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9月 上海行政学院学报 Scp.,2010 第11卷第5期 The Joural of Shanghai Administration Institute Vol.11.No5 中图分类号：D80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3176(2010)05-011-(12) 国家安全与中国发展模式的变迁 黄琪轩 (上海交通大学，上海200030) 摘要：新中国建立以后，中国的现代化发展模式几经调整。本文试图回答，在什么时 候，中国的现代化模式强调中央政府的集中控制、政府的计划调节、经济上独立自主：又在 什么时候，中国的现代化模式更倾向于分权式的管理、市场调节以及融入世界经济？本项 研究试图展示，中国现代化模式变迁背后，国际安全形势的变迁是一项重要的动因。当中 国的国际安全形势比较严峻的时候，中国会更加倾向选择前一种发展模式：而当中国的安 全环境相对宽松的时候，中国会更加倾向于选择后一种现代化模式。要理解中国现代化模 式的变迁，离不开对国际安全环境的考察。 关键词：中国现代化：国家安全；发展模式 一、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模式的调整 新中国建立以后，中国的现代化发展模式几经调整。在什么时候，中国的现代化模式强调中央 政府的集中控制、政府的计划调节、经济上的独立自主：又在什么时候，中国的现代化模式更倾向于 分权式的管理、市场调节以及融入世界经济？在政治经济学发展的历史上，类似的问题曾经困扰过 很多思想家和研究者。 1848年，约翰·穆勒出版了他的政治经济学名著《政治经济学原理》。穆勒在该书中写到：“在我 们这个时代，无论是在政治科学中还是在实际政治中，争论得最多的一个问题是，政府职能和作用 的适当界限在哪里？”①这个问题是政府与市场在现代化过程中，各自扮演什么样角色的问题。②这 类问题不仅困扰了穆勒及其时代，也困扰着现代化过程中的各个国家。而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 也曾受过此类问题的困扰，引发过多次争论。中国现代化的发展模式也在根据实际情况不断调整。 现代国家与现代市场经济形成的过程中，政府与市场各自所扮演的角色一直是政治经济学家 收稿日期：2010-4-29 作者简介：黄琪轩男(1965一)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讲师 11
国家安全与中国发展模式的变迁 黄琪轩 （上海交通大学，上海 200030） 摘 要: 新中国建立以后，中国的现代化发展模式几经调整。本文试图回答，在什么时 候，中国的现代化模式强调中央政府的集中控制、政府的计划调节、经济上独立自主；又在 什么时候，中国的现代化模式更倾向于分权式的管理、市场调节以及融入世界经济？ 本项 研究试图展示，中国现代化模式变迁背后，国际安全形势的变迁是一项重要的动因。 当中 国的国际安全形势比较严峻的时候，中国会更加倾向选择前一种发展模式；而当中国的安 全环境相对宽松的时候，中国会更加倾向于选择后一种现代化模式。要理解中国现代化模 式的变迁，离不开对国际安全环境的考察。 关键词： 中国现代化；国家安全；发展模式 上海行政学院学报 The Journal of Shanghai Administration Institute 中图分类号：D8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3176（2010）05-011-（12） 收稿日期：2010-4-29 作者简介：黄琪轩 男 （1965— ） 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讲师 2010 年 9 月 第 11 卷第 5 期 Sep. , 2010 Vol. 11, No5 一、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模式的调整 新中国建立以后，中国的现代化发展模式几经调整。在什么时候，中国的现代化模式强调中央 政府的集中控制、政府的计划调节、经济上的独立自主；又在什么时候，中国的现代化模式更倾向于 分权式的管理、市场调节以及融入世界经济？在政治经济学发展的历史上，类似的问题曾经困扰过 很多思想家和研究者。 1848年，约翰·穆勒出版了他的政治经济学名著《政治经济学原理》。穆勒在该书中写到：“在我 们这个时代，无论是在政治科学中还是在实际政治中，争论得最多的一个问题是，政府职能和作用 的适当界限在哪里？”①这个问题是政府与市场在现代化过程中，各自扮演什么样角色的问题。②这 类问题不仅困扰了穆勒及其时代，也困扰着现代化过程中的各个国家。而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 也曾受过此类问题的困扰，引发过多次争论。中国现代化的发展模式也在根据实际情况不断调整。 现代国家与现代市场经济形成的过程中，政府与市场各自所扮演的角色一直是政治经济学家 11
第5期 上海行政学院学报 2010年 持续关注的话题。不少文献对政府与市场所扮演的角色各执一端，它们构成了两个基本不同的学术 派别。 自由派学者强调市场在现代化过程中的核心地位，强调政府放松对市场的管制，也强调一国经 济需要融入国际市场。⑧自由派学者在西方学术界，尤其是经济学界，长期占据主导位置。以世界银 行的经济学家为代表的学者们在解释东亚现代化成功的原因时，归因于东亚国家建立了自由市场 经济，价格扭曲较少，资源配置得当。而在解释中国改革开放的奇迹时，有研究者也承袭了这一视 角。这类研究指出，中国的奇迹是由于改革顺应了市场规则(market--conforming)带来的。市场化、外 向型的改革发挥了中国劳动力丰富的比较优势，发展了劳动密集型的产业，带来了中国的奇迹。④ 因此，在这派学者看来，中国的奇迹并没有太多新意，只是对以往成功模式的一个复制而己，即走市 场化的改革路线，加强国际经济联系，加大民营经济比重。® 而不少政治学者的论点与自由派的认识迥然不同，他们往往强调在现代化过程中，政府的角色 是市场无法替代的。这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对发展型政府(developmental state)的研究，这类研究 强调政府引导的现代化。@发展型政府的主要特点有：政府具有持续而强烈的发展意愿：具有高度 凝聚力的经济官僚机构(pilot agency):政商合作：有选择性的产业政策(selective industry policy)等。 有学者把中国也称为“发展型政府”。⑦不少研究者强调中国现代化过程中，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 所扮演的积极角色。®与此同时，除了对政府作用的强调，有一派学者还反对自由派学者对世界市 场的强调。他们对后发展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融入世界经济保持警惕。®有研究者就指出，正是由 于中国在社会主义现代化过程中，被资本主义世界封锁，所以中国建立起了一套独立自主的工业体 系和技术平台。这些技术能力的积累为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技术基础，也为 中国吸收西方先进技术积累了技术能力。@因此，在选择政府干预与市场主导，融入世界经济与独 立自主之间，学者们的认识是有较大分歧的。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具体政策，也在政府集中控制与 分权化管理，市场为主导的资源配置模式与政府为主导的资源配置模式，融入世界经济与独立自主 之间不断调试平衡。 建国以后，中国经历了相当长一段时期的“国家引导的发展”。这段时期中国经济强调中央集中 控制、计划调节，减少市场的运行范围：同时，中国强调自力更生，尽力减少中国对外部世界的依赖。 因此，此时的中国采取的是国家集中干预、相对孤立于世界市场的现代化模式。二十世纪七十年代 末期开始的改革开放，使中国的现代化模式在方向上有了重大的调整。中国政府规模在缩减，对市 场的角色更加强调：同时，中国也加快了融入世界经济的进程。相对分权、市场导向、依赖世界市场 的现代化模式开始逐渐取代了集中控制、以计划为主导、自给自足的发展模式。 如果用几个比较简单的指标来衡量中国政府的发展模式，我们可以用中央政府财政收入占财 政总收入的比重来衡量中国经济的集中化程度：用政府收入占GDP的比重来衡量中国政府对经济 的整体控制程度：同时，我们可以用国际直接投资占中国GDP的比重来衡量中国经济的对外依赖程 度。这几项指标能从某些侧面反映出中国现代化的模式变迁。从这几项指标来看，改革开放以前，中 国政府对经济的控制是比较集中的，计划程度很高，对外依赖程度很低。当时的国际直接投资几乎 可以忽略不计。改革开放以后一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中国经济的集中化程度在降低，中国政 府对中国经济的整体控制程度在减弱，中国经济的对外依赖程度在显著上升。这说明中国从改革开 放以前集中控制、以计划为主导、自给自足的发展模式开始转向相对分权、市场导向、依赖世界市场 的现代化模式。 而进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后，中国上述指标在某些方面又有了一些新的变化。1994年开 始的分税制改革让中央政府财政收入占财政总收入的比重上升：同时政府收入占GDP的比重也大 幅度提高。国际直接投资也呈现出一些新的变化。1994年以后，中国吸收的国际直接投资占GDP的 12
第 5 期 上海行政学院学报 2010 年 持续关注的话题。不少文献对政府与市场所扮演的角色各执一端，它们构成了两个基本不同的学术 派别。 自由派学者强调市场在现代化过程中的核心地位，强调政府放松对市场的管制，也强调一国经 济需要融入国际市场。③自由派学者在西方学术界，尤其是经济学界，长期占据主导位置。以世界银 行的经济学家为代表的学者们在解释东亚现代化成功的原因时, 归因于东亚国家建立了自由市场 经济，价格扭曲较少，资源配置得当。而在解释中国改革开放的奇迹时，有研究者也承袭了这一视 角。这类研究指出，中国的奇迹是由于改革顺应了市场规则（market-conforming）带来的。市场化、外 向型的改革发挥了中国劳动力丰富的比较优势，发展了劳动密集型的产业，带来了中国的奇迹。④ 因此，在这派学者看来，中国的奇迹并没有太多新意，只是对以往成功模式的一个复制而已，即走市 场化的改革路线，加强国际经济联系，加大民营经济比重。⑤ 而不少政治学者的论点与自由派的认识迥然不同，他们往往强调在现代化过程中，政府的角色 是市场无法替代的。这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对发展型政府（developmental state）的研究，这类研究 强调政府引导的现代化。⑥发展型政府的主要特点有：政府具有持续而强烈的发展意愿；具有高度 凝聚力的经济官僚机构（pilot agency）；政商合作；有选择性的产业政策(selective industry policy )等。 有学者把中国也称为“发展型政府”。⑦不少研究者强调中国现代化过程中，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 所扮演的积极角色。