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社会体制比较（双月刊砂 65 大国权力转移与自主创新 黄琪轩 内容提要：对于大国权力转移的研究，以往国际关系理论往往关注权力转移所引发的大国战 争。文章认为，“二战”以后，权力转移过程中的焦点正在发生改变。大国所面临的国际约束使得领导 国与挑战国的竞争很大程度上远离了战争而转向技术竞争。当挑战因迅速崛起的时候，领导国与挑 战国都会强调技术上的自主创新而不是战争，以实现国家安全。与小国相比较，大国的技术进步更具 有反国际分工、覆盖领域全面等特征。而在大国之间发生权力转移时期，领导国与挑战国双方政府会 增大对自主创新的投入。自主创新的加强成为战后大国权力转移过程中的显著特征。 关键词：大国政治权力转移自主创新 大国地位的此起彼伏给国际关系与国内政治带来了重大影响。本项研究力图展示，以往国 际关系理论所关注的大国权力转移过程中的焦点正在发生改变。在“二战”以后，大国所面临的 国际约束使得领导国与挑战国的竞争很大程度上远离了战争而转向技术竞争。 一、大国与挑战国 大国(great powers)一词，来自于欧洲的外交史。这一词汇可以追溯到雅典、斯巴达、迦太 基、罗马、古代中东帝国，还有古代中国。如果说在过去五百年里，欧洲国际政治的演进有着明 显的分野，那么我们便可将它简略地区分为大国政治与非大国的政治(Barry Buzan,2004)。而 大国政治在当代的国际关系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对大国的界定，不同流派的国际关系学者有不同的认识。如沃尔兹(Wz)就认为，在国际 政治的自助体系里，要成为最有能力的行为体需要依靠一国的综合国力。“因此，一个国家的经 济实力、军事实力和其他能力是不能被分割看待、分开计算的。一个国家可能由于仅仅缺乏某 项因素，而不能跻身到国际体系的顶层…如果我们需要将国家划分等级的话，我们不需要看 这个国家是否赢得过战争，也不需要考虑它在其他方面所做出的努力。我们需要做的事情仅仅 是：大致按照这些国家的能力来划分国家的等级。”(Kenneth A.Waltz,1979)因此，沃尔兹对大 国的关注集中于大国的综合竞争力，他更多地强调物质的实力。伯森(Posen)和罗斯(Ross)也 认为，大国“需要有实质性的工业和军事潜力”(Posen&Ross,1996/1997)。这个看法也是建立 在物质力的基础上的。 与上述物质主义的看法有区别的是英国学派的研究。英国学派对大国的界定则更多地具 作者简介：黄琪轩，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博士生，北京大学与康奈尔大学联合培养博士生。 本项研究受到国家留学基金委“国家建设高水平大学”计划的资助。感谢北京大学的傅军教授、朱天飚副教授和路风教 授：感谢康奈尔大学卡赞斯坦(Peter Katzenstein教授以及哥伦比亚大学的斯蒂格利茨教授(Joseph Stiglitz)。此外还 要感谢中央编译局的杨雪冬研究员，北京大学的宋磊刷教授、刘骥博士、苏莉博士、叶静博士，南开大学的刘丰博士、陈小鼎 博士、刘兴华博士、刘伟伟博士、复旦大学的李巍博士、香港大学的陈慧荣博士。 C 1994-201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All rights reserved.http://www.cnki.net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双月刊） 大国地位的此起彼伏给国际关系与国内政治带来了重大影响。本项研究力图展示，以往国 际关系理论所关注的大国权力转移过程中的焦点正在发生改变。在“二战”以后，大国所面临的 国际约束使得领导国与挑战国的竞争很大程度上远离了战争而转向技术竞争。 一、大国与挑战国 大国（great powers）一词，来自于欧洲的外交史。 这一词汇可以追溯到雅典、斯巴达、迦太 基、罗马、古代中东帝国，还有古代中国。 如果说在过去五百年里，欧洲国际政治的演进有着明 显的分野，那么我们便可将它简略地区分为大国政治与非大国的政治（Barry Buzan，2004）。 而 大国政治在当代的国际关系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对大国的界定，不同流派的国际关系学者有不同的认识。 如沃尔兹（Waltz）就认为，在国际 政治的自助体系里，要成为最有能力的行为体需要依靠一国的综合国力。“因此，一个国家的经 济实力、军事实力和其他能力是不能被分割看待、分开计算的。 一个国家可能由于仅仅缺乏某 项因素，而不能跻身到国际体系的顶层……如果我们需要将国家划分等级的话，我们不需要看 这个国家是否赢得过战争，也不需要考虑它在其他方面所做出的努力。我们需要做的事情仅仅 是：大致按照这些国家的能力来划分国家的等级。”（Kenneth A. Waltz，1979）因此，沃尔兹对大 国的关注集中于大国的综合竞争力，他更多地强调物质的实力。 伯森（Posen）和罗斯（Ross）也 认为，大国“需要有实质性的工业和军事潜力”（Posen & Ross，1996/1997）。 这个看法也是建立 在物质力的基础上的。 与上述物质主义的看法有区别的是英国学派的研究。 英国学派对大国的界定则更多地具 作者简介：黄琪轩，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博士生，北京大学与康奈尔大学联合培养博士生。 本项研究受到国家留学基金委“国家建设高水平大学”计划的资助。感谢北京大学的傅军教授、朱天飚副教授和路风教 授；感谢康奈尔大学卡赞斯坦（Peter Katzenstein）教授以及哥伦比亚大学的斯蒂格利茨教授（Joseph Stiglitz）。此外还 要感谢中央编译局的杨雪冬研究员，北京大学的宋磊副教授、刘骥博士、苏莉博士、叶静博士，南开大学的刘丰博士、陈小鼎 博士、刘兴华博士、刘伟伟博士、复旦大学的李巍博士、香港大学的陈慧荣博士。 大国权力转移与自主创新 内容提要：对于大国权力转移的研究，以往国际关系理论往往关注权力转移所引发的大国战 争。 文章认为，“二战”以后，权力转移过程中的焦点正在发生改变。 大国所面临的国际约束使得领导 国与挑战国的竞争很大程度上远离了战争而转向技术竞争。 当挑战国迅速崛起的时候，领导国与挑 战国都会强调技术上的自主创新而不是战争，以实现国家安全。与小国相比较，大国的技术进步更具 有反国际分工、覆盖领域全面等特征。而在大国之间发生权力转移时期，领导国与挑战国双方政府会 增大对自主创新的投入。 自主创新的加强成为战后大国权力转移过程中的显著特征。 关键词：大国政治 权力转移 自主创新 黄琪轩 65
