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学人类学与日常生活 就加以考虑。涉及对“衰老”的认知,个体所处的工作环境,衰老的构建等等新论题 从而将工作单位纳入社会养老保障体系之中,使其在不增加运营成本的情况下对社 会养老问题起到积极的作用,为员工创造良好的微观文化环境,使他她们顺利过渡 到“老年阶段” 病,死 《姐姐的守护者》,这部2009年根据同名小说改编的美国电影描述了身患血癌 的凯特Kate和她一家人的悲欢离合故事,其中凸显的主题是凯特的妹妹安娜为追求 " medical emancipation"(医疗解放)而发动的一场民事诉讼。安娜是父母通过基因技 术“制造”出的与凯特基因完美配型的小女儿。正如片头妹妹自白所述,她从出生就 是被“设计出品”( engineered)的,她生命存在的目的和价值似乎仅仅是为了捐献肾脏, 拯救姐姐。11年来,安娜源源不断地将自己的脐带血,白血球,肝细胞,骨髓提供 给自己的同胞姐姐凯特。但是面对着情况日益恶化的凯特,全家人开始对母亲孤注 掷的拯救行动产生了质疑和矛盾。当母亲再一次要求安娜为姐姐捐出自己一个肾 脏的时候,安娜出乎意料地提起了诉讼,要求对自己的身体有“决定权。”她找到律师 并把母亲告上法庭,她要捍卫自己对自己身体的所有权和支配权。影片最后展示了 安娜的诉讼决定是迫于凯特的请求作出的。影片中所涉及的医学伦理问题发人深省, 基因工程“造人”计划的合理合法性,器官移植中不同个体生命的平等性,对癌症患 者的终极关怀,生命终止的权力等等。但是对于人类学家,我们更多看到的时西方 文化,特别是生物医学中,人们对“身体”的理解,这一点集中体现在凯特对自己身体 权力的诉讼中,从律师的讼词和她自己的陈述我们常常听到的“ medical emancipation 即是未成年人对自己身体的,而不受父母的限制。随着现代医疗科技的迅猛发展, 人类对自身了解增加,各种与身体相关的问题也日益显现,“我和我的身体到底是什 么样的关系?”“我拥有我的身体吗?"我对我的身体有什么样的权力?”抑或“我就 是我的身体?”影片中妹妹安娜的诉讼举动以及最终裁定结果就说明了美国的主流 文化认为身体可以作为一种客体而存在,“我”对自己的身体拥有法律上的权力,这 种“意识”和“身体主观”和“客观”的分离是西方笛卡尔哲学传统的传承。笔者在2005 年对中国女性和美国女性在生育文化差异的研究田野也清晰地显示了这种对“身体” 的理解。美国女性在中国医院生产时,最不满意的地方时自己对身体的“失控”“医生 从不告诉我到底发生了什么,我彻底对自己的身体失去了控制,他们做什么也不告 诉我。”而中国女性的陈述中却鲜有如是论调。中国女性更多的是对“医生护士态度 的抱怨,而从不提及“对自己身体的控制。”身体作为客体被拥有,支配,买卖一方面 方便了生物医学中先关技术的发展,比如器官移植手术,同时生物医学知识和科技医学人类学与日常生活 6 就加以考虑。涉及对“衰老”的认知，个体所处的工作环境，衰老的构建等等新论题。 从而将工作单位纳入社会养老保障体系之中，使其在不增加运营成本的情况下对社 会养老问题起到积极的作用，为员工创造良好的微观文化环境，使他/她们顺利过渡 到“老年阶段”。 病，死 《姐姐的守护者》，这部 2009 年根据同名小说改编的美国电影描述了身患血癌 的凯特 Kate 和她一家人的悲欢离合故事，其中凸显的主题是凯特的妹妹安娜为追求 "medical emancipation" (医疗解放）而发动的一场民事诉讼。 安娜是父母通过基因技 术“制造”出的与凯特基因完美配型的小女儿。 正如片头妹妹自白所述，她从出生就 是被“设计出品”（engineered)的, 她生命存在的目的和价值似乎仅仅是为了捐献肾脏， 拯救姐姐。11 年来，安娜源源不断地将自己的脐带血，白血球，肝细胞，骨髓提供 给自己的同胞姐姐凯特。但是面对着情况日益恶化的凯特，全家人开始对母亲孤注 一掷的拯救行动产生了质疑和矛盾。当母亲再一次要求安娜为姐姐捐出自己一个肾 脏的时候，安娜出乎意料地提起了诉讼，要求对自己的身体有“决定权。”她找到律师 并把母亲告上法庭，她要捍卫自己对自己身体的所有权和支配权。影片最后展示了， 安娜的诉讼决定是迫于凯特的请求作出的。影片中所涉及的医学伦理问题发人深省， 基因工程“造人”计划的合理合法性，器官移植中不同个体生命的平等性，对癌症患 者的终极关怀，生命终止的权力等等。但是对于人类学家，我们更多看到的时西方 文化，特别是生物医学中，人们对“身体”的理解，这一点集中体现在凯特对自己身体 权力的诉讼中，从律师的讼词和她自己的陈述我们常常听到的“medical emancipation" 即是未成年人对自己身体的，而不受父母的限制。随着现代医疗科技的迅猛发展， 人类对自身了解增加，各种与身体相关的问题也日益显现，“我和我的身体到底是什 么样的关系？” “我拥有我的身体吗？”“我对我的身体有什么样的权力？”抑或“我就 是我的身体？”影片中妹妹安娜的诉讼举动以及最终裁定结果就说明了美国的主流 文化认为身体可以作为一种客体而存在，“我”对自己的身体拥有法律上的权力，这 种“意识”和“身体”“主观”和“客观”的分离是西方笛卡尔哲学传统的传承。笔者在2005 年对中国女性和美国女性在生育文化差异的研究田野也清晰地显示了这种对“身体” 的理解。美国女性在中国医院生产时，最不满意的地方时自己对身体的“失控” “医生 从不告诉我到底发生了什么，我彻底对自己的身体失去了控制，他们做什么也不告 诉我。”而中国女性的陈述中却鲜有如是论调。中国女性更多的是对“医生护士态度” 的抱怨，而从不提及“对自己身体的控制。”身体作为客体被拥有，支配，买卖一方面 方便了生物医学中先关技术的发展，比如器官移植手术，同时生物医学知识和科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