⑧与此同时，除了对政府作用的强调，有一派学者还反对自由派学者对世界市 场的强调。他们对后发展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融入世界经济保持警惕。⑨有研究者就指出，正是由 于中国在社会主义现代化过程中，被资本主义世界封锁，所以中国建立起了一套独立自主的工业体 系和技术平台。这些技术能力的积累为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技术基础，也为 中国吸收西方先进技术积累了技术能力。⑩因此，在选择政府干预与市场主导，融入世界经济与独 立自主之间，学者们的认识是有较大分歧的。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具体政策，也在政府集中控制与 分权化管理，市场为主导的资源配置模式与政府为主导的资源配置模式，融入世界经济与独立自主 之间不断调试平衡。 建国以后，中国经历了相当长一段时期的“国家引导的发展”。这段时期中国经济强调中央集中 控制、计划调节，减少市场的运行范围；同时，中国强调自力更生，尽力减少中国对外部世界的依赖。 因此，此时的中国采取的是国家集中干预、相对孤立于世界市场的现代化模式。二十世纪七十年代 末期开始的改革开放，使中国的现代化模式在方向上有了重大的调整。中国政府规模在缩减，对市 场的角色更加强调；同时，中国也加快了融入世界经济的进程。相对分权、市场导向、依赖世界市场 的现代化模式开始逐渐取代了集中控制、以计划为主导、自给自足的发展模式。 如果用几个比较简单的指标来衡量中国政府的发展模式，我们可以用中央政府财政收入占财 政总收入的比重来衡量中国经济的集中化程度；用政府收入占GDP的比重来衡量中国政府对经济 的整体控制程度；同时，我们可以用国际直接投资占中国GDP的比重来衡量中国经济的对外依赖程 度。这几项指标能从某些侧面反映出中国现代化的模式变迁。从这几项指标来看，改革开放以前，中 国政府对经济的控制是比较集中的，计划程度很高，对外依赖程度很低。当时的国际直接投资几乎 可以忽略不计。改革开放以后一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中国经济的集中化程度在降低，中国政 府对中国经济的整体控制程度在减弱，中国经济的对外依赖程度在显著上升。这说明中国从改革开 放以前集中控制、以计划为主导、自给自足的发展模式开始转向相对分权、市场导向、依赖世界市场 的现代化模式。 而进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后，中国上述指标在某些方面又有了一些新的变化。1994年开 始的分税制改革让中央政府财政收入占财政总收入的比重上升；同时政府收入占GDP的比重也大 幅度提高。国际直接投资也呈现出一些新的变化。1994年以后，中国吸收的国际直接投资占GDP的 12
黄琪轩：国家安全与中国发展模式的变迁 比重也开始明显下滑，在1994年的时候，峰值达到约6%，而到了2006年则降至不足3%。①这说明，从 某些侧面来看，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以后，中国对以往的现代化模式又有所调整。中国开始重新 关注中央政府对经济的控制、政府在发展经济中的积极作用以及在对外开放中保持经济的自主性。 有研究发现，以江泽民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与邓小平领导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相 比，更加强调中央政府对改革开放的管理和控制。®中国开始出现了对相对分权的、市场导向的、依 赖世界市场的现代化模式的反思与调整，至少是调整的端倪。 因此，中国的现代化模式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在不断调整和转变。中国现代化模式的调整背后 究竟是简单的纠偏试错，还是另有原因？在什么时候，中国的现代化更强调中央政府的集中控制、政 府的计划管理以及自力更生：又是在什么时候，中国的现代化又会有所转变，更加强调分权化的改 革、市场所扮演的积极角色以及增加与世界各国之间的相互依赖？这些转变背后的动因是什么？是 国内政治变迁导致，抑或还有其它原因在驱使中国现代化模式做出相应的调整？ 本文试图展示，国际安全形势的变迁是中国现代化模式变迁的一个重要动因。当中国面临的国 际安全形势比较严峻的时候，中国的现代化模式会更加强调中央政府的集中调节、计划的积极作 用，也更加强调自力更生：而当中国的安全环境相对宽松的时候，中国的现代化模式会更强调分权 化管理、市场的积极作用，也更加强调中国与世界市场的相互依赖。本项研究分为五个部分：第一个 部分提出问题：第二个部分指出，国内政治的变迁不足以有效解释中国现代化模式的转变，国际安 全形势的变迁是解释国内现代化模式变迁的重要因素：第三部分与第四部分梳理建国以后的相关 政治经济史，展示中国国际安全环境的几次变迁如何带来了现代化模式的变迁：第五部分是本文的 结论以及相关的一些讨论。 二、国家安全与现代化发展模式 中国现代化的模式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在不断调试变迁。谢淑丽(Susan Shirk)从国内政治的逻 辑来解释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政策调整。她认为：邓小平和其他改革派领导人是出于政治考虑而非 经济考虑引入了市场化、分权化的改革。中央改革派的领导人需要赢得地方大员的政治支持，因此 他们开始对地方放利让权。®换句话说，即国内政治的逻辑可以对中国现代化的发展模式产生影 响。但是谢淑丽的研究不能很好解释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实施的分税制改革。在国内政治并没有显 著变化的情况下，中央政府却再度加强了对地方财权的控制，提高了中央政府所占的税收份额。⑧ 因此，除了国内政治的影响以外，我们还需要寻找现代化模式变迁的其它原因。中国作为后发展国 家，其在现代化过程中与很多后发展国家有着类似的经历。而格申克隆(Alexander Gerschenkron)关 于后发展的研究则是这一领域的经典。 通过对后发展国家现代化的研究，格申克隆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英国工业化，仅仅依 靠商人就能完成：到了德国工业化，就需要银行来动员：再到俄国工业化，连银行都不行了，需要国 家来启动工业化？他提出，为什么后发展国家的工业化越来越具有强组织力？他给出的解释是：由于 这些国家所处的工业化阶段不同，因此，不同阶段对工业化提出了不同的要求。英国工业化发端于 轻工业，所以靠商人的资本就可以启动：到了德国工业化，工业化己经走到了重工业时期，需要大量 的投资，就需要银行来动员：再到俄国开始工业化，连银行也难以解决工业化所需的巨额资金了。因 此，工业化的任务落到了国家的肩上。所以，越是后发展，越需要政府的强组织力。© 但是，并非所有的后发展国家都能具备强组织力：同时，并非所有国家都能够倚赖政府的强组 织力进行现代化。不少国家持续处于落后的状态，即所谓的“失败的国家”(failed state)。不少非洲国 家甚至无法有效地在国内征税，只能依靠关税维持政府收入，遑论国家动用强组织力引导经济发 13
黄琪轩：国家安全与中国发展模式的变迁 比重也开始明显下滑，在1994年的时候，峰值达到约6%，而到了2006年则降至不足3%。輥輯訛这说明，从 某些侧面来看，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以后，中国对以往的现代化模式又有所调整。中国开始重新 关注中央政府对经济的控制、政府在发展经济中的积极作用以及在对外开放中保持经济的自主性。 有研究发现，以江泽民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与邓小平领导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相 比，更加强调中央政府对改革开放的管理和控制。輥輰訛中国开始出现了对相对分权的、市场导向的、依 赖世界市场的现代化模式的反思与调整，至少是调整的端倪。 因此，中国的现代化模式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在不断调整和转变。中国现代化模式的调整背后 究竟是简单的纠偏试错，还是另有原因？在什么时候，中国的现代化更强调中央政府的集中控制、政 府的计划管理以及自力更生；又是在什么时候，中国的现代化又会有所转变，更加强调分权化的改 革、市场所扮演的积极角色以及增加与世界各国之间的相互依赖？这些转变背后的动因是什么？是 国内政治变迁导致，抑或还有其它原因在驱使中国现代化模式做出相应的调整？ 本文试图展示，国际安全形势的变迁是中国现代化模式变迁的一个重要动因。当中国面临的国 际安全形势比较严峻的时候，中国的现代化模式会更加强调中央政府的集中调节、计划的积极作 用，也更加强调自力更生；而当中国的安全环境相对宽松的时候，中国的现代化模式会更强调分权 化管理、市场的积极作用，也更加强调中国与世界市场的相互依赖。本项研究分为五个部分：第一个 部分提出问题；第二个部分指出，国内政治的变迁不足以有效解释中国现代化模式的转变，国际安 全形势的变迁是解释国内现代化模式变迁的重要因素；第三部分与第四部分梳理建国以后的相关 政治经济史，展示中国国际安全环境的几次变迁如何带来了现代化模式的变迁；第五部分是本文的 结论以及相关的一些讨论。 二、国家安全与现代化发展模式 中国现代化的模式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在不断调试变迁。谢淑丽（Susan Shirk）从国内政治的逻 辑来解释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政策调整。她认为：邓小平和其他改革派领导人是出于政治考虑而非 经济考虑引入了市场化、分权化的改革。中央改革派的领导人需要赢得地方大员的政治支持，因此 他们开始对地方放利让权。輥輱訛换句话说，即国内政治的逻辑可以对中国现代化的发展模式产生影 响。但是谢淑丽的研究不能很好解释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实施的分税制改革。在国内政治并没有显 著变化的情况下，中央政府却再度加强了对地方财权的控制，提高了中央政府所占的税收份额。輥輲訛 因此，除了国内政治的影响以外，我们还需要寻找现代化模式变迁的其它原因。中国作为后发展国 家，其在现代化过程中与很多后发展国家有着类似的经历。而格申克隆（Alexander Gerschenkron）关 于后发展的研究则是这一领域的经典。 通过对后发展国家现代化的研究，格申克隆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英国工业化，仅仅依 靠商人就能完成；到了德国工业化，就需要银行来动员；再到俄国工业化，连银行都不行了，需要国 家来启动工业化？他提出，为什么后发展国家的工业化越来越具有强组织力？他给出的解释是：由于 这些国家所处的工业化阶段不同，因此，不同阶段对工业化提出了不同的要求。英国工业化发端于 轻工业，所以靠商人的资本就可以启动；到了德国工业化，工业化已经走到了重工业时期，需要大量 的投资，就需要银行来动员；再到俄国开始工业化，连银行也难以解决工业化所需的巨额资金了。因 此，工业化的任务落到了国家的肩上。所以，越是后发展，越需要政府的强组织力。輥輳訛 但是，并非所有的后发展国家都能具备强组织力；同时，并非所有国家都能够倚赖政府的强组 织力进行现代化。不少国家持续处于落后的状态，即所谓的“失败的国家”（failed state）。不少非洲国 家甚至无法有效地在国内征税，只能依靠关税维持政府收入，遑论国家动用强组织力引导经济发 13
