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开始有意识地探索中国文学理论自身的民族特色,试图用民族文论来解决中国文学的问题。同时,郭绍虞、 黄海章、吴林伯等学者发表了硏究《文心雕龙》的文章1,真正开启了建国后古代文论研究的步伐 如果说五十年代中期,古代文论的当代研究得到强调,是因为在研究实践中大家认识到必须联系古代的文学理论观 念和民族的审美意识来硏究、解释中国的古代文学,才比较真切;那么,六十年代初古代文论研究的再次得到强 调,则是文艺政策牵动的结果。1958年,周扬提出要建立具有民族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12。何其芳在《文 学艺术的春天》里提出发掘古代文艺理论独特的创造性的经验来丰富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号召: 如果说对于我国古典文学作品的研究还不过初步解决了方向问题,对于我国文学理论批评遗产的研究就更为不够 了。这也是我们要继承的传统。必须有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的知识和眼光,才可能把这方面的遗产加以条理化, 才可能辨别其中的问题的性质和重要程度。但我们必须按照它们本来的面貌和内容去研究,去分析,不应该用夸张 的或甚至牵强附会的方法把古人的意见极力说成符合今天的文艺理论。古人的意见里面如果的确含有今天的文艺理 论的因素,那自然是很可珍贵的,应该发扬的。但我们的研究目的到底还并不在于证明我们今天的许多文艺观点古 已有之,而在于发掘我们的祖先根据古代的创作和他们的智能概括出的经验和见解,特别是那些具有独特的创造性 的经验和见解,用它们来丰富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 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和苏联的关系出现裂痕,影响到文学理论界,大家不再表现出五十年代初学习苏联的热 情,而是开始思考中国的文学理论,建设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美学。特别是毛泽东提岀革命的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 主义相结合,就是开创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尝试。所以在这种理论背景下,古代文论的当代价值再次 得到崇扬,正如汪浙成所说:“特别是在今天,党号召我们要建立中国自己马克思主义的美学,毛主席提出革命的 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指示的时候,如何开发传统的古典文学理论的宝睻工作,应该说是被提到工作 日程上来了。"13]《文艺报》1961年第7期关于批判地继承中国文艺理论遗产"的笔谈,就文学理论民族化的问题 展开讨论,其中,游国恩的《谈谈文艺理论遗产的整理》提出:“对我国古典文艺理论遗产给以科学的整理和总 结,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去批判,同时把外国的东西和我们自己的遗产作对比的研究,这是目前一项极有意义而且 迫切需要的工作。…我们的文学史和文艺理论著作中,说明问题时最好是多引用我们自己的恰当的材料,使理论 中国化,民族化,而不只是重复经典的言论。我们的文学艺术有我们的民族特点,我们的文艺理论和批评理论自然 也有自己的独特见解,希望大家来发掘整理并批判继承这一份丰富宝贵的遗产。"以从60年代起,古代文论真正成为 古代文学研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对象逐渐扩展,研究成果也迅速增多。50年代发表的古文论硏究文章还是 寥若晨星,仅覆盖刘勰、钟嵘、杜甫、韩愈、苏轼、严羽、金圣叹、李渔、王国维等少数文论家。60年代开始 研究对象扩展到70余人,几乎重要的文论家都已论及,而且诗文、小说、戏曲理论都程度不同地得到研究。建国 初到1964年,发表的古文论研究的单篇论文750余篇,其中1959年以前的仅130余篇[4。六十年代后期,古文论 硏究又冷落下来了,直到儒法斗争论提出后,孔子、荀子、韩非子、王充、刘勰、柳宗元、李贽、金圣叹等文论 家被划为儒法两派,重新提岀来硏究,又岀现了短暂的畸形繁荣局面。 建国前后古代文论研究在学术理念上具有明显的差异。建国前,古代文论研究基本上是从属于文学史硏究,研究古 文论是为了更好地解释古代文学作品和文学现象。建国后,特别是五十年代末,提出建立具有民族特色的马克思主 义文艺理论体系的号召,古代文论研究应运而生。