66 2009年第3期总第143期 有观念和认知的特征。赫德利·布尔(Hedley Bull)强调国际社会对大国的社会建构。他认为，要 成为大国必需具备这样的条件：其他国家认为这个国家具有一些特殊的权利和责任，而这个国 家的领导人和人民也确凿不移地相信这一说法。它们接受其责任，并调整自己的政策，以适应 它们所负有的管理国际社会的责任(Hedley Bull,1977)。我们不难看出，布尔对大国的这一界 定强调认知的因素。 如果一个国家想要成为大国，需要依赖于一个关键的因素：“把大国同区域性的国家区分 开来的标志是：它的所作所为能够迫使其他国家对国际社会现在以及将来的权力分布做出反 应。而这些国家对此反应的计算和谋划是建立在国际体系这个层次上的。”(Barry Buzan, 2004)换句话说，大国能作为国际体系的改写者，它们是国际体系的“价格制定者”，而不仅是价 格接受者。大国队伍中的每一个国家，都能对国际关系的领导国构成挑战。 值得注意的是，对大国潜力的估算也很重要。因为“二战”以后世界经济结构的改变，具备 基本条件的国家能够在短时期内跻身大国行列：而大国队伍中的国家又能在较短的时间内掌 握世界的领导权，或对领导权构成有力的挑战。本项研究主要关注大国的物质力量，尤其是经 济力量，而把认知的因素作为物质力的结果。由于“二战”后经济实力能够快速转化为其他实 力，因而国家从领土扩张转向经济发展来积累实力(Richard N.Rosecrance,I999)。在这样的 结构下，即便是像日本这样缺乏自然资源的国家，也能跻身大国的行列。当一个大国的经济增 长明显快于领导国时，那么它所赢得的权力增长差距上的优势就为以后大国间的权力转移奠 定了物质基础，而这个在权力增长差距中赢得优势的国家即挑战国。 尽管权力转移理论往往认为国际体系的战争是由于最强的国家之间争夺主导权(struggle for primacy)的战争，即第一号大国和第二号大国之间的竞争。但是，这样的纷争也可以起源于 在大国名单中的第三号国家、第四号国家以及第五号国家(hird-,fourth-,and fifth-ranked powers)。竞争的逻辑并非限于身处国际体系顶层的两强之间(Steve Chan,2OO4)。这是由于战 后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使得有的大国能够迅速积攒实力。在挑战国崛起阶段，它的经济发展 能在短时间内以相当快的速度增长，进而去改变世界秩序。因此，对于大国而言，权力的增量而 不是存量日益重要。 发展缓慢的第二号大国并不会对第一号大国构成挑战，因为现行的国际政治经济安排就 容纳了第二号大国的利益诉求。但是，大国名单中的相对靠后者，如果其权力增长越快，其权力 增长优势较领导国越明显，现有的国际分配体系就越难迅速调整以适应迅速变化的实力结构。 在这种情况下，领导国与挑战国双方的威胁感知就越明显。 因此，本项研究所关注的大国队伍中的挑战国与领导国并不是第一号大国和第二号大国。 挑战国可能是迅速崛起的、在大国队伍中比较靠后者，而不是第二号强国。二战后权力增长的 特点决定了，在大国竞争中，权力的增量而不是存量日益重要。大国权力的增量如何影响技术 变迁呢？ 二、技术问题：经济现实主义还是自由主义 对待技术问题，我们可以看到两大派别，即经济现实主义与经济自由主义。李斯特(Ls)的 《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可以视为经济现实主义的早期代表。经济现实主义构造了一个世界。 这个世界的主要行为体是享有独立主权的民族国家。这些民族国家追求权力最大化。只有如 此，它们才能确保在弱肉强食的国际丛林留得生存之地。在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下，国家间 为追求国家生存，斗争永不停歇。国家之间的冲突尽管可能通过各种办法来缓解，但是从长期 C1994-201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All rights reserved.http://www.cnki.net
2009 年第 3 期总第 143 期 有观念和认知的特征。赫德利·布尔（Hedley Bull）强调国际社会对大国的社会建构。他认为，要 成为大国必需具备这样的条件：其他国家认为这个国家具有一些特殊的权利和责任，而这个国 家的领导人和人民也确凿不移地相信这一说法。 它们接受其责任，并调整自己的政策，以适应 它们所负有的管理国际社会的责任（Hedley Bull，1977）。 我们不难看出，布尔对大国的这一界 定强调认知的因素。 如果一个国家想要成为大国， 需要依赖于一个关键的因素：“把大国同区域性的国家区分 开来的标志是： 它的所作所为能够迫使其他国家对国际社会现在以及将来的权力分布做出反 应。 而这些国家对此反应的计算和谋划是建立在国际体系这个层次上的。 ”（Barry Buzan， 2004）换句话说，大国能作为国际体系的改写者，它们是国际体系的“价格制定者”，而不仅是价 格接受者。 大国队伍中的每一个国家，都能对国际关系的领导国构成挑战。 值得注意的是，对大国潜力的估算也很重要。 因为“二战”以后世界经济结构的改变，具备 基本条件的国家能够在短时期内跻身大国行列； 而大国队伍中的国家又能在较短的时间内掌 握世界的领导权，或对领导权构成有力的挑战。 本项研究主要关注大国的物质力量，尤其是经 济力量，而把认知的因素作为物质力的结果。 由于“二战”后经济实力能够快速转化为其他实 力，因而国家从领土扩张转向经济发展来积累实力（Richard N. Rosecrance，1999）。 