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1891-1962)不是专门的易学家,他只是在治先秦名学和哲学史时间涉及《易经》 但其易说在许多方面值得重视。胡适是中国最早研究中国逻辑史和哲学史的思想家,也是最 早从逻辑学和哲学方法论的观点作出理论阐释的探索者。在其博士论文《先秦名学史》(直 译《中国古代逻辑方法的发展》(1922)中,胡适将《易经》作为孔子的逻辑思想来考察, 他认为在《易经》中包含着孔子逻辑的基本学说,这使人想到柏拉图的逻辑,柏拉图深感变 化的无所不在,于是力图发现“不变”的理念,孔子也有类似的思想。胡适提出,“《易经》 的核心是由一套六十四个图形叫做卦的东西组成”,“当孔子发现这本书时,它是按六十四 画形分为六十四章的。每章包含(1)一个卦的命题或‘判断 2)论及每一卦的六条 线画(爻)的六个不同的命题或‘判断’”(第二篇《孔子的逻辑》第二章《易经》)。胡 适认为,《易经》是最重要的逻辑学说是象的学说”。他分析道,“在《易经》里,象只是 人们注意到或感知到的自然界的一种现象”,如所谓“天象”:“第二个意思,象是能用某 种符号表示的,或者在某些活动、器物中所能认识的意象或观念。象字最广泛地用于《易经》 里的正是第二个意思”(同上)他指出,“意象”在孔子的逻辑中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不 只是作为卦象或文字这样的符号的意义,它还是古代圣人设想并试图用各种活动、器物和制 度来表现的理想的形式。胡适进而将这种“意象”与培根、亚里士多德的“形相”学说进行 比较。他说:“正如培根哲学在‘形式’学说方面达到顶点一样,我相信,儒家是以象或‘意 象’的学说为中心的。对‘象’或‘意象’的探索也就是对培根所说的‘自然’的探索,即 使不是对一般事物,至少也是对人自己创造的那些事物—即人类活动、器物和制度的‘象 或‘意象’的概念更加近似于亚里士多德的而不是培根的‘形式’的概念。‘意象’是事物 和制度的‘形相体’”(同上,第三章《意或者意象》)。那么,在《易经》中,辞的逻辑 性质如何呢?胡适分析道:“《易经》里有两种辞:(1)彖或‘卦辞’;(2)爻辞或‘爻 判断’;卦表示‘意象’是静的,爻表示它那一层的意思也是静的,而辞则可说是通过表示 它们的趋向和关系来指出象和爻的‘动’或‘活动”。胡适认为,如同“象”的逻辑功用 样,“辞”的真谛基本上也是注重实用的。《易经》里的辞的典范的意义,是要成为行为 的准则,它们非常类似所谓“实用判断”。就这一点而言,辞的典范源于占卜的经验,胡适 比方说:“一本《易经》性质的占卜书就好象我们这个时代的科学著作一样,有着完全相同 的作用”(同上,第四章《辞或判断》)。从这些论述看,胡适对《易经》所作的逻辑阐释 不但富于新意,而且具有方法论上的严格性。胡适抱着客观的历史的兴趣研究《易经》,他 自称:要努力做到在解释《易经》的历史上,空前地几乎完全打破关于《易经》的传统的占 卜与道学的观点,并对孔子的学说或作为逻辑的理论加以解释。至少从倡导对《易经》展开 逻辑研究这一点而言,胡适首有其功。 曹元弼(1879-?)于辛亥革命后,归里(无锡)寓居,专心从事经学研究,尤以易学 成就为大,主要易著《周易集解补释》、《周易郑注笺释》、《周易学》都是在1920年代 出版的。曹元弼述其易学大略说:“余既为《周易郑氏笺释》,以明开辟以来,天经地义, 圣教王政人类所以相生相养而不相杀,万世可使有治无乱,生民可使有吉无凶之至德要道 据象推义,积精沈研,仰维圣人吉凶与民同患之仁,俯念天下无邦、民彝泯乱、率兽食人 人将相食,万类俱尽,乾坤或息之痛:任重道远,心恸语长,惟恐义之不明,说之或有流蔽 以乖经旨,而误后学。慎思明辨积将十年。就唐李鼎祚集解,校各本以文,释善而从定其句 读,又据孙氏星衍所集众家遗说,更博采《礼记》、《春秋传》,周秦诸子,《史记》、《汉 书》等说《易》古义补之。而以己意申或凝滞,辨其得失”(《周易集解补释》自序) 唐文治(1865-1954)尽管与现代科学易派的主要人物薛学潜、沈仲涛等有交谊,但他 始终强调《周易》经传中的人文思想的基本价值。唐文治受易于黄以周(1828-1899),其 易作有《易微言》(大部分未刊)、《国文阴阳大义》、《周易九卦大义》、《周易消息大 义》》、《周易反身录》(为《易微言》一部分)。