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大是陈独秀指派的个人代表的话。所以，中共一大会议出席者为13人，代表为12人， 包惠僧既不是武汉代表，也不是广州代表，包惠僧出席中共大会议是事实，但不是代表，尤 其不是由陈独秀指派参加中共大的个人代表。 宫玉书还指出，包惠僧出席中共大是一个巧合。1921年1月，包惠僧在准备去苏联留 学，路经上海时，被临时中央留在上海工作，参加党的宣传教育工作。5月，作为“信使” 去广州通知陈驻秀后，回到上海就把住所教到了一大开会地点。因此，他和其他代表一-起 参加了中共一大。 李憬在《中共一大的几个历史疑点》（载《文史精华》，2001年第六期）一文中指出 由于时间久远，环境特殊，因此中共一大给后人留下了多个疑点。其中最突出的是，中共一 大召开的具体地点。当时的成立大会是在上海发起组成员李汉俊之兄李书城的寓所召开的。 但由于中共一大是在极其秘密的情况下召开的，不可能留下以供事后寻找的标志性记号。与 会代表以后又走上了不同的人生道路，再加上房主和街道名称的多次变化，这就使得中共一 大会址的寻访工作颇费周折。1950年，时任上海军管会主任和上海市长的陈毅提议，修建 党的一大会址纪念馆，以向即将到来的建党30周年献礼，并由上海市委宣传部、军管会文 艺处的相关人员，负责会址和代表住宿地寻找的具体工作。 寻访组在上海公安局户籍管理部门的帮助下，找到了仍留在当地的一大代表周佛海的妻 子杨淑惠及其子周之友，并得知周佛海曾写过一本名为《往矣集》的回忆录，书中载有一大 的情况。寻访组在上海图书馆尘封的旧书中，找到了这本出版于1942年的回忆录，并从中 了解到一大会址在“贝勒路李汉俊家”。 贝勒路在新中国成立后改为黄陂南路。寻访组在黄陂南路附近的望志路（新中国成立后 改为兴业路)发现了一排5栋石库民居。上海市委立即将寻访到的几幢故居和旧址分别拍 照，派人专程送往北京，请毛泽东和董必武审定，并请该建筑曾经的主人李书城核对。三人 均认定这就是一大会址。中共中央又特请时任湖南大学校长的李达，专程前往上海实地考 察。李达一到现场，就激动地连声说：“是大会址没错！没错！” 李璟还指出，中共一大产生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和《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 两个文件。目前，还没有找到这两个文件的中文本，能够看到的只有英文、俄文两种译本。 四、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的关系 焦娜在《中共早期发展和共产国际的关系研究》（载《今日中国论坛》，2013年第15 期)一文中指出，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建立的帮助，包括经费支持、名称的确定、方针的 制定。但共产国际对于中国革命的发展也有消极作用。受共产国际的影响，在中国国民党第 二次代表大会的选举过程中，中共中央向当时的国民党右派作出让步，从而丧失了在统一战 线中的领导权。后期，受共产国际错误指导，未能对国民党右派的叛变行为进行有力反击， 而是一味妥协退让，最后导致统一战线破裂。 刘永路在《中共成立的几个焦点问题揭秘》（载《党史纵横》，2011年第9期）一文中提 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与共产国际密不可分，但共产国际也影响了中共的健康成长。共产国 际派往中国的正式代表分别是维经斯基和马林。共产国际关于国共合作的决策是正确的，同 时也推动了北伐的进行。但它在领导权的问题上没有处理好，不相信中国共产党人的力量和 能力，由此埋下了大革命失败的种子。 This document is produced by free version of Print2Flash.Visit www.print2flash.com for more inform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