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理论视野下的民族文论研究 发布时间:20080518浏览次数:265 马克思主义理论视野下的民族文论研究 建国后,学术研究和社会生活一样,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古代文论的研究也发生了革命性的变革 20世纪上半叶,中国文学批评史(古代文论)在近现代西方理论的烛照下,迅速兴起,并确立了独立的学科地 位。经过三十年代的蓬勃发展,到了四十年代后期,已开始有研究者提出参劃人我,辨别异同,探究古代文论民族 特征的新课题,朱光潜、傅庚生、钱钟书、王瑶都注重在西方文艺理论背景下,凸现中国传统文论自身的特征,例 如王瑶1950年还强调扩大中国文学批评史硏究的范围和眼界,研究批评史不能和文学史的发展脱离开来[1l但 是,这个新课题在建国后并没有得到继续,相反,建国初一段时间内,强调科学硏究工作者的思想改造,强调以马 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克服过去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世界观,文学研究领域则号召全面学习 苏联文学理论,以苏联文学经验为榜样,用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观点和方法为指导去研究文学,包括研究古代文 学,因此,产生于封建时代的古代文学理论,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光辉的掩映之下,就显得微不足道了,甚至还 带有封建性糟粕。因此,建国初,古代文学理论并没有进入研究者的学术视野,受到学术界的冷落。文艺学教学中 也是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为核心,或者称引欧洲古代、近代的文艺理论,闭口不谈中国古代的文学理论。这种现 象到1955年后开始渐渐地得到改变。195年发表了许可的《读〈文心雕龙〉》[2和李希凡的《正确估计《红楼 梦》中脂砚斋评"的意义》(3],是当时仅见的古文论硏究文章。1956年,“双百"方针提出后,有学者意识到阐释中 国古代文学,需要参考古代文论。苏仲翔的《莺啼处处同》μ4隄岀把钟嵘《诗品》以下,至近人《石遗室诗话》 《顾曲麈谈》、《人间词话》、《谈艺录》止的诗文评论,选印一套,作为参考书。陶君起《扩大古典文学的研究 范围》5也提出重视古代文论研究的问题 我认为扩大古典文学的研究范围,是完全可以做到的。不但对祖国古代许多作家和作品要研究,即如前人谈写作方 法与经验的一些理论,也值得硏究。如曹丕、刘勰、钟嵘、沈约,直到淸末的黄遵宪等人,都写过不少关于诗文写 作方法的理论,尽管不完整,或者还夹有不正确的东西,但我们如果分别加以整理和研究,都有很大的意义。他们 经常接触到文学要“言之有物的问题。有时对于前代文学作品的批评,也不无深刻而精到的见解。可是像这样的传 统的经验方法和文学批评,目前还很少有人去研究,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缺点。 此时,古代文论硏究之所以能够得到硏究者的重视,除了当时理论空气的轻松活跃之外,一个主要原因是文学硏究 界意识到了完全抛弃民族自身的理论,而单纯运用国外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并不能够清楚阐释中国古代的文学 现象。邹酆批评当前文艺学教学忽视中国古代文论,是"令人奇怪的现象”,批评解放以来对待古代文学理论的虚无 主义态度,热情肯定古代文学一样,作为优秀的古代文学经验的概括与总结的我国古代文学理论,也是无限丰 富的",“全部文学史证明,我国古代文学理论的宝库是极其光辉灿烂富丽堂皇的,我国古代的文学理论,比之于欧 洲文学理论,也是毫无愧色,可以作为人类精神财富优秀的一部分,而走进世界文学之林的。所以今天文学硏究 工作者的重大任务就在于,“打开我国古代文学理论的宝库从中吸取营养,用以丰富我们新文学的理论与创作"(6J 应杰、安伦的《整理和硏究我国古代文艺理论遗产》□,提出了学习苏联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应和我国古代文学理论 结合起来,以解决我们自己的问题,“把苏联的文艺理论种植在黄帝子孙的土壤上,让黄河、长江来灌溉他,在中 国现代文学工作者的培植下成长起来,成为中国的花朵”。