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非所有的司法个案都能够进入公众视野，并引起公众广泛的关注进而表达其意见。因 此，能够形成公众判意的司法个案始终只是极少数。决定个案成为公众评价对象的主要因素 在于案件的特异性。既包括案件情节的特异（鲜有发生），也包括案件主体（民事当事人、犯罪 嫌疑人、被告人、被害人等)以及主体间关系（如加害人与被害人之间）的特异，还包括案件的 司法处置（无论是初始程序中的处置还是最终程序中的处置）的特异。总体上说，案件及其处 置方式超越公众惯常生活经验与经历，悖离公众的普遍性思维和观念，抑或不符合公众的一 般性认知与理解，都是引发公众关注和参与的事实前提。从实践看，公众判意所涉及的案件 往往以刑事案件居多。这主要是因为，刑事犯罪以及与之相伴的刑事惩罚对社会公众守持的 生存及生活的理念冲击力、震憾力相对较大，由此引起的刺激和反应也较为强烈。具有前述 特异因素的刑事案件，很容易引发公众对相关讨论的参与。 2·主体参与的自发性 公众表达对个案处置的意见，一般都是基于主体的自主决定，且各主体在信息不对称（亦 即不知晓、也不顾及其他人的参与)的状况下实施意见表达行为。尽管在不少个案讨论中包 含着媒体的渲染、诱导等暗示性的动员，甚至不排除部分特定身份的人（著名学者、知名人 士、当事者的亲属等)在一定范围内的号召与联络，但就总体而言，主体的这种参与和表达 仍然不失其自发性，不存在制度上或其他方面的外部强制。即便是具有参政议政职责的人大 代表或政协委员的参与，也不是基于组织化的要求，在心理动因方面与其他自发参与公众并 无实质性差异，只是特定的身份可能使其表达获得组织化的意义与效果。 3·表达方式的多样性 在现代资讯传递十分发达的条件下，公众判意的表达方式具有充分的多样性。发表文章、 接受访谈、开设博客、上网讨论、提交议案、组织研讨等等都是公众判意的表达方式。甚至 饭后茶余的闲谈以及邻里同事间的议论也不失为一种表达方式，因为在私人生活空间中闲谈 热议，终究会通过其他公开媒介或其他渠道得到更明确的表达。事实上，决定某一公众表达 方式的因素有二：一是特定主体所具备的条件及所具有的能力。一般说来，各主体都会以其 最方便、且能有效表达自己见解的一种或多种方式实施参与。二是对个案的关切程度以及个 案中相关因素对自己的冲击力。深度关切和强烈冲击往往会促使主体选择影响最为广泛、最 能够渲泄自己情感的表达方式。在此情况下，主体从参与过程中获得的满足与对案件处置结 果的期待往往具有相同的意义。 4·与己间离的有限性 绝大多数表达判意的公众与案件并无直接利害关系。“超脱的地位”既是主体敢于率直 地发表自己意见的理由，也因此使其表达的判意获得一定的正当性。然而，事实上表达判意 的公众与案件的间离是有限的。在各自表达的判意中，或多或少、直接或间接地内含着主体 自己的某种利益欲求，至少反映着主体的某种社会愿望，或体现着主体所守持与崇奉的某种 价值和理念。在许霆案中，吁求对许霆作减轻、从轻处罚以至认定许霆无罪的社会公众，自 然与许霆案无任何直接的瓜葛，但对许霆“弱势群体”身份（打工仔）的体认，对银行业长期 傲慢自大作风的不满，对人性共有缺陷易诱发性的惧怕等因素，在不同程度上构成了社会公 众表达这种判意的实际动因。“唇亡齿寒”、“惺惺相惜”效应在此类案件的讨论中有较多的 体现。概括地说，在社会公众对司法个案的讨论中，既不存在无缘无故的爱，也不存在无缘 无故的恨。 5·意见意向的简洁性 社会公众所表达的判意都是直接、简明的。如“判对”或“判错”，“判重”或“判轻”， “应重判”或“应轻判”，“构成犯罪”或“不构成犯罪”，“应予支持”或“不应支持”等等。 尽管在表达这种意见与意向时或多或多少会陈述某些理由，但多数公众不会对这些结论作详 尽的论证。