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理论视野下的民族文论研究 发布时间:20080518浏览次数:265 马克思主义理论视野下的民族文论研究 建国后,学术研究和社会生活一样,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古代文论的研究也发生了革命性的变革 20世纪上半叶,中国文学批评史(古代文论)在近现代西方理论的烛照下,迅速兴起,并确立了独立的学科地 位。经过三十年代的蓬勃发展,到了四十年代后期,已开始有研究者提出参劃人我,辨别异同,探究古代文论民族 特征的新课题,朱光潜、傅庚生、钱钟书、王瑶都注重在西方文艺理论背景下,凸现中国传统文论自身的特征,例 如王瑶1950年还强调扩大中国文学批评史硏究的范围和眼界,研究批评史不能和文学史的发展脱离开来[1l但 是,这个新课题在建国后并没有得到继续,相反,建国初一段时间内,强调科学硏究工作者的思想改造,强调以马 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克服过去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世界观,文学研究领域则号召全面学习 苏联文学理论,以苏联文学经验为榜样,用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观点和方法为指导去研究文学,包括研究古代文 学,因此,产生于封建时代的古代文学理论,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光辉的掩映之下,就显得微不足道了,甚至还 带有封建性糟粕。因此,建国初,古代文学理论并没有进入研究者的学术视野,受到学术界的冷落。文艺学教学中 也是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为核心,或者称引欧洲古代、近代的文艺理论,闭口不谈中国古代的文学理论。这种现 象到1955年后开始渐渐地得到改变。195年发表了许可的《读〈文心雕龙〉》[2和李希凡的《正确估计《红楼 梦》中脂砚斋评"的意义》(3],是当时仅见的古文论硏究文章。1956年,“双百"方针提出后,有学者意识到阐释中 国古代文学,需要参考古代文论。苏仲翔的《莺啼处处同》μ4隄岀把钟嵘《诗品》以下,至近人《石遗室诗话》 《顾曲麈谈》、《人间词话》、《谈艺录》止的诗文评论,选印一套,作为参考书。陶君起《扩大古典文学的研究 范围》5也提出重视古代文论研究的问题 我认为扩大古典文学的研究范围,是完全可以做到的。不但对祖国古代许多作家和作品要研究,即如前人谈写作方 法与经验的一些理论,也值得硏究。如曹丕、刘勰、钟嵘、沈约,直到淸末的黄遵宪等人,都写过不少关于诗文写 作方法的理论,尽管不完整,或者还夹有不正确的东西,但我们如果分别加以整理和研究,都有很大的意义。他们 经常接触到文学要“言之有物的问题。有时对于前代文学作品的批评,也不无深刻而精到的见解。可是像这样的传 统的经验方法和文学批评,目前还很少有人去研究,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缺点。 此时,古代文论硏究之所以能够得到硏究者的重视,除了当时理论空气的轻松活跃之外,一个主要原因是文学硏究 界意识到了完全抛弃民族自身的理论,而单纯运用国外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并不能够清楚阐释中国古代的文学 现象。邹酆批评当前文艺学教学忽视中国古代文论,是"令人奇怪的现象”,批评解放以来对待古代文学理论的虚无 主义态度,热情肯定古代文学一样,作为优秀的古代文学经验的概括与总结的我国古代文学理论,也是无限丰 富的",“全部文学史证明,我国古代文学理论的宝库是极其光辉灿烂富丽堂皇的,我国古代的文学理论,比之于欧 洲文学理论,也是毫无愧色,可以作为人类精神财富优秀的一部分,而走进世界文学之林的。