素的高度自觉性。以儒学为例，那种把儒学视为不可分割的有机 整体，主张简单地“整体抛弁”的观点，由于看不到儒学中有着丰富 的可资利用的思想资料，或者忽略对儒学进行反思的必要性，因而 不可能、也不愿意提出在一定条件下自党觉地运用儒学中某些因素 抵御西方腐朽思想侵蚀的问题。推而广之，对待整个东方传统文 化也是如此。不管儒学与东方传统文化如何陈旧，只要其中有可 用来抵御和抑制西方腐朽思想的因素，我们就不应拒绝加以利用。 尤其如果它是时代所提出的课题，就更需要加以正视，而不应尽力 回避。 假如我们不局限于政治伦理学说，而从更广阔的范围和新的 视角考寨儒学，那么，是现在我们面前的或许是另一种景象。儒学 在其创始人孔子（名丘，公元前551一前479年）那里，就已经具有理 性主义的萌芽。而在其后的演变与发展中，儒学更不乏科学精神。 且不说它曾在一定程度上促进过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当然 也有阻碍其发展的一面)，即使在具体科学，例如管理科学，包括行 政僧理、经济管理、教育管理等，也有相当的成就。这些具体的管理 科学经验知识，与现代科学不无相通之处。人类的知识、经验是有 某种共通性的。正是由于这种共通性，前人的知识、经验对后人往 往具有启迪和借鉴作用，前人的知识、经验往往是后人智慧的源 泉。我们只有站在祖先和西方巨人的肩上，才能创造出高于前人 和当代人的科技文明。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过程中，不断地对 儒学与东方文化进行新的反思，必能最大限度地开发改革者的睿 智，激发创造热情，同时，这也有助于更好地吸收西方文化，加速我 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进程。 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