第5期 上海行政学院学报 2010年 展。®即便是曾经具有强组织力的国家，其发展模式也并非一成不变。英国、德国等都相继进行了自 由化的转向。而即便是长期实施计划经济的苏联，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也开始了市场化与国际 化转向的改革。因此，有研究者指出，在国际化的大潮的压力下，一国如果坚持闭关锁国，会带来巨 大的机会成本，这样的压力可能会迫使其重新国际化。①但是，上述论点仅仅考虑经济收益的机会 成本却忽略了政治上，尤其是国家安全上的成本。外部威胁往往会迫使国家忽略闭关锁国的机会成 本，而去强调经济的自主性与国家安全。因为，自由贸易远远不是经济问题，其背后的安全问题一直 在使得市场问题政治化。当安全成为国家优先考虑的目标时，一国往往会牺牲开放的市场。® 而在政治经济学学说史中，也一直有基于国家安全而强调经济自主性的论述。美国第一任财长 汉密尔顿和德国的政治经济学家李斯特是比较典型的代表。他们的主张离不开对国家安全的考量。 汉密尔顿看到了国际安全给当时美国国内政治和现代化带来的巨大压力。他指出，“伴随战争发生 的生命与财产的强烈破坏，以及连续不断的危险状态所带来的不断的努力和惊恐，迫使最爱慕自由 的国家为了安宁和安全而采取有破坏自身民权和政治权利倾向的制度。为了更加安全，它们最后宁 可冒比较不自由的危险。”®汉密尔顿指出，美国的迅速崛起让那些先发展国家预见到了潜在的威 胁，在这种情势下，美国也是不安全的。欧洲国家为遏制美国，去鼓动美国分裂，为美国的贸易独立 设置障碍，以“阻止我们干扰他们的航海事业，独占我们的贸易利益，剪掉我们的翅膀，使我们无法 飞到危险的高度”。因此，国家安全的考虑迫使汉密尔顿强调美国要保持经济上的自主性，“用本国 船只直接运输和用别国船只间接运送产物往返美国，对于美国的贸易和航海业是有极大区别的”。。 所以，汉密尔顿非常强调发展美国的制造业，实施高关税保护。 麦迪逊是自由贸易论者，他公开反对汉密尔顿的主张。但是1812年英美战争爆发以后，麦迪逊 也不情愿地承认：在国际关系中，强权政治的现实让他改变了看法。他看到，持续的和平不仅取决于 单方面的公正和谨慎，而且需要别国也这么做。他指出：“我们对所有的外国制造业产品征收禁止性 关税，同时在国内建立制造业。只要我们自己能制造的产品，每个有爱国心的公民都不会去购买同类 的外国产品。他们购买本国产品的时候不问价格高低，才能确保我们不重新陷入对外国的依赖。⑦可 见，即便是抱有自由理念的政治家，在国家安全的压力下，也不得不重新考虑实施保护性政策。 德国政治经济学家李斯特也指出：“国内贸易方面的限制只有在极个别情况下才与公民的个人 自由不相抵触：而在国际贸易方面，高度的保护政策却可以与最大限度的个人自由并行不悖。事实 上最大限度的国际贸易自由，它的结果甚至能使国家沦于奴隶地位。”®即便是经济自由主义的旗 手亚当·斯密也不得不承认国防比财富重要。斯密指出：“当航海法制定时，英格兰和荷兰虽然实际 上没有作战，可是两国间存在最激烈的仇恨…由于国防比国家富裕更为重要，航海法或许是英格 兰所有商业法规中最明智的一种。®基于对国际安全环境的判断，斯密反对无条件的市场原则。 这些思想家的论述让我们看到，早期国家的现代化，如英国、德国、美国，也受到了当时国际环 境的显著影响。而当代的政治学者也看到了这一点。古诺维奇(Peter Gourevitch)强调国际政治会影 响到国内政治。国家之间的经济关系与军事压力对一国的政策制定构成了显著的约束，影响了国内 的政治行为。@有研究者也强调，东亚发展型政府的起源离不开持续的威胁感知。⑧因此，我们在关 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发展模式的转向时，离不开对国际安全环境的考虑。当国内政治的变迁不足以 有效解释中国现代化模式的转变，我们就需要引入国际安全因素。 当国际安全环境比较严峻的时候，对国家安全的考虑会驱使该国更为强调经济的自主性：而国 家安全的需要会驱使国家重点建设一些与国家安全息息相关的产业，尤其是重工业。由于需要集中 资源建设战略产业，此时国家对经济的干预比较频繁，资源调配也比较集中。因此，当该国国际安全 环境比较严峻的时候，国家的发展模式往往是比较集中化、计划化和内向的。而当国际安全环境比 较缓和的时候，一国会相应增加对世界市场的依赖，市场的作用较政府的作用更为明显。此时，由于 14
展。輥輴訛即便是曾经具有强组织力的国家，其发展模式也并非一成不变。英国、德国等都相继进行了自 由化的转向。而即便是长期实施计划经济的苏联，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也开始了市场化与国际 化转向的改革。因此，有研究者指出，在国际化的大潮的压力下，一国如果坚持闭关锁国，会带来巨 大的机会成本，这样的压力可能会迫使其重新国际化。輥輵訛但是，上述论点仅仅考虑经济收益的机会 成本却忽略了政治上，尤其是国家安全上的成本。外部威胁往往会迫使国家忽略闭关锁国的机会成 本，而去强调经济的自主性与国家安全。因为，自由贸易远远不是经济问题，其背后的安全问题一直 在使得市场问题政治化。当安全成为国家优先考虑的目标时，一国往往会牺牲开放的市场。輥輶訛 而在政治经济学学说史中，也一直有基于国家安全而强调经济自主性的论述。美国第一任财长 汉密尔顿和德国的政治经济学家李斯特是比较典型的代表。他们的主张离不开对国家安全的考量。 汉密尔顿看到了国际安全给当时美国国内政治和现代化带来的巨大压力。他指出，“伴随战争发生 的生命与财产的强烈破坏，以及连续不断的危险状态所带来的不断的努力和惊恐，迫使最爱慕自由 的国家为了安宁和安全而采取有破坏自身民权和政治权利倾向的制度。为了更加安全，它们最后宁 可冒比较不自由的危险。”輥輷訛汉密尔顿指出，美国的迅速崛起让那些先发展国家预见到了潜在的威 胁，在这种情势下，美国也是不安全的。欧洲国家为遏制美国，去鼓动美国分裂，为美国的贸易独立 设置障碍，以“阻止我们干扰他们的航海事业，独占我们的贸易利益，剪掉我们的翅膀，使我们无法 飞到危险的高度”。因此，国家安全的考虑迫使汉密尔顿强调美国要保持经济上的自主性，“用本国 船只直接运输和用别国船只间接运送产物往返美国，对于美国的贸易和航海业是有极大区别的”。輦輮訛 所以，汉密尔顿非常强调发展美国的制造业，实施高关税保护。 麦迪逊是自由贸易论者，他公开反对汉密尔顿的主张。但是1812年英美战争爆发以后，麦迪逊 也不情愿地承认：在国际关系中，强权政治的现实让他改变了看法。他看到，持续的和平不仅取决于 单方面的公正和谨慎，而且需要别国也这么做。他指出：“我们对所有的外国制造业产品征收禁止性 关税，同时在国内建立制造业。只要我们自己能制造的产品，每个有爱国心的公民都不会去购买同类 的外国产品。他们购买本国产品的时候不问价格高低，才能确保我们不重新陷入对外国的依赖。”輦輯訛可 见，即便是抱有自由理念的政治家，在国家安全的压力下，也不得不重新考虑实施保护性政策。 德国政治经济学家李斯特也指出：“国内贸易方面的限制只有在极个别情况下才与公民的个人 自由不相抵触；而在国际贸易方面，高度的保护政策却可以与最大限度的个人自由并行不悖。事实 上最大限度的国际贸易自由，它的结果甚至能使国家沦于奴隶地位。”輦輰訛即便是经济自由主义的旗 手亚当·斯密也不得不承认国防比财富重要。斯密指出：“当航海法制定时，英格兰和荷兰虽然实际 上没有作战，可是两国间存在最激烈的仇恨……由于国防比国家富裕更为重要，航海法或许是英格 兰所有商业法规中最明智的一种。”輦輱訛基于对国际安全环境的判断，斯密反对无条件的市场原则。 这些思想家的论述让我们看到，早期国家的现代化，如英国、德国、美国，也受到了当时国际环 境的显著影响。而当代的政治学者也看到了这一点。古诺维奇（Peter Gourevitch）强调国际政治会影 响到国内政治。国家之间的经济关系与军事压力对一国的政策制定构成了显著的约束，影响了国内 的政治行为。輦輲訛有研究者也强调，东亚发展型政府的起源离不开持续的威胁感知。輦輳訛因此，我们在关 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发展模式的转向时，离不开对国际安全环境的考虑。当国内政治的变迁不足以 有效解释中国现代化模式的转变，我们就需要引入国际安全因素。 当国际安全环境比较严峻的时候，对国家安全的考虑会驱使该国更为强调经济的自主性；而国 家安全的需要会驱使国家重点建设一些与国家安全息息相关的产业，尤其是重工业。由于需要集中 资源建设战略产业，此时国家对经济的干预比较频繁，资源调配也比较集中。因此，当该国国际安全 环境比较严峻的时候，国家的发展模式往往是比较集中化、计划化和内向的。而当国际安全环境比 较缓和的时候，一国会相应增加对世界市场的依赖，市场的作用较政府的作用更为明显。此时，由于 第 5 期 上海行政学院学报 2010 年 14
黄琪轩：国家安全与中国发展模式的变迁 安全紧迫性的降低，该国政府会下放部分权力来解决现代化过程中的问题。因此，当一国国际安全 环境较为宽松的时候，国家的发展模式往往是比较分权化、市场化和外向的。 改革开放以前，中国相对集中管理、以计为主要调节手段、相对封闭的现代化模式，是当时中 国政府基于安全的考虑、为保障经济的自主性做出的选择。同时，自由贸易也并非一厢情愿的事情， 出于安全考虑，西方世界加强了对中国的封锁，这也迫使中国做出这样的选择。而这一模式的变迁， 离不开国际安全环境的变迁。下一部分将围绕这一问题展开。 三、国际安全与中国的改革开放 前面论及，当中国的国际安全形势比较严峻的时候，中国的现代化模式会更加强调中央政府的 集中调节、计划的积极作用，也更加强调自力更生。改革开放以前，中国现代化模式很大程度上就是 当时国际安全环境的产物。 解放战争胜利后，中国从一个四分五裂的国家走向统一。无论在经济建设还是国家构建方面， 新中国都取得了重大的成绩。而当时的中国作为世界社会主义阵营的重要一员，其实力增长被西方 国家看作是强有力的挑战。尤其随着中国一五计划、二五计划的实施，中国的经济建设取得了惊人 的成就，抗美援朝又向世界展示了新中国不断上升的实力。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世界对中国的遏制 不断加深，中美关系比较紧张。1955年，艾森豪威尔向美国国会提交了一份特别咨文，要求国会授权 总统在必要的时候动用美国军队来保障台湾和澎湖列岛的安全。1958年，中国军队炮击金门，美国 调来舰船，以增援台湾海峡第七舰队，美国海军还登陆了台湾海峡。如果说，这一时期中国的威胁主 要来自美国为代表的西方世界，那么到了上世纪六十年代，中国则是腹背受敌，安全形势更为严峻。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中苏关系持续恶化。1962年5月，苏联策动了伊犁暴乱，迫使中 国边境6万多公民越境到苏联。1964年4月21日，苏联的《真理报》称中国为“叛徒”，同年苏联的《真理 报》以及苏联外长宣称：中苏同盟条约并不保证在战争的时候，苏联会援助中国。从1964年起，苏联在 中国北部边境大规模增兵。1965年3月，在莫斯科会议上，中苏两党关系公开破裂。1969年3月“珍宝 岛”事件，中苏在边境发生武装冲突。