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以加速增长唯解自生难题 《前10年的转轨—东欧和前苏联的经验和教训》述评 林毅夫刘培林 No.C2003019 2003年7月29日
1 何以加速增长 唯解自生难题 ——《前 10 年的转轨——东欧和前苏联的经验和教训》述评 林毅夫 刘培林 No. C2003019 2003 年 7 月 29 日
何以加速增长唯解自生难题 《前10年的转轨——东欧和前苏联的经验和教训》述评 林毅夫刘培林 原社会主义国家的计划经济体制内生于许多大中型国有企业缺乏自生能力,向 市场经济转轨成功的首要前提是重新配置原国有大中型企业占有的存量资产,调整 其产业和技术结构,使这些企业不需借助外部的扶持,即可在开放、竞争的市场中 获得可接受的利润的能力。惟其具备了这个前提,政府的补贴、保护与预算软约束 才可消除,真正意义上的市场秩序才能建立起来,长期增长和宏观经济的稳定性才 具备了坚实的基础,社会公正也才有可能实现。2002年世界银行出版的《前10年的 转轨一一东欧和前苏联的经验和教训》(以下简称为《10年转轨》)一书( World Bank 2002),围绕促进增长的主题,就转轨经济体硬化原有企业预算约束、促进新企业 进入需要进行的制度建设和政策调整,进行了讨论。该书由世界银行众多资深研究 人员共同完成,是对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东欧和前苏联经济转轨和经济增长的历史、 现状和未来前景的最新研究成果。 尽管我国国情以及经济转轨道路和东欧以及前苏联有很大不同,但是我国和这 些经济体一样,经济转轨还没有完成,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制还没有建立起来;同时 我国还面临着继续保持国民经济快速增长、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大任务。他山之 石,可以攻玉。世界银行的这份报告对于我国的决策层、政府职能部门、学术界以 及其它经济部门的人士,无疑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过,正如该书中多处地方指出的那样,这项对转轨的研究仍然是粗略的,对 许多问题的理解还有待深化。为此,我们在向社会各界介绍这本书内容的同时,也 想就《10年转轨》中的一些问题,特别是对实行休克疗法以后经济为何出现巨幅下 滑以及原体制下的企业为何私有化后预算约束难以硬化的问题,发表一些看法,以 深化对经济转轨和经济发展的若干关键问题的认识。本文后面的安排如下:第一部 分概要介绍这本书的背景。第二部分介绍这本书的主要内容、观点和结论。第三部 分围绕该报告涉及的一些问题提出我们的看法,进而阐明,只有解开原体制下的大 中型企业自生能力难题,经济转轨和经济增长才能够立基于坚实的基础上,进而其 它改革措施和政策调整才具备了着力点,经济转轨才能最终真正到位,成熟的公平
2 何以加速增长 唯解自生难题 ——《前 10 年的转轨——东欧和前苏联的经验和教训》述评 林毅夫 刘培林 原社会主义国家的计划经济体制内生于许多大中型国有企业缺乏自生能力，向 市场经济转轨成功的首要前提是重新配置原国有大中型企业占有的存量资产，调整 其产业和技术结构，使这些企业不需借助外部的扶持，即可在开放、竞争的市场中 获得可接受的利润的能力。惟其具备了这个前提，政府的补贴、保护与预算软约束 才可消除，真正意义上的市场秩序才能建立起来，长期增长和宏观经济的稳定性才 具备了坚实的基础，社会公正也才有可能实现。2002年世界银行出版的《前10年的 转轨——东欧和前苏联的经验和教训》（以下简称为《10年转轨》）一书（World Bank 2002），围绕促进增长的主题，就转轨经济体硬化原有企业预算约束、促进新企业 进入需要进行的制度建设和政策调整，进行了讨论。该书由世界银行众多资深研究 人员共同完成，是对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东欧和前苏联经济转轨和经济增长的历史、 现状和未来前景的最新研究成果。 尽管我国国情以及经济转轨道路和东欧以及前苏联有很大不同，但是我国和这 些经济体一样，经济转轨还没有完成，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制还没有建立起来；同时， 我国还面临着继续保持国民经济快速增长、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大任务。他山之 石，可以攻玉。世界银行的这份报告对于我国的决策层、政府职能部门、学术界以 及其它经济部门的人士，无疑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不过，正如该书中多处地方指出的那样，这项对转轨的研究仍然是粗略的，对 许多问题的理解还有待深化。为此，我们在向社会各界介绍这本书内容的同时，也 想就《10年转轨》中的一些问题，特别是对实行休克疗法以后经济为何出现巨幅下 滑以及原体制下的企业为何私有化后预算约束难以硬化的问题，发表一些看法，以 深化对经济转轨和经济发展的若干关键问题的认识。本文后面的安排如下：第一部 分概要介绍这本书的背景。第二部分介绍这本书的主要内容、观点和结论。第三部 分围绕该报告涉及的一些问题提出我们的看法，进而阐明，只有解开原体制下的大 中型企业自生能力难题，经济转轨和经济增长才能够立基于坚实的基础上，进而其 它改革措施和政策调整才具备了着力点，经济转轨才能最终真正到位，成熟的公平
竞争的市场秩序才能够建立起来,经济增长的潜力才能够充分发挥出来。第四部分, 则对本文进行一个简单的总结 这本书的背景 原计划经济体制国家的经济转轨和经济发展,不仅是有关政府当局的首要任 务,也始终是国际组织和学术界高度关注的一个焦点。事实上,东欧和前苏联的经 济转轨方案正是根据一些西方市场经济国家知名经济学家和国际机构提出的建议而 制定的。当初,这些新古典经济学体系训练出来的经济学家在经济转轨问题上的见 解不像在其它问题上那样分歧巨大,而是表现出少有的一致。他们根据“华盛顿共 识”,建议在短时间内建立竞争性市场所需要的制度条件,其内容包括三个方面 (1)市场化。即价格完全放开、由市场来决定,统一汇率;(2)私有化。全面、大 规模、快速地实现私有化,保护私有产杈,放松市场准入的管制,消除外国直接投 资的障碍;(3)稳定宏观经济。扩大税收的基础,强化政府的财政纪律,消除财政 赤字,增加政府在改进收入分配和过去受忽视而又有高回报领域的公共投资,贸易 自由化,维持宏观经济的稳定( Lipton and Sachs1990; Blanchard,etal.1991; Boycko, Shleifer andⅤ shiny,1995; Williamson1997)。