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 世界历史 2007年第3期 文献①，后修正派强调战后国际政治结构“不平衡”是冷战爆发并延续的“病根”，并指出，美苏两国决 策者均应对冷战的产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不同于修正派的“单一元素”论，后修正派从华盛顿 战略思考的错位、国内政治对理性决策的制约、官僚机制的惰性和狭隘、决策者的个人局限性、甚至情 报的虚假和不确定性等方面，论证了美国政府的冷战战略思考和实施的非理性②。 其次，以美国学者为主体的冷战研究显现出强烈的“美国中心”倾向。无疑，美国和其他西方大国 冷战对外政策应该是冷战国际关系研究的主题，然而，民族国家之间的互动对抗或合作一关系 应该是国际关系研究的一个基点。如果一味地强调美国对外行为的“主导性”不仅与史实不符，也无 益于冷战研究的学术体系化。例如，上个世纪70年代后，冷战学者受到“区域研究”的启发，开始依据 美国公布的外交档案研究美国针对不同国家、不同地区的政策，推动了冷战研究的学术化。然而，随 之产生却是以“美国针对(U.S.-Toward)”为鲜明特征的一批成果③。尽管对美国的政策褒贬不一， 但无一例外均不考虑政策对象国（无论是盟国或友邦，还是对手国）的政策思考与行为对美国政策的 影响，尽管有研究表明这种影响甚至“操纵(Manipulate)”了某个时期美国针对某个事件的政策。结 果，“美国中心”倾向严重制约了冷战研究朝着客观与科学的方向发展，由于不重视甚至忽略掌握别国 语言、利用别国资料、了解别国文化的重要性，以致“区域研究”最终走向衰败。值得庆幸的是，冷战于 上个世纪90年代初结束后，原“共产主义阵营”学者的加盟和来自“对方”的档案文献的有限公开©使 得对冷战的研究日趋国际化：这些“国际型”的学者能够熟练使用“对方国”语言，有幸接触“对方国”刚 刚解密的档案和文献，并能够将冷战的经历放在一个互动的环境中描述与分析⑤。 再者，由美国外交史学者为主体的冷战研究，表现出方法—历史描述和解读的单一性。无 疑，史学研究的一个必要条件是最大可能地占有和利用与课题相关的第一手或第二手的历史资料，冷 战外交史研究也不例外，然而，由于大多数美国与西方冷战学者对其他学术领域的理论知之甚少甚至 不屑一顾，以致目前的主流成果仍表现出明显的重实证、轻理论以及重描述、轻分析的研究倾向。其 结果是：冷战的“叙述”完全受制于外交档案的公布周期和更新程度（大致按美国联邦档案30年后解 密的周期)，大都处于“不断修正”、缓慢推进的状态：冷战研究议题和议程的设定基本与国际关系和国 ①在修正派的政治压力下，美因开始有选择地公开档案，当时最具政治影响的是“五角大楼文献”(The Pentagon Papers)。 ②参见约翰，路易斯·加迪斯：《美国和冷战的起源，l941H947》(John Lewis Gaddis,The United S1 ates and 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1941-1947),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72年版；约翰·路易斯·加迪斯：《俄罗斯、苏联和美国》0 ohn Lewis Gaddis,Russia,the Soviet Union,and the United States)),纽约1978年版；约翰·路易斯，加迪斯：《遇制h战略》(John Lewis Gaddis,Strategies of Containment),牛津大学出版社1982年版；约翰，路易斯·加迪斯：《长期的和平》0 ohn Lewis Gad dis,The Long Peace),牛津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约翰·路易斯·加迪斯：《我们现在明白了：冷战史再思考》(John Lewis Gaddis,We Now Know:Rethinking Cold War History),牛津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梅尔文·莱弗勒：《权力的优势》(Me- ynP.Leffler,A Preponderance of Power).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92年。 ③参见盖尔·伦德斯坦德：《美因对东欧不作为政策，l943H947》(Geir Lundestad,The American Nor Policy Towards Eastern E©e,1943-1947),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78年版：罗伯特·麦克马洪：《殖民主义与冷战：美国与印度尼西亚独立，1945一 1949)(Robert McMahon,Colonialism and the Cold War: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Struggle for Indonesian Independence.1945 -I949),康乃尔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罗伯特·麦克马洪：《边缘国家的冷战：美国、印度和巴基斯坦》(Robert MeMahon,The Cold War on the Periphery:The United States,India and Pakistan),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④为了推动苏联和东欧国家涉及冷战的档案文献的解密，位于华盛顿的威尔逊国际学术交流中心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成立 了“冷战国际关系史研究项目”，并不断地公布最新解密的档案与文献，www,cwihp.si.edu。 ⑤如：奥德，韦斯特德(Odd Arne Westad)、卡特因，韦瑟比(Katryn Weathersby)、大卫·沃尔夫(David Wolf)、弗拉迪斯拉夫 ·朱布克(Vladislav Zubok)、马克·克雷默(Mark Kramer)、伊利亚·盖杜克(ya Gaiduk)、克里斯琴·奥斯特曼(Christian Ostermann)、陈兼(Jian Chen)、翟强(Qiang Zhai)、张屠光(Shu Guang Zhang)等。 