在这样的 结构下，即便是像日本这样缺乏自然资源的国家，也能跻身大国的行列。 当一个大国的经济增 长明显快于领导国时， 那么它所赢得的权力增长差距上的优势就为以后大国间的权力转移奠 定了物质基础，而这个在权力增长差距中赢得优势的国家即挑战国。 尽管权力转移理论往往认为国际体系的战争是由于最强的国家之间争夺主导权（struggle for primacy）的战争，即第一号大国和第二号大国之间的竞争。 但是，这样的纷争也可以起源于 在大国名单中的第三号国家、 第四号国家以及第五号国家 （third-, fourth-, and fifth-ranked powers）。 竞争的逻辑并非限于身处国际体系顶层的两强之间（Steve Chan，2004）。 这是由于战 后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使得有的大国能够迅速积攒实力。 在挑战国崛起阶段，它的经济发展 能在短时间内以相当快的速度增长，进而去改变世界秩序。因此，对于大国而言，权力的增量而 不是存量日益重要。 发展缓慢的第二号大国并不会对第一号大国构成挑战， 因为现行的国际政治经济安排就 容纳了第二号大国的利益诉求。但是，大国名单中的相对靠后者，如果其权力增长越快，其权力 增长优势较领导国越明显，现有的国际分配体系就越难迅速调整以适应迅速变化的实力结构。 在这种情况下，领导国与挑战国双方的威胁感知就越明显。 因此，本项研究所关注的大国队伍中的挑战国与领导国并不是第一号大国和第二号大国。 挑战国可能是迅速崛起的、在大国队伍中比较靠后者，而不是第二号强国。 二战后权力增长的 特点决定了，在大国竞争中，权力的增量而不是存量日益重要。 大国权力的增量如何影响技术 变迁呢？ 二、技术问题：经济现实主义还是自由主义 对待技术问题，我们可以看到两大派别，即经济现实主义与经济自由主义。李斯特（List）的 《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可以视为经济现实主义的早期代表。经济现实主义构造了一个世界。 这个世界的主要行为体是享有独立主权的民族国家。 这些民族国家追求权力最大化。 只有如 此，它们才能确保在弱肉强食的国际丛林留得生存之地。 在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下，国家间 为追求国家生存，斗争永不停歇。 国家之间的冲突尽管可能通过各种办法来缓解，但是从长期 66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双月刊砂 67 来看，民族国家之间的冲突却是难以避免。因此，在经济现实主义的视角下，即便是国家间的市 场交易，也与国家安全息息相关。国家的财富是其国家政治军事权力的重要支柱。一国的经济 治国术(statecraft)可以促使他国行为发生改变。因此，对外贸易、经济制裁、经济封锁和对外援 助等变成了国家间越来越普遍的外交工具和治国术(Badwin,1985)。如果在贸易中，对手取得 了更多的相对收益，或者一国过于依赖对手，那么对国家安全是相当危险的。因此，经济现实主 义者自然会看重相对收益。更加关注摆脱经济上对对手的相互依赖。在经济现实主义看来，技 术不能依靠贸易，而国家需要掌握自主的技术。 经济自由主义的视角则完全不同。经济自由主义起源于对当时重商主义的批评。斯密的 《国富论》和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都是政治经济学中自由主义的早期的杰出著 作。在自由主义的各个流派中，商业自由主义尤其关注贸易以及商业对和平的促进作用。经济 自由主义认为，在一个共同的法律框架下，理性的个人会实现分工。因此，根据要素禀赋论，有 的国家自然集中于生产高技术产品，而有的国家则可能集中于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然后通过 国际交换，双方都实现了经济福利最大化。正是国际贸易，带来了国际的和谐。 在大国队伍中，这些大国是在什么条件下选择技术的经济现实主义，在什么条件下又强调 经济自由主义呢？这需要我们放在大国权力转移的背景下来理解。 三、权力转移与战争 在权力转移的过程中，领导国如何应对挑战国的挑战呢？修昔底德(Thucydides)观察到雅 典和斯巴达的战争是由于“雅典的权力增长以及斯巴达对此态势的恐惧，使得伯罗奔尼撒战争 不可避免。”(Thucydides,I954)无论是斯巴达对雅典的恐惧，还是雅典想先发制人，战争爆发 了。这是权力转移过程中引发的战争。后来国际关系理论发展出了权力转移理论(power transition theory)(Kugler&Lemke,I996)。该理论认为，当挑战国(challenger)在世界政治舞台 崛起的时候，领导国与挑战国双方容易爆发战争。而对于谁先挑起战争，各方却有着不同的解 释。一种说法是领导国会在挑战国尚未崛起、羽翼未丰的时候，通过先发制人的战争，打击挑战 国。领导国通过发动战争以维持自己在世界政治经济中的领导权。而另外的解释是挑战国会率 先发起战争、攻击领导国，以实现自己的战略意图。因此，国际关系文献对于权力转移过程中战 争的挑起者有两种说法：崛起国挑起，抑或领导国挑起。 雷蒙德·阿隆(Raymond Aron)认为：“当一国看到维持现有的和平会导致它将来被他国毁 灭。在这个时候，攻击该国是防止其自身灭亡的惟一出路。"(Raymond Aron,1966)吉尔平 (Gilpin)认为领导国会是战争的发起者。主导国(dominant power)为了削弱一个正在崛起的挑 战者，会发动防御性的战争(Preventive War)。“通过发动预防性战争，正在衰落的国家摧毁或 者削弱正在崛起的挑战者。”(Robert Gilpin,I981)卡普兰(Copeland)的研究指出，大的战争主 要是由于主导的军事国家由于害怕自身的显著衰落而发动的(Dale C.Copeland,20O0)。领导 国为什么这么做呢？有研究从心理学角度解读：“人们对自己已经拥有的东西估价过高，其估价 往往会高于该物品的市场价值。因此，国家往往会为了维持自身已有的利益，去发动战争。因 此，国家往往会为了维持所有，而不是为了改变格局去卷入战争。”