西方主流经济理论认为这三项是一个有 效的市场经济体系所应该具备的最基本内容。“华盛顿共识”的持有者还乐观地预 期,在推行“休克疗法”初期国民经济虽会有所下降,但在短时间内经济就会恢复 快速增长( Brada and King,1991 Kornai,1990, Lipton and Sachs990,wles1995) 在东欧和前苏联循着“华盛顿共识”基础上的激进道路而施以“休克疗法”时, 中国作为人口最多的计划体制国家却沿着渐进道路改革其原有体制。20世纪90年 代早期,尽管有不少经济学家对中国的经济改革和发展褒扬有加( Jefferson and Rawski 1995; McKinnon 1994; MacMillan and Naughton 1992, Naughton 1995; Singh 1991; Harrold1992; Murrell99l,1992),但也有不少经济学家对中国的前景持悲观 态度(比如 Sachs and woo1994)。不过,截止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实际情况 表明,“休克疗法”的实际效果远逊于当初的预想,而中国却一直保持着髙速的经 济增长。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世界银行于1997年发表了《世界发展报告1996 从计划转向市场》( World Bank1997),专题就20世纪90年代前半期东欧、新独 立的前苏联各共和国以及中国和越南等计划经济的转轨问题进行研究。基于那时的 经验,1996年的《世界发展报告》归纳了若干关于推动经济转轨的政策建议。该报 告指出,改革的外生初始条件固然是重要的,但是,更多的因素对恢复转轨经济体 的增长而言,都是非常重要和必不可少的。这个报告最终归纳的重要结论有几点:
3 竞争的市场秩序才能够建立起来，经济增长的潜力才能够充分发挥出来。第四部分， 则对本文进行一个简单的总结。 一 这本书的背景 原计划经济体制国家的经济转轨和经济发展，不仅是有关政府当局的首要任 务，也始终是国际组织和学术界高度关注的一个焦点。事实上，东欧和前苏联的经 济转轨方案正是根据一些西方市场经济国家知名经济学家和国际机构提出的建议而 制定的。当初，这些新古典经济学体系训练出来的经济学家在经济转轨问题上的见 解不像在其它问题上那样分歧巨大，而是表现出少有的一致。他们根据“华盛顿共 识”，建议在短时间内建立竞争性市场所需要的制度条件，其内容包括三个方面： （1）市场化。即价格完全放开、由市场来决定，统一汇率；（2）私有化。全面、大 规模、快速地实现私有化，保护私有产权，放松市场准入的管制，消除外国直接投 资的障碍；（3）稳定宏观经济。扩大税收的基础，强化政府的财政纪律，消除财政 赤字，增加政府在改进收入分配和过去受忽视而又有高回报领域的公共投资，贸易 自由化，维持宏观经济的稳定(Lipton and Sachs 1990; Blanchard, et al. 1991; Boycko, Shleifer and Vishiny, 1995; Williamson 1997)。西方主流经济理论认为这三项是一个有 效的市场经济体系所应该具备的最基本内容。“华盛顿共识”的持有者还乐观地预 期，在推行“休克疗法”初期国民经济虽会有所下降，但在短时间内经济就会恢复 快速增长（Brada and King, 1991;Kornai, 1990;Lipton and Sachs 1990; Wiles 1995）。 在东欧和前苏联循着“华盛顿共识”基础上的激进道路而施以“休克疗法”时， 中国作为人口最多的计划体制国家却沿着渐进道路改革其原有体制。20 世纪 90 年 代早期，尽管有不少经济学家对中国的经济改革和发展褒扬有加（Jefferson and Rawski 1995; McKinnon 1994; MacMillan and Naughton 1992; Naughton 1995; Singh 1991; Harrold 1992; Murrell 1991, 1992），但也有不少经济学家对中国的前景持悲观 态度（比如 Sachs and Woo 1994）。不过，截止到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的实际情况 表明，“休克疗法”的实际效果远逊于当初的预想，而中国却一直保持着高速的经 济增长。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世界银行于 1997 年发表了《世界发展报告 1996： 从计划转向市场》（World Bank 1997），专题就 20 世纪 90 年代前半期东欧、新独 立的前苏联各共和国以及中国和越南等计划经济的转轨问题进行研究。基于那时的 经验，1996 年的《世界发展报告》归纳了若干关于推动经济转轨的政策建议。该报 告指出，改革的外生初始条件固然是重要的，但是，更多的因素对恢复转轨经济体 的增长而言，都是非常重要和必不可少的。这个报告最终归纳的重要结论有几点：
(1)内在协调一致的政策将使国民经济受益良多,这些政策包括取消对生产和交易 活动的进入限制、市场交易活动自由化、保持价格稳定等。即使在产权不明晰、市 场制度不健全的经济当中,这些政策也将促进国民经济增长。(2)应该因国情而异 地进行政策选择。(3)清晰的产权对于市场化转轨而言是必须的。(4)旨在降低 贫困、解决人口流动和协调代际利益关系的社会政策调整,是市场化转轨所必要的。 (5)人为设计和需求诱致都将促进那些便利市场运作的制度的形成。除非有广泛的 政治和社会共识,否则改革将难以最终完成,而这一点恐怕是所有问题当中第一位 重要的。 随着新千年纪元、新世纪的到来,推行激进改革方式的东欧和前苏联之间的绩 效逐渐产生了比较大的差距。不仅如此,中国沿着渐进式转轨道路所取得奇迹般的 经济增长绩效,更是和东欧以及前苏联经济体形成了巨大的反差。这种状况引起了 学术界和国际组织极大的研究兴趣,随着更多经验证据的积累,世界银行组织专门 的研究团队,并基于其它国际组织和许多一流大学经济学家的研究结果,完成了《10 年转轨》一书。许多国家的经济学家也为《10年转轨》提供了背景报告,而且报告 的初稿也曾经在一些转轨国家的研究机构中征求过意见。可以说,《10年转轨》代 表着目前国际学术界对经济转轨的主流观点。我们接下来介绍这些内容。 二全书的主要内容 《10年转轨》一书的正文除了总论部分以外,由三个部分组成,分别是:“前 0年的转轨”、“未来时期政策和制度方面的挑战”、“约束和鼓励的政治经济学” 第一部分首先总结了东欧和前苏联经济转轨的基本状况。中、东欧国家状况最 好的波兰在2000年时国内生产总值比开始转轨前的1990年增长了44%,俄罗斯联 邦下降了36%,情况最糟的格鲁吉亚则下降了71%( World Bank2002,p.5)。不仅 下降幅度比预想的大,持续时间也长( World Bank2002,p.3)。从1990年开始,中 欧和东南欧以及波罗的海国家(简称为CSB)产出连续衰退时间最短、程度最轻的 波兰在两年里产出累计下降了6%;持续时间、程度最重的拉脱维亚在六年里产出 累计下降了51%。而独联体各共和国在1990年以来,产出连续衰退时间最短的亚 美尼亚为四年;最长的乌克兰为十年。乌兹别克斯坦产出累计衰退程度最轻,在连 续六年里下降了18%;格鲁吉亚共和国产出累计衰退程度最重,连续五年里下降了 三个部分内容的英文标题分别为: The first decade in transition: Policy and Institutional Challenges Ahead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Discipline and Encouragement
