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的社会主义国家当中大量存在。这些国家经济体系中政府对价格的扭曲、资源配 置的行政干预等实际上是内生于保护、补贴政府所支持、发展的没有自生能力的企 业的需要。标准的新古典经济学将企业具有自生能力视为当然前提(林毅夫2002b), 这在分析发达、成熟的市场经济时无可厚非。但在设计计划经济转轨道路时,将计 划经济当中原有企业具有自生能力视为当然前提,则从一开始就是误导的。我们评 价转轨经济体的绩效时,也应该从初始条件中的自生能力情形展开分析。 2、作为转轨初始条件的自生能力问题 和《世界发展报告19%6》一样,《10年转轨》将一系列初始条件作为增长绩效 的重要解释变量。在这些初始条件变量中,有些是纯粹的外生变量,比如自然禀赋 状况和地理位置。这些纯粹的外生变量对经济增长固然有一定影响,但是,这种影 响在长期内并不是最重要的。世界经济史中有不少例证说明了这一点。除了上述纯 粹的外生变量之外,《10年转轨》给出的另外一些初始条件变量实际上是以往体制、 发展过程以及政策内生决定的结果,这些初始条件变量可以由自生能力问题来解释 (林毅夫2002ab)。下面我们详细分析 首先分析《10年转轨》中涉及的工业化水平、收入水平等“结构变量”。我们 认为,要正确全面地理解工业化水平和收入水平对未来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必须 理解背后的微观基础。比如说新古典经济增长的收敛机制假说认为,在所有经济都 只有一个产业部门并且使用相同的技术的假设前提和资本边际报酬递减规律的作用 下,初始收入水平低的经济体在未来的收入增长潜在速度,较之初始收入水平高的 经济体来得更快。根据这个假说暗含的前提不存在企业的产业、产品、技术选择的 问题,也就不存在企业的自生能力的问题。但是,现实的经济是多产业、多产品、 多技术选择的,如果一个初始收入水平低的经济体中,许多企业是没有自生能力的, 那么这个收敛机制的作用就会大打折扣。7具体到前苏联和东欧国家,它们为了在相 对落后的要素禀赋结构的条件下快速推进资本密集的重工业化,形成了“斯大林体 制”。尽管转轨之前的时期里“斯大林体制”在快速重工业化方面取得了一定程度的 成功,但是这些国家中承担重工业化建设任务的国有企业是没有自生能力的。8从这 个角度来看,东欧和前苏联等国家在转轨开始时的工业化水平、收入水平以及转轨 前的经济增长率等初始条件变量,都不能从一般的经济学意义上去理解,不能和市 7参阅笔者之一对跨国经验的研究(林毅夫2002a),以及笔者对中国大陆29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在1978~ 2000年期间的经济增长情况的实证研究(林毅夫刘培林2003),两者都支持这个判断。 前苏联由于自身的自然资源和人口规模的优势,以及在原“经互会”体制下,可以通过不平等的贸易条件从 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中攫取了不少利益,从而使得前苏联可以发展比其他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更加资本密集的产 业、产品和技术结构。在开始转型以后,前苏联的企业自生能力问题就更加突出9 亚的社会主义国家当中大量存在。这些国家经济体系中政府对价格的扭曲、资源配 置的行政干预等实际上是内生于保护、补贴政府所支持、发展的没有自生能力的企 业的需要。标准的新古典经济学将企业具有自生能力视为当然前提（林毅夫 2002b）， 这在分析发达、成熟的市场经济时无可厚非。但在设计计划经济转轨道路时，将计 划经济当中原有企业具有自生能力视为当然前提，则从一开始就是误导的。我们评 价转轨经济体的绩效时，也应该从初始条件中的自生能力情形展开分析。 2、 作为转轨初始条件的自生能力问题 和《世界发展报告 1996》一样，《10 年转轨》将一系列初始条件作为增长绩效 的重要解释变量。在这些初始条件变量中，有些是纯粹的外生变量，比如自然禀赋 状况和地理位置。这些纯粹的外生变量对经济增长固然有一定影响，但是，这种影 响在长期内并不是最重要的。世界经济史中有不少例证说明了这一点。除了上述纯 粹的外生变量之外，《10 年转轨》给出的另外一些初始条件变量实际上是以往体制、 发展过程以及政策内生决定的结果，这些初始条件变量可以由自生能力问题来解释 （林毅夫 2002a,b）。下面我们详细分析。 首先分析《10 年转轨》中涉及的工业化水平、收入水平等“结构变量”。我们 认为，要正确全面地理解工业化水平和收入水平对未来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必须 理解背后的微观基础。比如说新古典经济增长的收敛机制假说认为，在所有经济都 只有一个产业部门并且使用相同的技术的假设前提和资本边际报酬递减规律的作用 下，初始收入水平低的经济体在未来的收入增长潜在速度，较之初始收入水平高的 经济体来得更快。根据这个假说暗含的前提不存在企业的产业、产品、技术选择的 问题，也就不存在企业的自生能力的问题。但是，现实的经济是多产业、多产品、 多技术选择的，如果一个初始收入水平低的经济体中，许多企业是没有自生能力的， 那么这个收敛机制的作用就会大打折扣。7具体到前苏联和东欧国家，它们为了在相 对落后的要素禀赋结构的条件下快速推进资本密集的重工业化，形成了“斯大林体 制”。尽管转轨之前的时期里“斯大林体制”在快速重工业化方面取得了一定程度的 成功，但是这些国家中承担重工业化建设任务的国有企业是没有自生能力的。8从这 个角度来看，东欧和前苏联等国家在转轨开始时的工业化水平、收入水平以及转轨 前的经济增长率等初始条件变量，都不能从一般的经济学意义上去理解，不能和市 7 参阅笔者之一对跨国经验的研究（林毅夫 2002a），以及笔者对中国大陆 29 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在 1978～ 2000 年期间的经济增长情况的实证研究（林毅夫 刘培林 2003），两者都支持这个判断。 8 前苏联由于自身的自然资源和人口规模的优势，以及在原“经互会”体制下，可以通过不平等的贸易条件从 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中攫取了不少利益，从而使得前苏联可以发展比其他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更加资本密集的产 业、产品和技术结构。在开始转型以后，前苏联的企业自生能力问题就更加突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