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近的,色指语言有鲜明的色彩。"虽然有一些文章在不断批评古文论硏究夸大古代文艺理论的意义,使之现代 化,把现代的某些概念硬套到古代文学理论中去的六经注我的现象21,强调我们对于文学理论遗产的硏究,必 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的实事求是的态度,既不能夸大其意义,使之现代化,又必须以今天的思想高度出 发,对之进行正确的分析批判[22J,但并没有完全遏制古文论硏究的这种错误倾向。 不同的理论体系之间,只能互相参照、借鉴,一种理论只能从另一种理论获得思维方法、研究角度方面的启示,如 果以一种理论为标准、尺度,去衡量、裁判、阐释另一种理论,必然会削解被阐释者的理论特性和意义,这样的衡 量也会失去内在理据,产生灾难性后果。五、六十年代的古代文论研究多或轻或重地犯下了这种错误。以当代的主 流文艺思想去演绎古代文论,古代文论就会成为当前文艺思想的注脚,在现代阐释中消溶了自身的理论内涵和独特 价值。以当代的主流文艺思想去演绎古代文论,往往表现为以当代的文艺观念去虚构古代文学理论批评的历史, 古文论自身的历史与意义便随着当代思潮的演变而变化。到了1964年,陆侃如、吕美生在《如何批判继承文学理 论遗产》里则提出,因为我国文学理论遗产大都是封建社会的产物,历代的批评家与理论家大都出身于封建统治阶 级,所以他们的论点无不打上阶级的和时代的烙印。因此,“为了正确地批判继承文学理论遗产,我们应该坚持阶 级观点,强调阶级分析,当然作者也没有忽视历史主义。但是他们认为“阶级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历史主义的核心 它本身渗透着深刻的历史主义精神"23],实际上是以阶级观点代替历史观点。这与“文革"期间对传统文论采取虛无 主义态度,只有一步之遥 中国文学批评史》的编撰,建国后也有了一定的发展。编著者都试图运用新的观点和方法重新审察古代文论资 料,重新阐释古代文论的历史发展,表现出较为鲜明的当代意识 罗根泽在建国后继续中国文学批评史的硏究,撰写了《两宋文学批评史》(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61年),他保 持着建国前硏究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学术传统,以资料详赡、排比有序见长。在指导思想上,尽管著者也力求跟上时 代的步伐,但是,最终还是没有能把当代理论运用到两宋文学批评的研究中,一般还是以搜求重要文献资料为主 略作案断 为了适应文学理论和古代文论教学的需要,郭绍虞曾对他建国前出版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加以修订,在五、六十 年代两次重新出版,当然修订中并没有很彻底地运用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而依然是一部资料性的著作。1959 年,在大跃进的时代氛围中,郭绍虞撰著了《中国古典文学理论批评史》(上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正 如著者在书前《以诗代序》里说:“自经批判认鹄的,能从阶级作分析。 头旗帜从此变,永得新红易旧 白。著者完全以时代的主流思想去演绎古代文学批评史。对于中国文学批评史的性质,他认为 古代哲人很早就指出文学的使命是再现生活,要求文学的作用能教育人民,所以古典文学的优良传统,可以说基本 上是现实主义的;中国古典文学理论批评史可说是现实主义文学批评发生发展的历史,也就是现实主义文学批评和 反现实主义文学批评斗争的历史。当然这儿所谓现实主义只能说是现实主义的倾向性。 这部《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就是用现实主义与反现实主义的斗争,具体来说就是现实主义与形式主义的斗争,唯 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斗争两条红线贯穿起来的。著者认为庄子一派是唯心论者,儒家孟子是唯心论者,荀子则是唯 物论者;汉代的辞赋”观和"文学"论表现出形式主义文论的初步发展;从魏晋到六朝,曹丕、陆机的文论、文笔 论、声律论无不视为形式主义文论;只有刘勰《文心雕龙》和钟嵘《诗品》展开了对形式主义的批评;隋唐五代主 流则是现实主义对齐梁形式主义的批判。与当时北大、复旦出版的《中国文学史》“非正即反的二元对立式思维没 有什么两样。不过,在《绪论》里,郭绍虞指出中国文学批评和西洋文学批评有兩点不同:一是狭义的文学批评在 中国以前不很发达。