4 （1）内在协调一致的政策将使国民经济受益良多，这些政策包括取消对生产和交易 活动的进入限制、市场交易活动自由化、保持价格稳定等。即使在产权不明晰、市 场制度不健全的经济当中，这些政策也将促进国民经济增长。（2）应该因国情而异 地进行政策选择。（3）清晰的产权对于市场化转轨而言是必须的。（4）旨在降低 贫困、解决人口流动和协调代际利益关系的社会政策调整，是市场化转轨所必要的。 （5）人为设计和需求诱致都将促进那些便利市场运作的制度的形成。除非有广泛的 政治和社会共识，否则改革将难以最终完成，而这一点恐怕是所有问题当中第一位 重要的。 随着新千年纪元、新世纪的到来，推行激进改革方式的东欧和前苏联之间的绩 效逐渐产生了比较大的差距。不仅如此，中国沿着渐进式转轨道路所取得奇迹般的 经济增长绩效，更是和东欧以及前苏联经济体形成了巨大的反差。这种状况引起了 学术界和国际组织极大的研究兴趣，随着更多经验证据的积累，世界银行组织专门 的研究团队，并基于其它国际组织和许多一流大学经济学家的研究结果，完成了《10 年转轨》一书。许多国家的经济学家也为《10 年转轨》提供了背景报告，而且报告 的初稿也曾经在一些转轨国家的研究机构中征求过意见。可以说，《10 年转轨》代 表着目前国际学术界对经济转轨的主流观点。我们接下来介绍这些内容。 二 全书的主要内容 《10 年转轨》一书的正文除了总论部分以外，由三个部分组成，分别是：“前 10 年的转轨”、“未来时期政策和制度方面的挑战”、“约束和鼓励的政治经济学” 等。1 第一部分首先总结了东欧和前苏联经济转轨的基本状况。中、东欧国家状况最 好的波兰在 2000 年时国内生产总值比开始转轨前的 1990 年增长了 44％，俄罗斯联 邦下降了 36％，情况最糟的格鲁吉亚则下降了 71％（World Bank 2002, p.5）。不仅 下降幅度比预想的大，持续时间也长（World Bank 2002, p.3）。从 1990 年开始，中 欧和东南欧以及波罗的海国家（简称为 CSB）产出连续衰退时间最短、程度最轻的 波兰在两年里产出累计下降了 6%；持续时间、程度最重的拉脱维亚在六年里产出 累计下降了 51%。而独联体各共和国在 1990 年以来，产出连续衰退时间最短的亚 美尼亚为四年；最长的乌克兰为十年。乌兹别克斯坦产出累计衰退程度最轻，在连 续六年里下降了 18%；格鲁吉亚共和国产出累计衰退程度最重，连续五年里下降了 1 三个部分内容的英文标题分别为：The First Decade in Transition； Policy and Institutional Challenges Ahead；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Discipline and Encouragement
78%。大部分独联体共和国的产出下降程度都在40%以上。而大萧条时期连续衰退 时间最长、产出下降程度最严重的美国,也只不过在连续四年的时间里,产出下降 27%( World bank2002,p.5)。转轨经济体如此大幅度、长时期的产出下降,显然是 “华盛顿共识”持有者所始料未及的 产出下降的同时还伴随着一系列结构性变化:工业产出比重下降,服务业比重 上升;随着私有化推进以及新的私人部门进入,私有经济逐渐取代了国有经济在国 民经济中的支配地位:出口,特别是针对发达国家的出口,逐步增长,外资流入增 多;贫困大量增加,收入分配恶化,这些转轨经济体1990年代末期的GINI系数都 比早期的水平大大提高。整个CSB在1987-1990年期间人均收入的GIN系数为023 到1996-1998年期间则上升到033,其中保加利亚高达041。除了克罗地亚的GINI 系数由1987-1990年期间的036下降到1996-1998年期间的035以外,CSB中所有 其他国家的GIN系数都是上升的。整个独联体在1987-1990年期间人均收入的GINI 系数为0.28,到1996-1998年期间则上升到046,其中亚美尼亚高达061。独联体 各共和国的GINI系数无一例外都是上升的( World bank2002,p9)。 对产出下降和经济结构的变化,《10年转轨》以下列因素进行解释:初始条件、 外部冲击,一系列的市场化政策调整、改革的速度等。按照《10年转轨》的分析, 初始的经济结构、扭曲和制度等初始条件对转轨早期的产出下降具有重要的影响 而在转轨的后期的影响来得较小。 除初始条件外,该报告就“宏观经济稳定性、价格和贸易自由化、硬化银行和 企业的预算约束、创造有利于私有部门成长的氛围、改革税收和公共支出体系、改 革立法和司法体系、公共部门制度改革”等方面的政策对产出的影响,进行了分析。 该报告援引的经验文献表明,改革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具体影响机制是丰富多样的 比如,有的实证研究认为,各项政策之间存在互补性,所以,初期的改革政策力度 必须大于一定的门槛水平,才能够促进后来的增长。如果初始改革力度低于门槛水 平,那么,后续的改革将对增长起副作用;2还有研究表明,改革政策从实施到起 效,存在一个时滞( World Bank2002,p.14-15)。进一步的经验研究也表明,即使在 产出增长和政策调整都内生决定的联立方程模型中,政策对増长都有显著的影响 基于对影响转轨经济体增长的因素的分析,该书第二部分阐述未来促进增长需 要采取的措施,以及为落实这些措施需要进行的政策和制度方面的调整。该报告认 为,增长的故事应该是“双途记”3,“双途”即约束( Discipline)老企业、鼓励 ( Encouraging)新企业进入。第二部分除了分析约束老企业和鼓励新企业两者各自 2这个观点和“华盛顿共识”比较类 “双途记”的英文原文为“ A Tale of Two Approaches