1969年9月，国际社会又盛传苏联对中国设在新疆罗布泊的核试 验基地有空袭的计划。当时，中国领导人提出对美国和苏联的霸权要“两面开弓”，“两个拳头打人”， 这就是当时安全情势的反映。中国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对抗，彼时的安全形势严峻程度可想而知。 面对当时的安全环境，中国领导人有着强烈的不安全感。毛泽东等国家领导人认为战争不可避 免。在1969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对国际形势的分析是：美帝国主义和苏修 社会帝国主义“妄想重新瓜分世界，既互相勾结，又互相争夺…我们决不可因为胜利而放松自己 的革命警惕性，决不可以忽视美帝、苏修发动大规模侵略战争的危险性。我们要作好充分准备，准备 他们大打，准备他们早打，准备他们打常规战争，也准备他们打核大战。总而言之，我们要有准备© 国际安全局势塑造了当时中国的现代化模式。新中国第一代领导集体对中国现代化有只争朝 夕的执着，除了领导人的民族责任感外，还离不开建国后中国严峻的国际安全环境。在资本主义国 家的包围下，没有现代化就难以确保社会主义的存续。“在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条件获得之后，中国人 民及其政府必须采取切实的步骤，在若干年内逐步地建立重工业和轻工业，使中国从农业国变为工 业国。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如无巩固的经济做它的基础，如无进步的、比现时发达得多的农业，如无 大规模的在全国经济比重上占极大优势的工业以及与之相适应的交通，贸易，金融等事业做它的基 础，是不能巩固的”。®中国当时的发展模式离不开国际安全的背景。 为了保障国家安全，中央加强了经济计划，以保证紧缺资源的供给：为了建设现代国防，中央更 强调重工业的优先发展而相对忽视轻工业的发展：为了有效建设现代工业，中央在全国范围内建立 15
安全紧迫性的降低，该国政府会下放部分权力来解决现代化过程中的问题。因此，当一国国际安全 环境较为宽松的时候，国家的发展模式往往是比较分权化、市场化和外向的。 改革开放以前，中国相对集中管理、以计划为主要调节手段、相对封闭的现代化模式，是当时中 国政府基于安全的考虑、为保障经济的自主性做出的选择。同时，自由贸易也并非一厢情愿的事情， 出于安全考虑，西方世界加强了对中国的封锁，这也迫使中国做出这样的选择。而这一模式的变迁， 离不开国际安全环境的变迁。下一部分将围绕这一问题展开。 三、国际安全与中国的改革开放 前面论及，当中国的国际安全形势比较严峻的时候，中国的现代化模式会更加强调中央政府的 集中调节、计划的积极作用，也更加强调自力更生。改革开放以前，中国现代化模式很大程度上就是 当时国际安全环境的产物。 解放战争胜利后，中国从一个四分五裂的国家走向统一。无论在经济建设还是国家构建方面， 新中国都取得了重大的成绩。而当时的中国作为世界社会主义阵营的重要一员，其实力增长被西方 国家看作是强有力的挑战。尤其随着中国一五计划、二五计划的实施，中国的经济建设取得了惊人 的成就，抗美援朝又向世界展示了新中国不断上升的实力。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世界对中国的遏制 不断加深，中美关系比较紧张。1955年，艾森豪威尔向美国国会提交了一份特别咨文，要求国会授权 总统在必要的时候动用美国军队来保障台湾和澎湖列岛的安全。1958年，中国军队炮击金门，美国 调来舰船，以增援台湾海峡第七舰队，美国海军还登陆了台湾海峡。如果说，这一时期中国的威胁主 要来自美国为代表的西方世界，那么到了上世纪六十年代，中国则是腹背受敌，安全形势更为严峻。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中苏关系持续恶化。1962年5月，苏联策动了伊犁暴乱，迫使中 国边境6万多公民越境到苏联。1964年4月21日，苏联的《真理报》称中国为“叛徒”，同年苏联的《真理 报》以及苏联外长宣称：中苏同盟条约并不保证在战争的时候，苏联会援助中国。从1964年起，苏联在 中国北部边境大规模增兵。1965年3月，在莫斯科会议上，中苏两党关系公开破裂。1969年3月“珍宝 岛”事件，中苏在边境发生武装冲突。1969年9月，国际社会又盛传苏联对中国设在新疆罗布泊的核试 验基地有空袭的计划。当时，中国领导人提出对美国和苏联的霸权要“两面开弓”“，两个拳头打人”， 这就是当时安全情势的反映。中国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对抗，彼时的安全形势严峻程度可想而知。 面对当时的安全环境，中国领导人有着强烈的不安全感。毛泽东等国家领导人认为战争不可避 免。在1969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对国际形势的分析是：美帝国主义和苏修 社会帝国主义“妄想重新瓜分世界，既互相勾结，又互相争夺……我们决不可因为胜利而放松自己 的革命警惕性，决不可以忽视美帝、苏修发动大规模侵略战争的危险性。我们要作好充分准备，准备 他们大打，准备他们早打，准备他们打常规战争，也准备他们打核大战。总而言之，我们要有准备”輦輴訛 国际安全局势塑造了当时中国的现代化模式。新中国第一代领导集体对中国现代化有只争朝 夕的执着，除了领导人的民族责任感外，还离不开建国后中国严峻的国际安全环境。在资本主义国 家的包围下，没有现代化就难以确保社会主义的存续。“在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条件获得之后，中国人 民及其政府必须采取切实的步骤，在若干年内逐步地建立重工业和轻工业，使中国从农业国变为工 业国。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如无巩固的经济做它的基础，如无进步的、比现时发达得多的农业，如无 大规模的在全国经济比重上占极大优势的工业以及与之相适应的交通，贸易，金融等事业做它的基 础，是不能巩固的”。輦輵訛中国当时的发展模式离不开国际安全的背景。 为了保障国家安全，中央加强了经济计划，以保证紧缺资源的供给；为了建设现代国防，中央更 强调重工业的优先发展而相对忽视轻工业的发展；为了有效建设现代工业，中央在全国范围内建立 黄琪轩：国家安全与中国发展模式的变迁 15
第5期 上海行政学院学报 2010年 了大量的国有企业，大部分企业由中央政府直接控制：为了摆脱西方的政治孤立与经济封锁，中国 建立了比较完备的、自成体系的工业结构，避免对西方的经济与技术依赖：也正是出于安全考虑，中 央加强了三线建设：为了迅速筹集资金来源，政府制定了比较严格的户籍制度和统购统销制度，这 种比较集中控制的模式能有效地从农业提取资金，为中国的现代化服务。集中化、以计划为导向的、 相对封闭的发展模式离不开当时的安全环境，在技术领域也是如此。那段时期中国的科学技术，尤 其是与国防相关的科学技术取得了重大的进展。有研究指出，当时中国对技术研究的军事化走向来 源于建国后到六十年代末期，中国面临巨大的外部威肋。®这一模式不仅体现在经济技术领域，也 体现在政治领域。中国的政治具有全能主义的倾向，而“全能主义政治是应付全面危机的一种对 策”。®全能模式在建国前是从事社会革命的需要，而建国后延续下来也一定程度上源于国家安全 的考虑。可以看到，在后来的时期，随着国际安全环境的改变，中国的发展模式也开始逐步调整。 上世纪七十年代是中国外交的一个转机。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1979年中美两国建交。 中美关系的迅速发展为中国改革开放提供了重要的外部环境。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开始逐步融入世 界经济：中国的安全环境也相对改善。而邓小平关于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的论断正是在这一时期 提出的。邓小平在1983年说：“大战打不起来。”1985年，邓小平又指出：现在世界上真正重大的问题， 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此时，中国的领导人 已经把以往“战争与革命”的时代主题重新界定为“和平与发展”。 由于国际安全环境的转变，中国的现代化模式开始有了重大的转变。国家对与安全相关领域的 建设不如前一时期迫切，同时为了更好融入世界经济，中国逐渐弱化了经济的计划管理模式：随之 而来的是以国有企业为主的经济格局开始转变，民营经济开始兴起：另一方面，国际安全环境的改 善让中国开始重视轻工业的发展，单方面重视重工业的方针得到纠偏：以往对西部三线为代表的国 防工业的建设逐步转向对沿海开放城市与工业的扶持：市场发展的需要又促使了中央让利放权，地 方政府财政自主权扩大。同时，中央也将更多的国有企业下放为地方管辖，地方政府控制的国企数 量增多。安全环境的变迁也减少了西方对中国的经济封锁，中国完全依赖自身建设工业的意愿下 降：计划经济条件下的大量工业项目被放弃，代之以技术引进。国产大飞机项目就是在那个时期下 马。此时，集中从农业提取资金的必要性降低，农业从原来的“统购统销”转变到以家庭为生产单位 的联产承包，乡镇企业也随之得到了迅速发展。政府对经济集中控制程度降低的同时，中国也开始 更多依赖世界市场。这一时期，国际直接投资开始大幅度涌入，跨国公司也开始在中国设厂，①国际 贸易开始大规模增加。® 总之，国际安全环境的变迁使得中国的现代化模式发生了相应变化，从一个相对集中管理、以 计划为主要调节手段、相对封闭的现代化模式转变为一个相对分权、以市场为主要调节手段、国际 化的经济发展模式。⑧ 四、国际环境的新变化与发展模式的调整 既然比较缓和的国际安全环境能让一国转变为相对分权、以市场为主要调节手段、国际化的现 代化模式。那么，如果国际环境又有所变化，变得比较严峻的时候，以往的现代化模式也会做出相应 的调整来应对。进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后，中国的国际环境出现了一些新的情况，这成为中国发 展模式调整的动因。 1991年“8·19”事件以后，苏联迅速走向解体。1991年，俄罗斯与乌克兰、白俄罗斯签署独联体协 议，宣布苏联停止存在。苏联的解体改变了国际安全格局，中国现代化的业绩开始具有政治意义，日 益成为世界各国关注的焦点。1993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决定修改计算世界各国财富的方法，它开 16
