述了两个正相反对的世界:荷马史诗的世界和现代小说的世界。在荷马史诗的 世界,因为生活中不存在人与世界、人与他人以及人与自身的分离,因而也还 没有生活与意义之间的分离;与之相反,在现代小说的世界,由于生活已完全 为这些分离的经验所规定,生活与意义也已经相互分离。此时,才有了现代小 说的产生。现代小说肩负着重新赋予生活以意义的重要使命,但它又注定无法 完成这一使命。沿着这一思路,卢卡奇进一步指出,相比较于荷马史诗的世界, 这是一个“为上帝所遗弃了的世界”;另一方面,卢卡奇还特别地提到了另一个 世界,它代表着对这个“为上帝所遗弃了的世界”的超越,即陀思妥耶夫斯基 的宗教的世界。我们在前文中曾经提到,在卢卡奇看来,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宗教 的世界是在向我们表明,神秘主义者们所达到那种上帝与人之间完全没有缝隙的 体关系也可以存在于这个世界上人与人之间。关于这点,他在为写作《小说理 论》而做的笔记中特别写到:“我们都为每一个他人的罪和这个世界的每一件事 情负责一这不仅仅是因为这个世界的普遍的罪;每一个个体都既集体地又个体 地对这个地球上的每一个人负责,这一洞见就是生活的高度。”1这也就是说, 卢卡奇在陀思妥耶夫斯基那里看到,这个世界还可以是另一种样子,其中人与 人之间都有着不可分离的、相互负责的关系 这样,现代世界的问题就被进一步地转化为两个世界之间的斗争问题。同 时身处于这两个世界之中,卢卡奇的立场一方面是绝望的,因为他深刻地洞见 到了这个现代世界的灾难。它不仅为上帝所遗弃,而且还已落入了魔鬼的掌控 之中,在这个意义上,它借用费希特的术语,称这个时代是一个“绝对罪孽 的时代”;但另一方面,他的立场又是乌托邦的,因为他坚信,与这个绝对的 黑暗的世界同时存在的还有另外一个世界。当前最急迫的是,我们要尽全力让 这个上帝的世界成为生活中的现实。因此,他称自己的立场为一种颠覆性的乌托 邦主义( subvers i ve utop i an i sm),而不是韦伯意义上的悲观主义。对此,他 在该书的新版序言中有更明确地论述:“……这就是为什么在《小说理论》中,现 在没有被理解作黑格尔意义上的现在,而是按照费希特的方式,被定义为‘绝 对罪孽的时代'。这种具有伦理色彩的对待现在的悲观主义态度并不意味着从黑 格尔向费希特的倒退,而是对黑格尔的历史辩证法的‘基尔凯戈尔化'。”这 也就是说,《小说理论》的基本立场是两个世界之间的决然对立的立场,是基 尔凯戈尔意义上的非此即彼的立场。这时的卢卡奇还没有找到打开这两个世界之 间的关系的途径,还没有达到黑格尔的辩证法的立场。 2,从两个世界的对立到辨证法 从两个世界之间的决然对立到实际地找到沟通这两个世界的中介,是卢卡奇 在走向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所遇到的最困难的问题。更进一步地说,这个问题 即如何从宗教进入到辩证法的问题。在卢卡奇这里,有两方面的因素决定性地 促成了这个重要的转变:十月革命的爆发和马克思对商品拜物教的批判。 十月革命的爆发,令卢卡奇等当时的欧洲知识分子们受到了极大的震撼 卢卡奇更是似乎在一夜之间就彻底地改变了自己的立场,他一反自己以前的坚决 反对政治革命、只要文化革命的立场,迅速地回国、很快地加入了共产党、积 极地投入了革命。但是十月革命究竟为什么会对卢卡奇等产生这样大的影响?它 4*3I E Mary Gluck, George Lukacs and His Generation, 1900-1918,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P19 Georg Lukacs, The Theory of the Novel, trans, Anna Bostock, THE MIT PRESS, 1971, P189 述了两个正相反对的世界：荷马史诗的世界和现代小说的世界。 