白芷《谈谈中国古典抒凊诗歌问题》(8],批评当时古代 文学硏究界运用苏联理论来解释中国古代抒'凊诗的冋题,咊不管他所依据的是别林凘斯基也好,马雅可夫斯基也好, 对于我们自己的古典文学,恐怕都未必完全合适。他因此提出了“如何发掘、整理、研究、评价和继承我们自己的 古代文学理论问题",指出应考虑把像诗言志”、赋比兴"这样一些文学理论用到中国古典抒情诗歌上去;古代大量 的诗话、词话中间,还零星散见不少对于抒情诗歌的精粹意见,尚有待于我们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去加以发 掘、整理、研究、综合,使之成为系统,用来建立和充实我们自己的文学理论和美学理论。如果能以这样,依笔 者个人想,用了这些是会更合于我们自己的文学发展情况,更容易解决我们自己的问题。”李泽厚的《“意境杂 谈》阒⑨专题硏究中国文艺美学的重要理论范畴——燱意境。他把诗、画中的意境ˆ与小说戏剧中的"典型环境典型性 格看为美学中平行相等的两个基本范畴,而且两者互相渗透,可以交换。虽然李泽厚还避免不了套用"典型环境典 型性格¨的一些原则来解释噫境,但是他已揭示岀意境的独特内涵:是噫意和喨旳统一,“境和"意¨本身又是两对 范畴的统一,“境是"形"与神的统-,意是情与理¨的统-。所以情"与理,形"与神这两对中国美学的古老 范畴深刻地概括了艺术创作的内容,对于我们今日创作美好的诗的意境、典型仍具有大的理论意义。他批评当前 的创作与评论忽视了中国古典美学的意境传统,“艺术的形象意境在这种教条主义的解剖刀下变成了毫无生气的思 想性加艺术性的外在的凑合。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理论中¨道的问题》1o从载道、“贯道"、求道、致道", 以及道与文、道与理等不同的角度分析中国文学理论根本性观念——"道"的不同表现。这些都是建国后难得一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视野下的民族文论研究 发布时间: 2008-05-18 浏览次数: 265 马克思主义理论视野下的民族文论研究 建国后，学术研究和社会生活一样，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古代文论的研究也发生了革命性的变革。 20世纪上半叶，中国文学批评史（古代文论）在近现代西方理论的烛照下，迅速兴起，并确立了独立的学科地 位。经过三十年代的蓬勃发展，到了四十年代后期，已开始有研究者提出参斠人我，辨别异同，探究古代文论民族 特征的新课题，朱光潜、傅庚生、钱钟书、王瑶都注重在西方文艺理论背景下，凸现中国传统文论自身的特征，例 如王瑶1950年还强调扩大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的范围和眼界，研究批评史不能和文学史的发展脱离开来[1]。但 是，这个新课题在建国后并没有得到继续，相反，建国初一段时间内，强调科学研究工作者的思想改造，强调以马 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克服过去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世界观，文学研究领域则号召全面学习 苏联文学理论，以苏联文学经验为榜样，用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观点和方法为指导去研究文学，包括研究古代文 学，因此，产生于封建时代的古代文学理论，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光辉的掩映之下，就显得微不足道了，甚至还 带有封建性糟粕。因此，建国初，古代文学理论并没有进入研究者的学术视野，受到学术界的冷落。文艺学教学中 也是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为核心，或者称引欧洲古代、近代的文艺理论，闭口不谈中国古代的文学理论。这种现 象到1955年后开始渐渐地得到改变。1955年发表了许可的《读〈文心雕龙〉》[2]和李希凡的《正确估计《红楼 梦》中“脂砚斋评”的意义》[3]，是当时仅见的古文论研究文章。