了大量的国有企业，大部分企业由中央政府直接控制；为了摆脱西方的政治孤立与经济封锁，中国 建立了比较完备的、自成体系的工业结构，避免对西方的经济与技术依赖；也正是出于安全考虑，中 央加强了三线建设；为了迅速筹集资金来源，政府制定了比较严格的户籍制度和统购统销制度，这 种比较集中控制的模式能有效地从农业提取资金，为中国的现代化服务。集中化、以计划为导向的、 相对封闭的发展模式离不开当时的安全环境，在技术领域也是如此。那段时期中国的科学技术，尤 其是与国防相关的科学技术取得了重大的进展。有研究指出，当时中国对技术研究的军事化走向来 源于建国后到六十年代末期，中国面临巨大的外部威胁。輦輶訛这一模式不仅体现在经济技术领域，也 体现在政治领域。中国的政治具有全能主义的倾向，而“全能主义政治是应付全面危机的一种对 策”。輦輷訛全能模式在建国前是从事社会革命的需要，而建国后延续下来也一定程度上源于国家安全 的考虑。可以看到，在后来的时期，随着国际安全环境的改变，中国的发展模式也开始逐步调整。 上世纪七十年代是中国外交的一个转机。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1979年中美两国建交。 中美关系的迅速发展为中国改革开放提供了重要的外部环境。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开始逐步融入世 界经济；中国的安全环境也相对改善。而邓小平关于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的论断正是在这一时期 提出的。邓小平在1983年说：“大战打不起来。”1985年，邓小平又指出：现在世界上真正重大的问题， 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輧輮訛。此时，中国的领导人 已经把以往“战争与革命”的时代主题重新界定为“和平与发展”。 由于国际安全环境的转变，中国的现代化模式开始有了重大的转变。国家对与安全相关领域的 建设不如前一时期迫切，同时为了更好融入世界经济，中国逐渐弱化了经济的计划管理模式；随之 而来的是以国有企业为主的经济格局开始转变，民营经济开始兴起；另一方面，国际安全环境的改 善让中国开始重视轻工业的发展，单方面重视重工业的方针得到纠偏；以往对西部三线为代表的国 防工业的建设逐步转向对沿海开放城市与工业的扶持；市场发展的需要又促使了中央让利放权，地 方政府财政自主权扩大。同时，中央也将更多的国有企业下放为地方管辖，地方政府控制的国企数 量增多。安全环境的变迁也减少了西方对中国的经济封锁，中国完全依赖自身建设工业的意愿下 降；计划经济条件下的大量工业项目被放弃，代之以技术引进。国产大飞机项目就是在那个时期下 马。此时，集中从农业提取资金的必要性降低，农业从原来的“统购统销”转变到以家庭为生产单位 的联产承包，乡镇企业也随之得到了迅速发展。政府对经济集中控制程度降低的同时，中国也开始 更多依赖世界市场。这一时期，国际直接投资开始大幅度涌入，跨国公司也开始在中国设厂，輧輯訛国际 贸易开始大规模增加。輧輰訛 总之，国际安全环境的变迁使得中国的现代化模式发生了相应变化，从一个相对集中管理、以 计划为主要调节手段、相对封闭的现代化模式转变为一个相对分权、以市场为主要调节手段、国际 化的经济发展模式。輧輱訛 四、国际环境的新变化与发展模式的调整 既然比较缓和的国际安全环境能让一国转变为相对分权、以市场为主要调节手段、国际化的现 代化模式。那么，如果国际环境又有所变化，变得比较严峻的时候，以往的现代化模式也会做出相应 的调整来应对。进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后，中国的国际环境出现了一些新的情况，这成为中国发 展模式调整的动因。 1991年“8·19”事件以后，苏联迅速走向解体。1991年，俄罗斯与乌克兰、白俄罗斯签署独联体协 议，宣布苏联停止存在。苏联的解体改变了国际安全格局，中国现代化的业绩开始具有政治意义，日 益成为世界各国关注的焦点。1993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决定修改计算世界各国财富的方法，它开 第 5 期 上海行政学院学报 2010 年 16
黄琪轩：国家安全与中国发展模式的变迁 始基于购买力平价(purchasing power parity,简称PPP)来评估GDP。这次评估让中国的GDP从世界第 十上升到世界第三，略微落后于日本。世界各国己经感知到中国的崛起，中国在世界政治中的地位 已经日益凸显出来。®而中国面临的国际安全压力也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以后更为显现。 从世界各国，尤其是美国对中国的一系列评估中，可以找到中国国际安全形势变化的一些印 证。2005年的一份报告显示，当美国民众被问及“当中国经济变得和美国经济规模相当的时候，是积 极的方面多还是消极的方面多？”这一问题时，有33%的美国民众认为消极的方面多，而仅有9%的 美国民众认为积极的方面多。持消极态度的美国民众是持积极态度民众的近4倍。®2005年，当美国 受访者被问及“中国的经济影响力对你们国家是一件坏事吗？”，有40%的美国民众认为中国经济冲 击对美国是件坏事：而到了2007年，受访者对此的回答上升了5个百分点，上升到45%。@这是美国受 访者对中国经济增长效应的评估。 2006年的一份报告显示，®对于中国军事实力的增长，中美两国之间存在重大的分歧。如表一 所示，在受访者被要求回答“中国军事实力的增长对你的国家而言是好事还是坏事？”的时候，大部 门欧洲和美国民众认为是件坏事，而且认为是坏事的受访者的比重在上升，尤其在美国上升得最 快。在2007一2008一年间，认为中国军力增长是坏事的美国受访者比重从68%增加到了82%，短短 时间内增长了14%。 表一 世界各国受访者对中国军事实力增长持消极态度的比重(2007) 国别 2007年 2008年 变化 美国 68 82 14 英国 66 74 8 俄国 70 7 德国 77 81 4 法国 84 87 3 波兰 72 74 2 数据米源：The Pew Global World Attitudes Project,.Global Unease With Major World Powers,47-Nation Pew Global Attitudes Survey,2007.p43. 随着中国的崛起，美国对中国的好感也在下降。一项调查用温度计来测量国家间的感情，低于50 度表示态度不友善。1999年的一份问卷显示，美国民众对中国的感觉是47度，已经低于当年美国最大 的对手苏联(49度。®而2000年以后，这种对比更明显。在2002年发表的调查中显示，美国民众对中国 的好感温度是48度，而对俄国的好感温度是55度，二者相差7度：到了2004年，美国民众对中国的感情 温度计已经下跌到44度，到2008年则进一步下跌到35度。美国对中国的好感呈稳步下跌的趋势。@ 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美国对中国的敌对情绪就已经显现。面对中国的崛起，在1990年，有 40%的美国民众和16%的美国领导人认为中国对美国的关键利益构成了重大威胁。而随着中国的 现代化的成功推进，四年过后，即在1994年，这个感知迅速上升到了57%和46%。®而在2008年的一 份问卷中，70%的美国民众也表示，他们有一点担心或者非常担心中国在未来会构成对美国的威 胁。而中国的民众也存在类似的担心。同样一份问卷显示，有76%的中国民众表示：他们有一点担 心，或者非常担心美国未来会对中国构成军事威胁。① 概言之，随着中国的迅速崛起，美国对中国的敌对情绪在上升，中国的不安全感也在相应增加。 在国际安全环境新变化的驱使下，中国的现代化模式又出现了一些新的调整。这主要表现在：中国 政府在财政体制、财政投向、对大型国企的扶持力度、与国防相关的研发和国际贸易与国际金融的 政策上，都做出了相应的调整，以此来应对挑战。 17
始基于购买力平价（purchasing power parity，简称PPP）来评估GDP。这次评估让中国的GDP从世界第 十上升到世界第三，略微落后于日本。世界各国已经感知到中国的崛起，中国在世界政治中的地位 已经日益凸显出来。輧輲訛而中国面临的国际安全压力也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以后更为显现。 从世界各国，尤其是美国对中国的一系列评估中，可以找到中国国际安全形势变化的一些印 证。2005年的一份报告显示，当美国民众被问及“当中国经济变得和美国经济规模相当的时候，是积 极的方面多还是消极的方面多？”这一问题时，有33%的美国民众认为消极的方面多，而仅有9%的 美国民众认为积极的方面多。持消极态度的美国民众是持积极态度民众的近4倍。輧輳訛2005年，当美国 受访者被问及“中国的经济影响力对你们国家是一件坏事吗？”，有40%的美国民众认为中国经济冲 击对美国是件坏事；而到了2007年，受访者对此的回答上升了5个百分点，上升到45%。輧輴訛这是美国受 访者对中国经济增长效应的评估。 2006年的一份报告显示，輧輵訛对于中国军事实力的增长，中美两国之间存在重大的分歧。如表一 所示，在受访者被要求回答“中国军事实力的增长对你的国家而言是好事还是坏事？”的时候，大部 门欧洲和美国民众认为是件坏事，而且认为是坏事的受访者的比重在上升，尤其在美国上升得最 快。在2007—2008一年间，认为中国军力增长是坏事的美国受访者比重从68%增加到了82%，短短 时间内增长了14%。 表一 世界各国受访者对中国军事实力增长持消极态度的比重（2007） 数 据 来 源 ：The Pew Global World Attitudes Project, Global Unease With Major World Powers, 47-Nation Pew Global Attitudes Survey,2007,p43. 随着中国的崛起，美国对中国的好感也在下降。一项调查用温度计来测量国家间的感情，低于50 度表示态度不友善。1999年的一份问卷显示，美国民众对中国的感觉是47度，已经低于当年美国最大 的对手苏联（49度）。輧輶訛而2000年以后，这种对比更明显。在2002年发表的调查中显示，美国民众对中国 的好感温度是48度，而对俄国的好感温度是55度，二者相差7度；到了2004年，美国民众对中国的感情 温度计已经下跌到44度，到2008年则进一步下跌到35度。美国对中国的好感呈稳步下跌的趋势。輧輷訛 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美国对中国的敌对情绪就已经显现。面对中国的崛起，在1990年，有 40%的美国民众和16%的美国领导人认为中国对美国的关键利益构成了重大威胁。而随着中国的 现代化的成功推进，四年过后，即在1994年，这个感知迅速上升到了57%和46%。輨輮訛而在2008年的一 份问卷中，70%的美国民众也表示，他们有一点担心或者非常担心中国在未来会构成对美国的威 胁。而中国的民众也存在类似的担心。同样一份问卷显示，有76%的中国民众表示：他们有一点担 心，或者非常担心美国未来会对中国构成军事威胁。輨輯訛 概言之，随着中国的迅速崛起，美国对中国的敌对情绪在上升，中国的不安全感也在相应增加。 在国际安全环境新变化的驱使下，中国的现代化模式又出现了一些新的调整。这主要表现在：中国 政府在财政体制、财政投向、对大型国企的扶持力度、与国防相关的研发和国际贸易与国际金融的 政策上，都做出了相应的调整，以此来应对挑战。 国别 2007 年 2008 年 变化 美国 68 82 14 英国 66 74 8 俄国 70 7 7 德国 77 81 4 法国 84 87 3 波兰 72 74 2 黄琪轩：国家安全与中国发展模式的变迁 17