(Jack S.Ley,I987)他认 为，挑战国则相反，一个正在崛起的国家，在今后一段时间里往往会有比较确定的收益。因此， 挑战国的理性选择应该是风险规避而不是风险偏好，它会避免在战争上冒险。因此，此类说法 认为，领导国往往会是战争的挑起者。 而近代国际关系史上，往往是挑战国而不是领导国挑起战争：如德国、意大利、日本。因此， C 1994-201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All rights reserved.http://www.cnki.net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双月刊） 来看，民族国家之间的冲突却是难以避免。因此，在经济现实主义的视角下，即便是国家间的市 场交易，也与国家安全息息相关。 国家的财富是其国家政治军事权力的重要支柱。 一国的经济 治国术（statecraft）可以促使他国行为发生改变。 因此，对外贸易、经济制裁、经济封锁和对外援 助等变成了国家间越来越普遍的外交工具和治国术（Badwin，1985）。 如果在贸易中，对手取得 了更多的相对收益，或者一国过于依赖对手，那么对国家安全是相当危险的。因此，经济现实主 义者自然会看重相对收益。 更加关注摆脱经济上对对手的相互依赖。 在经济现实主义看来，技 术不能依靠贸易，而国家需要掌握自主的技术。 经济自由主义的视角则完全不同。 经济自由主义起源于对当时重商主义的批评。 斯密的 《国富论》和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都是政治经济学中自由主义的早期的杰出著 作。 在自由主义的各个流派中，商业自由主义尤其关注贸易以及商业对和平的促进作用。 经济 自由主义认为，在一个共同的法律框架下，理性的个人会实现分工。 因此，根据要素禀赋论，有 的国家自然集中于生产高技术产品，而有的国家则可能集中于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然后通过 国际交换，双方都实现了经济福利最大化。 正是国际贸易，带来了国际的和谐。 在大国队伍中，这些大国是在什么条件下选择技术的经济现实主义，在什么条件下又强调 经济自由主义呢？ 这需要我们放在大国权力转移的背景下来理解。 三、权力转移与战争 在权力转移的过程中，领导国如何应对挑战国的挑战呢？ 修昔底德（Thucydides）观察到雅 典和斯巴达的战争是由于“雅典的权力增长以及斯巴达对此态势的恐惧，使得伯罗奔尼撒战争 不可避免。 ”（Thucydides，1954）无论是斯巴达对雅典的恐惧，还是雅典想先发制人，战争爆发 了。 这是权力 转移过 程 中 引 发 的 战 争。 后 来 国 际 关 系 理 论 发 展 出 了 权 力 转 移 理 论（power transition theory）（Kugler & Lemke，1996）。 该理论认为，当挑战国（challenger）在世界政治舞台 崛起的时候，领导国与挑战国双方容易爆发战争。 而对于谁先挑起战争，各方却有着不同的解 释。一种说法是领导国会在挑战国尚未崛起、羽翼未丰的时候，通过先发制人的战争，打击挑战 国。领导国通过发动战争以维持自己在世界政治经济中的领导权。而另外的解释是挑战国会率 先发起战争、攻击领导国，以实现自己的战略意图。因此，国际关系文献对于权力转移过程中战 争的挑起者有两种说法：崛起国挑起，抑或领导国挑起。 雷蒙德·阿隆（Raymond Aron）认为：“当一国看到维持现有的和平会导致它将来被他国毁 灭。 在这个时候， 攻击该国是防止其自身灭亡的惟一出路。 ”（Raymond Aron，1966） 吉尔平 （Gilpin）认为领导国会是战争的发起者。 主导国（dominant power）为了削弱一个正在崛起的挑 战者，会发动防御性的战争（Preventive War）。 “通过发动预防性战争，正在衰落的国家摧毁或 者削弱正在崛起的挑战者。 ”（Robert Gilpin，1981）卡普兰（Copeland）的研究指出，大的战争主 要是由于主导的军事国家由于害怕自身的显著衰落而发动的（Dale C. Copeland，2000）。 领导 国为什么这么做呢？有研究从心理学角度解读：“人们对自己已经拥有的东西估价过高，其估价 往往会高于该物品的市场价值。 因此，国家往往会为了维持自身已有的利益，去发动战争。 因 此，国家往往会为了维持所有，而不是为了改变格局去卷入战争。 ”（Jack S. Levy，1987）他认 为，挑战国则相反，一个正在崛起的国家，在今后一段时间里往往会有比较确定的收益。 因此， 挑战国的理性选择应该是风险规避而不是风险偏好，它会避免在战争上冒险。 因此，此类说法 认为，领导国往往会是战争的挑起者。 而近代国际关系史上，往往是挑战国而不是领导国挑起战争：如德国、意大利、日本。因此， 67
68 2009年第3期总第143期 奥根斯基(Organski)认为：挑战国崛起的时候，通常的模式是挑战国挑起战争。奥根斯基的权 力转移理论更进一步强调，一个正在崛起的、不满足于现状的挑战国，当其国家实力开始接近 领导国(leading state)的时候，战争的爆发最具可能性(Organski,I980)。 如果撇开谁挑起战争的争论不谈，以往的理论都倾向于认为：霸权的衰落或者国际领导权 的变迁增大了战争的几率。战争是不可避免的出路吗？是否还有其他替代选择？在什么条件 下，这种替代选择出现的可能性更大？ 四、战争并非惟一出路 从国际关系史上看，权力的转移的确诱发了一些战争。但是值得我们关注的是：并非所有 的权力转移都伴随战争的发生。世界上也存在和平的权力转移的例子。英国的世界霸权被美国 所取代就是最广为人知的案例(Steve Chan,2004)。据统计，在1816一1975年近150年间，在 国际等级中最靠前的前三号或者前四号大国，它们之间的权力转移带来战争的几率还不到一 半。其间，国际社会发生了17次权力转移，而引发战争的仅仅有8次，还不到一半(Hk& Siccama,1988)。因此，权力转移对战争而言既非充分条件也非必要条件。 战争是领导国诉诸外部方式来解决衰落困境的方式。