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30年冬到1931年夏,鄂豫皖根据地进行了两次反“围剿”斗争,并取得了重大胜利。1931年11月7日,根据中共中央的决 定,红四军和红二十五军合编为红军第四方面军,徐向前任总指挥,陈昌浩任政治委员。从1931年11月至1932年6月,红四方面军实行 外线进攻作战方针,主动出击,先后发起黄安等四次战役,歼敌约6万人,使国民党军队对鄂豫皖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未及发动 即宣告流产。随着反“围剿”斗争的胜利,红四方面军发展到4.5万余人,鄂豫皖根据地的发展进入鼎盛时期 从1930年冬到1932年春,湘鄂西根据地的红军,在贺龙、邓中夏等领导下,也胜利地进行了三次反“围剿”斗争,红三军发展到 1.5万人,湘鄂西根据地也有了较大的发展 这一期间,各根据地的反“围剿”斗争极其艰苦,各地的红军作战非常英勇。尽管“围剿”的规模一次比一次大,烧杀一次比一 次残酷,尽管共产党还要承受来自内部因执行“左”倾政策而造成的创伤,但红军和根据地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始终不畏强敌 团结战斗,不断取得反“围剿”的重大胜利。在约一年半的战斗中,各根据地共歼敌正规军20万余人,主力红军发展到约15人,农村 革命根据地得到进一步巩固和扩 在各根据地不断发展的情况下,1931年11月7日至20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瑞金叶坪村举行,出席代表610名。大 会通过《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和《土地法令》、《劳动法》法律文件,宣布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毛泽东被 选为临时中央政府主席。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成立,对各根据地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加强中枢指挥的作用,在政治上也 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大会通过的法律文件正确地肯定了工农大众享有各项政治、经济权利,但在中间派别问题和土地、劳动、税收等 问题上,规定了许多过左的政策,这对于根据地的发展是有害无益的。 第三节王明“左”倾错误和革命运动的挫折 正当国民党统治集团调动兵力大规模“围剿”红军的时候,日本帝国主义者发动了武装侵略中国东北战争的九一八事变。在短短 的四个多月内,整个东北沦为日本的占领地。这主要是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实行“攘外必先安内”不抵抗政策的结果。日本对 东北三省的大规模侵略强烈地震动了中国社会,一个群众性的抗日救亡运动很快兴起,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正在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出现了自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来不曾有过的革命发展的新形势。如何科学地估计这一形势,并制定正确的路线和政策,是摆在中国共 产党面前的重大任务 1、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中央的统治 党的六届三中全会前后,在瞿秋白、周恩来等领导下,李立三“左”倾冒险错误在实际工作中逐步得到纠正,各项工作逐步恢复 正常。但是,1930年10月,共产国际给中共中央来信,提出李立三的路线是反共产国际的政治路线,指示中国共产党召开六届四中全 会召开。从莫斯科回国不久、受到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米夫器重的留苏学生王明、博古等,通过不正常的途径比中央先获知这封信 的内容,立刻打起“反对调和主义”的旗号,猛烈攻击六届三中全会后的中央,在党内造成严重的思想混乱,使中央难以正常工作 王明还散发他写的《两条路线》的小册子。这本小册子在反对国民党统治、主张土地革命和红军斗争这些中国革命基本问题上的 观点,同党的纲领是一致的。但是,他夸大中国革命反资产阶级、反富农斗争的意义,否认中间营垒的存在:继续强调全国性的“革命 高潮”和在全国范围的“进攻路线”,急于夺取包括中心城市在内的一个或几个主要省份的首先胜利:宣称党内的主要危险是“右倾 机会主义”、“实际工作中的机会主义”和“富农路线”。这些主张,实际上是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政治纲领 1931年1月7日,党的扩大的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召开。米夫参加了会议。全会以批判三中全会的所谓对于“立三路线”的“调和 主义”为宗旨,强调反对“党内目前主要危险”的右倾,决定“改造充实各级领导机关”,瞿秋白、周恩来等受到严厉指责。