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的报刊，有他们的各种各样的过论。这些知识分子团体既是职业性的团体， 更是精神性的团体：虽然散布很广，却为共同担负的变革的使命和崇仰的西方现 代观念连结到一起。这种状况，颇有些类似法国历史学家科尚在论述雅各宾主义 时使用的概念：”思想协会”。什么叫”思想协会"呢？这是一种社会化的形式，并 非组织严密的存在实体，因此它不牵涉每个成员的具体利益，这些成员只是与观 念有关。在这里，”思想协会”不包含科尚说的有关民主政体方面的内容，它所呈 现的是成员的松散的一致性。正是这种一致性，显示了五四知识分子集体作战的 "团队精神”(ESPRITDUCORPS)。 一九一九年三月，法国发表了以罗曼·罗兰为首的世界多个国家的知识分子 代表人物共同签名的《精神独立宣言》。他们对知识分子放弃独立思想的权利和 能力，屈服于武力，为了政治、党派、民族和阶级的利益而参加罪恶的战争，作 出严正的批判。这个宣言被译成中文，于年底和《新青年杂志宣言》一同发表， 表明了五四知识分子强烈的集团意识和独立自治的精神。他们高扬现代理性批判 的旗帜，努力通过由他们自己发动和领导的思想文化革命，促使”党派运动”向” 社会运动"转化。在运动中，他们表现出了高度的团体认同感。早在章太炎因反 对袁世凯被囚的时候，他的学生，一群出色的知识者多次探访他。为此，北大文 科学长朱希祖辞职以示抗议，黄侃拒绝接受袁世凯的金钱收买：为了抗议袁世凯 坚持帝制，马叙伦辞去教职，胡仁源也递交了辞呈。在蔡元培愤于北洋军阀的政 治压力而辞职赴津时，北京学校的许多校长教授也都纷纷辞职，以此要胁政府， 明显支持蔡元培。当陈独秀被释出狱，胡适、李大钊、刘半农等人以此为专题， 在《新青年》杂志集中刊发了一组白话诗，包括陈独秀的答诗，以示庆祝之意， 并抗议权威。这种一致抗议的精神，就是知识分子精神。 但是，作为”思想协会”，中国的五四成员并没有因为”社会的”意识形态的幻 觉而放弃个人的自由意志。德国学者迈纳克在论述历史时，有一段话，用来概括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这个方面应当是恰当的。他说：”震撼世界的划时代事件，总 的倾向或思想，以及活跃的人物都前后呼应，呵成一气，形成一个单一的和强大 的过程。这种过程由于构成它的个人动机的充实内容，也就排除了一切概念化的 抽象形式，然而却使我们都懂得，它是一个仍然具有个性联合体的、无穷无尽的 丰富的生命潮流。” 与意大利文艺复兴运动比较，被胡适称作"中国的文艺复兴”的五四新文化运 动不曾像它那样恢复往昔的光辉，从晚清以来累积的情感和理性的危机中，运动 的先驱者发现，中国古代文化遗产乏善可陈，没有什么值得继承和营救的东西。 他们也不像欧洲大陆的启蒙思想家，没有那种由基督教培养的坚定的信仰，和活 在希腊传统中的健全的理性：卢梭、伏尔泰、狄德罗、康德，都是本质上的西方 人。而他们，只是一批西方化的人，只能从遥远的异邦习得和植入所有一切，以 代替传统陈腐的宇宙观，和诸多大而无当或者繁琐无用的教条。丛文艺复兴到宗 教改革和启蒙运动，思想传统在西方是自然演进的：而在中国，各种思想观念的 引进和确立，都是一种人为的”社会工程”。正因为他们对于现代化具有很强的自 我意识，所以会那般无情地抛弃旧传统，虽然挽救中国的民族情结是那般牢固。 这种矛盾而又决绝的二元态度，同时反映在同西方的关系上面。他们丛民族的创 痛中，埋下被殖民的耻辱和仇恨，但是他们并不像高倡”反帝防修"的后来者那样，他们的报刊，有他们的各种各样的讨论。