但是，“二战”后，大国所面临的诸多 结构约束却使得这一外部解决方案的可行性大大下降。而尤其值得关注的是，“二战”后大国都 是核武器的制造者或者潜在制造者。有的大国之间所拥有的核武器已达到了相互确保摧毁的 程度。在相互确保摧毁的约束下，大国之间的战争得到了有效的控制。因此，有研究就指出， “二战”后的相对稳定和两极格局无关。由于核武器的出现实现了战略防御占主导地位，这样， 大国之间的权力资源相对变得不可累积。而这个转变可以解释“二战”后大国政治的相对稳定 (Ted Hopf,1991)。“二战”后，面临着新的大国的崛起和新的国际争端，大国之间诉诸武力或者 以武力相威胁的事件显著下降。 因此，由于“二战”后所面临的结构性约束，以往权力转移过程中所面临的大国之间的战争 已经难以看到。但是没有了战争，并不意味着没有了相应的但是双方都有预防性的动机(pr- ventive motivation)和预防性的行动(preventive action)。在挑战国开始崛起，即挑战国的权力增 长较领导国优势明显的时候，挑战国会对领导国的领导权构成挑战。而领导国由此会有相应的 预防性行为。除了战争以外，领导国的一些选择有：结盟、挑动对方内乱和经济战、技术军备建 设等。 由于在自助(self-help)的国际体系下，国际联盟对于领导国来说是不可靠的。领导国尽管 可以通过结盟来遏制挑战国，但是在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下，结盟的选择性没有任何保障。 盟友可能背叛自己，投靠挑战国：盟国也可能势力逐渐加大，成为新的挑战国。挑动挑战国内乱 可以从内部遏制挑战国，但是这种遏制方式也是建立在挑战国内部的整合还不足的基础上的。 这种方式的成功与否取决于挑战国国内自身的国家建构(state--building)程度等因素。而作为 大国，一般整合程度都较高。因此，这种方式也难以奏效。所以，经济战与加强自身的技术军备 建设成了最重要的替代选择。 “二战”以后，大多数大国走的是经济战和加强技术投入的道路。战场转向市场与实验室。 较为可行的办法是领导国用其控制的国内与国际市场来遏制挑战国的权力增长速度。尤其是 “二战”以后，美国通过市场的方式一封锁市场、技术出口限制来遏制其增长速度。同时，领导 国可以通过对国防技术的投入，可以从技术上保持领先优势，来遏制挑战国的挑战。因此“二 战”以后，经济战和技术战成为领导国可能性最大的预防性措施。大国的技术变迁带来了国际 C1994-201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All rights reserved.http://www.cnki.net
2009 年第 3 期总第 143 期 奥根斯基（Organski）认为：挑战国崛起的时候，通常的模式是挑战国挑起战争。 奥根斯基的权 力转移理论更进一步强调，一个正在崛起的、不满足于现状的挑战国，当其国家实力开始接近 领导国（leading state）的时候，战争的爆发最具可能性（Organski，1980）。 如果撇开谁挑起战争的争论不谈，以往的理论都倾向于认为：霸权的衰落或者国际领导权 的变迁增大了战争的几率。 战争是不可避免的出路吗？ 是否还有其他替代选择？ 在什么条件 下，这种替代选择出现的可能性更大？ 四、战争并非惟一出路 从国际关系史上看，权力的转移的确诱发了一些战争。 但是值得我们关注的是：并非所有 的权力转移都伴随战争的发生。世界上也存在和平的权力转移的例子。英国的世界霸权被美国 所取代就是最广为人知的案例（Steve Chan，2004）。 据统计，在 1816—1975 年近 150 年间，在 国际等级中最靠前的前三号或者前四号大国， 它们之间的权力转移带来战争的几率还不到一 半。 其间，国际社会发生了 17 次权力转移，而引发战争的仅仅有 8 次，还不到一半（Henk & Siccama，1988）。 因此，权力转移对战争而言既非充分条件也非必要条件。 战争是领导国诉诸外部方式来解决衰落困境的方式。 但是，“二战”后，大国所面临的诸多 结构约束却使得这一外部解决方案的可行性大大下降。而尤其值得关注的是，“二战”后大国都 是核武器的制造者或者潜在制造者。 有的大国之间所拥有的核武器已达到了相互确保摧毁的 程度。 在相互确保摧毁的约束下，大国之间的战争得到了有效的控制。 因此，有研究就指出， “二战”后的相对稳定和两极格局无关。 由于核武器的出现实现了战略防御占主导地位，这样， 大国之间的权力资源相对变得不可累积。 而这个转变可以解释“二战”后大国政治的相对稳定 （Ted Hopf，1991）。 “二战”后，面临着新的大国的崛起和新的国际争端，大国之间诉诸武力或者 以武力相威胁的事件显著下降。 因此，由于“二战”后所面临的结构性约束，以往权力转移过程中所面临的大国之间的战争 已经难以看到。 但是没有了战争，并不意味着没有了相应的但是双方都有预防性的动机（preventive motivation）和预防性的行动（preventive action）。在挑战国开始崛起，即挑战国的权力增 长较领导国优势明显的时候，挑战国会对领导国的领导权构成挑战。而领导国由此会有相应的 预防性行为。 除了战争以外，领导国的一些选择有：结盟、挑动对方内乱和经济战、技术军备建 设等。 由于在自助（self-help）的国际体系下，国际联盟对于领导国来说是不可靠的。 领导国尽管 可以通过结盟来遏制挑战国，但是在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下，结盟的选择性没有任何保障。 盟友可能背叛自己，投靠挑战国；盟国也可能势力逐渐加大，成为新的挑战国。挑动挑战国内乱 可以从内部遏制挑战国，但是这种遏制方式也是建立在挑战国内部的整合还不足的基础上的。 这种方式的成功与否取决于挑战国国内自身的国家建构（state-building）程度等因素。 而作为 大国，一般整合程度都较高。 因此，这种方式也难以奏效。 所以，经济战与加强自身的技术军备 建设成了最重要的替代选择。 “二战”以后，大多数大国走的是经济战和加强技术投入的道路。 战场转向市场与实验室。 较为可行的办法是领导国用其控制的国内与国际市场来遏制挑战国的权力增长速度。 尤其是 “二战”以后，美国通过市场的方式——封锁市场、技术出口限制来遏制其增长速度。