所以今天文学硏究 工作者的重大任务就在于,“打开我国古代文学理论的宝库从中吸取营养,用以丰富我们新文学的理论与创作"(6J 应杰、安伦的《整理和硏究我国古代文艺理论遗产》□,提出了学习苏联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应和我国古代文学理论 结合起来,以解决我们自己的问题,“把苏联的文艺理论种植在黄帝子孙的土壤上,让黄河、长江来灌溉他,在中 国现代文学工作者的培植下成长起来,成为中国的花朵”。白芷《谈谈中国古典抒凊诗歌问题》(8],批评当时古代 文学硏究界运用苏联理论来解释中国古代抒'凊诗的冋题,咊不管他所依据的是别林凘斯基也好,马雅可夫斯基也好, 对于我们自己的古典文学,恐怕都未必完全合适。他因此提出了“如何发掘、整理、研究、评价和继承我们自己的 古代文学理论问题",指出应考虑把像诗言志”、赋比兴"这样一些文学理论用到中国古典抒情诗歌上去;古代大量 的诗话、词话中间,还零星散见不少对于抒情诗歌的精粹意见,尚有待于我们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去加以发 掘、整理、研究、综合,使之成为系统,用来建立和充实我们自己的文学理论和美学理论。如果能以这样,依笔 者个人想,用了这些是会更合于我们自己的文学发展情况,更容易解决我们自己的问题。”李泽厚的《“意境杂 谈》阒⑨专题硏究中国文艺美学的重要理论范畴——燱意境。他把诗、画中的意境ˆ与小说戏剧中的"典型环境典型性 格看为美学中平行相等的两个基本范畴,而且两者互相渗透,可以交换。虽然李泽厚还避免不了套用"典型环境典 型性格¨的一些原则来解释噫境,但是他已揭示岀意境的独特内涵:是噫意和喨旳统一,“境和"意¨本身又是两对 范畴的统一,“境是"形"与神的统-,意是情与理¨的统-。所以情"与理,形"与神这两对中国美学的古老 范畴深刻地概括了艺术创作的内容,对于我们今日创作美好的诗的意境、典型仍具有大的理论意义。他批评当前 的创作与评论忽视了中国古典美学的意境传统,“艺术的形象意境在这种教条主义的解剖刀下变成了毫无生气的思 想性加艺术性的外在的凑合。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理论中¨道的问题》1o从载道、“贯道"、求道、致道", 以及道与文、道与理等不同的角度分析中国文学理论根本性观念——"道"的不同表现。这些都是建国后难得一见的
马克思主义理论视野下的民族文论研究 发布时间: 2008-05-18 浏览次数: 265 马克思主义理论视野下的民族文论研究 建国后，学术研究和社会生活一样，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古代文论的研究也发生了革命性的变革。 20世纪上半叶，中国文学批评史（古代文论）在近现代西方理论的烛照下，迅速兴起，并确立了独立的学科地 位。经过三十年代的蓬勃发展，到了四十年代后期，已开始有研究者提出参斠人我，辨别异同，探究古代文论民族 特征的新课题，朱光潜、傅庚生、钱钟书、王瑶都注重在西方文艺理论背景下，凸现中国传统文论自身的特征，例 如王瑶1950年还强调扩大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的范围和眼界，研究批评史不能和文学史的发展脱离开来[1]。但 是，这个新课题在建国后并没有得到继续，相反，建国初一段时间内，强调科学研究工作者的思想改造，强调以马 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克服过去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世界观，文学研究领域则号召全面学习 苏联文学理论，以苏联文学经验为榜样，用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观点和方法为指导去研究文学，包括研究古代文 学，因此，产生于封建时代的古代文学理论，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光辉的掩映之下，就显得微不足道了，甚至还 带有封建性糟粕。因此，建国初，古代文学理论并没有进入研究者的学术视野，受到学术界的冷落。