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立龙等:结构视角下的深度贫困研究进展 政府应积极推动经济增长进行综合减贫施策( Hulme8. Shepherd,2003)。 Zarocostas(2010)提出, 定向救济并非脱贫良方,有效扶贫应该创造公平就业机会;扶贫离不开发展,所以应与制度变革结 合,注重战略干预、能力培育及分配改进。当前深度贫困破解施策正表现出以下趋势性特征 1.普惠与精准的平衡。 Thandika(2007)考察了发展中国家的减贫政策从普惠转向精准的动 因——执行成本影响普惠与精准的权衡。 Burcu(2012)研究发现,土耳其最低收入保障相比一般社 保对缓解深度贫困更为有效,受益对象一旦集中到特定的深度贫困群体,项目预算成本将迅速下降 但是精准施策面临执行偏误及效率失灵冋题。Kid(2016)认为,精准扶贫可能出现“误济”富人、执 行低效等一系列施策偏差。扶贫小额信贷对一般贫困有缓释效果,但在对深度贫困群体的资金帮扶 上面临运行成本与效率权衡的约束( Khanam et al,2018) 2.系统干预与个性施策的结合。多维贫困方法的运用有助于对深度贫困表征及成因的全面审 视以及综合减贫施策(Sen,2009)。 Alkire8. Santos(2014)构建了衡量全球严重贫困的多维贫困指 数(MPⅠ),为各国开展系统性干预提供了量化依据。在多维框架下,能源扶贫、健康扶贫、教育扶贫 精神扶贫成为深度贫困治理的结构组成。另一方面,以201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Banerjee Duflo、 Kremer为代表的一些学者将实验经济学方法引入减贫研究,他们瞄准穷人的微观经济行为 及其政策反应,利用随机实地实验方法在发展中国家深度贫困地区进行教育、健康促进项目的减贫 效果评估取得了重要成果。但是上述研究因忽略对异质性与理论机制的考察而受到质疑( Deaton, 2010),其关注的个性化减贫施策如何与系统化扶贫干预实现有效结合仍值得进一步研究。 3.短期纾困与长效治理的融合。深度贫困兼具暂时贫困和长期贫困属性,可通过社会安全网以 及信贷、培训得到缓解,但对其长效治理则有賴于政府主导下的基建投资、资产赋能以及社会排斥问 题的解决( Hulme8. Shepherd,2003)。贫困脆弱性缓释已成为深度贫困动态管控的核心目标之一。 世界银行(2000提出各国应做好贫困风险管理以避免深度贫困蔓延,倡导构建权利( elbow ment)、机会( opportunity)、安全( security)的深度贫困风险防范框架。对穷人进行生产性资产支持 与生计赋能,以及必要的社会保险兜底,可以有效地缓解深度贫困脆弱性,预防脱贫又返贫及相对贫 困情形的加重( Dutta et al,2011l; Suryahadi et al,2016) (二)对中国的启示 中国已进入攻克贫困堡垒的收官之年,应借鉴全球深度贫困研究成果,剖析深度贫困的结构属 性及多元致贫成因,以完善精准识别、综合施策与长效赋能机制,破解剩余深度贫困痼疾,提升深度 贫困地区脱贫退出质量;并积极建构中国特色深度贫困理论,指导深度贫困人口返贫监测预警与相 对贫困防控,向全球展示中国在解决深度贫困问题上的制度优势。 第一,基于深度贫困的公理化衡量与结构分析范式,构建中国深度贫困地区(人口)的结构化识 别、衡量与统计监测体系,进行深度贫困人口存续进退的跟踪研究及退出质量评估。当务之急是瞄 准剩余深度贫困人口,坚持发展减贫与社会兜底结合,给予综合施策与长效破解。要积极借鉴或吸 收多维贫困、贫困地图等贫困识别与研究方法,在“三区三州”等深度贫困地区开展“隐性贫困” 脱贫短板”识别与检测,全面解决“三保障”和饮水安全问题,确保剩余贫困人口如期脱贫。 第二,预判与应对深度贫困性质演化,积极推进脱贫政策接续与贫困治理转型,做好深度贫困退 出之后的返贫风险和相对贫困防控。“三区三州”以及“插花”深度贫困村带有多维贫困与长期贫困 的复合特征,有“脱贫返贫”反复性,应加强基建与产业支持、人力资本投资,引导其融入乡村产业振 兴。针对“临界”脱贫、“补贴”脱贫家庭以及“失依”儿童等隐性贫困人口,要给予精准帮扶施策,构建 返贫风险监测预警及动态防控体系。此外,深度贫困人口生计脆弱性强,应全面考察其结构性的返 贫风险因素,给予有效综合帮扶和生计赋能,防止其大规模落入相对贫困陷阱。 ①沈扬扬等(2018)基于MPI标准的多维贫困度量研究表明,在中国西部地区的贫困乡村,儿童营养与教育剥夺 问题突出,存在较多的隐性贫困人口。 141政府应积极推动经济增长进行综合减贫施策（Ｈｕｌｍｅ＆ Ｓｈｅｐｈｅｒｄ，２００３）。