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案一审采纳了法律实证主义的观点，以纳粹法为依据，宣告告密者妻子和军事法庭法官无罪：但二审认为，告密 者妻子通过自由选择，利用纳粹法导致了她文夫的死亡和监禁，其行为“违背了所有正派人士所持的健全良知与正义 感”，因为涉案的纳粹法律是邪恶的，尤其量刑过于严酷，绝大部分德国人都会认为这是恐怖的法律，因而改判告密者 妻子非法剥夺他人自由罪成立：同时，二审认为，即使纳粹法是恐怖的法律，“但是不能认定它们是违反自然法的法 律”，所以，那位判处大夫死刑的军事法庭法官“是在其法律职责范国以内行事”，维持了对他的无罪判决。显然，二审 在对告密者的裁夺问题上又采纳了法律之外的道德原则。 案例来源：柯岚：《告密、良心自由与现代合法性的团境--法哲学视野中的告密者难题》，《法律科学》2009年第6期。柯 岚：《拉德布鲁赫公式与告密者困境》，《政法论坛》2009年第5期。Recen1Case,Criminal law--in General-一German Citizen Who Pursuant to Nazi Statute Informed on Hushand for Expressing Anti-Nazi Sentiments Convicted under Another German Statute in Effect at Time of Act.Harvard Law Review.Vol.64.1951.HO Pappe.On the Validity of Judicial Decisions in the Nazi Era.Modern Law Review.Vol.23.1960. 可以说，诸如此类的德国告密者案件在当时出现过许多，具有相当的典范意义，甚至它的法律思维 走向涉及到了旷世的纽伦堡审判和东京审判的正当性 概括而言，类似案件的处理方式主要包括四种： (1)抛弃法律，以一个政治性速裁对告密者施以报复。 (2)根据纳粹法，宣告告密者无罪： (3)颁布具有溯及力的新法，惩罚不被道德容忍的告密者； (4)根据纳粹之前的德国法，认定告密者犯非法剥夺他人自由罪。 下面，我们来分析四种处理方式的法律论证过程，以及权衡它的利弊得失。 (一)对告密者进行政治清洗 1.抛开法律，报复告密者，这不是一个法律立场。它所实现的只是野蛮的丛林正义，思维就像“杀 人偿命、欠债还钱”那样简单。 2.在一个文明的法治社会里，面对涉及民众、社会存在的重要案件，政治上的为所欲为是不被容忍 的，就像辛普森案件中警察非法收集的证据不被采纳一样，因为它会让法律好不容易建构起来的程序、规 则、理性等毁于一旦：同样，基度山伯爵那样的铁血复仇也是不被容忍的，因为它会让人觉得这是胜利者 的正义，而不是正义本身的胜利，受到惩罚的告密者虽然会怀着犬儒的心态被动接受报复，但哪一天新 的俾斯麦、腓特烈大帝、希特勒、东条英机卷土重来，他们也会采取同态复仇的方法，对待那些曾经对他们 采取过政治报复的胜利者。所以，丛林正义体现的只是野兽那样的弱肉强食，谈不上法律与道德。 3.拿告密者怎么办？徘徊在政治与法律之间，如果不是经过让人信服的审判，而是直接投入监狱或 干脆枪决了事，这将满足政治报复的需要，而且很大程度上也未背离道德理想，但这不是对法律的思维， 而是一个政客的武断。毕竟，法律思维另一个潜移默化的功能是：不仅要实现惩罚，而且要施以教育。 (二)依据纳粹法告密者无罪 1.告密者的所作所为，符合当时生效的纳粹法，这是此类案件中的被告始终奉守的最重要的辩护理 由。宜告告密者无罪，背后所隐藏的理由就是，法律就是法律，而且是凯尔森所说的纯粹意义上的法律， 不能以所谓的道德、价值理性加入法律中来，原因是人们总是倾向于把自己认为合乎正义的东西绝对化为 唯一正确的东西。 2.如果选择了这种立场，那么法律的效力来源，就是从所谓对基础规范的假设开始，逐步被创造出 来的。根据这一立场，纳粹军国主义者只要把他们的“德意志帝国”、“东亚共荣圈”等疯狂理念伪装成 作为基础规范的假设，就可生产出他们的法律，以后只要凭借“法律就是法律”的术语，就足以让包括 法律职业者在内的所有人向其臣服，即使纳粹们犯下滔天大罪，他们也可借口“依法办事”而难受其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