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heng,Y.(2014).Governance and Foreign Investment in China,India,and Taiwan:Credibility,Flexibility,and International Business.AnnArbor: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蒋佶颖 一、梗概 本书作者挑战了“FDI更偏好民主制国家”的传统观点，主张政治制度与FDI 流入之间并不存在简单的线性关系，而是呈现倒U型曲线的关系。作者的观点 是：(1)在宏观层面，所有政治制度都需要在可靠性(credibility)与灵活性 (flexibility)之间权衡(trade-off),这两者可能同时加强或损害一个国家吸引 FDI的能力：(2)在微观层面，政府能够通过创造特定的政策工具来弥补宏观制 度安排上的缺陷。 在实证检验上，本书以“经济特区(special economic zone)”的作用为切入 点，对中国、印度与台湾地区这三个快速发展的亚洲经济体进行比较案例分析， 由此得到了政治制度与FDI流入两者之间更为准确的关系。具体来说，中国之所 以被外资所青睐，在于其威权体制使政府能够灵活地进行大胆的经济改革，创造 友好的投资环境，同时地方政府之间的经济竞争也保障了特区政策能够长期稳定 实行：印度的民主制度虽然为外国投资者提供了可靠性的保障，但在采取更为灵 活的投资政策之后FDI才开始大量涌入：台湾地区从威权制到民主制的转型过程 兼容了政策的灵活性与可靠性，这两者对台湾在经济起飞与持续的过程中改善投 资环境吸引FDI具有关键的作用。 第二章政策可靠性、灵活性与商业环境一一跨国家的证据 本章主张政治制度与FDI流入之间的关系是非线性的且有条件的，也就是说 民主制与非民主制都有各自吸引FDI的制度优势。这是因为除了政策可靠性 (policy credibility)之外，政策灵活性(policy flexibility)也是影响外国投资者 决策的关键因素。强力的制度制衡（以民主制为代表）保障了决策过程与结果的 可靠性，从而增加外国投资者的信心：较弱的制度制衡（以威权制为代表）则允 许了灵活的决策过程，从而增加了投资者选择的自由度(contingent freedom)。 作者试图论证：(1)所有制度安排都是政策可靠性与灵活性之间权衡的结果，这 两者可能同时加强或损害外国投资者的利益。(2)政治制度对FDI流入的影响会 随着现状的好坏或经历外部冲击而被强化或减弱一一有利于外国投资者的现状 会加强政策可靠性的积极作用，而经历外部冲击则会使政策灵活性变得更重要。 因此作者得出以下假设： H1:在其他因素保持不变的情况下，相比制度制衡太强或太弱的国家，制度 制衡处于中间水平的国家将吸引更多的FDI流入。 H2:在其他因素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制度制衡较弱的国家更可能为外国投资 者提供激励。 H3:在现有政策有利于投资者的情况下，制度制衡较强的国家能吸引更多的 FDI流入。 H4:在经历外部冲击的情况下，制度制衡较强的国家吸引FDI流入的能力减 弱。 作者用FDI净流入占GDP的百分比来测量一个国家吸引FDI的能力（因变
Zheng, Y. (2014). Governance and Foreign Investment in China, India, and Taiwan: Credibility, Flexibility, and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nn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蒋佶颖 一、梗概 本书作者挑战了“FDI 更偏好民主制国家”的传统观点，主张政治制度与 FDI 流入之间并不存在简单的线性关系，而是呈现倒 U 型曲线的关系。作者的观点 是：（1）在宏观层面，所有政治制度都需要在可靠性（credibility）与灵活性 （flexibility）之间权衡（trade-off），这两者可能同时加强或损害一个国家吸引 FDI 的能力；（2）在微观层面，政府能够通过创造特定的政策工具来弥补宏观制 度安排上的缺陷。 