二是中国古代文学批评通常是分体论式的,除了《文心雕龙》以外,没有整个地讲述文艺理论 的著作。这是当时难得一见的比较中西文论的深刻论断 黄海章编著的《中国文学批评简史》(广东人民岀版社1962年),是当时唯-的-部通史式的新著。上自先秦, 下至清末,16万字,较为简略。著者吸收了当时所谓中国文学史的主线是进步的、向上的,和落后的、反动的两 种矛盾的斗争的说法,把这种斗争论引入文学批评史里。在《概说》里他说:“在古代文学理论和批评中,有些是 含有现实主义文学的因素,可以推动文学向前发展的,有些是偏于唯美主义、形式主义,会把文学拉向后退的。文 学史上进步的、向上的,和落后的、反动的,两种矛盾斗争,在文学批评史上也同样的显现出来。黄海章在《中 国文学批评简史》里强调现实主义对反现实主义、形式主义的斗争,革新派对保守派的斗争,认为汉人评离骚,公 安派打倒前后七子复古主义,袁枚反对格调派等等,都是两条道路斗争的表现。他还立足于古代批评家社会思想的 分析和评价,强调批评家文学理论的政治思想的进步性,如他强调黄遵宪文学主张"也贯穿着民族精神,并从七个 方面来叙述黄遵宪的文学观点,其中前四点分别是:“他以为民族矛盾最尖锐的时代就是文学最兴盛的时代”,反映 民族斗争的诗歌同时也保存了历史的真实",用诗歌来传播革命种子,“文学是真性情的流露,但对国家民族的危 难漠不关心的人,决不能有真性情,也决不能写成好的文学作品υ。中国文学理论的民族独特性在这部批评史里却 没有得到自觉的意识和应有的强调 刘大杰主编,王运熙、李庆甲等人参加编写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册,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64年),是当 时的一部材料丰赡,言必有据,立论精审的文学批评史著作。我们下面会专门去论述。 在编著《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同时,古代文论的文献整理和阐释也得到学界的重视,并且取得重要的收获。重视对 基本文献的整理和阐释,是20世纪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的光辉传统,建国前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刚刚起步时,就相近的，色指语言有‘鲜明的色彩’。”虽然有一些文章在不断批评古文论研究夸大古代文艺理论的意义，使之现代 化，把现代的某些概念硬套到古代文学理论中去的“六经”注我的现象[21]，强调“我们对于文学理论遗产的研究，必 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的实事求是的态度，既不能夸大其意义，使之现代化，又必须以今天的思想高度出 发，对之进行正确的分析批判”[22]，但并没有完全遏制古文论研究的这种错误倾向。 不同的理论体系之间，只能互相参照、借鉴，一种理论只能从另一种理论获得思维方法、研究角度方面的启示，如 果以一种理论为标准、尺度，去衡量、裁判、阐释另一种理论，必然会削解被阐释者的理论特性和意义，这样的衡 量也会失去内在理据，产生灾难性后果。五、六十年代的古代文论研究多或轻或重地犯下了这种错误。以当代的主 流文艺思想去演绎古代文论，古代文论就会成为当前文艺思想的注脚，在现代阐释中消溶了自身的理论内涵和独特 价值。以当代的主流文艺思想去演绎古代文论，往往表现为以当代的文艺观念去“虚构”古代文学理论批评的历史， 古文论自身的历史与意义便随着当代思潮的演变而变化。到了1964年，陆侃如、吕美生在《如何批判继承文学理 论遗产》里则提出，因为我国文学理论遗产大都是封建社会的产物，历代的批评家与理论家大都出身于封建统治阶 级，所以他们的论点无不打上阶级的和时代的烙印。因此，“为了正确地批判继承文学理论遗产，我们应该坚持阶 级观点，强调阶级分析”，当然作者也没有忽视历史主义。但是他们认为“阶级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历史主义的核心， 它本身渗透着深刻的历史主义精神”[23]，实际上是以阶级观点代替历史观点。这与“文革”期间对传统文论采取虚无 主义态度，只有一步之遥。 《中国文学批评史》的编撰，建国后也有了一定的发展。编著者都试图运用新的观点和方法重新审察古代文论资 料，重新阐释古代文论的历史发展，表现出较为鲜明的当代意识。 罗根泽在建国后继续中国文学批评史的研究，撰写了《两宋文学批评史》（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61年），他保 持着建国前研究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学术传统，以资料详赡、排比有序见长。