1994-2010 China Academie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All rights reserved.http://www.cnki.net文献 ①,后修正派强调战后国际政治结构“不平衡”是冷战爆发并延续的“病根”,并指出 ,美苏两国决 策者均应对冷战的产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不同于修正派的“单一元素”论 ,后修正派从华盛顿 战略思考的错位、国内政治对理性决策的制约、官僚机制的惰性和狭隘、决策者的个人局限性、甚至情 报的虚假和不确定性等方面 ,论证了美国政府的冷战战略思考和实施的非理性 ②。 其次 ,以美国学者为主体的冷战研究显现出强烈的“美国中心”倾向。无疑 ,美国和其他西方大国 冷战对外政策应该是冷战国际关系研究的主题 ,然而 ,民族国家之间的互动 ———对抗或合作 ———关系 应该是国际关系研究的一个基点。如果一味地强调美国对外行为的“主导性”,不仅与史实不符 ,也无 益于冷战研究的学术体系化。例如 ,上个世纪 70 年代后 ,冷战学者受到“区域研究”的启发 ,开始依据 美国公布的外交档案研究美国针对不同国家、不同地区的政策 ,推动了冷战研究的学术化。然而 ,随 之产生却是以“美国针对(U. S.2Toward) ”为鲜明特征的一批成果 ③。尽管对美国的政策褒贬不一 , 但无一例外均不考虑政策对象国(无论是盟国或友邦 ,还是对手国) 的政策思考与行为对美国政策的 影响 ,尽管有研究表明这种影响甚至“操纵 (Manip ulate) ”了某个时期美国针对某个事件的政策。结 果“, 美国中心”倾向严重制约了冷战研究朝着客观与科学的方向发展 ,由于不重视甚至忽略掌握别国 语言、利用别国资料、了解别国文化的重要性 ,以致“区域研究”最终走向衰败。值得庆幸的是 ,冷战于 上个世纪 90 年代初结束后 ,原“共产主义阵营”学者的加盟和来自“对方”的档案文献的有限公开 ④使 得对冷战的研究日趋国际化 :这些“国际型”的学者能够熟练使用“对方国”语言 ,有幸接触“对方国”刚 刚解密的档案和文献 ,并能够将冷战的经历放在一个互动的环境中描述与分析 ⑤。 再者 ,由美国外交史学者为主体的冷战研究 ,表现出方法 ———历史描述和解读 ———的单一性。无 疑 ,史学研究的一个必要条件是最大可能地占有和利用与课题相关的第一手或第二手的历史资料 ,冷 战外交史研究也不例外 ,然而 ,由于大多数美国与西方冷战学者对其他学术领域的理论知之甚少甚至 不屑一顾 ,以致目前的主流成果仍表现出明显的重实证、轻理论以及重描述、轻分析的研究倾向。其 结果是 :冷战的“叙述”完全受制于外交档案的公布周期和更新程度(大致按美国联邦档案 30 年后解 密的周期) ,大都处于“不断修正”、缓慢推进的状态 ;冷战研究议题和议程的设定基本与国际关系和国 60 世 界 历 史 2007 年第 3 期 ① ② ③ ④ ⑤ 在修正派的政治压力下 ,美国开始有选择地公开档案 ,当时最具政治影响的是“五角大楼文献”( The Pentagon Papers) 。 参见约翰 ·路易斯 ·加迪斯《: 美国和冷战的起源 ,1941 —1947》(John Lewis Gaddis , The United S tates and the Ori gins of the Col d W ar , 1941 - 1947) ,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 1972 年版 ;约翰 ·路易斯 ·加迪斯《: 俄罗斯、苏联和美国》(John Lewis Gaddis , Russia , the S oviet Union , and the United S tates) ,纽约 1978 年版 ;约翰 ·路易斯 ·加迪斯《: 遏制战略》(John Lewis Gaddis , S trategies of Containment) ,牛津大学出版社 1982 年版 ;约翰 ·路易斯 ·加迪斯《: 长期的和平》(John Lewis Gad2 dis , The L ong Peace) ,牛津大学出版社 1987 年版 ;约翰 ·路易斯 ·加迪斯《: 我们现在明白了 :冷战史再思考》(John Lewis Gaddis ,We N ow Know : Rethinking Col d W ar History ) ,牛津大学出版社 1997 年版 ;梅尔文 ·莱弗勒《: 权力的优势》(Mel2 vyn P. Leffler , A Preponderance of Power) ,斯坦福大学出版社 1992 年。 参见盖尔 ·伦德斯坦德《: 美国对东欧不作为政策 ,1943 —1947》( Geir Lundestad , The A merican Non2Policy Towards Eastern Europe , 1943 - 1947) ,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 1978 年版;罗伯特 ·麦克马洪《: 殖民主义与冷战:美国与印度尼西亚独立 ,1945 — 1949》(Robert McMahon , Colonialism and the Col d War: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Struggle f or Indonesian Independence , 1945 - 1949) ,康乃尔大学出版社 1981 年版;罗伯特 ·麦克马洪《: 边缘国家的冷战:美国、印度和巴基斯坦》(Robert McMahon , The Col d War on the Peri phery : The United States , India and Pakistan) ,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 1993 年版。 为了推动苏联和东欧国家涉及冷战的档案文献的解密 ,位于华盛顿的威尔逊国际学术交流中心于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成立 了“冷战国际关系史研究项目”,并不断地公布最新解密的档案与文献 ,www. cwihp . si. edu。 如 :奥德 ·韦斯特德(Odd Arne Westad) 、卡特因 ·韦瑟比( Katryn Weat hersby) 、大卫 ·沃尔夫(David Wolff) 、弗拉迪斯拉夫 ·朱布克(Vladislav Zubok) 、马克 ·克雷默(Mark Kramer) 、伊利亚 ·盖杜克( Ilya Gaiduk) 、克里斯琴 ·奥斯特曼(Christian Ostermann) 、陈兼(Jian Chen) 、翟强(Qiang Zhai) 、张曙光(Shu Guang Zhang) 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