同时，领导 国可以通过对国防技术的投入，可以从技术上保持领先优势，来遏制挑战国的挑战。 因此“二 战”以后，经济战和技术战成为领导国可能性最大的预防性措施。 大国的技术变迁带来了国际 68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双月刊砂 69 结构的变迁(Geoffrey L.Herrera,2006)。 当领导国用所掌控的国内与国际市场来遏制挑战国的时候，挑战国面临的国际市场萎缩 会降低国内民用技术的海外购买力。同时，领导国也失去了挑战国国内这个重要的市场。市场 规模的缩减导致了双方民用技术盈利空间的下降。民用技术的投入会相应下降。同时，由于威 胁感的上升，领导国与挑战国均会加强对国防科研和基础科学的投入。这无疑会导致双方国防 科研与基础科研投入的增加。因此，二者在技术上的自主创新都在加强。 所以，当权力转移的时候，领导国和挑战国应对的方式从以往的预防性战争转向了国家加 大对技术，尤其是军事技术与基础科研的投入。自主创新此时成了双方确保自身安全的重要体 现。这个时候的技术进步，更多是靠国家的投入来拉动的。即便是强调市场化的美国，面临苏联 与日本的挑战时，也大幅度增加了政府对技术的投入。即便是“二战”以后受到美国军事控制的 日本，在迅速崛起的过程中，也不得不摆脱美国的约束，开始加大政府对自主创新的资助。大国 间权力增长的不平衡程度越大，技术进步的政府规模扩展会越明显，自主创新的诉求也会越明 显。因此，“二战”后，大国权力转移过程中战争并非惟一的出路。大国对自主创新的强调很大程 度上替代了以往的霸权战争。 五、余论 有研究指出，战争是与一国的国际等级相关的活动(a rank-related activity)。一个国家在 国际等级中的序列越高，它就越可能卷入战争。因此，大国之间的战争爆发的可能性大于小国。 以往的大国政治研究更倾向于研究大国之间的战争与和平，而会忽略技术。的确，在国际关系 史上，战争是大国政治的主要篇章。而本项研究试图展示，“二战”后的情势变化使得大国之间 的竞争已经转向。在核武器的威慑下，大国竞争很大程度上从战场的战争走向技术竞争。因此， 战争具有明显的大国特征变成了技术进步具有明显的大国特征。 此外，我们还需要注意到大国的技术进步与小国的技术进步的国际影响很不相同。就技术 进步而言，国家面临三种技术发展战略：其一，大而全的技术进步模式，这个模式需要该国在各 个方面建立自己的科学技术基础：其二，小而精的模式，即遵循专业分工的模式，这种模式要求 科学与技术的发展往专业化的方向发展，要求该国把注意力集中于有限的几个领域，这是典型 的小国的技术进步模式：其三，技术依赖模式，即依赖进口技术，再进行本土的技术改进 (Robert Gilpin,I970)。这三种模式明显体现出不同等级的国家，其技术进步模式有着明显的 分野。在技术的产业分布上，大国往往强调技术的全面覆盖性，以降低对他国的技术依赖：而小 国则更强调技术的专业分工，更加专注于比较优势的发挥。小国可以专注于比较优势而着力于 国际分工，而大国的技术国际分工远远不如小国。大国会投资很多违反其比较优势的技术领 域，以确保国家安全。 这种差异并非富裕程度可以解释。富裕的小国对技术投入的绝对量与相对量也远远落后 于大国。人均GDP在世界前列的北欧小国，其在技术投资上的排名远远落后于其经济排名。从 国际数据来看，人均收入相当高的加拿大、瑞典、瑞士、挪威、丹麦、芬兰、新西兰、澳大利亚等 国，它们在技术研发中属于技术研发的中小国家，投资远远跟不上其人均收入和国民财富。而 大国对技术的投入则可超前于其经济排名。 如果一国的国际地位发生了变化，则其技术选择会有相应的改变。随着日本的崛起，日本 的技术模式开始转型。日本开始着眼于摆脱对领导国美国的技术依赖。在政府的资助下，其科 学和技术进步开始覆盖到广阔的领域。“日本想要跻身政治大国的前列，而要获得这个地位，一 C1994-201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All rights reserved.http://www.cnki.net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双月刊） 结构的变迁（Geoffrey L. Herrera，2006）。 当领导国用所掌控的国内与国际市场来遏制挑战国的时候， 挑战国面临的国际市场萎缩 会降低国内民用技术的海外购买力。 同时，领导国也失去了挑战国国内这个重要的市场。 市场 规模的缩减导致了双方民用技术盈利空间的下降。 民用技术的投入会相应下降。 同时，由于威 胁感的上升，领导国与挑战国均会加强对国防科研和基础科学的投入。这无疑会导致双方国防 科研与基础科研投入的增加。 因此，二者在技术上的自主创新都在加强。 所以，当权力转移的时候，领导国和挑战国应对的方式从以往的预防性战争转向了国家加 大对技术，尤其是军事技术与基础科研的投入。自主创新此时成了双方确保自身安全的重要体 现。这个时候的技术进步，更多是靠国家的投入来拉动的。即便是强调市场化的美国，面临苏联 与日本的挑战时，也大幅度增加了政府对技术的投入。即便是“二战”以后受到美国军事控制的 日本，在迅速崛起的过程中，也不得不摆脱美国的约束，开始加大政府对自主创新的资助。大国 间权力增长的不平衡程度越大，技术进步的政府规模扩展会越明显，自主创新的诉求也会越明 显。因此，“二战”后，大国权力转移过程中战争并非惟一的出路。大国对自主创新的强调很大程 度上替代了以往的霸权战争。 五、余 论 有研究指出，战争是与一国的国际等级相关的活动（a rank-related activity）。 一个国家在 国际等级中的序列越高，它就越可能卷入战争。因此，大国之间的战争爆发的可能性大于小国。 以往的大国政治研究更倾向于研究大国之间的战争与和平，而会忽略技术。 的确，在国际关系 史上，战争是大国政治的主要篇章。 而本项研究试图展示，“二战”后的情势变化使得大国之间 的竞争已经转向。在核武器的威慑下，大国竞争很大程度上从战场的战争走向技术竞争。因此， 战争具有明显的大国特征变成了技术进步具有明显的大国特征。 此外，我们还需要注意到大国的技术进步与小国的技术进步的国际影响很不相同。