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期 李荣博:为良知、常理、温情所交织的人间 最后,《群山绝响》也回避了深沉的命题、崇莫忘之后,乡邻内心深处掩藏着的深深地感激, 髙的风格。对于绝大多数人而言,都是靠习惯和自发形成的道德评价。这说明,在人们内心深处, 朴素的观念,处事、待人、接物,他们没有高深的对人的判定标准,首要的还是道德而不是阶级。 理念和思想,他们活着也不需要高深的理念和思在“文革”这样的极端社会处境中,轰轰烈烈地运 想,他们的行为也谈不上多么崇高。从他们身上,动、批判、赞歌、颂歌,虽看似以阶级斗争的意识 挖掘深沉命题的尝试,都不是平视他们,而是在形态笼罩了一切,却无法洗涤人们内心深藏着的 俯视他们:不是活在他们中间,而是高居他们之良知。这种良知决定着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逻 上。他们也不需被教育、被启蒙、被批判、被歌颂,辑,决定着人们想象世界、社会和人生的方式。无 他们有他们自己的情感逻辑和生活逻辑,有他们论社会处境和个人处境如何,这种良知并未泯 自己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有他们自己的命运历灭,思维、行为、想象世界、社会和人生的方式并 程,并不为政治语境、精英思想所阻,如大河绕未发生实质性的变化。这种不变的思维、行为、想 山,毕竟东流去 象方式,就是常理。常理是一种习惯,但不是个人 二、为良知、常理、温情所交织的人间性的、可随时改变的、表面性的习惯;而是长期由 以“文革”为背景的小说,往往要直面阶级斗深藏的良知决定的,人们的想象方式、思维方式、 争问题。“阶级,作为马克思从经济一政治视角所行为方式层面的习惯,是从意识思维层面向行为 做的划分,用来从宏观角度研究社会变革的原层面的透发。《群山绝响》中的人群,虽无法摆脱 因,研究历史的发展动力是可以的。但是,阶级能严酷的社会处境,无法超越时代的局限,却没有 否用来对人进行一种道德和伦理规定?阶级作为真正意义上的大恶,没有酿成令人发指的人间惨 经济概念、经济视角,甚至都不能与政治立场直剧。他们虽也有自私、狭隘、狡黠或无知,有怪诞 接相连,它的确有对应的意识形态,但在具体的有荒唐,有可笑可怜可叹之处,他们不是完人。但 人身上,属于地主阶级或资产阶级的人,并非不他们出于良知和常理,却也有义举、善念善行。上 可能有先进的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同样,无产至区委书记、中学校长,下至农民、普通老师和学 阶级(如贫农)很可能不仅没有先进的意识形态,生,莫不如此。例如,写区委简书记,“他敬重识文 甚至可能为落后的意识形态所充斥。但在中国相断字的人,却无法理解报纸上说的‘知识越多越 当长的历史时期,阶级不仅和政治立场相等同,反动’。报纸上咋说,咱就咋念,实际上就按良心 而且取代了道德,成为对人品行的划分标准。和常理去做就好了。就说汉叔中学的老师们吧, 阶级划分取代了道德甄别,取代了法律审判,尤他们是有那么点假装斯文,处事待人也显得吝啬 其是在“文革”这样的极端处境中,这个荒诞的逻小气。小资产阶级嘛,也还是团结改造的对象,人 辑,造成了种种的人间惨剧,在莫言的《生死疲民内部矛盾嘛。何况他们大老远地来这深山里教 劳》贾平凹的《老生》余华的《活着》那里,遭到书,多数人一年四季只能回家两次见老婆,也实 了质疑、批判和嘲弄。 在不容易。总之,对于他们,政治上要敲打,生活 在《群山绝响》中,以阶级进行的政治划分,上要照顾。”22在“文革”这样以阶级斗争为 并不是笼罩一切的,而是浮于社会表面,并没有纲的社会语境中,作为汉叔区党的最高领导人, 真正深入人心的角角落落。民间的道德认同却以不是以意识形态贯彻一切,而是“按良心和常理” 种强大的惯性而留存,与严酷的阶级划分这种去办事:优待“臭老九”们:低调而又人性化地处 自上而下的社会政治判定,形成了一种对抗性的理白校长被诬告“破坏军婚”事件;摒弃政治成分 互补。元尚婴的爷爷,一个虔心向佛的明智通达偏见选拔元尚婴当乡邮员。他的身上,没有时代 之人,视钱财为身外之物,视土地、房屋为累赘,赋予的冷硬、严酷和虚假,而是满溢着理解之同 本无意于聚敛土地,却因自身多才多艺、为获妻情,满溢人情化的光辉。不仅居高位者如此,最普 子的肯定而致富。乡邻为度过难关,为换几个大通、最卑微、甚至满身缺点的人身上,也都闪现着 洋而向其抵押土地。日积月累,无意间成为了地良知之光。比如,并不能算好学生和好孩子的田 主。但从道德上说,他又是一个闻名乡里、为众人信康,懊恼于,自己不是读书种子却被推荐上了 内心所感念的大善人。“善人”不是靠伪善的行为高中,应该去继续读书的元尚婴却只能当农民, 博得的社会声誉,而是在长期的施恩勿念、受惠所以,在他父母亲支持下,他想将高中的入学指 (c)1994-2019ChinaAcademicJournalElectronicPublishingHouse.Allrightsreservedhttp://www.cnki.net最后，《群山绝响》也回避了深沉的命题、崇 高的风格。