5 78%。大部分独联体共和国的产出下降程度都在 40%以上。而大萧条时期连续衰退 时间最长、产出下降程度最严重的美国，也只不过在连续四年的时间里，产出下降 27%（World Bank 2002, p.5）。转轨经济体如此大幅度、长时期的产出下降，显然是 “华盛顿共识”持有者所始料未及的。 产出下降的同时还伴随着一系列结构性变化：工业产出比重下降，服务业比重 上升；随着私有化推进以及新的私人部门进入，私有经济逐渐取代了国有经济在国 民经济中的支配地位；出口，特别是针对发达国家的出口，逐步增长，外资流入增 多；贫困大量增加，收入分配恶化，这些转轨经济体 1990 年代末期的 GINI 系数都 比早期的水平大大提高。整个CSB在1987-1990年期间人均收入的GINI 系数为0.23， 到 1996-1998 年期间则上升到 0.33，其中保加利亚高达 0.41。除了克罗地亚的 GINI 系数由 1987-1990 年期间的 0.36 下降到 1996-1998 年期间的 0.35 以外，CSB 中所有 其他国家的 GINI 系数都是上升的。整个独联体在 1987-1990 年期间人均收入的 GINI 系数为 0.28，到 1996-1998 年期间则上升到 0.46，其中亚美尼亚高达 0.61。独联体 各共和国的 GINI 系数无一例外都是上升的（World Bank 2002, p.9）。 对产出下降和经济结构的变化，《10 年转轨》以下列因素进行解释：初始条件、 外部冲击，一系列的市场化政策调整、改革的速度等。按照《10 年转轨》的分析， 初始的经济结构、扭曲和制度等初始条件对转轨早期的产出下降具有重要的影响， 而在转轨的后期的影响来得较小。 除初始条件外，该报告就“宏观经济稳定性、价格和贸易自由化、硬化银行和 企业的预算约束、创造有利于私有部门成长的氛围、改革税收和公共支出体系、改 革立法和司法体系、公共部门制度改革”等方面的政策对产出的影响，进行了分析。 该报告援引的经验文献表明，改革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具体影响机制是丰富多样的。 比如，有的实证研究认为，各项政策之间存在互补性，所以，初期的改革政策力度 必须大于一定的门槛水平，才能够促进后来的增长。如果初始改革力度低于门槛水 平，那么，后续的改革将对增长起副作用；2 还有研究表明，改革政策从实施到起 效，存在一个时滞（World Bank 2002, p.14-15）。进一步的经验研究也表明，即使在 产出增长和政策调整都内生决定的联立方程模型中，政策对增长都有显著的影响。 基于对影响转轨经济体增长的因素的分析，该书第二部分阐述未来促进增长需 要采取的措施，以及为落实这些措施需要进行的政策和制度方面的调整。该报告认 为，增长的故事应该是“双途记”3，“双途”即约束（Discipline）老企业、鼓励 （Encouraging）新企业进入。第二部分除了分析约束老企业和鼓励新企业两者各自 2 这个观点和“华盛顿共识”比较类似。 3 “双途记”的英文原文为“A Tale of Two Approaches
的内容外,还分析了“双途记”需要配套进行的社会政策改革。在这部分的讨论中, 我们想特别介绍其中的两点。 第一,必须同时沿着“双途”双轨迈进,仅仅依靠鼓励新企业进入而不约束 老企业的单轨方式来推动转轨,将会使国民经济增长受到严重影响。这是因为单轨 方式下,“为了持续地向没有自生能力4的国有企业转移资源,在其它条件不变的情 况下,要么要求政府改变财政政策的方向,从其它方面征税;要么要求政府动用其 它的非财政手段”( World Bank2002,p45)。这一点对于以“双轨制”为特征的我国 改革而言,既具有肯定的一面,也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第二,为了实现约束老企业、鼓励新企业的目的,需要特定的制度,但是,让 没有竞争力的老企业立即停工、破产,并且对破产企业的工人发放社会救济金的方 法也不是好办法( World Bank2002, p xxi and p.37)。特别具有启迪性的是东德的例 子。柏林墙推倒、两德统一之后,西德的各项政治、经济、法律、社会等制度当即 就运用于东德,而且在1991-1997年期间东德每年还得到西德将近40%60%的GDP 的经济援助,之后的援助也保持在西德GDP的4%的水平上。另外东德还自动享有 西德在欧洲和世界范围内的各种贸易便利条件。如此有利的环境下,东德在199 年代的产出衰退比与其相邻的转轨经济体来得严重,而且东德的经济增长率属于欧 洲最低的行列,到2000年GDP仍未恢复到转轨前的水平。《10年转轨》给出了两 方面的政策原因:首先,两德统一后,东德货币按照一比一的比率兑换为西德的货 币,高估了东德货币的币值;其次,在东德劳动生产率没有提高的情况下,将东德 工人的工资提高到同西德工人一样的水平上,削弱了前者的竞争力。结果,大量转 轨前遗留下来的资本因为生产率低而被关闭、废弃,工人靠西德的援助来支付失业 救济。而且,由于工资水平高,许多外国投资,包括西德的投资,越过了东德而投 到捷克、匈牙利、波兰等国,使得东德新企业的增长速度在转轨国家中位于最低的 水平,到1999年甚至不及西德的七分之一。东德的经验说明,在转轨过程中应该实 事求是地让工资保持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使大多数原来的企业仍能在竞争的市场中 继续生存,这样既可减低经济的衰退的幅度,又有利于新企业的进入带来经济的增 长 沿着“双途”推进转轨所需制度的建立和所需政策的实施,都难以回避利益格 局的调整问题,所以《10年转轨》的第三部分就政治体制对改革的影响问题从政治 经济学角度进行了讨论。改革推进到不同阶段会给各利益集团带来不同的结果。如 4笔者之一就“自生能力”( Viability)这个概念,给出了正式的定义( Lin and Tan1999林毅夫2002a),并讨 论了这个概念的微观基础。《10年转轨》中,有多处,特别是在涉及到企业的场合下,使用了“ Viable”、 Nonviable”和“ Unviable”的概念。应该指出的是,其含义和笔者之一定义的自生能力概念的含义是类似 的。不过《10年转轨》没有深入地探讨该概念的微观基础,也没有以自生能力的概念建立框架来统领对其他