Ｚａｒｏｃｏｓｔａｓ（２０１０）提出， 定向救济并非脱贫良方，有效扶贫应该创造公平就业机会；扶贫离不开发展，所以应与制度变革结 合，注重战略干预、能力培育及分配改进。当前深度贫困破解施策正表现出以下趋势性特征： １．普惠与精准的平衡。Ｔｈａｎｄｉｋａ（２００７）考察了发展中国家的减贫政策从普惠转向精准的动 因———执行成本影响普惠与精准的权衡。Ｂｕｒｃｕ（２０１２）研究发现，土耳其最低收入保障相比一般社 保对缓解深度贫困更为有效，受益对象一旦集中到特定的深度贫困群体，项目预算成本将迅速下降。 但是精准施策面临执行偏误及效率失灵问题。Ｋｉｄｄ（２０１６）认为，精准扶贫可能出现“误济”富人、执 行低效等一系列施策偏差。扶贫小额信贷对一般贫困有缓释效果，但在对深度贫困群体的资金帮扶 上面临运行成本与效率权衡的约束（Ｋｈａｎａｍｅｔａｌ，２０１８）。 ２．系统干预与个性施策的结合。多维贫困方法的运用有助于对深度贫困表征及成因的全面审 视以及综合减贫施策（Ｓｅｎ，２００９）。Ａｌｋｉｒｅ＆ Ｓａｎｔｏｓ（２０１４）构建了衡量全球严重贫困的多维贫困指 数（ＭＰＩ），为各国开展系统性干预提供了量化依据。在多维框架下，能源扶贫、健康扶贫、教育扶贫、 精神扶贫成为深度贫困治理的结构组成。另一方面，以２０１９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Ｂａｎｅｒｊｅｅ、 Ｄｕｆｌｏ、Ｋｒｅｍｅｒ为代表的一些学者将实验经济学方法引入减贫研究，他们瞄准穷人的微观经济行为 及其政策反应，利用随机实地实验方法在发展中国家深度贫困地区进行教育、健康促进项目的减贫 效果评估取得了重要成果。但是上述研究因忽略对异质性与理论机制的考察而受到质疑（Ｄｅａｔｏｎ， ２０１０），其关注的个性化减贫施策如何与系统化扶贫干预实现有效结合仍值得进一步研究。 ３．短期纾困与长效治理的融合。深度贫困兼具暂时贫困和长期贫困属性，可通过社会安全网以 及信贷、培训得到缓解，但对其长效治理则有赖于政府主导下的基建投资、资产赋能以及社会排斥问 题的解决（Ｈｕｌｍｅ＆ Ｓｈｅｐｈｅｒｄ，２００３）。贫困脆弱性缓释已成为深度贫困动态管控的核心目标之一。 世界银行（２０００）提出各国应做好贫困风险管理以避 免 深 度 贫 困 蔓 延，倡 导 构 建 权 利 （ｅｍｐｏｗｅｒ ｍｅｎｔ）、机会（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ｙ）、安全（ｓｅｃｕｒｉｔｙ）的深度贫困风险防范框架。对穷人进行生产性资产支持 与生计赋能，以及必要的社会保险兜底，可以有效地缓解深度贫困脆弱性，预防脱贫又返贫及相对贫 困情形的加重（Ｄｕｔｔａｅｔａｌ，２０１１；Ｓｕｒｙａｈａｄｉｅｔａｌ，２０１６）。 （二）对中国的启示 中国已进入攻克贫困堡垒的收官之年，应借鉴全球深度贫困研究成果，剖析深度贫困的结构属 性及多元致贫成因，以完善精准识别、综合施策与长效赋能机制，破解剩余深度贫困痼疾，提升深度 贫困地区脱贫退出质量；并积极建构中国特色深度贫困理论，指导深度贫困人口返贫监测预警与相 对贫困防控，向全球展示中国在解决深度贫困问题上的制度优势。 第一，基于深度贫困的公理化衡量与结构分析范式，构建中国深度贫困地区（人口）的结构化识 别、衡量与统计监测体系，进行深度贫困人口存续进退的跟踪研究及退出质量评估。当务之急是瞄 准剩余深度贫困人口，坚持发展减贫与社会兜底结合，给予综合施策与长效破解。要积极借鉴或吸 收多维贫困、贫困地图等贫困识别与研究方法，在“三区三州”等深度贫困地区开展“隐性贫困”①、 “脱贫短板”识别与检测，全面解决“三保障”和饮水安全问题，确保剩余贫困人口如期脱贫。 第二，预判与应对深度贫困性质演化，积极推进脱贫政策接续与贫困治理转型，做好深度贫困退 出之后的返贫风险和相对贫困防控。“三区三州”以及“插花”深度贫困村带有多维贫困与长期贫困 的复合特征，有“脱贫返贫”反复性，应加强基建与产业支持、人力资本投资，引导其融入乡村产业振 兴。针对“临界”脱贫、“补贴”脱贫家庭以及“失依”儿童等隐性贫困人口，要给予精准帮扶施策，构建 返贫风险监测预警及动态防控体系。此外，深度贫困人口生计脆弱性强，应全面考察其结构性的返 贫风险因素，给予有效综合帮扶和生计赋能，防止其大规模落入相对贫困陷阱。 — １４１ — 贺立龙等：结构视角下的深度贫困研究进展 ①沈扬扬等（２０１８）基于 ＭＰＩ标准的多维贫困度量研究表明，在中国西部地区的贫困乡村，儿童营养与教育剥夺 问题突出，存在较多的隐性贫困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