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夫的支持下,不仅被补选为中央委员,而且成为中央政治局委员。这次全会实际上批准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纲领,是以王明 为主要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中共中央占统治地位的开端 王明为什么能够上台?为什么在上次“左”倾冒险错误被纠正之后不久又形成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中央的统治?八七会 议以来,党内一直存在的浓厚的“左”倾情绪,始终没有从指导思想上得到认真的清理。许多人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实际 仍然缺乏完整的、统一的理解。在这种情况下,以教条主义为特征的王明“左”倾错误,对于党内的许多人就有极大的迷惑作用,使 人们不容易识别其错误和危害。由于王明等直接得到共产国际的支持,也使得一部分本来不赞成或批评王明的人转而赞同并支持他 而共产国际直接的、强加于人的、不正确的干预也是一个重要原因。这种状况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仍然处于幼年时期 六届四中全会后,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出现一片混乱。罗章龙等在反对四中全会的名义下擅自成立“中央非常委员会”,进 行分裂活动,被开除出党。1931年4月和6月,顾顺章、向忠发先后被捕叛变,给中共中央机关和中央领导人的安全造成极大威胁。在 周恩来等人的领导下,迅速将中央机关和中央主要领导人转移到安全地带或撤离上海。王明于10月前往莫斯科,周恩来于12月底到达 中央根据地的瑞金。由于在上海的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都已不到半数,根据共产国际远东局的提议,9月下半月在上海成立临时中央 政治局,博古、张闻天、卢福坦(后叛变)任中央常委,博古负总的责任。以博古为首的临时中央,继续贯彻执行“左”倾教条主义 的方针 2、党的抗日主张和与部分国民党人合作抗日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9月20日中共中央发表宣言提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三省!”11月27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 央政府发表对外宣言,号召全国人民动员起来,武装起来,反对日本的侵略和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中共满洲省委指示各级党组织,加 强同群众的抗日义勇军的联系,并组织党领导下的抗日武装。中共中央又先后派杨靖宇、赵尚志、周保中、赵一曼等到东北加强各级 党组织的领导力量。到1933年初,由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巴彦、南满、海龙、汤原等近10支游击队相继成立,逐渐成为东北的主要 抗日武装力量。 1933年初,日本把侵略的矛头进一步指向了华北。在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的形势下,中国共产党继续高举抗日的旗帜。1月17日 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根据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十二次会议精神,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副主席项英、张国 焘和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名义起草的宣言正式发表,首次提出中国工农红军准备在三个条件下同任何武装部队订立 共同对日作战的协定:立即停止进攻苏维埃区域:立即保证民众的民主权利:立即武装民众创立武装的义勇军,以保卫中国及争取中 国的独立统一与领土的完整。1月26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又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发出《中央给满洲各级党部及全体党员的信》,指 出:日本侵占东北后,“不仅满洲的工人农民苦力小资产阶级对日本侵略者及其走狗表示极端敌视,而且有一部分的有产阶级直到现 在对侵略者抱敌视态度”。因此,要“尽可能的造成全民族的反帝统一战线来聚集和联合一切可能的,虽然是不可靠的动摇的力量 共同的与共同的敌人一—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斗争。”“一一七宣言”和“一二六指示信”适应形势发展的要求,反映了党的认识 的发展,表明党已经开始调整政策,朝着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迈进了一步,对于推进全国的抗日民主浪潮,对于促进一部分国民党 爱国军队和爱国人士同共产党人合作抗日,产生了积极的作用 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一度被国民党政府镇压下去的抗日民主运动于1933年重新活跃起来。在全国抗日浪潮的推动下,1933年5 月26日,冯玉祥在张家口成立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7月中旬收复察哈尔全部失地。党在同盟军内建立前线工作委员会和党的基层组 织,以张家口为中心,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浪潮。8月5日,冯玉祥在内外交困、腹背受敌的情况下,被迫通电宣布将察省军政大权 交宋哲元办理,随后撤销抗日同盟军总部。共产党员吉鸿昌(北路前敌总指挥)、方振武(北路前敌总司令)率部万余人转战于热 河、长城一线。10月中旬,该部在北京近郊遭受日军和国民党军队的联合进攻而失败。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虽然遭到失败,但中国米夫的支持下，不仅被补选为中央委员，而且成为中央政治局委员。