拓展冷战研究 61 际问题研究不接轨，总是在“断代”（从小罗斯福到尼克松时代）和“地域”（对苏、对华、对北约等）之间 转圈：冷战研究的成果由于缺乏分析的系统性和深度，很难与国际安全、国际政治经济、国际组织与机 制等其他研究领域“跨界”对话、相得益彰。令人欣慰的是，随着人文与社会科学不同领域之间的不断 交叉越来越多的非外交史专业的学者开始关注并参与冷战的研究①为冷战研究如何体系化、理论 化提供了借鉴。 最后，以美国学者为主导的西方冷战国际关系研究还呈现出研究视角的简单与狭隘特征。以美 国冷战学者为例。大多数研究冷战的美国学者都是外交史“出身”，而作为史学子学科的外交史从一 开始就具有所谓“精英”学科的属性：始于19世纪后期的外交史研究，大都为退休外交官或外交官后 裔“闲时玩耍”的载体：于是，高层（内部）决定战争、和解、结盟、外交谈判、军备等政治性课题成为研究 的主要对象。现代冷战外交史的研究，尽管扩大了研究对象的范围（如加上了经济外交、情报战、隐蔽 行动、宣传战、心理战等)，但由于坚持国际关系就是“政府与政府”之间的关系，研究的焦点仍然集中 于精英群体、政府机构和强势政治势力，结果忽略了构建冷战国际关系的其他重要方面，如非官方沟 通、体育教育文化艺术交流、非政府组织影响、族群社团活动、学术界争论、舆论领袖操控等。随着上 个世纪90年代欧洲学者加盟冷战研究，权力虽然仍被作为国际关系的“硬通货”(Hard currency),但 己经开始探索“政府政府”的关系与“政府社会”、“社会社会”、“政府市民”以及“文化一文化” 等关系的关联与互动②，“国际史”的视角逐步为西方与美国学者所接受。 据此，未来的冷战研究应考虑从多元、多层的角度出发，应用和深度比较分析的方法。 二、多元多层比较分析：以美国对华冷战研究为例 冷战的研究在相当一段时间内仍会将重心放在对外政策的战略设计与政策决策上，然而，即便是属 于“最高机密”的决策行为也会在某个时间段就某个议题表现出某种或多种特点。若要根据这些特点得 出普遍的、一般的、甚至理论性的结论，这就要求冷战研究既要与现代国际关系理论的总体判断与基本 假设相结合，也应对驱动、制约和与决策存在关联关系的多种因素进行多个层面的深度比较分析。例 如，研究者可以对长达40余年的美国针对中国的冷战战略思考与政策决策行为分出多个分析面，并将 影响决策行为所有可能的因素放在一个较长的时空段内进行验证和比较分析，以求“论从史出”。实际 上，不少的学者（主要是外交史学者）己经开始进行此类尝试，并取得了应该引起注意的初步成果。 现存研究成果根据对冷战国际关系多元和多层属性的研究，发现至少存在着4个类别的冷战，其 中，美国对华冷战也可依此进行深度比较分析。 第一，安全冷战。冷战的一个要害是安全问题，大国的冷战安全战略和国防政策基本是围绕安全 这一主线展开的。安全冷战决策的参照系到底是什么？决策的逻辑又是什么？到底有哪些因素影响 安全决策？有研究表明③(1)美国对“利益”与“威胁”的认知与界定出现严重混淆，更多地以“威胁” ①如：德勃拉·拉森：《過制的起源》(Deborah Welch Larson,Origins of Containment),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加迪 斯·史密斯：《道德理性和权力》(Gaddis Smith,Morality,Reason,.and Power）,纽约l986年版。 ②位于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的西蒙·弗兰萨(Simon Fraser))大学1979年开始T刊发《国际历史评论》(The1 nternational His- tory Review)季刊，经过20余年的努力，作为惟一以推动“因际史"研究的英文学术刊物，业已在多达48个国家发行。 ③参见张曙光：《美国对华战略考虑与决策：1949H972》,上海外语教有出版社2002年版；张曙光：《美国对华战略考虑与决 策：一般性思考》，《学术季刊2001年第2期。 1994-201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All rights reserved.http://www.cnki.net际问题研究不接轨 ,总是在“断代”(从小罗斯福到尼克松时代) 和“地域”(对苏、对华、对北约等) 之间 转圈 ;冷战研究的成果由于缺乏分析的系统性和深度 ,很难与国际安全、国际政治经济、国际组织与机 制等其他研究领域“跨界”对话、相得益彰。