因此,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为指导,批判地继承古代文学理论 遗产,阐明古代文论中富有现代生命力的理论内涵,是古文论研究的基本主题。古代文论研究成为文学理论的一 组成部分。建国后的古代文论研究,与文学研究一样,联系社会经济、政治的发展来阐述古代文论及其发展,打破 了过去就文学谈文学的狭隘,从一定的理论前提去阐释古文论,开拓了古文论硏究的新景观 但是,建国后的古代文论研究,却出现了一个很大的悖论:学术界提出加强古代文论的研究,是为了研究和阐释中 国古代文学理论的独特内涵,以便更好地解决中国文学自身的问题;但是实际硏究中,重点却落在用当代的马克思 主义文学原理去阐释古代文论,用古代文论去比靠当代马克思主义,无形中把古代文论现代化”,实际上是取消了 古代文论的独特内涵,并没有实现硏究古代文论的初衷。除了少数文章着力于对民族理论独特内涵和特征的发 掘、对文献的考辨外[15,大多数的硏究文章是从阶级论社会史观来考察古代文论。硏究刘勰《文心雕龙》时,学 者首先思考的是,刘勰的思想是唯心主义、唯物主义,还是二元论?代表什么阶级的立场?并据此给他的文艺思想 下判断。如当时硏究《文心雕龙》的重要文章刘绶松的《〈文心雕龙〉初探》,就曾说岀身于一个没落的贵族家 庭而且日益走向贫苦生活的刘勰,他是不会不看到当时人民的水深火热的生活状况的,他是不会不要求用文学这个 武器来为改善国家的政治和人民的生活而斗争的,还认为刘勰肯定了文学艺术必须真实地反映现实这样一条现实 主义的重要法则"[16《文心雕龙的基本文学观点》Iη懈解释刘勰所谓的奇¨,就是浪漫主义;所谓的正",就是现 实主义。口18舒直的《刘勰文学理论的中心问题》[19称赞刘勰很清楚地认识到文学一定要有"质,也就是文学必须 有充实的内容。这内容是什么呢?就是反映历史时代、反映人民生活。俞元桂也说刘勰要求文学"反映群众的呼 声,要在人民生活中起着积极的作用。"李树尔的《论风骨》[20竟将“风骨”与毛泽东《反对党八股》的所谓学 风党风乱地牵扯到一起。刘勰几乎成了现代文艺理论的代言人。对于其它文论家的研究,也或多或少犯了这种 把古人现代化的毛病。以时代文学思想去演绎古代文论,往往忽视古代文论术语、范畴的独特内容,而用现代术语 来比靠、解释。如有一篇硏究汤显祖诗论的文章,把汤显祖提岀的意、趣"、“神"、“色”与当代的文学理论进行附 会说:“意大抵相当于我们所说的思想性,趣相当于我们所说的生动;神和我们说艺术概括‘艺术真实的概念是文章，开始有意识地探索中国文学理论自身的民族特色，试图用民族文论来解决中国文学的问题。同时，郭绍虞、 黄海章、吴林伯等学者发表了研究《文心雕龙》的文章[11]，真正开启了建国后古代文论研究的步伐。 如果说五十年代中期，古代文论的当代研究得到强调，是因为在研究实践中大家认识到必须联系古代的文学理论观 念和民族的审美意识来研究、解释中国的古代文学，才比较真切；那么，六十年代初古代文论研究的再次得到强 调，则是文艺政策牵动的结果。1958年，周扬提出要建立具有民族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12]。何其芳在《文 学艺术的春天》里提出发掘古代文艺理论独特的创造性的经验来丰富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号召： 如果说对于我国古典文学作品的研究还不过初步解决了方向问题，对于我国文学理论批评遗产的研究就更为不够 了。这也是我们要继承的传统。必须有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的知识和眼光，才可能把这方面的遗产加以条理化， 才可能辨别其中的问题的性质和重要程度。但我们必须按照它们本来的面貌和内容去研究，去分析，不应该用夸张 的或甚至牵强附会的方法把古人的意见极力说成符合今天的文艺理论。古人的意见里面如果的确含有今天的文艺理 论的因素，那自然是很可珍贵的，应该发扬的。但我们的研究目的到底还并不在于证明我们今天的许多文艺观点古 已有之，而在于发掘我们的祖先根据古代的创作和他们的智能概括出的经验和见解，特别是那些具有独特的创造性 的经验和见解，用它们来丰富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 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和苏联的关系出现裂痕，影响到文学理论界，大家不再表现出五十年代初学习苏联的热 情，而是开始思考中国的文学理论，建设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美学。特别是毛泽东提出革命的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 主义相结合，就是开创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尝试。