就技术 进步而言，国家面临三种技术发展战略：其一，大而全的技术进步模式，这个模式需要该国在各 个方面建立自己的科学技术基础；其二，小而精的模式，即遵循专业分工的模式，这种模式要求 科学与技术的发展往专业化的方向发展，要求该国把注意力集中于有限的几个领域，这是典型 的小国的技术进步模式； 其三， 技术依赖模式， 即依赖进口技术， 再进行本土的技术改进 （Robert Gilpin，1970）。 这三种模式明显体现出不同等级的国家，其技术进步模式有着明显的 分野。在技术的产业分布上，大国往往强调技术的全面覆盖性，以降低对他国的技术依赖；而小 国则更强调技术的专业分工，更加专注于比较优势的发挥。小国可以专注于比较优势而着力于 国际分工， 而大国的技术国际分工远远不如小国。 大国会投资很多违反其比较优势的技术领 域，以确保国家安全。 这种差异并非富裕程度可以解释。 富裕的小国对技术投入的绝对量与相对量也远远落后 于大国。人均 GDP 在世界前列的北欧小国，其在技术投资上的排名远远落后于其经济排名。从 国际数据来看，人均收入相当高的加拿大、瑞典、瑞士、挪威、丹麦、芬兰、新西兰、澳大利亚等 国，它们在技术研发中属于技术研发的中小国家，投资远远跟不上其人均收入和国民财富。 而 大国对技术的投入则可超前于其经济排名。 如果一国的国际地位发生了变化，则其技术选择会有相应的改变。 随着日本的崛起，日本 的技术模式开始转型。 日本开始着眼于摆脱对领导国美国的技术依赖。 在政府的资助下，其科 学和技术进步开始覆盖到广阔的领域。“日本想要跻身政治大国的前列，而要获得这个地位，一 69
70 2009年第3期总第143期 个国家必需要拥有自己研发的技术。”(Robert Gilpin,l970)因此，并不是经济发展了，该国技 术自主性的诉求就会上升。大国和小国对自主创新的强调有很大差别。与小国相比较，大国自 主创新的诉求更高。而与其他时期相比较，在权力转移时期，大国队伍中的领导国与挑战国的 自主创新的诉求更高。 因此，强调自主创新的技术进步具有大国特征。自主创新，而非战争，成为“二战”后大国权 力转移过程中的一个重要政治行为。 参考文献： Aron,Raymond,1966.Peace and War.New York:Doubleday and Company. Badwin,D.,1985.Economic Statecrafi.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Bull,Hedley,1977.The Anarchical Society.London:Macmillan. Buzan,Barry,2004.United States and the Great Powers:World Politics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Cam- bridge;Malden,MA:Polity. Chan,Steve,2004."Exporing Puzzles in Power-Transition Theory:Implications for Sino-American."Security Studies.13:3. Copeland,Dale C..2000.The Origins of Major War.Ithaca,NY:Comnell University Press. Gilpin,Robert,1970."Technological Strategies and National Purpose."Science.169(3944):441-8. -1981.Wa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Herrera.Geoffrey L,2006.Technology and International Transformation:the Railroad,the Atom Bomb,and the Politics of Technological Change.Albany: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Hopf,Ted,1991."Polarity,the Offense Defense Balance,and War."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85(2):490. Houweling.Henk and Jan G.Siccama,1988."Power Transitions as a Cause of War."Journal of Conjict Reso- lution.32(1):87-102. Kugler,Jacek and Douglas Lemke,eds.,1996.Parity and War:Evaluations and Extensions of the War Ledger. Ann Arbor: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Levy,Jack S..1987."Declining Power and the Preventive Motivation for War."World Politics.39(1):88. Organski,A.F.K.and Jacek Kugler,1980.The War Ledger.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Organski.A.F.K.,1968.World Politics.New York:Knopf. Posen,Barry R.and Andrew L Ross,1996/1997."Competing Visions for US Grand Strategy."International Se- cuiy.21(3):17. Rosecrance,Richard N.,1999.The Rise of the Virtual State:Wealth and Power in the Coming Century.New York:Basic Books. Thucydides,1954.The Peloponnesian War.New York:Penguin Waltz,Kenneth A.,1979.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Mass.Addison-Wesley Pub. (责任编辑：刘承礼) C1994-201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All rights reserved.http://www.cnki.net