6 的内容外，还分析了“双途记”需要配套进行的社会政策改革。在这部分的讨论中， 我们想特别介绍其中的两点。 第一，必须同时沿着“双途” 双轨迈进，仅仅依靠鼓励新企业进入而不约束 老企业的单轨方式来推动转轨，将会使国民经济增长受到严重影响。这是因为单轨 方式下，“为了持续地向没有自生能力4的国有企业转移资源，在其它条件不变的情 况下，要么要求政府改变财政政策的方向，从其它方面征税；要么要求政府动用其 它的非财政手段”（World Bank 2002, p.45）。这一点对于以“双轨制”为特征的我国 改革而言，既具有肯定的一面，也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第二，为了实现约束老企业、鼓励新企业的目的，需要特定的制度，但是，让 没有竞争力的老企业立即停工、破产，并且对破产企业的工人发放社会救济金的方 法也不是好办法 （World Bank 2002, p.xxi and p.37）。特别具有启迪性的是东德的例 子。柏林墙推倒、两德统一之后，西德的各项政治、经济、法律、社会等制度当即 就运用于东德，而且在1991-1997年期间东德每年还得到西德将近40%～60%的GDP 的经济援助，之后的援助也保持在西德 GDP 的 4%的水平上。另外东德还自动享有 西德在欧洲和世界范围内的各种贸易便利条件。如此有利的环境下，东德在 1990 年代的产出衰退比与其相邻的转轨经济体来得严重，而且东德的经济增长率属于欧 洲最低的行列，到 2000 年 GDP 仍未恢复到转轨前的水平。《10 年转轨》给出了两 方面的政策原因：首先，两德统一后，东德货币按照一比一的比率兑换为西德的货 币，高估了东德货币的币值；其次，在东德劳动生产率没有提高的情况下，将东德 工人的工资提高到同西德工人一样的水平上，削弱了前者的竞争力。结果，大量转 轨前遗留下来的资本因为生产率低而被关闭、废弃，工人靠西德的援助来支付失业 救济。而且，由于工资水平高，许多外国投资，包括西德的投资，越过了东德而投 到捷克、匈牙利、波兰等国，使得东德新企业的增长速度在转轨国家中位于最低的 水平，到 1999 年甚至不及西德的七分之一。东德的经验说明，在转轨过程中应该实 事求是地让工资保持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使大多数原来的企业仍能在竞争的市场中 继续生存，这样既可减低经济的衰退的幅度，又有利于新企业的进入带来经济的增 长。 沿着“双途”推进转轨所需制度的建立和所需政策的实施，都难以回避利益格 局的调整问题，所以《10 年转轨》的第三部分就政治体制对改革的影响问题从政治 经济学角度进行了讨论。改革推进到不同阶段会给各利益集团带来不同的结果。如 4 笔者之一就“自生能力”（Viability）这个概念，给出了正式的定义（Lin and Tan 1999; 林毅夫 2002a），并讨 论了这个概念的微观基础。《10 年转轨》中，有多处，特别是在涉及到企业的场合下，使用了“Viable”、 “Nonviable”和“Uunviable”的概念。应该指出的是，其含义和笔者之一定义的自生能力概念的含义是类似 的。不过《10 年转轨》没有深入地探讨该概念的微观基础，也没有以自生能力的概念建立框架来统领对其他
果改革的决心不大或者改革步骤设计不合理,那么就很容易被锁定在局部改革的低 水平均衡陷阱里:在老企业没有受到约束的条件下实行自由化改革,同时对新企业 的进入只是有选择地给予支持;更多的后续改革措施无法实施,改革无法最终完成。 为此,“政府必须可信,并有能力制约权重位高的权力寡头和内部人”。( World Bank 2002,p94)而政府是否具备这样的能力,又取决于其政治制度的性质。根据政治体 制的不同类型,《10年转轨》开出了应对改革的政治挑战的药方:(1)对于权力比 较集中的政治体制,应该动员潜在的改革受益者的支持;(2)对于受到战争冲击的 政治体制而言,要恢复稳定和降低不确定性;(3)对于非竞争性政治体制而言,要 充分利用国家能力的优势;(4)对竞争性民主体制而言,要因势利导,建立改革的 同盟。 从上面的介绍可以看出,比之于“华盛顿共识”,《10年转轨》注意到了转轨 的艰巨性,而且其所提出的放松增量因素市场进入限制方面的建议,无疑有利于市 场体系的建立和发育,这个建议和我国改革开放以后非国有经济快速发展所带来的 积极作用的经验一致。但是,转轨前的体制内生于原来的国有企业在开放、竞争的 市场中缺乏自生能力的问题,如果不首先彻底解决这些拥有存量资产的企业的市场 竞争能力问题,向市场经济的转轨就不能最终成功。这是我们接下来将要讨论的内 容 三、破解自生能力难题推动经济转轨加快经济增长 《10年转轨》讲述的增长故事——“双途记”,究其核心在于企业的自生能力 问题。该书当中也有多处直接使用了“有自生能力的企业”( Viable Enterprises)和“没 有自生能力的企业”( Nonviable Enterprises; Unviable- nterprises)等概念。但是,该 书本身及其所援引的背景文献均没有深入分析企业自生能力背后的决定因素。这就 决定了其对有关国家转轨期间增长绩效缺乏解释力,相应的改革建议值得进一步推 敲。下面我们从企业自生能力的决定因素入手,对《10年转轨》涉及的一些问题进 行讨论。 企业的自生能力及其决定因素 笔者之一定义了自生能力的概念( Lin and Tan1999;林毅夫2002a)。如果一个 企业通过正常的经营管理,不需政府的保护、补贴,即可预期能够在自由、开放和竞 争的市场中赚取社会可接受的正常利润,那么这个企业就是有自生能力的;否则,这 问题的分
7 果改革的决心不大或者改革步骤设计不合理，那么就很容易被锁定在局部改革的低 水平均衡陷阱里：在老企业没有受到约束的条件下实行自由化改革，同时对新企业 的进入只是有选择地给予支持；更多的后续改革措施无法实施，改革无法最终完成。 为此，“政府必须可信，并有能力制约权重位高的权力寡头和内部人”。(World Bank 2002, p.94) 而政府是否具备这样的能力，又取决于其政治制度的性质。根据政治体 制的不同类型，《10 年转轨》开出了应对改革的政治挑战的药方：（1）对于权力比 较集中的政治体制，应该动员潜在的改革受益者的支持；（2）对于受到战争冲击的 政治体制而言，要恢复稳定和降低不确定性；（3）对于非竞争性政治体制而言，要 充分利用国家能力的优势；（4）对竞争性民主体制而言，要因势利导，建立改革的 同盟。 从上面的介绍可以看出，比之于“华盛顿共识”，《10 年转轨》注意到了转轨 的艰巨性，而且其所提出的放松增量因素市场进入限制方面的建议，无疑有利于市 场体系的建立和发育，这个建议和我国改革开放以后非国有经济快速发展所带来的 积极作用的经验一致。但是，转轨前的体制内生于原来的国有企业在开放、竞争的 市场中缺乏自生能力的问题，如果不首先彻底解决这些拥有存量资产的企业的市场 竞争能力问题，向市场经济的转轨就不能最终成功。这是我们接下来将要讨论的内 容。 三、破解自生能力难题 推动经济转轨 加快经济增长 《10 年转轨》讲述的增长故事——“双途记”，究其核心在于企业的自生能力 问题。该书当中也有多处直接使用了“有自生能力的企业”(Viable Enterprises)和“没 有自生能力的企业”(Nonviable Enterprises; Unviable Enterprises)等概念。但是，该 书本身及其所援引的背景文献均没有深入分析企业自生能力背后的决定因素。这就 决定了其对有关国家转轨期间增长绩效缺乏解释力，相应的改革建议值得进一步推 敲。下面我们从企业自生能力的决定因素入手，对《10 年转轨》涉及的一些问题进 行讨论。 1、 企业的自生能力及其决定因素 笔者之一定义了自生能力的概念（Lin and Tan 1999; 林毅夫 2002a）。如果一个 企业通过正常的经营管理，不需政府的保护、补贴，即可预期能够在自由、开放和竞 争的市场中赚取社会可接受的正常利润，那么这个企业就是有自生能力的；否则，这 问题的分析