大部分是他1920年辞御交通大学校10 胡适（1891-1962）不是专门的易学家，他只是在治先秦名学和哲学史时间涉及《易经》， 但其易说在许多方面值得重视。胡适是中国最早研究中国逻辑史和哲学史的思想家，也是最 早从逻辑学和哲学方法论的观点作出理论阐释的探索者。在其博士论文《先秦名学史》（直 译《中国古代逻辑方法的发展》（1922）中，胡适将《易经》作为孔子的逻辑思想来考察， 他认为在《易经》中包含着孔子逻辑的基本学说，这使人想到柏拉图的逻辑，柏拉图深感变 化的无所不在，于是力图发现“不变”的理念，孔子也有类似的思想。胡适提出，“《易经》 的核心是由一套六十四个图形叫做卦的东西组成”，“当孔子发现这本书时，它是按六十四 画形分为六十四章的。每章包含（１）一个卦的命题或‘判断’，（２）论及每一卦的六条 线画（爻）的六个不同的命题或‘判断’”（第二篇《孔子的逻辑》第二章《易经》）。胡 适认为，《易经》是最重要的逻辑学说是象的学说”。他分析道，“在《易经》里，象只是 人们注意到或感知到的自然界的一种现象”，如所谓“天象”；“第二个意思，象是能用某 种符号表示的，或者在某些活动、器物中所能认识的意象或观念。象字最广泛地用于《易经》 里的正是第二个意思”（同上）他指出，“意象”在孔子的逻辑中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不 只是作为卦象或文字这样的符号的意义，它还是古代圣人设想并试图用各种活动、器物和制 度来表现的理想的形式。胡适进而将这种“意象”与培根、亚里士多德的“形相”学说进行 比较。他说：“正如培根哲学在‘形式’学说方面达到顶点一样，我相信，儒家是以象或‘意 象’的学说为中心的。对‘象’或‘意象’的探索也就是对培根所说的‘自然’的探索，即 使不是对一般事物，至少也是对人自己创造的那些事物──即人类活动、器物和制度的‘象’ 或‘意象’的概念更加近似于亚里士多德的而不是培根的‘形式’的概念。‘意象’是事物 和制度的‘形相体’”（同上，第三章《意或者意象》）。那么，在《易经》中，辞的逻辑 性质如何呢？胡适分析道：“《易经》里有两种辞：（１）彖或‘卦辞’；（２）爻辞或‘爻 判断’；卦表示‘意象’是静的，爻表示它那一层的意思也是静的，而辞则可说是通过表示 它们的趋向和关系来指出象和爻的‘动’或‘活动’”。胡适认为，如同“象”的逻辑功用 一样，“辞”的真谛基本上也是注重实用的。《易经》里的辞的典范的意义，是要成为行为 的准则，它们非常类似所谓“实用判断”。就这一点而言，辞的典范源于占卜的经验，胡适 比方说：“一本《易经》性质的占卜书就好象我们这个时代的科学著作一样，有着完全相同 的作用”（同上，第四章《辞或判断》）。从这些论述看，胡适对《易经》所作的逻辑阐释 不但富于新意，而且具有方法论上的严格性。胡适抱着客观的历史的兴趣研究《易经》，他 自称：要努力做到在解释《易经》的历史上，空前地几乎完全打破关于《易经》的传统的占 卜与道学的观点，并对孔子的学说或作为逻辑的理论加以解释。至少从倡导对《易经》展开 逻辑研究这一点而言，胡适首有其功。 曹元弼（1879-？）于辛亥革命后，归里（无锡）寓居，专心从事经学研究，尤以易学 成就为大，主要易著《周易集解补释》、《周易郑注笺释》、《周易学》都是在 1920 年代 出版的。曹元弼述其易学大略说：“余既为《周易郑氏笺释》，以明开辟以来，天经地义， 圣教王政人类所以相生相养而不相杀，万世可使有治无乱，生民可使有吉无凶之至德要道。 据象推义，积精沈研，仰维圣人吉凶与民同患之仁，俯念天下无邦、民彝泯乱、率兽食人， 人将相食，万类俱尽，乾坤或息之痛；任重道远，心恸语长，惟恐义之不明，说之或有流蔽 以乖经旨，而误后学。慎思明辨积将十年。就唐李鼎祚集解，校各本以文，释善而从定其句 读，又据孙氏星衍所集众家遗说，更博采《礼记》、《春秋传》，周秦诸子，《史记》、《汉 书》等说《易》古义补之。而以己意申或凝滞，辨其得失”（《周易集解补释》自序）。 唐文治（1865-1954）尽管与现代科学易派的主要人物薛学潜、沈仲涛等有交谊，但他 始终强调《周易》经传中的人文思想的基本价值。唐文治受易于黄以周（1828-1899），其 易作有《易微言》（大部分未刊）、《国文阴阳大义》、《周易九卦大义》、《周易消息大 义》》、《周易反身录》（为《易微言》一部分）。大部分是他１９２０年辞御交通大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