场运作不受政府干预的国家中的情形等同视之。这一点可以从《10年转轨》中给出 的事实中得到印证。转轨以前这些国家的工业化比例都比同样收入水平的市场经济 国家高。但是,东欧和前苏联各加盟共和国的收入水平和工业化水平都是以没有自 生能力的企业作为微观基础的,转轨以来,这些国家的总产出都下降了,同时工业 比重也都下降了。( World Bank2002)其原因正是没有自生能力的企业的萎缩,这 实际上是转轨以来经济体系的自我矫正。9 接下来,我们讨论初始条件中的“扭曲”。大量国有企业没有自生能力是问题 的根源,但并不是问题的全部。为了使没有自生能力的企业得以建立和生存,政府 必然要扭曲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以保护、补贴这些企业(林毅夫等1994)。《10年转 轨》中用贸易依存度、隐性通胀率和汇率扭曲等度量和刻画这种扭曲。如果按照“华 盛顿共识”来考察这些扭曲,其结论是:这些扭曲降低了市场的竞争和企业改善经 营管理的积极性,对未来经济增长具有负面影响,以完善的市场体系的标准来衡量, 所有这些扭曲都是改革的对象,必须越快、越彻底革除越好。而且“华盛顿共识” 持有者还相信,“休克疗法”可以在很短的时间里将这些初始条件革除。10 而按照自生能力的分析框架,这些扭曲对经济的影响不能孤立地就事论事地分 析,而应该和自生能力问题本身结合起来,从两方面来看待初始条件中的扭曲: 方面,要认识到这些扭曲对新的具有自生能力企业的影响:另一方面,也要考虑这 些扭曲对没有自生能力的老企业的影响,两种影响的综合效果决定着革除扭曲的措 施对国民经济的最终效果。具体而言,既然初始的各种扭曲是内生于为了保护大量 没有自生能力的企业的需要,那么,矫正初始条件中的各种市场条件的扭曲之后, 如果没有自生能力的企业不能马上退出,并将所占的资源和生产要素转移到新的有 自生能力的企业,那么为了继续维持没有自生能力的企业生存的资源耗费所带来的 负面影响,实际上会远远超过矫正扭曲之后诱致的新生经济力量的正面贡献。这是 因为既然改革前的各种扭曲是企业缺乏自生能力条件下内生决定的制度安排,相对 于完全竞争的市场制度,这些扭曲是一种次优( second best)选择。在企业的自生 能力没有得到解决的情况下,对这些扭曲的改变,造成的结果是三优、四优,而不 是首优( first best)。所以,并不是越快地矫正这些扭曲,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就 越大。这正是中国渐进式改革道路的合理性之所在。 9自生能力分析框架可以解释转轨以来前苏联和东欧国家的产出下降,但是,其他增长理论在解释这个典型事 实方面,却力有不逮。因为,无论是新古典增长理论框架还是新增长理论框架,要解释产出在相当长时期内 的衰退,必须借助于足以导致物质或者人力资本灭失的外生冲击变量。而转轨经济体却没有发生这样的资本 10经验事实反证了“休克疗法”建议者的错误。这是因为,如果“休克疗法”能够在短期内见效,那么,无论 什么样的初始条件,对未来的影响都是无足轻重的。但是《10年转轨》的研究表明,各种初始扭曲的影响甚 至在1990年代后半期还继续存在。( World bank2002,p20)10 场运作不受政府干预的国家中的情形等同视之。这一点可以从《10 年转轨》中给出 的事实中得到印证。转轨以前这些国家的工业化比例都比同样收入水平的市场经济 国家高。但是，东欧和前苏联各加盟共和国的收入水平和工业化水平都是以没有自 生能力的企业作为微观基础的，转轨以来，这些国家的总产出都下降了，同时工业 比重也都下降了。（World Bank 2002）其原因正是没有自生能力的企业的萎缩，这 实际上是转轨以来经济体系的自我矫正。9 接下来，我们讨论初始条件中的“扭曲”。大量国有企业没有自生能力是问题 的根源，但并不是问题的全部。为了使没有自生能力的企业得以建立和生存，政府 必然要扭曲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以保护、补贴这些企业（林毅夫等 1994）。《10 年转 轨》中用贸易依存度、隐性通胀率和汇率扭曲等度量和刻画这种扭曲。如果按照“华 盛顿共识”来考察这些扭曲，其结论是：这些扭曲降低了市场的竞争和企业改善经 营管理的积极性，对未来经济增长具有负面影响，以完善的市场体系的标准来衡量， 所有这些扭曲都是改革的对象，必须越快、越彻底革除越好。而且“华盛顿共识” 持有者还相信，“休克疗法”可以在很短的时间里将这些初始条件革除。10 而按照自生能力的分析框架，这些扭曲对经济的影响不能孤立地就事论事地分 析，而应该和自生能力问题本身结合起来，从两方面来看待初始条件中的扭曲：一 方面，要认识到这些扭曲对新的具有自生能力企业的影响；另一方面，也要考虑这 些扭曲对没有自生能力的老企业的影响，两种影响的综合效果决定着革除扭曲的措 施对国民经济的最终效果。具体而言，既然初始的各种扭曲是内生于为了保护大量 没有自生能力的企业的需要，那么，矫正初始条件中的各种市场条件的扭曲之后， 如果没有自生能力的企业不能马上退出，并将所占的资源和生产要素转移到新的有 自生能力的企业，那么为了继续维持没有自生能力的企业生存的资源耗费所带来的 负面影响，实际上会远远超过矫正扭曲之后诱致的新生经济力量的正面贡献。这是 因为既然改革前的各种扭曲是企业缺乏自生能力条件下内生决定的制度安排，相对 于完全竞争的市场制度，这些扭曲是一种次优（second best）选择。在企业的自生 能力没有得到解决的情况下，对这些扭曲的改变，造成的结果是三优、四优，而不 是首优（first best）。所以，并不是越快地矫正这些扭曲，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就 越大。这正是中国渐进式改革道路的合理性之所在。 9 自生能力分析框架可以解释转轨以来前苏联和东欧国家的产出下降，但是，其他增长理论在解释这个典型事 实方面，却力有不逮。因为，无论是新古典增长理论框架还是新增长理论框架，要解释产出在相当长时期内 的衰退，必须借助于足以导致物质或者人力资本灭失的外生冲击变量。而转轨经济体却没有发生这样的资本 灭失。 10 经验事实反证了“休克疗法”建议者的错误。这是因为，如果“休克疗法”能够在短期内见效，那么，无论 什么样的初始条件，对未来的影响都是无足轻重的。但是《10 年转轨》的研究表明，各种初始扭曲的影响甚 至在 1990 年代后半期还继续存在。（World Bank 2002, p.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