第5期 上海行政学院学报 2010年 中国政府对以往分权化的改革有所调整，如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重新加强了中央的财权。此 外，中国对以往过于强调融入世界市场的论调作了调整，开始强调独立自主，技术上要自主创新，并 开始实施重大技术专项。®由于很多项目的设计与制造是由以往被忽略的大型国企来承担，中央政 府也加大了对大型国企的扶持力度，加大了与国家安全相关的国企的集中度。前面曾提到，1994年 以后，中国国际直接投资占GDP的比重开始明显下滑，1994年中国接收的国际直接投资占GDP的比 重曾高达到6%，而到了2006年则降低到不足3%。中国军费与军事科研也在加强，带动了国防经济 的发展，这到了1998年后尤其明显。从1998年到2007年，中国的国防经费年平均增长15.9%。2006年 和2007年，中国年度国防费为2979.38亿元人民币和3554.91亿元人民币，分别比上年增长20.4%和 19.3%,上升显著。⑤与此相关的是国防经济开始复苏，比较有代表性的是中国的大飞机项目。中央 政府在放弃大飞机项目二十多年后，又重新斥巨资重建大飞机。在论及这一项目时，有学者指出： “大飞机项目的成功还会使中国的空中力量发生质的飞跃，使中国在军事上更为安全。因此，由大飞 机项目所推动的航空工业技术能力的跃升，将不仅足以使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发生结构性变 化，而且将为保证中国的政治独立和国家主权提供强大的手段。这是一个强国之项目。”⑧而强国项 目的后面，是国家对自主性的强调与政府直接控制、集中调配资源倾向的增加。 以上的迹象从不同的侧面说明，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以后，中国对以往的发展模式开始做出 新的调整。中国开始重新关注中央政府对资源的控制、对经济发展和改革的干预，也开始强调中国要 保持经济上的自主性。前面提及，上世纪九十年代的中国领导人与邓小平时代的中央领导相比，更加 强调中央政府对改革开放的管理和控制。从己有的证据来看，国家安全的考虑让以往的发展模式有 了转向的端倪。而纵观中国现代化模式的调整，只有将其放在国际安全局势变迁的背景下才能更好 地予以理解。 其实，不仅中国如此，其它国家现代化模式的变迁也受到国际安全的牵引和驱动。在国际安全 环境比较严峻的时期，国家的发展模式都会有相应调整。新兴大国迅速崛起，改变国际政治现存的 权力分布，进而诱使国家发展模式做出调整。总起来说，新兴的国家往往容易走向相对集中化的发 展道路。从历史上看，二十世纪有三次比较明显的国家干预模式，从法西斯主义、到共产主义运动， 再到罗斯福新政。这三次国家集中干预模式的兴起背后都伴随新兴大国的崛起。安全环境的压力增 强了国家干预经济的意愿，同时安全环境也锻炼了大国干预经济的能力。而到了国际关系比较缓和 的时期，这些相对集中化的发展道路又开始出现调整，即便是长期坚持计划经济的苏联，在美苏关 系相对缓和以后，也开始了其市场化与国际化的改革。因此，或许从中国现代化的个案中，我们可以 推导出适用范围更广的结论。 五、结论与余论 中国现代化模式的调整究竞是简单的纠偏试错，还是背后另有原因？在什么时候，中国的现代 化模式强调中央政府的集中控制、政府的计划调节、经济上独立自主：又在什么时候，中国的现代化 模式更倾向于分权式的管理、市场调节以及融入世界经济？这些转变背后的动因是什么？本文试图 从国际安全的视角来看中国现代化模式的变迁，试图展示，中国现代化模式变迁背后，是国际安全 环境的变迁在牵引。当中国的国际安全形势比较严峻的时候，中国的现代化模式会更加强调中央政 府的集中调节、计划的积极作用，也更加强调自力更生：而当中国的安全环境相对宽松的时候，中国 的现代化模式会更强调分权化管理、市场的积极作用，也更加强调中国与世界市场的相互依赖。此 外，我们或许还能得出下面一些推论。 中国的现代化发展模式并非一成不变，大部分的模式调整并非不可逆。有研究者指出，中国发 18
中国政府对以往分权化的改革有所调整，如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重新加强了中央的财权。此 外，中国对以往过于强调融入世界市场的论调作了调整，开始强调独立自主，技术上要自主创新，并 开始实施重大技术专项。輨輰訛由于很多项目的设计与制造是由以往被忽略的大型国企来承担，中央政 府也加大了对大型国企的扶持力度，加大了与国家安全相关的国企的集中度。前面曾提到，1994年 以后，中国国际直接投资占GDP的比重开始明显下滑，1994年中国接收的国际直接投资占GDP的比 重曾高达到6%，而到了2006年则降低到不足3%。中国军费与军事科研也在加强，带动了国防经济 的发展，这到了1998年后尤其明显。从1998年到2007年，中国的国防经费年平均增长15.9%。2006年 和2007年，中国年度国防费为2979.38亿元人民币和3554.91亿元人民币，分别比上年增长20.4%和 19.3%，上升显著。輨輱訛与此相关的是国防经济开始复苏，比较有代表性的是中国的大飞机项目。中央 政府在放弃大飞机项目二十多年后，又重新斥巨资重建大飞机。在论及这一项目时，有学者指出： “大飞机项目的成功还会使中国的空中力量发生质的飞跃，使中国在军事上更为安全。因此，由大飞 机项目所推动的航空工业技术能力的跃升，将不仅足以使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发生结构性变 化，而且将为保证中国的政治独立和国家主权提供强大的手段。这是一个强国之项目。”輨輲訛而强国项 目的后面，是国家对自主性的强调与政府直接控制、集中调配资源倾向的增加。 以上的迹象从不同的侧面说明，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以后，中国对以往的发展模式开始做出 新的调整。中国开始重新关注中央政府对资源的控制、对经济发展和改革的干预，也开始强调中国要 保持经济上的自主性。前面提及，上世纪九十年代的中国领导人与邓小平时代的中央领导相比，更加 强调中央政府对改革开放的管理和控制。从已有的证据来看，国家安全的考虑让以往的发展模式有 了转向的端倪。而纵观中国现代化模式的调整，只有将其放在国际安全局势变迁的背景下才能更好 地予以理解。 其实，不仅中国如此，其它国家现代化模式的变迁也受到国际安全的牵引和驱动。在国际安全 环境比较严峻的时期，国家的发展模式都会有相应调整。新兴大国迅速崛起，改变国际政治现存的 权力分布，进而诱使国家发展模式做出调整。总起来说，新兴的国家往往容易走向相对集中化的发 展道路。从历史上看，二十世纪有三次比较明显的国家干预模式，从法西斯主义、到共产主义运动， 再到罗斯福新政。这三次国家集中干预模式的兴起背后都伴随新兴大国的崛起。安全环境的压力增 强了国家干预经济的意愿，同时安全环境也锻炼了大国干预经济的能力。而到了国际关系比较缓和 的时期，这些相对集中化的发展道路又开始出现调整，即便是长期坚持计划经济的苏联，在美苏关 系相对缓和以后，也开始了其市场化与国际化的改革。因此，或许从中国现代化的个案中，我们可以 推导出适用范围更广的结论。 五、结论与余论 中国现代化模式的调整究竟是简单的纠偏试错，还是背后另有原因？在什么时候，中国的现代 化模式强调中央政府的集中控制、政府的计划调节、经济上独立自主；又在什么时候，中国的现代化 模式更倾向于分权式的管理、市场调节以及融入世界经济？这些转变背后的动因是什么？本文试图 从国际安全的视角来看中国现代化模式的变迁，试图展示，中国现代化模式变迁背后，是国际安全 环境的变迁在牵引。当中国的国际安全形势比较严峻的时候，中国的现代化模式会更加强调中央政 府的集中调节、计划的积极作用，也更加强调自力更生；而当中国的安全环境相对宽松的时候，中国 的现代化模式会更强调分权化管理、市场的积极作用，也更加强调中国与世界市场的相互依赖。此 外，我们或许还能得出下面一些推论。 中国的现代化发展模式并非一成不变，大部分的模式调整并非不可逆。有研究者指出，中国发 第 5 期 上海行政学院学报 2010 年 18
黄琪轩：国家安全与中国发展模式的变迁 展了一套指向市场经济的联邦主义(market--preserving federalism),这个方向是不可逆的。中央政府 将权力下放地方以后，会受到更多的制约，使得中央政府再度收回权力相当困难。®但是，宣称这个 方向不可逆是难以让人信服的。回顾建国后中国现代化的历程就不难发现，一个发展模式很难一成 不变。改革开放以前违反市场经济原则的工业化建设，除了意识形态等因素在起作用以外，还由于 国际安全的需要。国际安全环境迫使当时的中国政府做出违反比较优势，发展重工业，建立多样化 的产业技术基础的决定。这个发展方向随着国际安全环境的变化而逆转。国际政治具有周期性，®伴 随新的大国的崛起，安全环境也会相应变迁，从而影响到发展模式的变迁。因此，只要国际政治有周 期，现代化的发展模式就会有周期。中国的社会主义发展模式跟随国际政治的周期进行调整。如果 国际安全环境更为严峻，政府可能需要再度集中经济的管理权，保证足够的产业宽度以保障经济自 主。同时，国际安全的考虑会消解很多来自各方面抵抗的阻力。®实际上，不仅中国在现代化发展过 程中面临模式调整的问题，其它早期现代化国家也有着类似的经历。它们的现代化模式也并非一个 模式走到底。有研究指出，即便是在欧美国家，市场经济模式也并非一直占具主导地位。在这些国家 现代化的早期，它们对经济进行了持续的干预，尤其是通过关税政策进行持续的干预。只是在完成 了现代化以后，这些国家才开始改弦更张，转换论调。®这些先发展国家现代化模式的调整，与中国 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模式的变迁是有共通之处的。因此，一种现代化发展模式是很难普遍适用的， 没有一种模式能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即便是某一个国家的发展模式，在不同的时期也会根据国际 安全环境的需要做出相应的调整。 各国所处的安全环境不同，发展模式调整的余地也有所差别。同样面临严峻的外部威胁，韩国 日本的发展型政府在大规模干预经济的同时，保留了密切的对外经济联系，坚持了出口导向型的发 展模式。而改革开放前的中国，面临持续的威胁，政府在对经济进行大规模干预的同时，却难以保证 融入世界市场。这是由于中国与韩国、日本相比，国际地位有所差别，因而即便处在同一时期，各国 面临的国际安全环境也会有所差别。苏联与中国相比，中国能比较成功地推行渐进式改革，苏联却 失败了。有研究指出，苏联的分权化、市场化改革失败，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由于改革过程中，苏 联的中央的权威瓦解了：而中国的改革之所以成功，是由于中央能始终保持对改革的控制。®事实 上，从国际安全的视角看，由于处在与美国对抗的风口浪尖，苏联对其发展模式做出调整的回旋余 地更小。从国际安全的视角来考虑，中国的改革比苏联面临的结构约束要少。正是苏联的国际地位 让苏联面临更为严峻的安全环境。美苏两国的角逐让苏联分权化、市场化、国际化的改革难以早日 启动。因此，中国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期就能启动改革，而苏联却只能等到八十年代中期。在国际安 全环境的制约下，苏联的改革空间更小，更难以启动，也更难改。 另外，我们或许需要附带关注的是，与发展模式相伴随的，是发展模式随着国际权力分布的扩 展而扩展。中国当时选择社会主义的现代化道路，离不开苏联的帮助与苏联的示范效应。而苏联权 力的增长，带动了苏东集团的出现，形成了一套不同的发展模式，向西方模式提出挑战。同时，我们 还看到，苏联的这套模式伴随着苏联权力的扩展进而扩展到其它第三世界国家。有研究者发现， 1945年以后，第三世界的私营企业数量下降，而这些国家公有企业则大幅度增加。第三世界国家政 府对经济的管制开始成为当时流行的模式。⊙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受苏联成功的现代化模式的影响。 而此后，拉丁美洲经济发展模式的自由化转向，也离不开苏联模式遇到了难题，苏联在世界政治中 的影响力式微。因此，一国的现代化进程并非孤立的现象，国际政治从不同侧面会影响到国家的现 代化发展进程。 中国正在迅速崛起，世界也在关注中国的政治经济改革与发展模式的调整。而要理解中国的政 治经济改革和现代化进程，离不开对国际形势，尤其是国际安全形势的把握。 19