在实证检验上，本书以“经济特区（special economic zone）”的作用为切入 点，对中国、印度与台湾地区这三个快速发展的亚洲经济体进行比较案例分析， 由此得到了政治制度与 FDI 流入两者之间更为准确的关系。具体来说，中国之所 以被外资所青睐，在于其威权体制使政府能够灵活地进行大胆的经济改革，创造 友好的投资环境，同时地方政府之间的经济竞争也保障了特区政策能够长期稳定 实行；印度的民主制度虽然为外国投资者提供了可靠性的保障，但在采取更为灵 活的投资政策之后 FDI 才开始大量涌入；台湾地区从威权制到民主制的转型过程 兼容了政策的灵活性与可靠性，这两者对台湾在经济起飞与持续的过程中改善投 资环境吸引 FDI 具有关键的作用。 第二章政策可靠性、灵活性与商业环境——跨国家的证据 本章主张政治制度与 FDI 流入之间的关系是非线性的且有条件的，也就是说 民主制与非民主制都有各自吸引 FDI 的制度优势。这是因为除了政策可靠性 （policy credibility）之外，政策灵活性（policy flexibility）也是影响外国投资者 决策的关键因素。强力的制度制衡（以民主制为代表）保障了决策过程与结果的 可靠性，从而增加外国投资者的信心；较弱的制度制衡（以威权制为代表）则允 许了灵活的决策过程，从而增加了投资者选择的自由度（contingent freedom）。 作者试图论证：（1）所有制度安排都是政策可靠性与灵活性之间权衡的结果，这 两者可能同时加强或损害外国投资者的利益。（2）政治制度对 FDI 流入的影响会 随着现状的好坏或经历外部冲击而被强化或减弱——有利于外国投资者的现状 会加强政策可靠性的积极作用，而经历外部冲击则会使政策灵活性变得更重要。 因此作者得出以下假设： H1: 在其他因素保持不变的情况下，相比制度制衡太强或太弱的国家，制度 制衡处于中间水平的国家将吸引更多的 FDI 流入。 H2: 在其他因素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制度制衡较弱的国家更可能为外国投资 者提供激励。 H3: 在现有政策有利于投资者的情况下，制度制衡较强的国家能吸引更多的 FDI 流入。 H4: 在经历外部冲击的情况下，制度制衡较强的国家吸引 FDI 流入的能力减 弱。 作者用 FDI 净流入占 GDP 的百分比来测量一个国家吸引 FDI 的能力（因变
量)：用政体类型和否决者的空间模型来测量一个国家的制度制衡水平（自变量）。 第三章激励与承诺一一中国开发区的政治经济 以往的文献指出，非民主国家的政府同样依赖政治支持来维持统治，因此也 需要建立自身的信誉(credibility):即使没有制度制衡，只要目标符合统治者的 利益，非民主政体同样能够加强政策可靠性。 中国的经济开发区是一项特有的制度设计，它弥补了由于缺乏制度约束所带 来的政策可靠性的问题。开发区作为一个平台联合了不同政府机构的利益一一对 于依赖进出口贸易的沿海省份的官员，经济开发区对出口导向型增长有极大的推 动作用：对内陆省份的官员而言，利用开发区可以扩大他们升迁与寻租的机会。 各地方政府利益的重合促进了开发区政策的持续，也消除了外国投资者对于政策 风险的顾虑。 第四章威权体制下的地方问责一一中国经济开放区的证据 本章作者阐述三个微观制度因素(microinstitutional factors)对开发区的政 策执行非常重要一一(1)在缺乏制度化分权的情况下，开发区与中央政府的政 治联系能够为稳固的地方执政提供保障：(2)开发区的组织权力架构决定了地方 政府持续有效执行政策的能力：(3)法律制度尽管无法完全使地方政府负责，但 会对其自由裁量权施加约束。 通过量化的方法来检验这些因素对外国投资的影响，结果显示与中央政府有 更紧密联系、有更强的地方政府能力以及有更强的法律约束的开发区吸引了更多 的FDI流入。 第五章分解中国的法治一一地方立法权与私人投资 本章的两个论点：(1)中国的法律制度对私人投资的影响不仅取决于法治建 立过程的可靠性，还有赖于政府回应经济行为体需求的效率：(2)司法机构对国 外与国内私人投资的影响不同。跨国公司往往拥有更大的规模，因此更倾向向法 律系统寻求保护：而国内投资者的公司规模更小，更依靠非正式网络，因此较少 关心正式的法律制度。 通过测量法律的回应性(legislative responsiveness)与自由裁量权 (discretion),对中国地方的法制环境进行比较检验法律制度对投资的影响。结 果显示：FDI流入与地方立法活动的量呈正相关，而与司法自由裁量权的大小呈 负相关。