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不到逍遥的,但是在自然中是可以得到的。嵇康“手挥五弦,目送飞鸿”,超化到自然宇 宙的和谐之中。这种境界是远离社会,不食人间烟火的。这与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悠见 南山”的境界很相似。王弼、嵇康的境界是很难做到的。到了郭象,对此做了新的解释。郭 象认为,有待就是无待,物事各有自性,其为逍遥是一样的。每个人都不羡慕别人,各得其 乐。这种理论很符合今天环保主义者的理论。俗话说“麻雀不跟燕子飞”。燕雀安知鸿鹄之 志哉?”那是儒家的理想。可是魏晋时期做不到。这各种各样的理论都包含了哲学家内在的 困惑。即使是郭象提出了大鹏、小鸟各有其乐,他本人最后也没得好死。他是在“八王之乱” 中死于非命,他也没法逍遥。可是这个理论有很现实的意义,在中国哲学史中有普遍的哲学 意义。郭象在大鹏小鸟同样逍遥中提出了一富有启发意义的玄之又玄的理论,那就是“独化 于玄冥之境”。它蕴含着一套社会理想,那就是整个社会都是一种“自为而相因”的结构 这种关系是无需谁来管理的。这相当于亚当·斯密所讲的市场经济理论中的“看不见的手” 每个个体是自为的,但是从整体上看,他们又是相互依存,谁也离不开谁,构成一个大的和 谐的体系。莱布尼兹的哲学单子论讲每一个单子都有个先天的和谐。上帝把各个单子结合在 起,构成大的和谐。这跟郭象的理论很像 逍遥是每一个人所碰到的问题。我们就是不能逍遥。嵇康似乎是在自然的大化中得到一种逍 遥,然而,他也落得杀头的下场。郭象的理论似乎高一点,但他也死于非命。但是这种种的 讨论激发的哲学思考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哲学遗产。 郭象的理论虽然高,但是到了后来就碰到佛教了,出现了佛玄合流。当时有个有名的僧人叫 支道林,他也讲逍遥。他批评郭象说,如果每个人都通过满足自己的自性而获得逍遥,那是 有问题的。比如桀纣,他们的自性是杀人,做了许多坏事,这是逍遥么?我们也可以问郭象 像小偷、杀人犯、贪污犯,他们也有逍遥么?照郭象的看法,还有没有价值标准存在,如果 没有,那不就成了价值虚无主义了么?所以,逍遥与否,必须有一高于自性之上的超越性的 价值存在,必须拯救自性,必须有一绝对的权威。那就是至人之心,佛性。它是判断的权威 就人类来说,我们要接受道德、宗教价值权威的指导。只有把自性提高到与佛性合二为一地 步,才能谈论逍遥与否。桀纣是不能逍遥的,因为他们的自性离佛性太远了。郭象解说逍遥 的理论被称为“郭理”,支道林提出“至人之心”,反对郭象,广为人接受,被称为“支理 于是,玄学就渐渐地被佛学取代了,中国就进入了佛学时代 中国为什么进入佛学时代,为什么接受佛学呢?佛教填补了当时的精神的真空。中国的佛教 不是像印度佛教那样求得个人的解脱,而是为了“逍遥”。我们前面讲过,中国接受的大乘 佛教有两派,空宗和有宗。空宗的理论简单地说就是四大皆空。所有的事物都是无自性的, 都是因缘凑合而成。就是诸行无常,诸法无我。不真故空。但是中国人在事实上很难接受这 种观念,所以,中国人在接受了空宗的理论以后,只是把它当作本体来说,就是比有、无高 点。所以中国的佛教就将空宗转化成性宗。中国佛教与印度佛教的不同关键就在一个性字。 什么都可以空,但是性是不可以空的。中国人讲人性善,性怎么可以空呢?当时的佛教理论 讲佛性是不空的。中国人把性一一也就是心一一解释为自性清静心,也就是人人皆有的。人 只要保持自性清静心,就可以逍遥,就可以成佛,就可以进入涅槃境界。心有两种,一种是 自性清静心,还有一种是污染心。只要去处了污染心,就可以达到自性清静心。经过佛教的 中国化,就把印度佛教的把一切看得很空的虚无主义回归到中国自己的人性本善的理论上 这是世界文化史上一个伟大的转变。接受的东西一定要以中国自己本土的东西作资源,用中 国人的眼光去看佛教,可以改造它,可以接受它,然后把它化为己有。这对中国起了很大作 用,后来宋明理学里的心性之学完全是受佛教的影响而发展出来的体系得不到逍遥的，但是在自然中是可以得到的。