所以在这种理论背景下，古代文论的当代价值再次 得到崇扬，正如汪浙成所说：“特别是在今天，党号召我们要建立中国自己马克思主义的美学，毛主席提出革命的 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指示的时候，如何开发传统的古典文学理论的宝藏工作，应该说是被提到工作 日程上来了。”[13]《文艺报》1961年第7期关于“批判地继承中国文艺理论遗产”的笔谈，就文学理论民族化的问题 展开讨论，其中，游国恩的《谈谈文艺理论遗产的整理》提出：“对我国古典文艺理论遗产给以科学的整理和总 结，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去批判，同时把外国的东西和我们自己的遗产作对比的研究，这是目前一项极有意义而且 迫切需要的工作。……我们的文学史和文艺理论著作中，说明问题时最好是多引用我们自己的恰当的材料，使理论 中国化，民族化，而不只是重复经典的言论。我们的文学艺术有我们的民族特点，我们的文艺理论和批评理论自然 也有自己的独特见解，希望大家来发掘整理并批判继承这一份丰富宝贵的遗产。”从60年代起，古代文论真正成为 古代文学研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对象逐渐扩展，研究成果也迅速增多。50年代发表的古文论研究文章还是 寥若晨星，仅覆盖刘勰、钟嵘、杜甫、韩愈、苏轼、严羽、金圣叹、李渔、王国维等少数文论家。60年代开始， 研究对象扩展到70余人，几乎重要的文论家都已论及，而且诗文、小说、戏曲理论都程度不同地得到研究。建国 初到1964年，发表的古文论研究的单篇论文750余篇，其中1959年以前的仅130余篇[14]。六十年代后期，古文论 研究又冷落下来了，直到“儒法斗争”论提出后，孔子、荀子、韩非子、王充、刘勰、柳宗元、李贽、金圣叹等文论 家被划为儒法两派，重新提出来研究，又出现了短暂的畸形繁荣局面。 建国前后古代文论研究在学术理念上具有明显的差异。建国前，古代文论研究基本上是从属于文学史研究，研究古 文论是为了更好地解释古代文学作品和文学现象。建国后，特别是五十年代末，提出建立具有民族特色的马克思主 义文艺理论体系的号召，古代文论研究应运而生。因此，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为指导，批判地继承古代文学理论 遗产，阐明古代文论中富有现代生命力的理论内涵，是古文论研究的基本主题。古代文论研究成为文学理论的一个 组成部分。建国后的古代文论研究，与文学研究一样，联系社会经济、政治的发展来阐述古代文论及其发展，打破 了过去就文学谈文学的狭隘，从一定的理论前提去阐释古文论，开拓了古文论研究的新景观。 但是，建国后的古代文论研究，却出现了一个很大的悖论：学术界提出加强古代文论的研究，是为了研究和阐释中 国古代文学理论的独特内涵，以便更好地解决中国文学自身的问题；但是实际研究中，重点却落在用当代的马克思 主义文学原理去阐释古代文论，用古代文论去比靠当代马克思主义，无形中把古代文论“现代化”，实际上是取消了 古代文论的独特内涵，并没有实现研究古代文论的初衷。 除了少数文章着力于对民族理论独特内涵和特征的发 掘、对文献的考辨外[15]，大多数的研究文章是从阶级论社会史观来考察古代文论。研究刘勰《文心雕龙》时，学 者首先思考的是，刘勰的思想是唯心主义、唯物主义，还是二元论？代表什么阶级的立场？并据此给他的文艺思想 下判断。如当时研究《文心雕龙》的重要文章刘绶松的《〈文心雕龙〉初探》，就曾说“出身于一个没落的贵族家 庭而且日益走向贫苦生活的刘勰，他是不会不看到当时人民的水深火热的生活状况的，他是不会不要求用文学这个 武器来为改善国家的政治和人民的生活而斗争的”，还认为刘勰“肯定了文学艺术必须真实地反映现实这样一条现实 主义的重要法则”。[16]《文心雕龙的基本文学观点》[17]解释刘勰所谓的“奇”，就是浪漫主义；所谓的“正”，就是现 实主义。[18]舒直的《刘勰文学理论的中心问题》[19]称赞刘勰很清楚地认识到文学一定要有“质”，也就是文学必须 有充实的内容。这内容是什么呢？就是反映历史时代、反映人民生活。俞元桂也说刘勰要求文学“反映群众的呼 声，要在人民生活中起着积极的作用。”李树尔的《论风骨》[20]竟将“风骨”与毛泽东《反对党八股》的所谓“学 风”“党风”胡乱地牵扯到一起。刘勰几乎成了现代文艺理论的代言人。对于其它文论家的研究，也或多或少犯了这种 把古人现代化的毛病。以时代文学思想去演绎古代文论，往往忽视古代文论术语、范畴的独特内容，而用现代术语 来比靠、解释。如有一篇研究汤显祖诗论的文章，把汤显祖提出的“意”、“趣”、“神”、“色”与当代的文学理论进行附 会说：“意大抵相当于我们所说的‘思想性’，趣相当于我们所说的‘生动’；神和我们说‘艺术概括’‘艺术真实’的概念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