展了一套指向市场经济的联邦主义（market-preserving federalism），这个方向是不可逆的。中央政府 将权力下放地方以后，会受到更多的制约，使得中央政府再度收回权力相当困难。輨輳訛但是，宣称这个 方向不可逆是难以让人信服的。回顾建国后中国现代化的历程就不难发现，一个发展模式很难一成 不变。改革开放以前违反市场经济原则的工业化建设，除了意识形态等因素在起作用以外，还由于 国际安全的需要。国际安全环境迫使当时的中国政府做出违反比较优势，发展重工业，建立多样化 的产业技术基础的决定。这个发展方向随着国际安全环境的变化而逆转。国际政治具有周期性，輨輴訛伴 随新的大国的崛起，安全环境也会相应变迁，从而影响到发展模式的变迁。因此，只要国际政治有周 期，现代化的发展模式就会有周期。中国的社会主义发展模式跟随国际政治的周期进行调整。如果 国际安全环境更为严峻，政府可能需要再度集中经济的管理权，保证足够的产业宽度以保障经济自 主。同时，国际安全的考虑会消解很多来自各方面抵抗的阻力。輨輵訛实际上，不仅中国在现代化发展过 程中面临模式调整的问题，其它早期现代化国家也有着类似的经历。它们的现代化模式也并非一个 模式走到底。有研究指出，即便是在欧美国家，市场经济模式也并非一直占具主导地位。在这些国家 现代化的早期，它们对经济进行了持续的干预，尤其是通过关税政策进行持续的干预。只是在完成 了现代化以后，这些国家才开始改弦更张，转换论调。輨輶訛这些先发展国家现代化模式的调整，与中国 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模式的变迁是有共通之处的。因此，一种现代化发展模式是很难普遍适用的， 没有一种模式能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即便是某一个国家的发展模式，在不同的时期也会根据国际 安全环境的需要做出相应的调整。 各国所处的安全环境不同，发展模式调整的余地也有所差别。同样面临严峻的外部威胁，韩国、 日本的发展型政府在大规模干预经济的同时，保留了密切的对外经济联系，坚持了出口导向型的发 展模式。而改革开放前的中国，面临持续的威胁，政府在对经济进行大规模干预的同时，却难以保证 融入世界市场。这是由于中国与韩国、日本相比，国际地位有所差别，因而即便处在同一时期，各国 面临的国际安全环境也会有所差别。苏联与中国相比，中国能比较成功地推行渐进式改革，苏联却 失败了。有研究指出，苏联的分权化、市场化改革失败，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由于改革过程中，苏 联的中央的权威瓦解了；而中国的改革之所以成功，是由于中央能始终保持对改革的控制。輨輷訛事实 上，从国际安全的视角看，由于处在与美国对抗的风口浪尖，苏联对其发展模式做出调整的回旋余 地更小。从国际安全的视角来考虑，中国的改革比苏联面临的结构约束要少。正是苏联的国际地位 让苏联面临更为严峻的安全环境。美苏两国的角逐让苏联分权化、市场化、国际化的改革难以早日 启动。因此，中国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期就能启动改革，而苏联却只能等到八十年代中期。在国际安 全环境的制约下，苏联的改革空间更小，更难以启动，也更难改。 另外，我们或许需要附带关注的是，与发展模式相伴随的，是发展模式随着国际权力分布的扩 展而扩展。中国当时选择社会主义的现代化道路，离不开苏联的帮助与苏联的示范效应。而苏联权 力的增长，带动了苏东集团的出现，形成了一套不同的发展模式，向西方模式提出挑战。同时，我们 还看到，苏联的这套模式伴随着苏联权力的扩展进而扩展到其它第三世界国家。有研究者发现， 1945年以后，第三世界的私营企业数量下降，而这些国家公有企业则大幅度增加。第三世界国家政 府对经济的管制开始成为当时流行的模式。輩輮訛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受苏联成功的现代化模式的影响。 而此后，拉丁美洲经济发展模式的自由化转向，也离不开苏联模式遇到了难题，苏联在世界政治中 的影响力式微。因此，一国的现代化进程并非孤立的现象，国际政治从不同侧面会影响到国家的现 代化发展进程。 中国正在迅速崛起，世界也在关注中国的政治经济改革与发展模式的调整。而要理解中国的政 治经济改革和现代化进程，离不开对国际形势，尤其是国际安全形势的把握。 黄琪轩：国家安全与中国发展模式的变迁 19
第5期 上海行政学院学报 2010年 注释： ①约翰·斯图亚特·穆勒(1806-1873年)，在1848年发表了他的著作《政治经济学原理-一及其在社会哲学上的若干应用》。此 后，他又发表了《论自由》(1859)即《群己权界论》：《代议制政府》(1861)：《功利主义》(1863》。穆勒跨越了政治学与经济学两个学科 平台。在政治学说史上，穆勒有相当重要的位置，他把功利主义原则与自由主义原则成功地融为一体。在经济学说史上，他的经济 学说是西方经济学说史上的第一次综合，即对古典经济学的综合。参见英]约翰·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一及其在社会哲学上的 若干运用》，胡企林、朱泱译，商务印书馆，1991年，第366页。 ②关于政府与市场、公私分化的基本文献，参见Morton J.Horwitz,The History of the Publie Private Distinction,Universit西ygf Pennsylvania Loe Review.130.June 1982.pp.1423-28:Jeff Weintraub and Krishan Kumar,eds.,Public and Private in Thought and Practice:Perspectives on a Grand Dichotomy.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7:Paul Starr.The Meaning of Privatization,in Sheila Kamerman and Alfred Kahn,eds.,Priratization and the Welfare State,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9:Albert O. Hirschman,Shifting Inolvements:Private Interest and Public Action,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2. ③有关研究参见Merton J.Peck and Thomas J.Richardson,eds,What Is to Be Done?Proposals for the Soviet Transition to the Market,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91;Olivier Blanchard et al.,Post-communist Reforms:Pain and Progress,Cambridge:MIT Press,1993:Jeffrey Sachs,Privatization in Russia:Some Lessons from Eastemn Europe,AEA Papers and Proceedings,82.May 1992.pp. 43-48. ④关于东亚奇迹的解释，参见世界银行1993年报告。关于中国的奇迹，参见Justin Yifu Lin,Fang Cai,.and Zhou Li.The China Miracle,Hong Kong:Chinese University Press,1996. 同学界称这一派学者为“趋同派"(convergence school,这一派的主要著述有Michael Bruno,Our Assistance Includes Ideas As Well As Money,Transition,World Bank,Vol.5 No.1.January 1994.pp.1-4;Gang Fan,Incremental changes and dual track transition: understanding the case of China,Economic Policy.Volume 19 supplement,December 1994.pp.99-122;Jeffrey Sachs and Wing Thye Woo,Understanding China's Economic Performance.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Working Paper No.5935,1997. ©参见：美阿图尔·科利著，朱天飚、黄琪轩、刘骥译，《国家引导的发展一全球边缘地区的政治权力与工业化》，吉林出版 集团，2008年。发展型政府最早由查默斯·约翰逊(Chalmers Johnson)在《通产省与日本奇迹》一书中提出，后来由彼得·埃文斯Pe- ter Evens)、罗伯特·韦德(Robert Wad、林德·维斯Linda Weiss)等学者从各个角度相继展开。对“发展型政府"的研究主要集中在 日本、韩国、和台湾这三个国家和地区。参见Johnson,Chalmers,MITI and the Japanese miracle:the grouth时industrial policy,I925- 1975.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2;Evans,Peter.Embedded autonomy:states and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5. Atul Kojli,State-Directed Development:Political Power and Industrialization in the Global Periphery,Cambridge University Pe5s.2004. ⑧有研究者提出中国的经济发展是“地方政府的统合主义”(Local State Corporatism）。中国的地方政府在经济发展中扮演了积 极的角色，地方政府的运行就像一个企业，在协调各方利益，促进中国的发展。参见Oi.Jean C.1992.Fiscal Reform and the Eco- nomic Foundations of Local State Corporatism in China.World Politics.45:1,pp.99-126. ⑨依附论以及世界体系论学者对国际分工中，核心国家对边缘国家存在的“剥削”比较强调，参见，Cardoso,.Femando H.and Faletto,Enzo.Dependency and development in Latin American.Berkeley and London: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9.Waller- stein,Immanuel,The capitalist world economy.