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左翼文艺是为工农大众服务的,文艺大众化的问题必然提到首要的地位。“左联”成立 后,就设有“文艺大众化研究会”。1931年,左联执委会在题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新任 务》的决议中,明确规定“文学的大众化”是建设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第一个重大的问题”。大 众化问题是左翼文艺理论的焦点之一,鲁迅、郭沫若、冯乃超、郑伯奇、沈端先、华汉(阳翰 笙)、瞿秋白、冯雪峰、茅盾、周扬等先后都发表过文章,参与了这一问题的讨论。冯雪峰(洛 扬)认为:“‘文艺大众化’不是一句空话,也不是一个笼统的问题。“文学大众化’,是目前中 国普罗革命文学运动的非常紧迫的任务。”并说:“‘文学大众化’,一方面要提高大众的文学修 养,一方面要我们在作品上除去那些没有使大众理解的必要的非大众性的东西,同时渗进新的大众 的要求,使作品和群众的要求接近 《论文学的大众化》,《文学》1933年7月第1卷第1期)为 了使革命文艺能够为大众所接受,许多人都主张采用大众所熟悉的旧形式。瞿秋白则认为,在旧形 式中应加入新成分。他说:“革命的大众文艺在开始的时候必须利用旧的形式的优点—一群众读惯 的那种小说诗歌戏剧,一一逐渐的加入新的成分养成群众的新的习惯,同着群众一块儿去提高艺术 的程度。”(《关于革命的反帝大众文艺的工作》,《文学导报》第1卷第6、7期合刊)鲁迅在 《论“旧形式的采用”》一文中指出既不能一味搬用旧形式,也不能全盘加以否定。他认为:“旧 形式的采取,必有所删除,既有删除,必有所增益,这结果是新形式的出现,也就是变革。”鲁迅 的见解是辩证的,他把握住了艺术形式的发展规律。包括鲁迅在内的左联作家,也写了一些大众文 学作品,如魯迅的《好东西歌》、《南京民谣》,瞿秋白的《东洋人出兵》、《上海打仗景致》 等。此时的大众化文学虽因条件尚未成熟没有能够取得成功,但“左联”作家关于大众化问题的讨 论则对文艺大众化运动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以“左联”为核心的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十分重视创作方法的革新。在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创导初 期,创造社成员激烈地宣布告别他们曾极力张扬的浪漫主义,独尊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将现实主义 与其他创作方法对立起来。1931年前后,“左联”的理论家们从前苏联的“拉普”理论家那儿接受 了“唯物辩证法创作方法”,以政治、哲学代替艺术,将世界观等同于创作方法,在批判“革命的 浪漫蒂克”的思想情调时,再次否定作为文学的基本创作方法之一的浪漫主义。1933年9月,周扬介 绍了1932年10月全苏作家同盟组织委员会第一次大会上清算“拉普”错误的情况,并于11月发表 《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第一次向国内介绍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方法 批判了“唯物辩证法创作方法”的错误。周扬从理论上详尽阐发“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的基本 原则:“真实性”是“不能缺少的前提”;应注意创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在发展中、 运动中去认识和反映现实”;“把为人类的更好的将来而斗争的精神灌输给读者”;这是“为大众 的文学”,“具有为大众所理解的明确性与单纯性”。文章还指出,浪漫主义为“社会主义现实主 义”所包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在“不同的创作方法和倾向竞争中去实现的”。“社会主义 现实主义”作为一种新的创作方法,其影响比以往其他方法更加巨大而深远,甚至一直延续到当 代 “左联”也存在一些缺失,主要表现在:政治上的冒险主义,理论上有生搬硬套的教条主义倾 向,未能把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同中国文学运动的实际很好地结合起来;组织上犯有一定的关门主 义和宗派主义错误,没有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文艺工作者;创作中不少作品流露出严重的小资产阶 级思想意识,有些作品违背了文艺创作规律,有公式化、概念化的弱点。 四、两个口号的论争 关于“国防文学”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两个口号之间的论争,主要集中在1936年。 在这两个口号正式提出之前,文艺界就已出现过类似的口号。1931年“九·一八”后,日本帝国主义 步步进逼的武装侵略,激起了中国人民抗日救亡的怒潮。