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自我指涉性”( self-referentiality)或“自组织”(self- organization)概念转译成为我用自 主性概念所涵盖的内容。的确,无论是在系统理论还是在场域理论中,分化和自主化的过程 都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不过这两种理论之间仍然存在天壤之别。至少有一点,场域理论 排除了一切功能主义和有机论:一个既定场域的产物可能是系统性的,但并非一个系统的产 物,更不是一个以共有功能,内在统合( cohesion)和自我调控为特征的系统的产物;这就 是说,对于系统理论中如此之多的基本假定(即共有功能、内在统合、自我调控等),场域 理论都拒绝接受。举个例子,如果说在文学场域或艺术场域中,人们可以把构成某个可能空 间的各种立场视为一个系统的话,那么它们也就形成了一个差异的系统,一个各自不同和彼 此相轻的禀赋系统,而且这些禀赋的发展也并非出自它们自身的内在运动,而是通过生产场 域的内在冲突(这与自我指涉性的原则所暗含的观念正好相反)。场域是力量关系一一不仅 仅是意义关系一一和旨在改变场域的斗争关系的地方,因此也是无休止的变革的地方。在场 域的某个既定状态下可以被察觉的协调统合,场域表面上对共同功能的取向(在法国名牌高 校的情况中,这种所谓“共同功能”就是权力场域结构的再生产,参看 Bourdieu1989a)实 际上肇始于冲突和竞争,而并非结构内在固有的自我发展的结果。15 第二个主要的差别是一个场域并不具有组成部分(pats)和要素( components)。每 个子场域都具有自身的逻辑、规则和常规,而在场域分割的每一个阶段(比如说文学创作的 场域),都需要一种真正质的飞跃(比如你从文学场域的层次降至小说或戏剧的子场域的层 次)。16每一个场域都构成一个潜在开放的游戏空间,其疆界是一些动态的界限,它们本身 就是场域内斗争的关键。场域是一个没有创造者的游戏,比任何人可能设计出来的游戏都更 变动不居、复杂难测。但是,如果要想充分地洞察决定场域概念和系统概念差异的所有方面, 那么我们就必须在具体研究中使用它们,并通过它们所产生的经验对象来比较它们。1 〔36]问:简要地说,如何对一个场域进行研究?在这种类型的分析中有那些必不可少 的步骤? 谷:从场域角度进行分析涉及三个必不可少并内在关联的环节( Bourdieu1971d)。首先 必须分析与权力场域相对的场域位置。我们发现,就艺术家和作家而言( Bourdieu1983d) 文学场域被包含在权力场域之中,而且在这一权力场域中,它占据着一个被支配的地位(用 个普通但极不恰切的说法:艺术家和作家,或者更一般而言,知识分子,都是“支配阶级中 的被支配集团”)。其次,必须勾划出行动者或机构所占据的位置之间的客观关系结构,因为 在这个场域中,占据这些位置的行动者或机构为了控制这一场域特有的合法形式的权威,相 互竞争,从而形成了种种关系。除了上述两点以外,还有第三个不可缺少的环节,即必须分 析行动者的惯习,亦即千差万别的性情倾向系统,行动者是通过将一定类型的社会条件和经 济条件予以内在化的方式获得这些性情倾向的:而且在所研究场域里某条确定的轨迹中,我 们可以找到促使这些惯习或性情倾向系统成为事实的一定程度上的有利机会。 在方法论上,各种位置的场域与各种立场的场域,或者说是基于客观位置的主观态度 ( prises de position)的场域密不可分,也就是说,与行动者的实践和表达所构成的、受结构 形塑的系统密不可分。不论是客观位置的空间,还是主观立场的空间,都应该放在一起分析, 应视为斯宾诺莎所说的“同一句子的两种译法”。不过,在平常的情况下,位置的空间仍然 倾向于对立场的空间起到支配的作用。例如,艺术革命是构成艺术位置空间的各种权力关系 发生变革的结果,而这种变革之所以可能发生,正是因为一部分生产者的颠覆意图正好迎合 了一部分受众的期望,并因此改变了知识分子场域与权力场域的关系( bourdieu19871)。对 于艺术场域确定无疑的事实也同样适用于其他场域:正像我在《学术人》中所指出的,人们 可以发现在1968年五月风暴前夕,学术场域中的各种位置与那些事件的各种不同的拥护者 所采取的政治立场之间也存在同样的“吻合”;或者,在经济场域中,我们可以发现银行的将“自我指涉性”（self-referentiality）或“自组织”（self-organization）概念转译成为我用自 主性概念所涵盖的内容。