嵇康“手挥五弦，目送飞鸿”，超化到自然宇 宙的和谐之中。这种境界是远离社会，不食人间烟火的。这与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悠见 南山”的境界很相似。王弼、嵇康的境界是很难做到的。到了郭象，对此做了新的解释。郭 象认为，有待就是无待，物事各有自性，其为逍遥是一样的。每个人都不羡慕别人，各得其 乐。这种理论很符合今天环保主义者的理论。俗话说“麻雀不跟燕子飞”。燕雀安知鸿鹄之 志哉？”那是儒家的理想。可是魏晋时期做不到。这各种各样的理论都包含了哲学家内在的 困惑。即使是郭象提出了大鹏、小鸟各有其乐，他本人最后也没得好死。他是在“八王之乱” 中死于非命，他也没法逍遥。可是这个理论有很现实的意义，在中国哲学史中有普遍的哲学 意义。郭象在大鹏小鸟同样逍遥中提出了一富有启发意义的玄之又玄的理论，那就是“独化 于玄冥之境”。它蕴含着一套社会理想，那就是整个社会都是一种“自为而相因”的结构。 这种关系是无需谁来管理的。这相当于亚当•斯密所讲的市场经济理论中的“看不见的手”。 每个个体是自为的，但是从整体上看，他们又是相互依存，谁也离不开谁，构成一个大的和 谐的体系。莱布尼兹的哲学单子论讲每一个单子都有个先天的和谐。上帝把各个单子结合在 一起，构成大的和谐。这跟郭象的理论很像。 逍遥是每一个人所碰到的问题。我们就是不能逍遥。嵇康似乎是在自然的大化中得到一种逍 遥，然而，他也落得杀头的下场。郭象的理论似乎高一点，但他也死于非命。但是这种种的 讨论激发的哲学思考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哲学遗产。 郭象的理论虽然高，但是到了后来就碰到佛教了，出现了佛玄合流。当时有个有名的僧人叫 支道林，他也讲逍遥。他批评郭象说，如果每个人都通过满足自己的自性而获得逍遥，那是 有问题的。比如桀纣，他们的自性是杀人，做了许多坏事，这是逍遥么？我们也可以问郭象， 像小偷、杀人犯、贪污犯，他们也有逍遥么？照郭象的看法，还有没有价值标准存在，如果 没有，那不就成了价值虚无主义了么？所以，逍遥与否，必须有一高于自性之上的超越性的 价值存在，必须拯救自性，必须有一绝对的权威。那就是至人之心，佛性。它是判断的权威。 就人类来说，我们要接受道德、宗教价值权威的指导。只有把自性提高到与佛性合二为一地 步，才能谈论逍遥与否。桀纣是不能逍遥的，因为他们的自性离佛性太远了。郭象解说逍遥 的理论被称为“郭理”，支道林提出“至人之心”，反对郭象，广为人接受，被称为“支理”。 于是，玄学就渐渐地被佛学取代了，中国就进入了佛学时代。 中国为什么进入佛学时代，为什么接受佛学呢？佛教填补了当时的精神的真空。中国的佛教 不是像印度佛教那样求得个人的解脱，而是为了“逍遥”。我们前面讲过，中国接受的大乘 佛教有两派，空宗和有宗。空宗的理论简单地说就是四大皆空。所有的事物都是无自性的， 都是因缘凑合而成。就是诸行无常，诸法无我。不真故空。但是中国人在事实上很难接受这 种观念，所以，中国人在接受了空宗的理论以后，只是把它当作本体来说，就是比有、无高 一点。所以中国的佛教就将空宗转化成性宗。中国佛教与印度佛教的不同关键就在一个性字。 什么都可以空，但是性是不可以空的。中国人讲人性善，性怎么可以空呢？当时的佛教理论 讲佛性是不空的。中国人把性——也就是心——解释为自性清静心，也就是人人皆有的。人 只要保持自性清静心，就可以逍遥，就可以成佛，就可以进入涅槃境界。心有两种，一种是 自性清静心，还有一种是污染心。只要去处了污染心，就可以达到自性清静心。经过佛教的 中国化，就把印度佛教的把一切看得很空的虚无主义回归到中国自己的人性本善的理论上。 这是世界文化史上一个伟大的转变。接受的东西一定要以中国自己本土的东西作资源，用中 国人的眼光去看佛教，可以改造它，可以接受它，然后把它化为己有。这对中国起了很大作 用，后来宋明理学里的心性之学完全是受佛教的影响而发展出来的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