持续地与社会进行互动，以达成其管理之目的。新自由主义的推行恐怕也要通过这样一个互动的模式来进行， 它虽然有社会的支持力量，但也要面对社会的反对力量，因此新自由主义的推行一定是一个艰难和长期的 工作，甚至是一个不可完成的任务。 三、总结与启示 民族国家和资本主义的互动史其实就是一个国家管理模式逐渐转型的历史。从统治者部分接纳社会到 全部接纳社会，其间经历了一个从国家统治到国家治理的模式转型。统治者对社会的管理需要盟友的支持， 而财富拥有者往往成为前者的首选。虽然从联合土地拥有者到联合资本拥有者在一定程度上扩展了统治者 与社会的联系，但这并没有直接改变他们管理社会的基本模式，即国家对民众的统治。但是，这个模式被 资本拥有者赖以生存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国际化所彻底打破。只是这个过程并不是一个社会繁荣、人民 康乐的过程，而是一个从灾难到反思的过程。资本主义在将民众从封建的牢笼中解放出来的同时也破坏了 他们互相支持的社会关系，从而引发了巨大的政治经济灾难。国家管理模式的转型就是在对如何控制资本 主义的反思中完成了它的根本变化，即将民众的参与作为国家管理的核心部分，也即形成国家治理模式。 从这个角度看，新自由主义可能是一个危险的回潮。在很多人都将“深化改革”等同于“全球化和自 由市场化”的今天，我们尤其需要从历史的视角认真思考如何利用自由市场，如何推动国家治理，并认识 到国家治理和新自由主义的张力所在。也许两者都作为当前国际流行的概念，正好反映出“市场入侵和社 会反弹”的新角力。 〔本研究得到国家社科基金资助(13BJL027) [作者朱天飚，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副教授（北京，100871）。] (本专题讨论责任编辑：王胜强) Public Governance in a State-Society Perspective(Symposium) Bao Gangsheng,Chen Huirong,Huang Qixuan Zhu Tianbiao Abstract:Bao Gangsheng argues that the logic of public governance is relevant to corporate governance. The core is to form an incentive compatibility contract between officials and citizens.Chen Huirong argues for understanding state building from a perspective of state-society interaction.The state should both penetrate society and go beyond it based on its rationalization,autonomy and embeddedness.At the same time,society should balance the state power by rule of law and a mechanism of accountability. Huang Qixuan argues that effective public governance is based on the following two things:first, to prevent the economic power of land and capital owners from penetrating and even controlling the political arena;second,to also prevent government power from penetrating,controlling and monopolizing economic resources and opportunities.Good public governance should avoid the mutual transformation between economic and political powers.Zhu Tianbiao argues that the history of evolution between different modes of public management is actually the history of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nation- states and capitalism,in particular,the transformation from state rule to governance reflects the change from a partial social participation into state's decision-making process to its full participation. Key word:public governance,state and society,state building,neoliberalism 0 ?1994-2015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All rights reserved.http://www.cnki.net
20 Academic Monthly 第 46 卷 07 Jul 2014 （本专题讨论责任编辑：王胜强） Public Governance in a State-Society Perspective(Symposium) Abstract: Bao Gangsheng argues that the logic of public governance is relevant to corporate governance. The core is to form an incentive compatibility contract between officials and citizens. Chen Huirong argues for understanding state building from a perspective of state-society interaction. The state should both penetrate society and go beyond it based on its rationalization, autonomy and embeddedness. At the same time, society should balance the state power by rule of law and a mechanism of accountability. Huang Qixuan argues that effective public governance is based on the following two things: first, to prevent the economic power of land and capital owners from penetrating and even controlling the political arena; second, to also prevent government power from penetrating, controlling and monopolizing economic resources and opportunities. Good public governance should avoid the mutual transformation between economic and political powers. Zhu Tianbiao argues that the history of evolution between different modes of public management is actually the history of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nationstates and capitalism, in particular,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state rule to governance reflects the change from a partial social participation into state’s decision-making process to its full participation. Key word: public governance, state and society, state building, neoliberalism Bao Gangsheng, Chen Huirong, Huang Qixuan & Zhu Tianbiao 力量几乎只来自传统势力。今天，民族国家的统治者再也无法忽视民众的呼声，而以劳工为基础的左派反 对力量也已经日渐强大。也就是说，国家再也不能无所顾忌地对社会进行统治，国家治理意味着国家必须 持续地与社会进行互动，以达成其管理之目的。新自由主义的推行恐怕也要通过这样一个互动的模式来进行， 它虽然有社会的支持力量，但也要面对社会的反对力量，因此新自由主义的推行一定是一个艰难和长期的 工作，甚至是一个不可完成的任务。 三、总结与启示 民族国家和资本主义的互动史其实就是一个国家管理模式逐渐转型的历史。从统治者部分接纳社会到 全部接纳社会，其间经历了一个从国家统治到国家治理的模式转型。统治者对社会的管理需要盟友的支持， 而财富拥有者往往成为前者的首选。虽然从联合土地拥有者到联合资本拥有者在一定程度上扩展了统治者 与社会的联系，但这并没有直接改变他们管理社会的基本模式，即国家对民众的统治。但是，这个模式被 资本拥有者赖以生存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国际化所彻底打破。只是这个过程并不是一个社会繁荣、人民 康乐的过程，而是一个从灾难到反思的过程。资本主义在将民众从封建的牢笼中解放出来的同时也破坏了 他们互相支持的社会关系，从而引发了巨大的政治经济灾难。国家管理模式的转型就是在对如何控制资本 主义的反思中完成了它的根本变化，即将民众的参与作为国家管理的核心部分，也即形成国家治理模式。 从这个角度看，新自由主义可能是一个危险的回潮。在很多人都将“深化改革”等同于“全球化和自 由市场化”的今天，我们尤其需要从历史的视角认真思考如何利用自由市场，如何推动国家治理，并认识 到国家治理和新自由主义的张力所在。也许两者都作为当前国际流行的概念，正好反映出“市场入侵和社 会反弹”的新角力。 〔本研究得到国家社科基金资助（13BJL027）〕 ［作者朱天飚，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副教授（北京，1008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