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9. 四技术进步的能力学派往往强调吸收技术的能力需要积累。以前所积累的知识可以提高对新技术的认知，解决问题的能力需 要以往的知识作为铺垫。参见Cohen,Wesley,and Daniel Levinthal..Absorptive Capacity:A New Perspective on Learning and Innova- tion.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vol.35,1990,pp.128-l29.中国学者的研究参见，路风：《本土创新、能力发展和竞争优势一 中国激光视盘播放机工业的发展及其对政府作用的政策含义》，《管理世界》2003年第12期：路风：《走向自主创新：寻求中国力量的 源泉》，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 ①上面的数据根据《中国统计年鉴》(1990-20O8),UN Conference on Trade and Development;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公布 的数据计算。由于中央政府财政收入占GDP比重等数据已有相当多的材料，本项研究不再重复引用。相关文献与数据参见Wg, Shaoguang.The Rise of the Regions:Fiscal Reform and the Decline of Central State Capacity in China.The Waning of the Communist State:Economic Origins of Political Decline in China and Hungary.Ed.A.G.Walder.Berkeley,CA:UC Press,1995:87-113. 20
注释: ① 约翰·斯图亚特·穆勒（1806-1873年），在1848年发表了他的著作《政治经济学原理--及其在社会哲学上的若干应用》。此 后，他又发表了《论自由》（1859）即《群己权界论》；《代议制政府》（1861）；《功利主义》（1863）。穆勒跨越了政治学与经济学两个学科 平台。在政治学说史上，穆勒有相当重要的位置，他把功利主义原则与自由主义原则成功地融为一体。在经济学说史上，他的经济 学说是西方经济学说史上的第一次综合，即对古典经济学的综合。参见[英]约翰·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及其在社会哲学上的 若干运用》，胡企林、朱泱译，商务印书馆，1991年，第366页。 ② 关于政府与市场、公私分化的基本文献，参见Morton J. Horwitz, The History of the Public Private Distinction,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Law Review, 130, June 1982, pp.1423-28; Jeff Weintraub and Krishan Kumar, eds., Public and Private in Thought and Practice: Perspectives on a Grand Dichotom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7; Paul Starr, The Meaning of Privatization, in Sheila Kamerman and Alfred Kahn, eds., Privatization and the Welfare Stat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9; Albert O. Hirschman, Shifting Involvements: Private Interest and Public Actio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2. ③ 有关研究参见Merton J. Peck and Thomas J. Richardson, eds., What Is to Be Done? Proposals for the Soviet Transition to the Market,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1; Olivier Blanchard et al., Post-communist Reforms: Pain and Progress, Cambridge: MIT Press, 1993; Jeffrey Sachs, Privatization in Russia: Some Lessons from Eastern Europe, AEA Papers and Proceedings, 82, May 1992, pp. 43-48. ④ 关于东亚奇迹的解释，参见世界银行1993年报告。关于中国的奇迹，参见Justin Yifu Lin, Fang Cai, and Zhou Li, The China Miracle, Hong Kong: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1996. ⑤ 学界称这一派学者为“趋同派”（convergence school），这一派的主要著述有Michael Bruno, Our Assistance Includes Ideas As Well As Money, Transition, World Bank, Vol. 5 No.1, January 1994,pp. 1-4; Gang Fan, Incremental changes and dual track transition: understanding the case of China, Economic Policy, Volume 19 supplement, December 1994, pp. 99-122; Jeffrey Sachs and Wing Thye Woo, Understanding China's Economic Performance,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Working Paper No. 5935, 1997. ⑥ 参见：[美]阿图尔·科利著，朱天飚、黄琪轩、刘骥 译，《国家引导的发展——全球边缘地区的政治权力与工业化》，吉林出版 集团，2008年。发展型政府最早由查默斯·约翰逊（Chalmers Johnson）在《通产省与日本奇迹》一书中提出，后来由彼得·埃文斯（Pe－ ter Evens）、罗伯特·韦德（Robert Wade）、林德·维斯（Linda Weiss）等学者从各个角度相继展开。对“发展型政府”的研究主要集中在 日本、韩国、和台湾这三个国家和地区。参见Johnson, Chalmers, MITI and the Japanese miracle: the growth of industrial policy,1925- 1975,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2; Evans, Peter, Embedded autonomy: states and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5. ⑦ 参见Atul Kojli,State-Directed Development: Political Power and Industrialization in the Global Peripher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⑧ 有研究者提出中国的经济发展是“地方政府的统合主义”（Local State Corporatism）。中国的地方政府在经济发展中扮演了积 极的角色，地方政府的运行就像一个企业，在协调各方利益，促进中国的发展。参见Oi, Jean C. 1992. Fiscal Reform and the Eco－ nomic Foundations of Local State Corporatism in China. World Politics, 45:1, pp. 99-126. ⑨ 依附论以及世界体系论学者对国际分工中，核心国家对边缘国家存在的“剥削”比较强调，参见，Cardoso, Fernando H. and Faletto, Enzo, Dependency and development in Latin American. Berkeley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9. 以及Waller－ stein, Immanuel,The capitalist world economy.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9.等。 ⑩ 技术进步的能力学派往往强调吸收技术的能力需要积累。以前所积累的知识可以提高对新技术的认知，解决问题的能力需 要以往的知识作为铺垫。参见Cohen, Wesley, and Daniel Levinthal. Absorptive Capacity: A New Perspective on Learning and Innova－ tion.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vol. 35,1990，pp. 128-129.中国学者的研究参见，路风：《本土创新、能力发展和竞争优势—— 中国激光视盘播放机工业的发展及其对政府作用的政策含义》，《管理世界》2003年第12期；路风：《走向自主创新：寻求中国力量的 源泉》，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 輥輯訛 上面的数据根据《中国统计年鉴》（1990-2008），UN Conference on Trade and Development;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公布 的数据计算。由于中央政府财政收入占GDP比重等数据已有相当多的材料，本项研究不再重复引用。相关文献与数据参见Wang, Shaoguang. The Rise of the Regions: Fiscal Reform and the Decline of Central State Capacity in China. The Waning of the Communist State: Economic Origins of Political Decline in China and Hungary. Ed. A. G. Walder. Berkeley, CA: UC Press, 1995: 87-113. 第 5 期 上海行政学院学报 2010 年 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