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代表性的事件，虽然不成功，却使温和的共和主义实验严重受挫。革命党领袖 孙中山不得不再度组党，而专制军人，则利用袁世凯死后的权力真空，极力发展 私人势力，以致争城夺地，战乱频仍。人们在绝望中发现：革命前，他们是奴隶， 革命后一样是奴隶：所谓革命，不过是一个幻象而已。 几千年的封建帝国，犹如一头巨兽，头被砍断了，庞大的躯体不但不见腐烂， 而且依旧完好无损地活着。这是极其可怕的。事实证明，肤浅的政治改革无济于 事，必须有一个普遍深入的思想文化运动，启发国民的”最后的觉悟”，以促进社 会的根本性改造。这个启蒙教育的使命，历史地落在中国第一代知识分子的身上。 ”知识分子”一词，于二十年代末才开始在五四的继承者中使用。在整个新文 化运动期间，启蒙的先驱者都不曾找到合适的名词为自己命名。五四是一张”明 确的出生证”。就像这新式名词一样，这批人物，获得了为中国传统士人所没有 具备的新型品格。他们大抵出身于绅士阶级家庭，有着相当一致的经历：进私塾， 也入学堂，然后出洋留学：既熟读经书，也通晓西学，这样完整的知识结构，在 国外的知识分子群体中也是罕有的。所以，他们会变得那般的胸怀博大，视野开 阔，气质不凡。与此同时，东西方文化的异质性，又带给他们以内在的分裂性质： 随着斗争环境的展开，而易于趋向对传统的偏离和决裂。作为西方观念的传输者， 康有为、严复、梁启超等清末民初的一代，确也显得非常大胆开放，但正如美国 学者许华茨所说，他们"就其个人文化而言，都是颇为惬意地深居于传统文化之 中”。 科举制度的废除，切断了知识者与权力社会的联系，甚至使他们失去了身份 的依据。他们成了名符其实的自由职业者。这种不再需要官方认同和缺乏物质保 障的生存状态，加强了他们与社会的亲和力。这时，众多教育机构-一其中主要是 大学-一为他们提供了新的生活空间，新的同一性：报纸杂志蜂起，据胡适保守的 说法，一九一九年就涌现了四百种报刊：出版业随之有了很大的发展。教授、学 者、编辑、记者、文艺家、翻译家，在短短几年内，知识分子的人数剧增：青年 学生作为一种后援力量，环绕在他们周围。他们可以独立地说话了。新文化运动 的领导者和参与者都非常清醒地知道他们的身份，他们不属于任何政治派别，因 此不但与权力者对立，而且自觉疏离和力图摆脱以军事组织为基础的革命势力， 坚持批判的精神和与政府相反的立场，以慷慨赴难般的热情，致力于破坏上等社 会以卵翼下等社会，传播自由、民主、科学、新人类解放的知识，观念和种种信 息。 五四一代的最大的幸运，在于没有一个独裁而强硬的政府。民元以后，北京 政权先后换过好几批人物，然而都因为立足未稳，而无暇或者无力顾及知识分子 的存在。这样，他们仿佛生来就拥有言论、出版和结社的自由一人类最重要也是 最基本的自由权利。这些权利有没有写到宪法上并不重要-一在一个专制国度里， “法治”往往更糟，因为其立法的精神永远是敌视而不是确保自由的生存-一重要的 是实践的可能性：由于权力松弛，也就给思想在中国的传播造就了千载难逢的有 利机会。丛一九一九年起，新文化运动通过一本期刊和一所大学-陈独秀的《新 青年》和蔡元培的北京大学-一在全国迅速形成一个山鸣谷应、风起云涌的局面。 这是一个探索的时代，争鸣的时代。哪里有知识分子，哪里就有他们的社团，有有代表性的事件，虽然不成功，却使温和的共和主义实验严重受挫。革命党领袖 孙中山不得不再度组党，而专制军人，则利用袁世凯死后的权力真空，极力发展 私人势力，以致争城夺地,战乱频仍。人们在绝望中发现：革命前，他们是奴隶， 革命后一样是奴隶；所谓革命，不过是一个幻象而已。 几千年的封建帝国，犹如一头巨兽，头被砍断了，庞大的躯体不但不见腐烂， 而且依旧完好无损地活着。这是极其可怕的。事实证明，肤浅的政治改革无济于 事，必须有一个普遍深入的思想文化运动，启发国民的"最后的觉悟"，以促进社 会的根本性改造。这个启蒙教育的使命，历史地落在中国第一代知识分子的身上。 "知识分子"一词，于二十年代末才开始在五四的继承者中使用。在整个新文 化运动期间，启蒙的先驱者都不曾找到合适的名词为自己命名。五四是一张"明 确的出生证"。就像这新式名词一样，这批人物，获得了为中国传统士人所没有 具备的新型品格。他们大抵出身于绅士阶级家庭，有着相当一致的经历：进私塾， 也入学堂，然后出洋留学；既熟读经书，也通晓西学，这样完整的知识结构，在 国外的知识分子群体中也是罕有的。所以，他们会变得那般的胸怀博大，视野开 阔，气质不凡。与此同时，东西方文化的异质性，又带给他们以内在的分裂性质： 随着斗争环境的展开，而易于趋向对传统的偏离和决裂。作为西方观念的传输者， 康有为、严复、梁启超等清末民初的一代，确也显得非常大胆开放，但正如美国 学者许华茨所说，他们"就其个人文化而言，都是颇为惬意地深居于传统文化之 中"。 科举制度的废除，切断了知识者与权力社会的联系，甚至使他们失去了身份 的依据。他们成了名符其实的自由职业者。这种不再需要官方认同和缺乏物质保 障的生存状态，加强了他们与社会的亲和力。这时，众多教育机构--其中主要是 大学--为他们提供了新的生活空间，新的同一性；报纸杂志蜂起，据胡适保守的 说法，一九一九年就涌现了四百种报刊；出版业随之有了很大的发展。教授、学 者、编辑、记者、文艺家、翻译家，在短短几年内，知识分子的人数剧增；青年 学生作为一种后援力量，环绕在他们周围。他们可以独立地说话了。新文化运动 的领导者和参与者都非常清醒地知道他们的身份，他们不属于任何政治派别，因 此不但与权力者对立，而且自觉疏离和力图摆脱以军事组织为基础的革命势力， 坚持批判的精神和与政府相反的立场，以慷慨赴难般的热情，致力于破坏上等社 会以卵翼下等社会，传播自由、民主、科学、新人类解放的知识，观念和种种信 息。 五四一代的最大的幸运，在于没有一个独裁而强硬的政府。民元以后，北京 政权先后换过好几批人物，然而都因为立足未稳，而无暇或者无力顾及知识分子 的存在。这样，他们仿佛生来就拥有言论、出版和结社的自由--人类最重要也是 最基本的自由权利。这些权利有没有写到宪法上并不重要--在一个专制国度里， "法治"往往更糟，因为其立法的精神永远是敌视而不是确保自由的生存--重要的 是实践的可能性；由于权力松弛，也就给思想在中国的传播造就了千载难逢的有 利机会。从一九一九年起，新文化运动通过一本期刊和一所大学--陈独秀的《新 青年》和蔡元培的北京大学--在全国迅速形成一个山鸣谷应、风起云涌的局面。 这是一个探索的时代，争鸣的时代。哪里有知识分子，哪里就有他们的社团，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