在指导思想上，尽管著者也力求跟上时 代的步伐，但是，最终还是没有能把当代理论运用到两宋文学批评的研究中，一般还是以搜求重要文献资料为主， 略作案断。 为了适应文学理论和古代文论教学的需要，郭绍虞曾对他建国前出版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加以修订，在五、六十 年代两次重新出版，当然修订中并没有很彻底地运用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而依然是一部资料性的著作。1959 年，在“大跃进”的时代氛围中，郭绍虞撰著了《中国古典文学理论批评史》（上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正 如著者在书前《以诗代序》里说：“自经批判认鹄的，能从阶级作分析。……心头旗帜从此变，永得新红易旧 白。”著者完全以时代的主流思想去演绎古代文学批评史。对于中国文学批评史的性质，他认为： 古代哲人很早就指出文学的使命是再现生活，要求文学的作用能教育人民，所以古典文学的优良传统，可以说基本 上是现实主义的；中国古典文学理论批评史可说是现实主义文学批评发生发展的历史，也就是现实主义文学批评和 反现实主义文学批评斗争的历史。当然这儿所谓现实主义只能说是现实主义的倾向性。 这部《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就是用现实主义与反现实主义的斗争，具体来说就是现实主义与形式主义的斗争，唯 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斗争两条红线贯穿起来的。著者认为庄子一派是唯心论者，儒家孟子是唯心论者，荀子则是唯 物论者；汉代的“辞赋”观和“文学”论表现出形式主义文论的初步发展；从魏晋到六朝，曹丕、陆机的文论、文笔 论、声律论无不视为形式主义文论；只有刘勰《文心雕龙》和钟嵘《诗品》展开了对形式主义的批评；隋唐五代主 流则是现实主义对齐梁形式主义的批判。与当时北大、复旦出版的《中国文学史》“非正即反”的二元对立式思维没 有什么两样。不过，在《绪论》里，郭绍虞指出中国文学批评和西洋文学批评有两点不同：一是狭义的文学批评在 中国以前不很发达。二是中国古代文学批评通常是分体论式的，除了《文心雕龙》以外，没有整个地讲述文艺理论 的著作。这是当时难得一见的比较中西文论的深刻论断。 黄海章编著的《中国文学批评简史》（广东人民出版社1962年），是当时唯一的一部通史式的新著。上自先秦， 下至清末，16万字，较为简略。著者吸收了当时所谓中国文学史的主线是进步的、向上的，和落后的、反动的两 种矛盾的斗争的说法，把这种斗争论引入文学批评史里。在《概说》里他说：“在古代文学理论和批评中，有些是 含有现实主义文学的因素，可以推动文学向前发展的，有些是偏于唯美主义、形式主义，会把文学拉向后退的。文 学史上进步的、向上的，和落后的、反动的，两种矛盾斗争，在文学批评史上也同样的显现出来。”黄海章在《中 国文学批评简史》里强调现实主义对反现实主义、形式主义的斗争，革新派对保守派的斗争，认为汉人评离骚，公 安派打倒前后七子复古主义，袁枚反对格调派等等，都是两条道路斗争的表现。他还立足于古代批评家社会思想的 分析和评价，强调批评家文学理论的政治思想的进步性，如他强调黄遵宪文学主张“也贯穿着民族精神”，并从七个 方面来叙述黄遵宪的文学观点，其中前四点分别是：“他以为民族矛盾最尖锐的时代就是文学最兴盛的时代”，“反映 民族斗争的诗歌同时也保存了历史的真实”，“用诗歌来传播革命种子”，“文学是真性情的流露，但对国家民族的危 难漠不关心的人，决不能有真性情，也决不能写成好的文学作品”。中国文学理论的民族独特性在这部批评史里却 没有得到自觉的意识和应有的强调。 刘大杰主编，王运熙、李庆甲等人参加编写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册，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64年），是当 时的一部材料丰赡，言必有据，立论精审的文学批评史著作。我们下面会专门去论述。 在编著《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同时，古代文论的文献整理和阐释也得到学界的重视，并且取得重要的收获。重视对 基本文献的整理和阐释，是20世纪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的光辉传统，建国前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刚刚起步时，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