这一结果表明法治发展加强了中国吸引FDI的能力：而国内私人投资的 情况则相反。 第六章印度经济特区的政治经济 为什么印度的经济改革花了长达十多年的时间才创造出对FDI友好的商业 环境？本章以制度视角，将可靠性-灵活性这一分析框架运用到印度的案例中， 来解答上述问题。作者认为印度的民主制度为国外投资者提供了政治保障，但直 到政府采用更加灵活的投资政策之后，印度市场才开始吸引大量FDI流入。具体 来说，开启经济特区政策对加强政府的灵活性、促进外国投资具有重要的作用。 尽管印度社会联盟的自由化偏好促成了经济特区政策的产生，但是由于民主政体 的特质，特区政策在实施过程还是遭遇了巨大的政治阻力与制度壁垒。印度的多 党联盟、州政府与各个利益集团在三个领域（税收优惠、土地征用与劳动力管制）
量）；用政体类型和否决者的空间模型来测量一个国家的制度制衡水平（自变量）。 第三章激励与承诺——中国开发区的政治经济 以往的文献指出，非民主国家的政府同样依赖政治支持来维持统治，因此也 需要建立自身的信誉（credibility）；即使没有制度制衡，只要目标符合统治者的 利益，非民主政体同样能够加强政策可靠性。 中国的经济开发区是一项特有的制度设计，它弥补了由于缺乏制度约束所带 来的政策可靠性的问题。开发区作为一个平台联合了不同政府机构的利益——对 于依赖进出口贸易的沿海省份的官员，经济开发区对出口导向型增长有极大的推 动作用；对内陆省份的官员而言，利用开发区可以扩大他们升迁与寻租的机会。 各地方政府利益的重合促进了开发区政策的持续，也消除了外国投资者对于政策 风险的顾虑。 第四章威权体制下的地方问责——中国经济开放区的证据 本章作者阐述三个微观制度因素（microinstitutional factors）对开发区的政 策执行非常重要——（1）在缺乏制度化分权的情况下，开发区与中央政府的政 治联系能够为稳固的地方执政提供保障；（2）开发区的组织权力架构决定了地方 政府持续有效执行政策的能力；（3）法律制度尽管无法完全使地方政府负责，但 会对其自由裁量权施加约束。 通过量化的方法来检验这些因素对外国投资的影响，结果显示与中央政府有 更紧密联系、有更强的地方政府能力以及有更强的法律约束的开发区吸引了更多 的 FDI 流入。 第五章分解中国的法治——地方立法权与私人投资 本章的两个论点：（1）中国的法律制度对私人投资的影响不仅取决于法治建 立过程的可靠性，还有赖于政府回应经济行为体需求的效率；（2）司法机构对国 外与国内私人投资的影响不同。跨国公司往往拥有更大的规模，因此更倾向向法 律系统寻求保护；而国内投资者的公司规模更小，更依靠非正式网络，因此较少 关心正式的法律制度。 通 过 测 量 法 律 的 回 应 性 （ legislative responsiveness ）与自由裁量权 （discretion），对中国地方的法制环境进行比较检验法律制度对投资的影响。结 果显示：FDI 流入与地方立法活动的量呈正相关，而与司法自由裁量权的大小呈 负相关。这一结果表明法治发展加强了中国吸引 FDI 的能力；而国内私人投资的 情况则相反。 第六章印度经济特区的政治经济 为什么印度的经济改革花了长达十多年的时间才创造出对 FDI 友好的商业 环境？本章以制度视角，将可靠性-灵活性这一分析框架运用到印度的案例中， 来解答上述问题。作者认为印度的民主制度为国外投资者提供了政治保障，但直 到政府采用更加灵活的投资政策之后，印度市场才开始吸引大量 FDI 流入。具体 来说，开启经济特区政策对加强政府的灵活性、促进外国投资具有重要的作用。 尽管印度社会联盟的自由化偏好促成了经济特区政策的产生，但是由于民主政体 的特质，特区政策在实施过程还是遭遇了巨大的政治阻力与制度壁垒。印度的多 党联盟、州政府与各个利益集团在三个领域（税收优惠、土地征用与劳动力管制）
