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学人类学与日常生活 养生”本性就是开放的、多样的和流动的。笔者通过初期的调研注意到,在城市中存 在着大量的非正式医疗机构提供的“养生”服务,比如中医按摩、足疗以及民间修行 者开设的有关养生的讲坛。这一部分“养生”实践作为一种消费方式已经无所不在成 为新兴白领阶层的“健康生活”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这种商业化了的“传统养生” 方式对“健康”主体意识形成的到底有着什么样的关系,这个问题一直贯穿于笔者几 年的田野实践中。当“健康”迅速成为“消费对象”的今天,“养生”本身也在经历着迅 速的商业化过程。但是在某种程度上,“消费”的价值观念和文化含义与“养生”传统理 念时常相背离,(比如“见素抱朴”,少私寡欲,“无为而治”等等)。笔者也看到在这 些矛盾的背后,产生的复杂的主体意识,以及相应的奇特的“身体实践,”身体政治” 的联系 身体,健康,不仅仅是从生物医学层面上对生命体的概念性界定,也不仅仅是 个人对自己身体状况和能力的自我评定和认知,它涵盖着生物医学、个体心理、以 及社会文化的多重角度对生命的理解。美国国家老年机构社会老年学( social gerontology at the National Institute on Aging)通过20多年的研究提出三个有关衰老 的命题:1)衰老是一种社会的、行为的和生物的交织在一起的复杂过程,并非 成不变。2)衰老和文化、社会经济和人口结构等因素的影响是相互的,在历史不同 时期有不同的表现。3)衰老贯穿于生命的整个过程之中。(Ony1995281)这种对衰 老“过程式”( processional)的诠释将对中老年的健康保健问题扩展至个体的整个生 命过程中,对健康和疾病的探讨深入至社会的经济文化科技等等诸多领域内。从而 把衰老从狭隘的年龄和疾病定义中解放出来,为“老年”疾病的防治和控制在认识论 的层面上打下了基础,即健康和文化。在这一认识论基础之上,医学人类学家展开 了一系列有关“衰老( aging)”课题的研究,如 Lawrence Cohen(对印度老年痴呆症 的研究, No Aging in India),发现健康的定义本身就具有地方文化的特征,衰老并 不是每个社会都是带有消极评价的。比如记忆的丧失 Hindu教就不认为是件坏事 而是一种超脱凡世的表现。当然,对“衰老”的解读也不应该局限在对概念的文本分 析,更应该着眼于人本身的相关社会实践活动。而工作恰恰是诸多实践的关键一环 笔者认为不同的劳动场合、工作环境、甚至企业文化对个体的衰老过程起着重要的 作用,既包括从心理、生理上加速抑或延缓,也包括对养老的需求和预期。但是目 前中外人类学界、学术界对衰老的研究还是集中在对“养老”和老年痴呆症、中风引 起的老年慢性病、老年孤独等等心里“疾病”和死亡的研究上。笔者认为,这种研究虽 然在很大程度上丰富和加深了我们对衰老的认知,可是他们并未逃脱出自己批判的 潜在前提,即老年人是一种不正常的病理状态并已经丧失了劳动能力。笔者认为, 要想摆脱这种束缚,应当把衰老的话题在工作阶段一即在人还有工作能力的时候医学人类学与日常生活 5 “养生”本性就是开放的、多样的和流动的。笔者通过初期的调研注意到，在城市中存 在着大量的非正式医疗机构提供的“养生”服务，比如中医按摩、足疗以及民间修行 者开设的有关养生的讲坛。这一部分“养生”实践作为一种消费方式已经无所不在成 为新兴白领阶层的“健康生活”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这种商业化了的“传统养生” 方式对“健康”主体意识形成的到底有着什么样的关系，这个问题一直贯穿于笔者几 年的田野实践中。 当“健康”迅速成为“消费对象”的今天，“养生”本身也在经历着迅 速的商业化过程。但是在某种程度上，“消费”的价值观念和文化含义与“养生”传统理 念时常相背离，（比如“见素抱朴”，少私寡欲，“ 无为而治”等等）。笔者也看到在这 些矛盾的背后，产生的复杂的主体意识，以及相应的奇特的“身体实践，”身体政治” 的联系。 身体，健康，不仅仅是从生物医学层面上对生命体的概念性界定，也不仅仅是 个人对自己身体状况和能力的自我评定和认知，它涵盖着生物医学、个体心理、以 及社会文化的多重角度对生命的理解。美国国家老年机构社会老年学（social gerontology at the National Institute on Aging）通过 20 多年的研究提出三个有关衰老 的命题：1） 衰老是一种社会的、行为的和生物的交织在一起的复杂过程，并非一 成不变。2）衰老和文化、社会经济和人口结构等因素的影响是相互的，在历史不同 时期有不同的表现。3）衰老贯穿于生命的整个过程之中。（Ory 1995:281）这种对衰 老“过程式”（processional）的诠释将对中老年的健康保健问题扩展至个体的整个生 命过程中，对健康和疾病的探讨深入至社会的经济文化科技等等诸多领域内。从而 把衰老从狭隘的年龄和疾病定义中解放出来，为“老年”疾病的防治和控制在认识论 的层面上打下了基础，即健康和文化。在这一认识论基础之上，医学人类学家展开 了一系列有关“衰老（aging）”课题的研究，如 Lawrence Cohen（对印度老年痴呆症 的研究，No Aging in India） , 发现健康的定义本身就具有地方文化的特征，衰老并 不是每个社会都是带有消极评价的。比如记忆的丧失 Hindu 教就不认为是件坏事， 而是一种超脱凡世的表现。当然，对“衰老”的解读也不应该局限在对概念的文本分 析，更应该着眼于人本身的相关社会实践活动。而工作恰恰是诸多实践的关键一环。 笔者认为不同的劳动场合、工作环境、甚至企业文化对个体的衰老过程起着重要的 作用，既包括从心理、生理上加速抑或延缓，也包括对养老的需求和预期。但是目 前中外人类学界、学术界对衰老的研究还是集中在对“养老”和老年痴呆症、中风引 起的老年慢性病、老年孤独等等心里“疾病”和死亡的研究上。笔者认为，这种研究虽 然在很大程度上丰富和加深了我们对衰老的认知，可是他们并未逃脱出自己批判的 潜在前提，即老年人是一种不正常的病理状态并已经丧失了劳动能力。笔者认为， 要想摆脱这种束缚，应当把衰老的话题在工作阶段—即在人还有工作能力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