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真的让死人感到疼痛。难道有什么人真的有权力或能力扭转另外一个 人的自由意志吗? 也许正是在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本文开头谈到的那些西方自杀学 家的思考,才变得有意义起来。既不能干涉人的自由和隐私,但是又必 须提高整个社会的福祉的西方现代社会,在几百年的摸索中逐渐形成了 自己对待自杀的一些基本技术涂尔干的自杀社会学和精神医学中的自 杀学,都是这套技术的产物。附着在自杀问题上面的现代性的根本悖谬 并没有消解,对自杀是否是罪的争论也没有销声匿迹,但精神医学基本 上接过了关照自杀问题的责任。自杀者的尸体已经不必遭受侮辱和惩罚 但自杀者的灵魂却要面临精神分析甚至药物控制的权力之手 因此,自杀学家面对中国自杀现象产生的好奇和兴趣,并非完全出 自专业上的牵强附会。他们所面临的基本困难,和我在那个嘈杂的医院 里遇到的困难,并没有根本的不同。我们都已经体会到,在中国这个特 殊语境下,同样的现代性悖谬呈现出了相当不同的样态,我们已经无法 采取同样的技术来关照中国人的幸福生活。只要我们认准这个现代性悖 谬里的根本张力,自杀学家们所提出的专业化的问题,就可以大大加深 我们的思考。也许正是在与涂尔干和弗洛伊德等人的对话中,我们才能 更深地了解我们自己的生存处境 面对这种处境,我们不得不问出“ to be or not to be”的问题 只是,也许不得不蹩脚地说成“活下去还是不活”。莎剧的译者所面临的 这个尴尬,也正是中国面对西方自杀学的尴尬。只不过,也许恰恰是这 种尴尬,反而可能成为我们的一个机会。 田野研究中的一幕始终萦绕着我的思考。当我和我的一个向导谈到 他们村子里的自杀事件时,他给我介绍了三四个,都是毫无精神障碍的 人的故事。然后我问他还有没有,让他一定要想清楚,一个也不要漏掉。 他想了想说:“也不是没有了,但是还有什么疯子傻子,那不算自杀,没 什么意义,不用说了。”经不住我的百般乞求,他说:“这个傻子是我的9 能真的让死人感到疼痛。难道有什么人真的有权力或能力扭转另外一个 人的自由意志吗？ 也许正是在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本文开头谈到的那些西方自杀学 家的思考，才变得有意义起来。既不能干涉人的自由和隐私，但是又必 须提高整个社会的福祉的西方现代社会，在几百年的摸索中逐渐形成了 自己对待自杀的一些基本技术。涂尔干的自杀社会学和精神医学中的自 杀学，都是这套技术的产物。附着在自杀问题上面的现代性的根本悖谬 并没有消解，对自杀是否是罪的争论也没有销声匿迹，但精神医学基本 上接过了关照自杀问题的责任。自杀者的尸体已经不必遭受侮辱和惩罚， 但自杀者的灵魂却要面临精神分析甚至药物控制的权力之手。 因此，自杀学家面对中国自杀现象产生的好奇和兴趣，并非完全出 自专业上的牵强附会。他们所面临的基本困难，和我在那个嘈杂的医院 里遇到的困难，并没有根本的不同。我们都已经体会到，在中国这个特 殊语境下，同样的现代性悖谬呈现出了相当不同的样态，我们已经无法 采取同样的技术来关照中国人的幸福生活。只要我们认准这个现代性悖 谬里的根本张力，自杀学家们所提出的专业化的问题，就可以大大加深 我们的思考。也许正是在与涂尔干和弗洛伊德等人的对话中，我们才能 更深地了解我们自己的生存处境。 面对这种处境，我们不得不问出“to be or not to be”的问题， 只是，也许不得不蹩脚地说成“活下去还是不活”。莎剧的译者所面临的 这个尴尬，也正是中国面对西方自杀学的尴尬。只不过，也许恰恰是这 种尴尬，反而可能成为我们的一个机会。 田野研究中的一幕始终萦绕着我的思考。当我和我的一个向导谈到 他们村子里的自杀事件时，他给我介绍了三四个，都是毫无精神障碍的 人的故事。然后我问他还有没有，让他一定要想清楚，一个也不要漏掉。 他想了想说：“也不是没有了，但是还有什么疯子傻子，那不算自杀，没 什么意义，不用说了。”经不住我的百般乞求，他说：“这个傻子是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