2009 年第 3 期总第 143 期 个国家必需要拥有自己研发的技术。 ”（Robert Gilpin，1970）因此，并不是经济发展了，该国技 术自主性的诉求就会上升。 大国和小国对自主创新的强调有很大差别。 与小国相比较，大国自 主创新的诉求更高。 而与其他时期相比较，在权力转移时期，大国队伍中的领导国与挑战国的 自主创新的诉求更高。 因此，强调自主创新的技术进步具有大国特征。自主创新，而非战争，成为“二战”后大国权 力转移过程中的一个重要政治行为。 参考文献： Aron, Raymond, 1966. Peace and War. New York: Doubleday and Company. Badwin, D., 1985. Economic Statecraft.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Bull, Hedley, 1977. The Anarchical Society. London: Macmillan. Buzan, Barry, 2004. United States and the Great Powers: World Politics in the Twenty -First Century. Cambridge; Malden, MA: Polity. Chan, Steve, 2004. “Exporing Puzzles in Power-Transition Theory: Implications for Sino-American.” Security Studies. 13: 3. Copeland, Dale C., 2000. The Origins of Major War.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Gilpin, Robert, 1970. “Technological Strategies and National Purpose.” Science. 169（3944）: 441—8. ——1981. Wa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Herrera, Geoffrey L., 2006. Technology and International Transformation: the Railroad, the Atom Bomb, and the Politics of Technological Change.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Hopf, Ted, 1991. “Polarity, the Offense Defense Balance, and War.”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85（2）: 490. Houweling, Henk and Jan G. Siccama, 1988. “Power Transitions as a Cause of War.” Journal of Conjict Resolution. 32（1）: 87—102. Kugler, Jacek and Douglas Lemke, eds., 1996. Parity and War: Evaluations and Extensions of the War Ledger.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Levy, Jack S., 1987. “Declining Power and the Preventive Motivation for War.” World Politics. 39（1）: 88. Organski, A. F. K. and Jacek Kugler, 1980. The War Ledger.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Organski, A.F.K., 1968.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Knopf. Posen, Barry R. and Andrew L. Ross, 1996/1997. “Competing Visions for US Grand Strateg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1（3）: 17. Rosecrance, Richard N., 1999. The Rise of the Virtual State: Wealth and Power in the Coming Century. New York: Basic Books. Thucydides, 1954. The Peloponnesian War. New York: Penguin. Waltz, Kenneth A., 1979.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Mass. Addison-Wesley Pub. （责任编辑：刘承礼） 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