个企业就是没有自生能力的。 在一个竞争性的市场中,给定劳动和资本的相对价格,企业的自生能力取决于其 产业、产品、技术选择。如果一个企业进入到需要密集地使用该经济中相对稀缺进而 相对昂贵的生产要素的产业,并且采用相对昂贵的生产要素密集的技术来生产产品, 那么该企业生产成本水平就不能最小化,在竞争性市场中该企业就是没有自生能力 的。实际上,在一个自由、开放、竞争的市场经济中,一个企业是否具有自生能力 取决于它的产业、产品、技术选择和这个经济的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是 否一致而定。如果不一致,那么,在一个开放、竞争的市场中,即使这个企业的管 理是正常的,也不能预期其能获得可以接受的利润水平,这个企业的生存有赖于国 家的保护和补贴5。 现实生活中,政府的发展战略和管制政策将对企业的自生能力产生重大影响。 如果企业的微观生产行为和竞争性的市场体系没有受到政府的干预,那么,要素禀 赋结构的特性将决定要素的相对价格,市场中的各行各业的企业都将根据要素的相 对价格,从成本最小化的目标出发,选择合适的生产要素投入结构来生产产品,进 而,这些企业也是有自生能力的。但如果政府推行赶超型的发展战略,违背要素禀 赋结构决定的比较优势,干预企业的产业、产品和生产要素投入结构选择,要求企 业进入那些密集使用稀缺生产要素的产业、生产那些密集使用稀缺生产要素的产品 或者要求企业在给定产品的生产中选择密集使用稀缺要素的生产方式,那么,受到 干预的企业在开放、竞争的市场中,成本就无法最小化,而失去自生能力,如果没 有政府提供的各种保护措施,这样的企业即使有正常的管理水平和精巧的治理结构, 在竞争性的市场中也无法获得社会可接受的预期利润率。 政府干预而导致企业没有自生能力的现象,在前苏联和东欧、拉美、印度、东 5当然,自生能力概念所指的是企业获得预期利润的能力。在竞争性的市场体系中,并不是所有具有自生能力 的企业都能够获得实实在在的利润,因为在一个竞争性的市场里,企业的经营管理水平、宏观经济波动导致的 市场变化情况以及其他因素都将影响其最终盈利能力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企业建立的年限和其自生能力之间,没有直接的关系。从可能性上讲,老企业的产 业、产品和技术结构可能符合成本最小化的要求而具有自生能力:新企业也可能不具备自生能力。当然,老 企业建立之初面对的要素和产品价格发生变化之后,如果老企业没有相应调整产品和要素投入结构,那么老 企业将不再具有自生能力。企业的所有制和自生能力也没有因果关系。国有企业并非一定没有自生能力,如 果从一开始建立就进入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用成本最小化的要素投入结构,生产符合比较优势的产品,那 么,它是有自生能力的,面对自由、开放的市场竞争并不需要任何政府补贴,只要有正常的管理,即可获得 正常的利润。法国的雷诺汽车公司是一家国有公司,它能够收购日本私有的日产汽车公司,就说明了这一点 另一方面,即使是私有企业,也可能不具有自生能力。比如日本的水稻生产是高度土地密集和劳动密集的, 但是一旦日本粮食市场开放,这些私有的稻农必然难以为继:再比如南美洲和印度大量担负进口替代任务的 私有企业,以及东欧和前苏联私有化之后的企业,也是没有自生能力的。究其原因在于,这些企业建立之初 受到政府以优惠价格提供的资本,所以其生产投入结构的资本密集度和其他同类私有企业相比,一定来得 更高,这就潜藏了没有自生能力的问题。而一旦政府的资本成本补贴或产品市场垄断的保护取消,那么原来 受补贴、保护的企业在竞争性市场中将因为成本水平高于同类企业而竞争不过后者,进而使得自生能力问题 凸现出来
8 个企业就是没有自生能力的。 在一个竞争性的市场中，给定劳动和资本的相对价格，企业的自生能力取决于其 产业、产品、技术选择。如果一个企业进入到需要密集地使用该经济中相对稀缺进而 相对昂贵的生产要素的产业，并且采用相对昂贵的生产要素密集的技术来生产产品， 那么该企业生产成本水平就不能最小化，在竞争性市场中该企业就是没有自生能力 的。实际上，在一个自由、开放、竞争的市场经济中，一个企业是否具有自生能力 取决于它的产业、产品、技术选择和这个经济的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是 否一致而定。如果不一致，那么，在一个开放、竞争的市场中，即使这个企业的管 理是正常的，也不能预期其能获得可以接受的利润水平，这个企业的生存有赖于国 家的保护和补贴5。 现实生活中，政府的发展战略和管制政策将对企业的自生能力产生重大影响。 如果企业的微观生产行为和竞争性的市场体系没有受到政府的干预，那么，要素禀 赋结构的特性将决定要素的相对价格，市场中的各行各业的企业都将根据要素的相 对价格，从成本最小化的目标出发，选择合适的生产要素投入结构来生产产品，进 而，这些企业也是有自生能力的。但如果政府推行赶超型的发展战略，违背要素禀 赋结构决定的比较优势，干预企业的产业、产品和生产要素投入结构选择，要求企 业进入那些密集使用稀缺生产要素的产业、生产那些密集使用稀缺生产要素的产品， 或者要求企业在给定产品的生产中选择密集使用稀缺要素的生产方式，那么，受到 干预的企业在开放、竞争的市场中，成本就无法最小化，而失去自生能力，如果没 有政府提供的各种保护措施，这样的企业即使有正常的管理水平和精巧的治理结构， 在竞争性的市场中也无法获得社会可接受的预期利润率。6 政府干预而导致企业没有自生能力的现象，在前苏联和东欧、拉美、印度、东 5当然，自生能力概念所指的是企业获得预期利润的能力。在竞争性的市场体系中，并不是所有具有自生能力 的企业都能够获得实实在在的利润，因为在一个竞争性的市场里，企业的经营管理水平、宏观经济波动导致的 市场变化情况以及其他因素都将影响其最终盈利能力。 6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企业建立的年限和其自生能力之间，没有直接的关系。从可能性上讲，老企业的产 业、产品和技术结构可能符合成本最小化的要求而具有自生能力；新企业也可能不具备自生能力。当然，老 企业建立之初面对的要素和产品价格发生变化之后，如果老企业没有相应调整产品和要素投入结构，那么老 企业将不再具有自生能力。企业的所有制和自生能力也没有因果关系。国有企业并非一定没有自生能力，如 果从一开始建立就进入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用成本最小化的要素投入结构，生产符合比较优势的产品，那 么，它是有自生能力的，面对自由、开放的市场竞争并不需要任何政府补贴，只要有正常的管理，即可获得 正常的利润。法国的雷诺汽车公司是一家国有公司，它能够收购日本私有的日产汽车公司，就说明了这一点。 另一方面，即使是私有企业，也可能不具有自生能力。比如日本的水稻生产是高度土地密集和劳动密集的， 但是一旦日本粮食市场开放，这些私有的稻农必然难以为继；再比如南美洲和印度大量担负进口替代任务的 私有企业，以及东欧和前苏联私有化之后的企业，也是没有自生能力的。究其原因在于，这些企业建立之初 享受到政府以优惠价格提供的资本，所以其生产投入结构的资本密集度和其他同类私有企业相比，一定来得 更高，这就潜藏了没有自生能力的问题。而一旦政府的资本成本补贴或产品市场垄断的保护取消，那么原来 受补贴、保护的企业在竞争性市场中将因为成本水平高于同类企业而竞争不过后者，进而使得自生能力问题 凸现出来