这些知识分子团体既是职业性的团体， 更是精神性的团体；虽然散布很广，却为共同担负的变革的使命和崇仰的西方现 代观念连结到一起。这种状况，颇有些类似法国历史学家科尚在论述雅各宾主义 时使用的概念："思想协会"。什么叫"思想协会"呢?这是一种社会化的形式，并 非组织严密的存在实体，因此它不牵涉每个成员的具体利益，这些成员只是与观 念有关。在这里，"思想协会"不包含科尚说的有关民主政体方面的内容，它所呈 现的是成员的松散的一致性。正是这种一致性，显示了五四知识分子集体作战的 "团队精神"(ESPRITDUCORPS)。 一九一九年三月，法国发表了以罗曼·罗兰为首的世界多个国家的知识分子 代表人物共同签名的《精神独立宣言》。他们对知识分子放弃独立思想的权利和 能力，屈服于武力，为了政治、党派、民族和阶级的利益而参加罪恶的战争，作 出严正的批判。这个宣言被译成中文，于年底和《新青年杂志宣言》一同发表， 表明了五四知识分子强烈的集团意识和独立自治的精神。他们高扬现代理性批判 的旗帜，努力通过由他们自己发动和领导的思想文化革命，促使"党派运动"向" 社会运动"转化。在运动中，他们表现出了高度的团体认同感。早在章太炎因反 对袁世凯被囚的时候，他的学生，一群出色的知识者多次探访他。为此，北大文 科学长朱希祖辞职以示抗议，黄侃拒绝接受袁世凯的金钱收买；为了抗议袁世凯 坚持帝制，马叙伦辞去教职，胡仁源也递交了辞呈。在蔡元培愤于北洋军阀的政 治压力而辞职赴津时，北京学校的许多校长教授也都纷纷辞职，以此要胁政府， 明显支持蔡元培。当陈独秀被释出狱，胡适、李大钊、刘半农等人以此为专题， 在《新青年》杂志集中刊发了一组白话诗，包括陈独秀的答诗，以示庆祝之意， 并抗议权威。这种一致抗议的精神，就是知识分子精神。 但是，作为"思想协会"，中国的五四成员并没有因为"社会的"意识形态的幻 觉而放弃个人的自由意志。德国学者迈纳克在论述历史时，有一段话，用来概括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这个方面应当是恰当的。他说："震撼世界的划时代事件，总 的倾向或思想，以及活跃的人物都前后呼应，呵成一气，形成一个单一的和强大 的过程。这种过程由于构成它的个人动机的充实内容，也就排除了一切概念化的 抽象形式，然而却使我们都懂得，它是一个仍然具有个性联合体的、无穷无尽的 丰富的生命潮流。" 与意大利文艺复兴运动比较，被胡适称作"中国的文艺复兴"的五四新文化运 动不曾像它那样恢复往昔的光辉，从晚清以来累积的情感和理性的危机中，运动 的先驱者发现，中国古代文化遗产乏善可陈，没有什么值得继承和营救的东西。 他们也不像欧洲大陆的启蒙思想家，没有那种由基督教培养的坚定的信仰，和活 在希腊传统中的健全的理性；卢梭、伏尔泰、狄德罗、康德，都是本质上的西方 人。而他们，只是一批西方化的人，只能从遥远的异邦习得和植入所有一切，以 代替传统陈腐的宇宙观，和诸多大而无当或者繁琐无用的教条。从文艺复兴到宗 教改革和启蒙运动，思想传统在西方是自然演进的；而在中国，各种思想观念的 引进和确立，都是一种人为的"社会工程"。正因为他们对于现代化具有很强的自 我意识，所以会那般无情地抛弃旧传统，虽然挽救中国的民族情结是那般牢固。 这种矛盾而又决绝的二元态度，同时反映在同西方的关系上面。他们从民族的创 痛中，埋下被殖民的耻辱和仇恨，但是他们并不像高倡"反帝防修"的后来者那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