这不仅是因为普通公众缺少作详尽和具体论证的能力、精力与动力，更重要在于并非所有的司法个案都能够进入公众视野，并引起公众广泛的关注进而表达其意见。因 此，能够形成公众判意的司法个案始终只是极少数。决定个案成为公众评价对象的主要因素 在于案件的特异性。既包括案件情节的特异(鲜有发生)，也包括案件主体(民事当事人、犯罪 嫌疑人、被告人、被害人等)以及主体间关系(如加害人与被害人之间)的特异，还包括案件的 司法处置(无论是初始程序中的处置还是最终程序中的处置)的特异。总体上说，案件及其处 置方式超越公众惯常生活经验与经历，悖离公众的普遍性思维和观念，抑或不符合公众的一 般性认知与理解，都是引发公众关注和参与的事实前提。从实践看，公众判意所涉及的案件 往往以刑事案件居多。这主要是因为，刑事犯罪以及与之相伴的刑事惩罚对社会公众守持的 生存及生活的理念冲击力、震憾力相对较大，由此引起的刺激和反应也较为强烈。具有前述 特异因素的刑事案件，很容易引发公众对相关讨论的参与。 2·主体参与的自发性 公众表达对个案处置的意见，一般都是基于主体的自主决定，且各主体在信息不对称(亦 即不知晓、也不顾及其他人的参与)的状况下实施意见表达行为。尽管在不少个案讨论中包 含着媒体的渲染、诱导等暗示性的动员，甚至不排除部分特定身份的人(著名学者、知名人 士、当事者的亲属等)在一定范围内的号召与联络，但就总体而言，主体的这种参与和表达 仍然不失其自发性，不存在制度上或其他方面的外部强制。即便是具有参政议政职责的人大 代表或政协委员的参与，也不是基于组织化的要求，在心理动因方面与其他自发参与公众并 无实质性差异，只是特定的身份可能使其表达获得组织化的意义与效果。 3·表达方式的多样性 在现代资讯传递十分发达的条件下，公众判意的表达方式具有充分的多样性。发表文章、 接受访谈、开设博客、上网讨论、提交议案、组织研讨等等都是公众判意的表达方式。甚至 饭后茶余的闲谈以及邻里同事间的议论也不失为一种表达方式，因为在私人生活空间中闲谈 热议，终究会通过其他公开媒介或其他渠道得到更明确的表达。事实上，决定某一公众表达 方式的因素有二：一是特定主体所具备的条件及所具有的能力。一般说来，各主体都会以其 最方便、且能有效表达自己见解的一种或多种方式实施参与。二是对个案的关切程度以及个 案中相关因素对自己的冲击力。深度关切和强烈冲击往往会促使主体选择影响最为广泛、最 能够渲泄自己情感的表达方式。在此情况下，主体从参与过程中获得的满足与对案件处置结 果的期待往往具有相同的意义。 4·与己间离的有限性 绝大多数表达判意的公众与案件并无直接利害关系。“超脱的地位”既是主体敢于率直 地发表自己意见的理由，也因此使其表达的判意获得一定的正当性。然而，事实上表达判意 的公众与案件的间离是有限的。在各自表达的判意中，或多或少、直接或间接地内含着主体 自己的某种利益欲求，至少反映着主体的某种社会愿望，或体现着主体所守持与崇奉的某种 价值和理念。在许霆案中，吁求对许霆作减轻、从轻处罚以至认定许霆无罪的社会公众，自 然与许霆案无任何直接的瓜葛，但对许霆“弱势群体”身份(打工仔)的体认，对银行业长期 傲慢自大作风的不满，对人性共有缺陷易诱发性的惧怕等因素，在不同程度上构成了社会公 众表达这种判意的实际动因。“唇亡齿寒”、“惺惺相惜”效应在此类案件的讨论中有较多的 体现。概括地说，在社会公众对司法个案的讨论中，既不存在无缘无故的爱，也不存在无缘 无故的恨。 5·意见意向的简洁性 社会公众所表达的判意都是直接、简明的。如“判对”或“判错”，“判重”或“判轻”， “应重判”或“应轻判”，“构成犯罪”或“不构成犯罪”，“应予支持”或“不应支持”等等。 尽管在表达这种意见与意向时或多或多少会陈述某些理由，但多数公众不会对这些结论作详 尽的论证。这不仅是因为普通公众缺少作详尽和具体论证的能力、精力与动力，更重要在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