亚的社会主义国家当中大量存在。这些国家经济体系中政府对价格的扭曲、资源配 置的行政干预等实际上是内生于保护、补贴政府所支持、发展的没有自生能力的企 业的需要。标准的新古典经济学将企业具有自生能力视为当然前提(林毅夫2002b), 这在分析发达、成熟的市场经济时无可厚非。但在设计计划经济转轨道路时,将计 划经济当中原有企业具有自生能力视为当然前提,则从一开始就是误导的。我们评 价转轨经济体的绩效时,也应该从初始条件中的自生能力情形展开分析。 2、作为转轨初始条件的自生能力问题 和《世界发展报告19%6》一样,《10年转轨》将一系列初始条件作为增长绩效 的重要解释变量。在这些初始条件变量中,有些是纯粹的外生变量,比如自然禀赋 状况和地理位置。这些纯粹的外生变量对经济增长固然有一定影响,但是,这种影 响在长期内并不是最重要的。世界经济史中有不少例证说明了这一点。除了上述纯 粹的外生变量之外,《10年转轨》给出的另外一些初始条件变量实际上是以往体制、 发展过程以及政策内生决定的结果,这些初始条件变量可以由自生能力问题来解释 (林毅夫2002ab)。下面我们详细分析 首先分析《10年转轨》中涉及的工业化水平、收入水平等“结构变量”。我们 认为,要正确全面地理解工业化水平和收入水平对未来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必须 理解背后的微观基础。比如说新古典经济增长的收敛机制假说认为,在所有经济都 只有一个产业部门并且使用相同的技术的假设前提和资本边际报酬递减规律的作用 下,初始收入水平低的经济体在未来的收入增长潜在速度,较之初始收入水平高的 经济体来得更快。根据这个假说暗含的前提不存在企业的产业、产品、技术选择的 问题,也就不存在企业的自生能力的问题。但是,现实的经济是多产业、多产品、 多技术选择的,如果一个初始收入水平低的经济体中,许多企业是没有自生能力的, 那么这个收敛机制的作用就会大打折扣。7具体到前苏联和东欧国家,它们为了在相 对落后的要素禀赋结构的条件下快速推进资本密集的重工业化,形成了“斯大林体 制”。尽管转轨之前的时期里“斯大林体制”在快速重工业化方面取得了一定程度的 成功,但是这些国家中承担重工业化建设任务的国有企业是没有自生能力的。8从这 个角度来看,东欧和前苏联等国家在转轨开始时的工业化水平、收入水平以及转轨 前的经济增长率等初始条件变量,都不能从一般的经济学意义上去理解,不能和市 7参阅笔者之一对跨国经验的研究(林毅夫2002a),以及笔者对中国大陆29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在1978~ 2000年期间的经济增长情况的实证研究(林毅夫刘培林2003),两者都支持这个判断。 前苏联由于自身的自然资源和人口规模的优势,以及在原“经互会”体制下,可以通过不平等的贸易条件从 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中攫取了不少利益,从而使得前苏联可以发展比其他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更加资本密集的产 业、产品和技术结构。在开始转型以后,前苏联的企业自生能力问题就更加突出
9 亚的社会主义国家当中大量存在。这些国家经济体系中政府对价格的扭曲、资源配 置的行政干预等实际上是内生于保护、补贴政府所支持、发展的没有自生能力的企 业的需要。标准的新古典经济学将企业具有自生能力视为当然前提（林毅夫 2002b）， 这在分析发达、成熟的市场经济时无可厚非。但在设计计划经济转轨道路时，将计 划经济当中原有企业具有自生能力视为当然前提，则从一开始就是误导的。我们评 价转轨经济体的绩效时，也应该从初始条件中的自生能力情形展开分析。 2、 作为转轨初始条件的自生能力问题 和《世界发展报告 1996》一样，《10 年转轨》将一系列初始条件作为增长绩效 的重要解释变量。在这些初始条件变量中，有些是纯粹的外生变量，比如自然禀赋 状况和地理位置。这些纯粹的外生变量对经济增长固然有一定影响，但是，这种影 响在长期内并不是最重要的。世界经济史中有不少例证说明了这一点。除了上述纯 粹的外生变量之外，《10 年转轨》给出的另外一些初始条件变量实际上是以往体制、 发展过程以及政策内生决定的结果，这些初始条件变量可以由自生能力问题来解释 （林毅夫 2002a,b）。下面我们详细分析。 首先分析《10 年转轨》中涉及的工业化水平、收入水平等“结构变量”。我们 认为，要正确全面地理解工业化水平和收入水平对未来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必须 理解背后的微观基础。比如说新古典经济增长的收敛机制假说认为，在所有经济都 只有一个产业部门并且使用相同的技术的假设前提和资本边际报酬递减规律的作用 下，初始收入水平低的经济体在未来的收入增长潜在速度，较之初始收入水平高的 经济体来得更快。根据这个假说暗含的前提不存在企业的产业、产品、技术选择的 问题，也就不存在企业的自生能力的问题。但是，现实的经济是多产业、多产品、 多技术选择的，如果一个初始收入水平低的经济体中，许多企业是没有自生能力的， 那么这个收敛机制的作用就会大打折扣。7具体到前苏联和东欧国家，它们为了在相 对落后的要素禀赋结构的条件下快速推进资本密集的重工业化，形成了“斯大林体 制”。尽管转轨之前的时期里“斯大林体制”在快速重工业化方面取得了一定程度的 成功，但是这些国家中承担重工业化建设任务的国有企业是没有自生能力的。8从这 个角度来看，东欧和前苏联等国家在转轨开始时的工业化水平、收入水平以及转轨 前的经济增长率等初始条件变量，都不能从一般的经济学意义上去理解，不能和市 7 参阅笔者之一对跨国经验的研究（林毅夫 2002a），以及笔者对中国大陆 29 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在 1978～ 2000 年期间的经济增长情况的实证研究（林毅夫 刘培林 2003），两者都支持这个判断。 8 前苏联由于自身的自然资源和人口规模的优势，以及在原“经互会”体制下，可以通过不平等的贸易条件从 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中攫取了不少利益，从而使得前苏联可以发展比其他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更加资本密集的产 业、产品和技术结构。在开始转型以后，前苏联的企业自生能力问题就更加突出