的确，无论是在系统理论还是在场域理论中，分化和自主化的过程 都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不过这两种理论之间仍然存在天壤之别。至少有一点，场域理论 排除了一切功能主义和有机论：一个既定场域的产物可能是系统性的，但并非一个系统的产 物，更不是一个以共有功能，内在统合（cohesion）和自我调控为特征的系统的产物；这就 是说，对于系统理论中如此之多的基本假定（即共有功能、内在统合、自我调控等），场域 理论都拒绝接受。举个例子，如果说在文学场域或艺术场域中，人们可以把构成某个可能空 间的各种立场视为一个系统的话，那么它们也就形成了一个差异的系统，一个各自不同和彼 此相轻的禀赋系统，而且这些禀赋的发展也并非出自它们自身的内在运动，而是通过生产场 域的内在冲突（这与自我指涉性的原则所暗含的观念正好相反）。场域是力量关系——不仅 仅是意义关系——和旨在改变场域的斗争关系的地方，因此也是无休止的变革的地方。在场 域的某个既定状态下可以被察觉的协调统合，场域表面上对共同功能的取向（在法国名牌高 校的情况中，这种所谓“共同功能”就是权力场域结构的再生产，参看 Bourdieu 1989a）实 际上肇始于冲突和竞争，而并非结构内在固有的自我发展的结果。15 第二个主要的差别是一个场域并不具有组成部分（parts）和要素（components）。每一 个子场域都具有自身的逻辑、规则和常规，而在场域分割的每一个阶段（比如说文学创作的 场域），都需要一种真正质的飞跃（比如你从文学场域的层次降至小说或戏剧的子场域的层 次）。16每一个场域都构成一个潜在开放的游戏空间，其疆界是一些动态的界限，它们本身 就是场域内斗争的关键。场域是一个没有创造者的游戏，比任何人可能设计出来的游戏都更 变动不居、复杂难测。但是，如果要想充分地洞察决定场域概念和系统概念差异的所有方面， 那么我们就必须在具体研究中使用它们，并通过它们所产生的经验对象来比较它们。17 [3.6] 问：简要地说，如何对一个场域进行研究？在这种类型的分析中有那些必不可少 的步骤？ 答：从场域角度进行分析涉及三个必不可少并内在关联的环节（Bourdieu 1971d）。首先， 必须分析与权力场域相对的场域位置。我们发现，就艺术家和作家而言（Bourdieu 1983d）， 文学场域被包含在权力场域之中，而且在这一权力场域中，它占据着一个被支配的地位（用 个普通但极不恰切的说法：艺术家和作家，或者更一般而言，知识分子，都是“支配阶级中 的被支配集团”）。其次，必须勾划出行动者或机构所占据的位置之间的客观关系结构，因为 在这个场域中，占据这些位置的行动者或机构为了控制这一场域特有的合法形式的权威，相 互竞争，从而形成了种种关系。除了上述两点以外，还有第三个不可缺少的环节，即必须分 析行动者的惯习，亦即千差万别的性情倾向系统，行动者是通过将一定类型的社会条件和经 济条件予以内在化的方式获得这些性情倾向的；而且在所研究场域里某条确定的轨迹中，我 们可以找到促使这些惯习或性情倾向系统成为事实的一定程度上的有利机会。 在方法论上，各种位置的场域与各种立场的场域，或者说是基于客观位置的主观态度 （prises de position）的场域密不可分，也就是说，与行动者的实践和表达所构成的、受结构 形塑的系统密不可分。不论是客观位置的空间，还是主观立场的空间，都应该放在一起分析， 应视为斯宾诺莎所说的“同一句子的两种译法”。不过，在平常的情况下，位置的空间仍然 倾向于对立场的空间起到支配的作用。例如，艺术革命是构成艺术位置空间的各种权力关系 发生变革的结果，而这种变革之所以可能发生，正是因为一部分生产者的颠覆意图正好迎合 了一部分受众的期望，并因此改变了知识分子场域与权力场域的关系（Bourdieu 1987i）。对 于艺术场域确定无疑的事实也同样适用于其他场域：正像我在《学术人》中所指出的，人们 可以发现在 1968 年五月风暴前夕，学术场域中的各种位置与那些事件的各种不同的拥护者 所采取的政治立场之间也存在同样的“吻合”；或者，在经济场域中，我们可以发现银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