对于绝大多数人而言，都是靠习惯和 朴素的观念，处事、待人、接物，他们没有高深的 理念和思想，他们活着也不需要高深的理念和思 想，他们的行为也谈不上多么崇高。从他们身上， 挖掘深沉命题的尝试，都不是平视他们，而是在 俯视他们；不是活在他们中间，而是高居他们之 上。他们也不需被教育、被启蒙、被批判、被歌颂， 他们有他们自己的情感逻辑和生活逻辑，有他们 自己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有他们自己的命运历 程，并不为政治语境、精英思想所阻，如大河绕 山，毕竟东流去。 二、为良知、常理、温情所交织的人间 以“文革”为背景的小说，往往要直面阶级斗 争问题。“阶级，作为马克思从经济—政治视角所 做的划分，用来从宏观角度研究社会变革的原 因，研究历史的发展动力是可以的。但是，阶级能 否用来对人进行一种道德和伦理规定？阶级作为 经济概念、经济视角，甚至都不能与政治立场直 接相连，它的确有对应的意识形态，但在具体的 人身上，属于地主阶级或资产阶级的人，并非不 可能有先进的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同样，无产 阶级（如贫农）很可能不仅没有先进的意识形态， 甚至可能为落后的意识形态所充斥。但在中国相 当长的历史时期，阶级不仅和政治立场相等同， 而且取代了道德，成为对人品行的划分标准”[6]。 阶级划分取代了道德甄别，取代了法律审判，尤 其是在“文革”这样的极端处境中，这个荒诞的逻 辑，造成了种种的人间惨剧，在莫言的《生死疲 劳》、贾平凹的《老生》、余华的《活着》那里，遭到 了质疑、批判和嘲弄。 在《群山绝响》中，以阶级进行的政治划分， 并不是笼罩一切的，而是浮于社会表面，并没有 真正深入人心的角角落落。民间的道德认同却以 一种强大的惯性而留存，与严酷的阶级划分这种 自上而下的社会政治判定，形成了一种对抗性的 互补。元尚婴的爷爷，一个虔心向佛的明智通达 之人，视钱财为身外之物，视土地、房屋为累赘， 本无意于聚敛土地，却因自身多才多艺、为获妻 子的肯定而致富。乡邻为度过难关，为换几个大 洋而向其抵押土地。日积月累，无意间成为了地 主。但从道德上说，他又是一个闻名乡里、为众人 内心所感念的大善人。“善人”不是靠伪善的行为 博得的社会声誉，而是在长期的施恩勿念、受惠 莫忘之后，乡邻内心深处掩藏着的深深地感激， 自发形成的道德评价。这说明，在人们内心深处， 对人的判定标准，首要的还是道德而不是阶级。 在“文革”这样的极端社会处境中，轰轰烈烈地运 动、批判、赞歌、颂歌，虽看似以阶级斗争的意识 形态笼罩了一切，却无法洗涤人们内心深藏着的 良知。这种良知决定着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逻 辑，决定着人们想象世界、社会和人生的方式。无 论社会处境和个人处境如何，这种良知并未泯 灭，思维、行为、想象世界、社会和人生的方式并 未发生实质性的变化。这种不变的思维、行为、想 象方式，就是常理。常理是一种习惯，但不是个人 性的、可随时改变的、表面性的习惯；而是长期由 深藏的良知决定的，人们的想象方式、思维方式、 行为方式层面的习惯，是从意识思维层面向行为 层面的透发。《群山绝响》中的人群，虽无法摆脱 严酷的社会处境，无法超越时代的局限，却没有 真正意义上的大恶，没有酿成令人发指的人间惨 剧。他们虽也有自私、狭隘、狡黠或无知，有怪诞 有荒唐，有可笑可怜可叹之处，他们不是完人。但 他们出于良知和常理，却也有义举、善念善行。上 至区委书记、中学校长，下至农民、普通老师和学 生，莫不如此。例如，写区委简书记，“他敬重识文 断字的人，却无法理解报纸上说的‘知识越多越 反动’。报纸上咋说，咱就咋念，实际上就按良心 和常理去做就好了。就说汉叔中学的老师们吧， 他们是有那么点假装斯文，处事待人也显得吝啬 小气。小资产阶级嘛，也还是团结改造的对象，人 民内部矛盾嘛。何况他们大老远地来这深山里教 书，多数人一年四季只能回家两次见老婆，也实 在不容易。总之，对于他们，政治上要敲打，生活 上要照顾。”[5] 219-220 在“文革”这样以阶级斗争为 纲的社会语境中，作为汉叔区党的最高领导人， 不是以意识形态贯彻一切，而是“按良心和常理” 去办事：优待“臭老九”们；低调而又人性化地处 理白校长被诬告“破坏军婚”事件；摒弃政治成分 偏见选拔元尚婴当乡邮员。他的身上，没有时代 赋予的冷硬、严酷和虚假，而是满溢着理解之同 情，满溢人情化的光辉。不仅居高位者如此，最普 通、最卑微、甚至满身缺点的人身上，也都闪现着 良知之光。比如，并不能算好学生和好孩子的田 信康，懊恼于，自己不是读书种子却被推荐上了 高中，应该去继续读书的元尚婴却只能当农民， 所以，在他父母亲支持下，他想将高中的入学指 第 3 期 李荣博：为良知、常理、温情所交织的人间 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