1956年，“双百”方针提出后，有学者意识到阐释中 国古代文学，需要参考古代文论。苏仲翔的《莺啼处处同》[4]提出把钟嵘《诗品》以下，至近人《石遗室诗话》、 《顾曲麈谈》、《人间词话》、《谈艺录》止的诗文评论，选印一套，作为参考书。陶君起《扩大古典文学的研究 范围》[5]也提出重视古代文论研究的问题： 我认为扩大古典文学的研究范围，是完全可以做到的。不但对祖国古代许多作家和作品要研究，即如前人谈写作方 法与经验的一些理论，也值得研究。如曹丕、刘勰、钟嵘、沈约，直到清末的黄遵宪等人，都写过不少关于诗文写 作方法的理论，尽管不完整，或者还夹有不正确的东西，但我们如果分别加以整理和研究，都有很大的意义。他们 经常接触到文学要“言之有物”的问题。有时对于前代文学作品的批评，也不无深刻而精到的见解。可是像这样的传 统的经验方法和文学批评，目前还很少有人去研究，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缺点。 此时，古代文论研究之所以能够得到研究者的重视，除了当时理论空气的轻松活跃之外，一个主要原因是文学研究 界意识到了完全抛弃民族自身的理论，而单纯运用国外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并不能够清楚阐释中国古代的文学 现象。邹酆批评当前文艺学教学忽视中国古代文论，是“令人奇怪的现象”，批评解放以来对待古代文学理论的虚无 主义态度，热情肯定“同古代文学一样，作为优秀的古代文学经验的概括与总结的我国古代文学理论，也是无限丰 富的”，“全部文学史证明，我国古代文学理论的宝库是极其光辉灿烂富丽堂皇的，我国古代的文学理论，比之于欧 洲文学理论，也是毫无愧色，可以作为人类精神财富优秀的一部分，而走进世界文学之林的”。所以今天文学研究 工作者的重大任务就在于，“打开我国古代文学理论的宝库从中吸取营养，用以丰富我们新文学的理论与创作”[6]。 应杰、安伦的《整理和研究我国古代文艺理论遗产》[7]，提出了学习苏联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应和我国古代文学理论 结合起来，以解决我们自己的问题，“把苏联的文艺理论种植在黄帝子孙的土壤上，让黄河、长江来灌溉他，在中 国现代文学工作者的培植下成长起来，成为中国的花朵”。白芷《谈谈中国古典抒情诗歌问题》[8]，批评当时古代 文学研究界运用苏联理论来解释中国古代抒情诗的问题，“不管他所依据的是别林斯基也好，马雅可夫斯基也好， 对于我们自己的古典文学，恐怕都未必完全合适”。他因此提出了“如何发掘、整理、研究、评价和继承我们自己的 古代文学理论问题”，指出应考虑把像“诗言志”、“赋比兴”这样一些文学理论用到中国古典抒情诗歌上去；古代大量 的诗话、词话中间，还零星散见不少对于抒情诗歌的精粹意见，尚有待于我们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去加以发 掘、整理、研究、综合，使之成为系统，用来建立和充实我们自己的文学理论和美学理论。“如果能以这样，依笔 者个人想，用了这些是会更合于我们自己的文学发展情况，更容易解决我们自己的问题。” 李泽厚的《“意境”杂 谈》[9]专题研究中国文艺美学的重要理论范畴――“意境”。他把诗、画中的“意境”与小说戏剧中的“典型环境典型性 格”看为美学中平行相等的两个基本范畴，而且两者互相渗透，可以交换。虽然李泽厚还避免不了套用“典型环境典 型性格”的一些原则来解释“意境”，但是他已揭示出意境的独特内涵：是“意”和“境”的统一，“境”和“意”本身又是两对 范畴的统一，“境”是“形”与“神”的统一，“意”是“情”与“理”的统一。所以“情”与“理”，“形”与“神”这两对中国美学的古老 范畴深刻地概括了艺术创作的内容，“对于我们今日创作美好的诗的意境、典型仍具有大的理论意义。”他批评当前 的创作与评论忽视了中国古典美学的意境传统，“艺术的形象意境在这种教条主义的解剖刀下变成了毫无生气的‘思 想性’加‘艺术性’的外在的凑合。”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理论中“道”的问题》[10]从“载道”、“贯道”、“求道”、“致道”， 以及道与文、道与理等不同的角度分析中国文学理论根本性观念――“道”的不同表现。这些都是建国后难得一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