王明在从1930年冬到1931年夏，鄂豫皖根据地进行了两次反“围剿”斗争，并取得了重大胜利。1931年11月7日，根据中共中央的决 定，红四军和红二十五军合编为红军第四方面军，徐向前任总指挥，陈昌浩任政治委员。从1931年11月至1932年6月，红四方面军实行 外线进攻作战方针，主动出击，先后发起黄安等四次战役，歼敌约6万人，使国民党军队对鄂豫皖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未及发动， 即宣告流产。随着反“围剿”斗争的胜利，红四方面军发展到4.5万余人，鄂豫皖根据地的发展进入鼎盛时期。 从1930年冬到1932年春，湘鄂西根据地的红军，在贺龙、邓中夏等领导下，也胜利地进行了三次反“围剿”斗争，红三军发展到 1.5万人，湘鄂西根据地也有了较大的发展。 这一期间，各根据地的反“围剿”斗争极其艰苦，各地的红军作战非常英勇。尽管“围剿”的规模一次比一次大，烧杀一次比一 次残酷，尽管共产党还要承受来自内部因执行“左”倾政策而造成的创伤，但红军和根据地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始终不畏强敌， 团结战斗，不断取得反“围剿”的重大胜利。在约一年半的战斗中，各根据地共歼敌正规军20万余人，主力红军发展到约15人，农村 革命根据地得到进一步巩固和扩大。 在各根据地不断发展的情况下，1931年11月7日至20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瑞金叶坪村举行，出席代表610名。大 会通过《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和《土地法令》、《劳动法》法律文件，宣布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毛泽东被 选为临时中央政府主席。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成立，对各根据地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加强中枢指挥的作用，在政治上也 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大会通过的法律文件正确地肯定了工农大众享有各项政治、经济权利，但在中间派别问题和土地、劳动、税收等 问题上，规定了许多过左的政策，这对于根据地的发展是有害无益的。 第三节 王明“左”倾错误和革命运动的挫折 正当国民党统治集团调动兵力大规模“围剿”红军的时候，日本帝国主义者发动了武装侵略中国东北战争的九一八事变。在短短 的四个多月内，整个东北沦为日本的占领地。这主要是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实行“攘外必先安内”不抵抗政策的结果。日本对 东北三省的大规模侵略强烈地震动了中国社会，一个群众性的抗日救亡运动很快兴起，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正在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出现了自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来不曾有过的革命发展的新形势。如何科学地估计这一形势，并制定正确的路线和政策，是摆在中国共 产党面前的重大任务。 1、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中央的统治 党的六届三中全会前后，在瞿秋白、周恩来等领导下，李立三“左”倾冒险错误在实际工作中逐步得到纠正，各项工作逐步恢复 正常。但是，1930年10月，共产国际给中共中央来信，提出李立三的路线是反共产国际的政治路线，指示中国共产党召开六届四中全 会召开。从莫斯科回国不久、受到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米夫器重的留苏学生王明、博古等，通过不正常的途径比中央先获知这封信 的内容，立刻打起“反对调和主义”的旗号，猛烈攻击六届三中全会后的中央，在党内造成严重的思想混乱，使中央难以正常工作。 王明还散发他写的《两条路线》的小册子。这本小册子在反对国民党统治、主张土地革命和红军斗争这些中国革命基本问题上的 观点,同党的纲领是一致的。但是，他夸大中国革命反资产阶级、反富农斗争的意义，否认中间营垒的存在；继续强调全国性的“革命 高潮”和在全国范围的“进攻路线”，急于夺取包括中心城市在内的一个或几个主要省份的首先胜利；宣称党内的主要危险是“右倾 机会主义”、“实际工作中的机会主义”和“富农路线”。这些主张，实际上是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政治纲领。 1931年1月7日，党的扩大的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召开。米夫参加了会议。全会以批判三中全会的所谓对于“立三路线”的“调和 主义”为宗旨，强调反对“党内目前主要危险”的右倾，决定“改造充实各级领导机关”，瞿秋白、周恩来等受到严厉指责。王明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