螈苧點熊2020年第2期 型特征,并且其有限的岗位主要存在于采掘业、建筑业、运输业等低工资率的传统行业。 综上所述,缺乏劳动力的家庭构成了深度贫困的主要群体,存在健全劳动力的家庭也可能因人 力资本缺陷以及社会经济结构局限,难以获得生计渠道而陷人深度贫困,这在发展中国家往往是教 育等公共品匮乏的结果,或是增长滞后导致的“权利”贫困与“机会”贫困 (三)深度贫困结构性分布的动态考察 1.深度贫困动态存续演进的影响因素。深度贫困的结构性分布反映了地理、气候、人口等初始条 件差异的影响。但基础因素趋同地区也会出现贫困深度差异,禀赋条件并非深度贫困存续的唯一成 因深度贫困形成是多重均衡的结果,应将规模报酬递增、生育率、制度等增长因素纳入贫困均衡考察。 Bloom et al(2003)指出,相比地理决定论,多重均衡模型更有解释力,地理、民族以及历史事件等初始变 量会与制度演进等过程变量结合而形成不同的贫困均衡结果。深度贫困作为增长滞缓或个人权利、能 力剥夺的后果,难以自我摆脱,呈现出长期贫困特征( Hulme&. Shepherd,2003)。家庭结构、人力资本 资产储备都是影响深度贫困动态变迁的关键因素。 Yaqub(2003)对一些发展中国家的研究表明,深度 贫困人口“向上”流动与土地权利增加、教育水平提升相关,“向下”流动往往是抚养比增大的结果。 2.深度贫困的时段分布及脆弱性。关于深度贫困动态分布的研究文献集中于对贫困时段与贫困 脆弱性的分析,考察底层人口在社会结构变革中的流动性。贫困时段持续越长,贫困程度越深、逃脱越 难,这是贫困路径依赖的结果(Bane8. Ellwood,1986)。若贫困持续超过五年,其转为长期深度贫困的 概率更大( Yaqub,2000,2003)。时段分布结构影响贫困深度,若贫困时段出现早且连续分布,总体贫困 程度更深(Hoy8. Zheng,2008)。神经学研究证实,深度贫困家庭的儿童若遭遇营养不良和社会歧视 将损害身心健康,造成终身贫困( Farah et al,2006)。深度贫困与贫困脆弱性紧密相关。 Dutta et al (2011)将贫困脆弱性理解为外部冲击下的“赤贫”风险,认为贫困者当前财富水平影响到其风险对抗能 力及其生活预期,对深度贫困的动态考察应纳人资产波动等更多脆弱性因素。 Suryahadi et al(2016)对 印度尼西亚的贫困脆弱性度量研究表明,深度贫困人口的分布状态(城乡、职业、家庭、教育、土地占有 权)会影响其贫困脆弱性,其中失地农民、不稳定就业人口具有最为严重的贫困脆弱性。 既有文献关于深度贫困动态分布的研究大都停留在个人或家庭层面,较少有文献从地区或群体 层面进行深度贫困动态演进的考察。在对贫困时段分布或贫困脆弱性的动态度量中,缺乏对演化过 程与影响机制的深入分析( Hulme8. Shepherd,2003)。深度贫困形成、发展与摆脱的演化规律是什 么,如何进行动态因素识别与干预,仍是需要深入探究的命题。 五、深度贫困问题的解决及对中国的启示 深度贫困作为全球性贫困痼疾,除广泛分布于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国家,在中国、印度等新兴 市场经济体甚至发达经济体亦有长期存续。因此,深度贫困的破解方式、路径与施策探讨呈现出相 应的国别、类型差异与发展阶段特征。中国深度贫困是发展不平衡矛盾在特定地区的结构性体现 发展减贫仍是根本解决之策,但也需针对深度贫困的异质性及其多维、动态特征进行精准识别与综 合破解,并预防其落入相对贫困陷阱及再次返贫的风险 (一)深度贫困问题的解决 美国自20世纪60年代启动“向贫困宣战”战略以来,通过有条件现金转移、食品券、住房援助等 社会安全网项目的普遍实施,将深度贫困发生率控制在5%。近年来在美国出现青壮年失业人口的 家庭取代单亲家庭成为最为脆弱的深度贫困群体,税收抵扣与就业扶持等市场调节手段在深度贫困 缓释中的作用凸显。随着深度贫困人口遭遇愈来愈多的社会排斥与就业约束,发达国家深度贫困问 题的解决变得更具挑战性( Fox et al,2015)。相比美国通过不平等和市场失灵调节来减少深度贫困 人口,发展中国家认识到政府战略对系统解决深度贫困问题所起的必要作用。发展经济学者关注地 理、制度、文化等结构性因素的致贫影响,致力于从对市场与政府的功能权衡中,寻求增长与减贫的 最优策略组合。针对因经济结构缺陷而形成的深度贫困痼疾,以及由市场扭曲衍生的贫困者剥夺,２０２０年第２期 型特征，并且其有限的岗位主要存在于采掘业、建筑业、运输业等低工资率的传统行业。 