令人欣慰的是 ,随着人文与社会科学不同领域之间的不断 交叉 ,越来越多的非外交史专业的学者开始关注并参与冷战的研究 ①,为冷战研究如何体系化、理论 化提供了借鉴。 最后 ,以美国学者为主导的西方冷战国际关系研究还呈现出研究视角的简单与狭隘特征。以美 国冷战学者为例。大多数研究冷战的美国学者都是外交史“出身”,而作为史学子学科的外交史从一 开始就具有所谓“精英”学科的属性 :始于 19 世纪后期的外交史研究 ,大都为退休外交官或外交官后 裔“闲时玩耍”的载体 ;于是 ,高层(内部) 决定战争、和解、结盟、外交谈判、军备等政治性课题成为研究 的主要对象。现代冷战外交史的研究 ,尽管扩大了研究对象的范围(如加上了经济外交、情报战、隐蔽 行动、宣传战、心理战等) ,但由于坚持国际关系就是“政府与政府”之间的关系 ,研究的焦点仍然集中 于精英群体、政府机构和强势政治势力 ,结果忽略了构建冷战国际关系的其他重要方面 ,如非官方沟 通、体育教育文化艺术交流、非政府组织影响、族群社团活动、学术界争论、舆论领袖操控等。随着上 个世纪 90 年代欧洲学者加盟冷战研究 ,权力虽然仍被作为国际关系的“硬通货”( Hard currency) ,但 已经开始探索“政府 —政府”的关系与“政府 —社会”“、社会 —社会”“、政府 —市民”以及“文化 —文化” 等关系的关联与互动 ②“, 国际史”的视角逐步为西方与美国学者所接受。 据此 ,未来的冷战研究应考虑从多元、多层的角度出发 ,应用和深度比较分析的方法。 二、多元多层比较分析 :以美国对华冷战研究为例 冷战的研究在相当一段时间内仍会将重心放在对外政策的战略设计与政策决策上 ,然而 ,即便是属 于“最高机密”的决策行为也会在某个时间段就某个议题表现出某种或多种特点。若要根据这些特点得 出普遍的、一般的、甚至理论性的结论 ,这就要求冷战研究既要与现代国际关系理论的总体判断与基本 假设相结合 ,也应对驱动、制约和与决策存在关联关系的多种因素进行多个层面的深度比较分析。例 如 ,研究者可以对长达 40 余年的美国针对中国的冷战战略思考与政策决策行为分出多个分析面 ,并将 影响决策行为所有可能的因素放在一个较长的时空段内进行验证和比较分析 ,以求“论从史出”。实际 上 ,不少的学者(主要是外交史学者)已经开始进行此类尝试 ,并取得了应该引起注意的初步成果。 现存研究成果根据对冷战国际关系多元和多层属性的研究 ,发现至少存在着 4 个类别的冷战 ,其 中 ,美国对华冷战也可依此进行深度比较分析。 第一 ,安全冷战。冷战的一个要害是安全问题 ,大国的冷战安全战略和国防政策基本是围绕安全 这一主线展开的。安全冷战决策的参照系到底是什么 ? 决策的逻辑又是什么 ? 到底有哪些因素影响 安全决策 ? 有研究表明 ③: (1) 美国对“利益”与“威胁”的认知与界定出现严重混淆 ,更多地以“威胁” 拓展冷战研究 61 ① ② ③ 如 :德勃拉 ·拉森《: 遏制的起源》(Deborah Welch Larson , Ori gins of Containment) ,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 1985 年版 ;加迪 斯 ·史密斯《: 道德、理性和权力》( Gaddis Smit h , Moralit y , Reason , and Power) ,纽约 1986 年版。 位于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 的西蒙 ·弗兰萨(Simon Fraser) 大学 1979 年开始刊发《国际历史评论》( The I nternational His2 tory Review) 季刊 ,经过 20 余年的努力 ,作为惟一以推动“国际史”研究的英文学术刊物 ,业已在多达 48 个国家发行。 参见张曙光《: 美国对华战略考虑与决策 :1949 —1972》,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2 年版 ;张曙光《: 美国对华战略考虑与决 策 :一般性思考》《, 学术季刊》2001 年第 2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