随着爱国浪潮的不断扩展,在文坛上出现既然左翼文艺是为工农大众服务的，文艺大众化的问题必然提到首要的地位。“左联”成立 后，就设有“文艺大众化研究会”。1931年，左联执委会在题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新任 务》的决议中，明确规定“文学的大众化”是建设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第一个重大的问题”。大 众化问题是左翼文艺理论的焦点之一，鲁迅、郭沫若、冯乃超、郑伯奇、沈端先、华汉（阳翰 笙）、瞿秋白、冯雪峰、茅盾、周扬等先后都发表过文章，参与了这一问题的讨论。冯雪峰（洛 扬）认为：“‘文艺大众化’不是一句空话，也不是一个笼统的问题。‘文学大众化’，是目前中 国普罗革命文学运动的非常紧迫的任务。”并说：“‘文学大众化’，一方面要提高大众的文学修 养，一方面要我们在作品上除去那些没有使大众理解的必要的非大众性的东西，同时渗进新的大众 的要求，使作品和群众的要求接近。”（《论文学的大众化》，《文学》1933年7月第1卷第1期）为 了使革命文艺能够为大众所接受，许多人都主张采用大众所熟悉的旧形式。瞿秋白则认为，在旧形 式中应加入新成分。他说：“革命的大众文艺在开始的时候必须利用旧的形式的优点——群众读惯 的那种小说诗歌戏剧，——逐渐的加入新的成分养成群众的新的习惯，同着群众一块儿去提高艺术 的程度。”（《关于革命的反帝大众文艺的工作》，《文学导报》第1卷第6、7期合刊）鲁迅在 《论“旧形式的采用”》一文中指出既不能一味搬用旧形式，也不能全盘加以否定。他认为：“旧 形式的采取，必有所删除，既有删除，必有所增益，这结果是新形式的出现，也就是变革。”鲁迅 的见解是辩证的，他把握住了艺术形式的发展规律。包括鲁迅在内的左联作家，也写了一些大众文 学作品，如鲁迅的《好东西歌》、《南京民谣》，瞿秋白的《东洋人出兵》、《上海打仗景致》 等。此时的大众化文学虽因条件尚未成熟没有能够取得成功，但“左联”作家关于大众化问题的讨 论则对文艺大众化运动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以“左联”为核心的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十分重视创作方法的革新。在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创导初 期，创造社成员激烈地宣布告别他们曾极力张扬的浪漫主义，独尊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将现实主义 与其他创作方法对立起来。1931年前后，“左联”的理论家们从前苏联的“拉普”理论家那儿接受 了“唯物辩证法创作方法”，以政治、哲学代替艺术，将世界观等同于创作方法，在批判“革命的 浪漫蒂克”的思想情调时，再次否定作为文学的基本创作方法之一的浪漫主义。1933年9月，周扬介 绍了1932年10月全苏作家同盟组织委员会第一次大会上清算“拉普”错误的情况，并于11月发表 《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第一次向国内介绍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方法， 批判了“唯物辩证法创作方法”的错误。周扬从理论上详尽阐发“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的基本 原则：“真实性”是“不能缺少的前提”；应注意创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在发展中、 运动中去认识和反映现实”；“把为人类的更好的将来而斗争的精神灌输给读者”；这是“为大众 的文学”，“具有为大众所理解的明确性与单纯性”。文章还指出，浪漫主义为“社会主义现实主 义”所包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在“不同的创作方法和倾向竞争中去实现的”。“社会主义 现实主义”作为一种新的创作方法，其影响比以往其他方法更加巨大而深远，甚至一直延续到当 代。 “左联”也存在一些缺失，主要表现在：政治上的冒险主义，理论上有生搬硬套的教条主义倾 向，未能把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同中国文学运动的实际很好地结合起来；组织上犯有一定的关门主 义和宗派主义错误，没有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文艺工作者；创作中不少作品流露出严重的小资产阶 级思想意识，有些作品违背了文艺创作规律，有公式化、概念化的弱点。 四、两个口号的论争 关于“国防文学”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两个口号之间的论争，主要集中在1936年。 在这两个口号正式提出之前，文艺界就已出现过类似的口号。1931年“九•一八”后，日本帝国主义 步步进逼的武装侵略，激起了中国人民抗日救亡的怒潮。随着爱国浪潮的不断扩展，在文坛上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