在荷马史诗的 世界， 因为生活中不存在人与世界、人与他人以及人与自身的分离， 因而也还 没有生活与意义之间的分离； 与之相反， 在现代小说的世界，由于生活已完全 为这些分离的经验所规定， 生活与意义也已经相互分离。此时，才有了现代小 说的产生。 现代小说肩负着重新赋予生活以意义的重要使命，但它又注定无法 完成这一使命。沿着这一思路， 卢卡奇进一步指出，相比较于荷马史诗的世界， 这是一个“为上帝所遗弃了的世界”； 另一方面，卢卡奇还特别地提到了另一个 世界， 它代表着对这个“为上帝所遗弃了的世界”的超越， 即陀思妥耶夫斯基 的宗教的世界。我们在前文中曾经提到，在卢卡奇看来，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宗教 的世界是在向我们表明，神秘主义者们所达到那种上帝与人之间完全没有缝隙的 一体关系也可以存在于这个世界上人与人之间。关于这点，他在为写作《小说理 论》而做的笔记中特别写到：“我们都为每一个他人的罪和这个世界的每一件事 情负责— 这不仅仅是因为这个世界的普遍的罪；每一个个体都既集体地又个体 地对这个地球上的每一个人负责， 这一洞见就是生活的高度。”14 这也就是说， 卢卡奇在陀思妥耶夫斯基那里看到， 这个世界还可以是另一种样子， 其中人与 人之间都有着不可分离的、相互负责的关系。 这样， 现代世界的问题就被进一步地转化为两个世界之间的斗争问题。同 时身处于这两个世界之中，卢卡奇的立场一方面是绝望的， 因为他深刻地洞见 到了这个现代世界的灾难。 它不仅为上帝所遗弃， 而且还已落入了魔鬼的掌控 之中， 在这个意义上， 它借用费希特的术语， 称这个时代是一个“绝对罪孽 的时代”； 但另一方面， 他的立场又是乌托邦的，因为他坚信， 与这个绝对的 黑暗的世界同时存在的还有另外一个世界。当前最急迫的是， 我们要尽全力让 这个上帝的世界成为生活中的现实。因此，他称自己的立场为一种颠覆性的乌托 邦主义（subversive utopianism）, 而不是韦伯意义上的悲观主义。对此， 他 在该书的新版序言中有更明确地论述：“……这就是为什么在《小说理论》中，现 在没有被理解作黑格尔意义上的现在， 而是按照费希特的方式， 被定义为‘绝 对罪孽的时代’。这种具有伦理色彩的对待现在的悲观主义态度并不意味着从黑 格尔向费希特的倒退， 而是对黑格尔的历史辩证法的‘基尔凯戈尔化’。”15 这 也就是说， 《小说理论》的基本立场是两个世界之间的决然对立的立场， 是基 尔凯戈尔意义上的非此即彼的立场。这时的卢卡奇还没有找到打开这两个世界之 间的关系的途径， 还没有达到黑格尔的辩证法的立场。 2, 从两个世界的对立到辩证法 从两个世界之间的决然对立到实际地找到沟通这两个世界的中介，是卢卡奇 在走向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所遇到的最困难的问题。更进一步地说， 这个问题 即如何从宗教进入到辩证法的问题。在卢卡奇这里， 有两方面的因素决定性地 促成了这个重要的转变：十月革命的爆发和马克思对商品拜物教的批判。 十月革命的爆发， 令卢卡奇等当时的欧洲知识分子们受到了极大的震撼。 卢卡奇更是似乎在一夜之间就彻底地改变了自己的立场，他一反自己以前的坚决 反对政治革命、只要文化革命的立场， 迅速地回国、很快地加入了共产党、积 极地投入了革命。但是十月革命究竟为什么会对卢卡奇等产生这样大的影响？它 14 转引自 Mary Gluck, George Lukacs and His Generation, 1900-1918,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P192. 15 Georg Lukacs, The Theory of the Novel, trans, Anna Bostock, THE MIT PRESS, 1971,P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