综上所述，缺乏劳动力的家庭构成了深度贫困的主要群体，存在健全劳动力的家庭也可能因人 力资本缺陷以及社会经济结构局限，难以获得生计渠道而陷入深度贫困，这在发展中国家往往是教 育等公共品匮乏的结果，或是增长滞后导致的“权利”贫困与“机会”贫困。 （三）深度贫困结构性分布的动态考察 １．深度贫困动态存续演进的影响因素。深度贫困的结构性分布反映了地理、气候、人口等初始条 件差异的影响。但基础因素趋同地区也会出现贫困深度差异，禀赋条件并非深度贫困存续的唯一成 因，深度贫困形成是多重均衡的结果，应将规模报酬递增、生育率、制度等增长因素纳入贫困均衡考察。 Ｂｌｏｏｍｅｔａｌ（２００３）指出，相比地理决定论，多重均衡模型更有解释力，地理、民族以及历史事件等初始变 量会与制度演进等过程变量结合而形成不同的贫困均衡结果。深度贫困作为增长滞缓或个人权利、能 力剥夺的后果，难以自我摆脱，呈现出长期贫困特征（Ｈｕｌｍｅ＆Ｓｈｅｐｈｅｒｄ，２００３）。家庭结构、人力资本、 资产储备都是影响深度贫困动态变迁的关键因素。Ｙａｑｕｂ（２００３）对一些发展中国家的研究表明，深度 贫困人口“向上”流动与土地权利增加、教育水平提升相关，“向下”流动往往是抚养比增大的结果。 ２．深度贫困的时段分布及脆弱性。关于深度贫困动态分布的研究文献集中于对贫困时段与贫困 脆弱性的分析，考察底层人口在社会结构变革中的流动性。贫困时段持续越长，贫困程度越深、逃脱越 难，这是贫困路径依赖的结果（Ｂａｎｅ＆ Ｅｌｌｗｏｏｄ，１９８６）。若贫困持续超过五年，其转为长期深度贫困的 概率更大（Ｙａｑｕｂ，２０００，２００３）。时段分布结构影响贫困深度，若贫困时段出现早且连续分布，总体贫困 程度更深（Ｈｏｙ＆Ｚｈｅｎｇ，２００８）。神经学研究证实，深度贫困家庭的儿童若遭遇营养不良和社会歧视， 将损害身心健康，造成终身贫困（Ｆａｒａｈｅｔａｌ，２００６）。深度贫困与贫困脆弱性紧密相关。Ｄｕｔｔａｅｔａｌ （２０１１）将贫困脆弱性理解为外部冲击下的“赤贫”风险，认为贫困者当前财富水平影响到其风险对抗能 力及其生活预期，对深度贫困的动态考察应纳入资产波动等更多脆弱性因素。Ｓｕｒｙａｈａｄｉｅｔａｌ（２０１６）对 印度尼西亚的贫困脆弱性度量研究表明，深度贫困人口的分布状态（城乡、职业、家庭、教育、土地占有 权）会影响其贫困脆弱性，其中失地农民、不稳定就业人口具有最为严重的贫困脆弱性。 既有文献关于深度贫困动态分布的研究大都停留在个人或家庭层面，较少有文献从地区或群体 层面进行深度贫困动态演进的考察。在对贫困时段分布或贫困脆弱性的动态度量中，缺乏对演化过 程与影响机制的深入分析（Ｈｕｌｍｅ＆ Ｓｈｅｐｈｅｒｄ，２００３）。深度贫困形成、发展与摆脱的演化规律是什 么，如何进行动态因素识别与干预，仍是需要深入探究的命题。 五、深度贫困问题的解决及对中国的启示 深度贫困作为全球性贫困痼疾，除广泛分布于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国家，在中国、印度等新兴 市场经济体甚至发达经济体亦有长期存续。因此，深度贫困的破解方式、路径与施策探讨呈现出相 应的国别、类型差异与发展阶段特征。中国深度贫困是发展不平衡矛盾在特定地区的结构性体现， 发展减贫仍是根本解决之策，但也需针对深度贫困的异质性及其多维、动态特征进行精准识别与综 合破解，并预防其落入相对贫困陷阱及再次返贫的风险。 （一）深度贫困问题的解决 美国自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启动“向贫困宣战”战略以来，通过有条件现金转移、食品券、住房援助等 社会安全网项目的普遍实施，将深度贫困发生率控制在５％。近年来在美国出现青壮年失业人口的 家庭取代单亲家庭成为最为脆弱的深度贫困群体，税收抵扣与就业扶持等市场调节手段在深度贫困 缓释中的作用凸显。随着深度贫困人口遭遇愈来愈多的社会排斥与就业约束，发达国家深度贫困问 题的解决变得更具挑战性（Ｆｏｘｅｔａｌ，２０１５）。相比美国通过不平等和市场失灵调节来减少深度贫困 人口，发展中国家认识到政府战略对系统解决深度贫困问题所起的必要作用。发展经济学者关注地 理、制度、文化等结构性因素的致贫影响，致力于从对市场与政府的功能权衡中，寻求增长与减贫的 最优策略组合。针对因经济结构缺陷而形成的深度贫困痼疾，以及由市场扭曲衍生的贫困者剥夺， — １４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