提出了强有力的否决，这使印度在实行经济特区政策的过程中付出了更长的时间， 花费了更大的代价（相比中国）。 第七章台湾的民主化转型、制度创新与FDI 不同于在经济改革时期处在稳定的政治制度中的中国与印度，台湾同时经历 了经济变革与政治变迁。本章展示台湾的制度创新与民主化转型使政策的可靠性 与灵活性并存，为跨国公司创造了良好的投资环境。 在台湾发展早期，集权式政府与外国投资者（美国）参与决策对台湾的经济 改革发挥了重要的作用。60年代设立的制度创新，如加工出口区，是政府向外 国投资者释放的友好信号。到80年代台湾政治制度开始转型，这一时期除了商 业集团进入政府决策过程，政府依然有能力灵活协调不同经济行为体，并通过设 立新竹科学工业园区等来应对外部冲击与限制。 二、问题 1、作者主张的“灵活性(flexibility)”这一概念值得推敲。根据文本，这个 概念所描述的是政府能够不受其他社会集团的约束做出灵活、自主的决策， 与比较政治经济学中的“国家自主性”的内涵非常相似。那么，政策“灵 活性”是威权国家特有的吗？作者曾在第三章指出，非民主国家也需要依 赖特定集团的政治支持来维持统治，尽管它们的选民规模(selectorate) 要比民主政体小得多，但这并不意味着非民主政体的决策者不受到来自这 些集团的牵制。就像国家自主性会改变一样，在威权制度内部，我们可以 有灵活高效的政府，也可能产生拖沓低效的政府；同样地，将民主政体与 政策相对不灵活等价也不恰当。除了制度因素，政策的灵活性还取决于统 治集团乃至统治者本身的权力结构与自身的能力等因素。所以，作者没有 将这些变量纳入讨论就将非民主制度与政策灵活性挂钩似乎有制度决定 论之嫌。 2、 如果“政策灵活性”是针对现状好坏而言的，那么这个概念似乎并没有多 大的价值。当今世界还有多少国家是对FDI不友好的，或是排斥FDI流入 的？如果各国都积极吸引FDI流入，那么外资在这个世界绝大部分国家的 现状是好的，即使商业环境与投资政策存在改善的空间，用“政策灵活性” 来描述也不太恰当。 3、 作者打破了以往“FDI更偏好民主制国家”的观点，但是本书的立论却又 不是很清楚、明确。本书最后想要暗示的是能够兼顾政策灵活性与可靠性 的制度吸引FDI流入的能力最强。但这是怎样的制度？民主制度、威权制 度还是混合的制度？作者看似通篇都在谈制度，但本书的中心概念一一 “灵活性”、“可靠性”似乎其实又无法跟制度安排衔接在一起。 4、 台湾地区案例的分析与表达并不太准确，无法完全契合作者的论点
提出了强有力的否决，这使印度在实行经济特区政策的过程中付出了更长的时间， 花费了更大的代价（相比中国）。 第七章台湾的民主化转型、制度创新与 FDI 不同于在经济改革时期处在稳定的政治制度中的中国与印度，台湾同时经历 了经济变革与政治变迁。本章展示台湾的制度创新与民主化转型使政策的可靠性 与灵活性并存，为跨国公司创造了良好的投资环境。 在台湾发展早期，集权式政府与外国投资者（美国）参与决策对台湾的经济 改革发挥了重要的作用。60 年代设立的制度创新，如加工出口区，是政府向外 国投资者释放的友好信号。到 80 年代台湾政治制度开始转型，这一时期除了商 业集团进入政府决策过程，政府依然有能力灵活协调不同经济行为体，并通过设 立新竹科学工业园区等来应对外部冲击与限制。 二、问题 1、 作者主张的“灵活性（flexibility）”这一概念值得推敲。根据文本，这个 概念所描述的是政府能够不受其他社会集团的约束做出灵活、自主的决策， 与比较政治经济学中的“国家自主性”的内涵非常相似。那么，政策“灵 活性”是威权国家特有的吗？作者曾在第三章指出，非民主国家也需要依 赖特定集团的政治支持来维持统治，尽管它们的选民规模（selectorate） 要比民主政体小得多，但这并不意味着非民主政体的决策者不受到来自这 些集团的牵制。就像国家自主性会改变一样，在威权制度内部，我们可以 有灵活高效的政府，也可能产生拖沓低效的政府；同样地，将民主政体与 政策相对不灵活等价也不恰当。除了制度因素，政策的灵活性还取决于统 治集团乃至统治者本身的权力结构与自身的能力等因素。所以，作者没有 将这些变量纳入讨论就将非民主制度与政策灵活性挂钩似乎有制度决定 论之嫌。 2、 如果“政策灵活性”是针对现状好坏而言的，那么这个概念似乎并没有多 大的价值。当今世界还有多少国家是对 FDI 不友好的，或是排斥 FDI 流入 的？如果各国都积极吸引 FDI 流入，那么外资在这个世界绝大部分国家的 现状是好的，即使商业环境与投资政策存在改善的空间，用“政策灵活性” 来描述也不太恰当。 3、 作者打破了以往“FDI 更偏好民主制国家”的观点，但是本书的立论却又 不是很清楚、明确。本书最后想要暗示的是能够兼顾政策灵活性与可靠性 的制度吸引 FDI 流入的能力最强。但这是怎样的制度？民主制度、威权制 度还是混合的制度？作者看似通篇都在谈制度，但本书的中心概念—— “灵活性”、“可靠性”似乎其实又无法跟制度安排衔接在一起。 4、 台湾地区案例的分析与表达并不太准确，无法完全契合作者的论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