这次全会实际上批准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纲领，是以王明 为主要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中共中央占统治地位的开端。 王明为什么能够上台？为什么在上次“左”倾冒险错误被纠正之后不久又形成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中央的统治？八七会 议以来，党内一直存在的浓厚的“左”倾情绪，始终没有从指导思想上得到认真的清理。许多人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实际 仍然缺乏完整的、统一的理解。在这种情况下，以教条主义为特征的王明“左”倾错误，对于党内的许多人就有极大的迷惑作用，使 人们不容易识别其错误和危害。由于王明等直接得到共产国际的支持，也使得一部分本来不赞成或批评王明的人转而赞同并支持他。 而共产国际直接的、强加于人的、不正确的干预也是一个重要原因。这种状况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仍然处于幼年时期。 六届四中全会后，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出现一片混乱。罗章龙等在反对四中全会的名义下擅自成立“中央非常委员会”，进 行分裂活动，被开除出党。1931年4月和6月，顾顺章、向忠发先后被捕叛变，给中共中央机关和中央领导人的安全造成极大威胁。在 周恩来等人的领导下，迅速将中央机关和中央主要领导人转移到安全地带或撤离上海。王明于10月前往莫斯科，周恩来于12月底到达 中央根据地的瑞金。由于在上海的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都已不到半数，根据共产国际远东局的提议，9月下半月在上海成立临时中央 政治局，博古、张闻天、卢福坦（后叛变）任中央常委，博古负总的责任。以博古为首的临时中央，继续贯彻执行“左”倾教条主义 的方针。 2、党的抗日主张和与部分国民党人合作抗日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9月20日中共中央发表宣言提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三省！”11月27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 央政府发表对外宣言，号召全国人民动员起来，武装起来，反对日本的侵略和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中共满洲省委指示各级党组织，加 强同群众的抗日义勇军的联系，并组织党领导下的抗日武装。中共中央又先后派杨靖宇、赵尚志、周保中、赵一曼等到东北加强各级 党组织的领导力量。到1933年初，由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巴彦、南满、海龙、汤原等近10支游击队相继成立，逐渐成为东北的主要 抗日武装力量。 1933年初，日本把侵略的矛头进一步指向了华北。在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的形势下，中国共产党继续高举抗日的旗帜。1月17日， 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根据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十二次会议精神，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副主席项英、张国 焘和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名义起草的宣言正式发表，首次提出中国工农红军准备在三个条件下同任何武装部队订立 共同对日作战的协定：立即停止进攻苏维埃区域；立即保证民众的民主权利；立即武装民众创立武装的义勇军，以保卫中国及争取中 国的独立统一与领土的完整。1月26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又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发出《中央给满洲各级党部及全体党员的信》，指 出：日本侵占东北后，“不仅满洲的工人农民苦力小资产阶级对日本侵略者及其走狗表示极端敌视，而且有一部分的有产阶级直到现 在对侵略者抱敌视态度”。因此，要“尽可能的造成全民族的反帝统一战线来聚集和联合一切可能的，虽然是不可靠的动摇的力量， 共同的与共同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斗争。”“一一七宣言”和“一二六指示信”适应形势发展的要求，反映了党的认识 的发展，表明党已经开始调整政策，朝着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迈进了一步，对于推进全国的抗日民主浪潮，对于促进一部分国民党 爱国军队和爱国人士同共产党人合作抗日，产生了积极的作用。 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一度被国民党政府镇压下去的抗日民主运动于1933年重新活跃起来。在全国抗日浪潮的推动下，1933年5 月26日，冯玉祥在张家口成立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7月中旬收复察哈尔全部失地。党在同盟军内建立前线工作委员会和党的基层组 织，以张家口为中心，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浪潮。8月5日，冯玉祥在内外交困、腹背受敌的情况下，被迫通电宣布将察省军政大权 交宋哲元办理，随后撤销抗日同盟军总部。共产党员吉鸿昌（北路前敌总指挥）、方振武（北路前敌总司令）率部万余人转战于热 河、长城一线。10月中旬，该部在北京近郊遭受日军和国民党军队的联合进攻而失败。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虽然遭到失败，但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