场运作不受政府干预的国家中的情形等同视之。这一点可以从《10年转轨》中给出 的事实中得到印证。转轨以前这些国家的工业化比例都比同样收入水平的市场经济 国家高。但是,东欧和前苏联各加盟共和国的收入水平和工业化水平都是以没有自 生能力的企业作为微观基础的,转轨以来,这些国家的总产出都下降了,同时工业 比重也都下降了。( World Bank2002)其原因正是没有自生能力的企业的萎缩,这 实际上是转轨以来经济体系的自我矫正。9 接下来,我们讨论初始条件中的“扭曲”。大量国有企业没有自生能力是问题 的根源,但并不是问题的全部。为了使没有自生能力的企业得以建立和生存,政府 必然要扭曲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以保护、补贴这些企业(林毅夫等1994)。《10年转 轨》中用贸易依存度、隐性通胀率和汇率扭曲等度量和刻画这种扭曲。如果按照“华 盛顿共识”来考察这些扭曲,其结论是:这些扭曲降低了市场的竞争和企业改善经 营管理的积极性,对未来经济增长具有负面影响,以完善的市场体系的标准来衡量, 所有这些扭曲都是改革的对象,必须越快、越彻底革除越好。而且“华盛顿共识” 持有者还相信,“休克疗法”可以在很短的时间里将这些初始条件革除。10 而按照自生能力的分析框架,这些扭曲对经济的影响不能孤立地就事论事地分 析,而应该和自生能力问题本身结合起来,从两方面来看待初始条件中的扭曲: 方面,要认识到这些扭曲对新的具有自生能力企业的影响:另一方面,也要考虑这 些扭曲对没有自生能力的老企业的影响,两种影响的综合效果决定着革除扭曲的措 施对国民经济的最终效果。具体而言,既然初始的各种扭曲是内生于为了保护大量 没有自生能力的企业的需要,那么,矫正初始条件中的各种市场条件的扭曲之后, 如果没有自生能力的企业不能马上退出,并将所占的资源和生产要素转移到新的有 自生能力的企业,那么为了继续维持没有自生能力的企业生存的资源耗费所带来的 负面影响,实际上会远远超过矫正扭曲之后诱致的新生经济力量的正面贡献。这是 因为既然改革前的各种扭曲是企业缺乏自生能力条件下内生决定的制度安排,相对 于完全竞争的市场制度,这些扭曲是一种次优( second best)选择。在企业的自生 能力没有得到解决的情况下,对这些扭曲的改变,造成的结果是三优、四优,而不 是首优( first best)。所以,并不是越快地矫正这些扭曲,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就 越大。这正是中国渐进式改革道路的合理性之所在。 9自生能力分析框架可以解释转轨以来前苏联和东欧国家的产出下降,但是,其他增长理论在解释这个典型事 实方面,却力有不逮。因为,无论是新古典增长理论框架还是新增长理论框架,要解释产出在相当长时期内 的衰退,必须借助于足以导致物质或者人力资本灭失的外生冲击变量。而转轨经济体却没有发生这样的资本 10经验事实反证了“休克疗法”建议者的错误。这是因为,如果“休克疗法”能够在短期内见效,那么,无论 什么样的初始条件,对未来的影响都是无足轻重的。但是《10年转轨》的研究表明,各种初始扭曲的影响甚 至在1990年代后半期还继续存在。( World bank2002,p20)
10 场运作不受政府干预的国家中的情形等同视之。这一点可以从《10 年转轨》中给出 的事实中得到印证。转轨以前这些国家的工业化比例都比同样收入水平的市场经济 国家高。但是，东欧和前苏联各加盟共和国的收入水平和工业化水平都是以没有自 生能力的企业作为微观基础的，转轨以来，这些国家的总产出都下降了，同时工业 比重也都下降了。（World Bank 2002）其原因正是没有自生能力的企业的萎缩，这 实际上是转轨以来经济体系的自我矫正。9 接下来，我们讨论初始条件中的“扭曲”。大量国有企业没有自生能力是问题 的根源，但并不是问题的全部。为了使没有自生能力的企业得以建立和生存，政府 必然要扭曲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以保护、补贴这些企业（林毅夫等 1994）。《10 年转 轨》中用贸易依存度、隐性通胀率和汇率扭曲等度量和刻画这种扭曲。如果按照“华 盛顿共识”来考察这些扭曲，其结论是：这些扭曲降低了市场的竞争和企业改善经 营管理的积极性，对未来经济增长具有负面影响，以完善的市场体系的标准来衡量， 所有这些扭曲都是改革的对象，必须越快、越彻底革除越好。而且“华盛顿共识” 持有者还相信，“休克疗法”可以在很短的时间里将这些初始条件革除。10 而按照自生能力的分析框架，这些扭曲对经济的影响不能孤立地就事论事地分 析，而应该和自生能力问题本身结合起来，从两方面来看待初始条件中的扭曲：一 方面，要认识到这些扭曲对新的具有自生能力企业的影响；另一方面，也要考虑这 些扭曲对没有自生能力的老企业的影响，两种影响的综合效果决定着革除扭曲的措 施对国民经济的最终效果。具体而言，既然初始的各种扭曲是内生于为了保护大量 没有自生能力的企业的需要，那么，矫正初始条件中的各种市场条件的扭曲之后， 如果没有自生能力的企业不能马上退出，并将所占的资源和生产要素转移到新的有 自生能力的企业，那么为了继续维持没有自生能力的企业生存的资源耗费所带来的 负面影响，实际上会远远超过矫正扭曲之后诱致的新生经济力量的正面贡献。这是 因为既然改革前的各种扭曲是企业缺乏自生能力条件下内生决定的制度安排，相对 于完全竞争的市场制度，这些扭曲是一种次优（second best）选择。在企业的自生 能力没有得到解决的情况下，对这些扭曲的改变，造成的结果是三优、四优，而不 是首优（first best）。所以，并不是越快地矫正这些扭曲，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就 越大。这正是中国渐进式改革道路的合理性之所在。 9 自生能力分析框架可以解释转轨以来前苏联和东欧国家的产出下降，但是，其他增长理论在解释这个典型事 实方面，却力有不逮。因为，无论是新古典增长理论框架还是新增长理论框架，要解释产出在相当长时期内 的衰退，必须借助于足以导致物质或者人力资本灭失的外生冲击变量。而转轨经济体却没有发生这样的资本 灭失。 10 经验事实反证了“休克疗法”建议者的错误。这是因为，如果“休克疗法”能够在短期内见效，那么，无论 什么样的初始条件，对未来的影响都是无足轻重的。但是《10 年转轨》的研究表明，各种初始扭曲的影响甚 至在 1990 年代后半期还继续存在。（World Bank 2002, p.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