文艺学教学中 也是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为核心，或者称引欧洲古代、近代的文艺理论，闭口不谈中国古代的文学理论。这种现 象到1955年后开始渐渐地得到改变。1955年发表了许可的《读〈文心雕龙〉》[2]和李希凡的《正确估计《红楼 梦》中“脂砚斋评”的意义》[3]，是当时仅见的古文论研究文章。1956年，“双百”方针提出后，有学者意识到阐释中 国古代文学，需要参考古代文论。苏仲翔的《莺啼处处同》[4]提出把钟嵘《诗品》以下，至近人《石遗室诗话》、 《顾曲麈谈》、《人间词话》、《谈艺录》止的诗文评论，选印一套，作为参考书。陶君起《扩大古典文学的研究 范围》[5]也提出重视古代文论研究的问题： 我认为扩大古典文学的研究范围，是完全可以做到的。不但对祖国古代许多作家和作品要研究，即如前人谈写作方 法与经验的一些理论，也值得研究。如曹丕、刘勰、钟嵘、沈约，直到清末的黄遵宪等人，都写过不少关于诗文写 作方法的理论，尽管不完整，或者还夹有不正确的东西，但我们如果分别加以整理和研究，都有很大的意义。他们 经常接触到文学要“言之有物”的问题。有时对于前代文学作品的批评，也不无深刻而精到的见解。可是像这样的传 统的经验方法和文学批评，目前还很少有人去研究，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缺点。 此时，古代文论研究之所以能够得到研究者的重视，除了当时理论空气的轻松活跃之外，一个主要原因是文学研究 界意识到了完全抛弃民族自身的理论，而单纯运用国外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并不能够清楚阐释中国古代的文学 现象。邹酆批评当前文艺学教学忽视中国古代文论，是“令人奇怪的现象”，批评解放以来对待古代文学理论的虚无 主义态度，热情肯定“同古代文学一样，作为优秀的古代文学经验的概括与总结的我国古代文学理论，也是无限丰 富的”，“全部文学史证明，我国古代文学理论的宝库是极其光辉灿烂富丽堂皇的，我国古代的文学理论，比之于欧 洲文学理论，也是毫无愧色，可以作为人类精神财富优秀的一部分，而走进世界文学之林的”。所以今天文学研究 工作者的重大任务就在于，“打开我国古代文学理论的宝库从中吸取营养，用以丰富我们新文学的理论与创作”[6]。 应杰、安伦的《整理和研究我国古代文艺理论遗产》[7]，提出了学习苏联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应和我国古代文学理论 结合起来，以解决我们自己的问题，“把苏联的文艺理论种植在黄帝子孙的土壤上，让黄河、长江来灌溉他，在中 国现代文学工作者的培植下成长起来，成为中国的花朵”。白芷《谈谈中国古典抒情诗歌问题》[8]，批评当时古代 文学研究界运用苏联理论来解释中国古代抒情诗的问题，“不管他所依据的是别林斯基也好，马雅可夫斯基也好， 对于我们自己的古典文学，恐怕都未必完全合适”。他因此提出了“如何发掘、整理、研究、评价和继承我们自己的 古代文学理论问题”，指出应考虑把像“诗言志”、“赋比兴”这样一些文学理论用到中国古典抒情诗歌上去；古代大量 的诗话、词话中间，还零星散见不少对于抒情诗歌的精粹意见，尚有待于我们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去加以发 掘、整理、研究、综合，使之成为系统，用来建立和充实我们自己的文学理论和美学理论。“如果能以这样，依笔 者个人想，用了这些是会更合于我们自己的文学发展情况，更容易解决我们自己的问题。” 李泽厚的《“意境”杂 谈》[9]专题研究中国文艺美学的重要理论范畴――“意境”。他把诗、画中的“意境”与小说戏剧中的“典型环境典型性 格”看为美学中平行相等的两个基本范畴，而且两者互相渗透，可以交换。虽然李泽厚还避免不了套用“典型环境典 型性格”的一些原则来解释“意境”，但是他已揭示出意境的独特内涵：是“意”和“境”的统一，“境”和“意”本身又是两对 范畴的统一，“境”是“形”与“神”的统一，“意”是“情”与“理”的统一。所以“情”与“理”，“形”与“神”这两对中国美学的古老 范畴深刻地概括了艺术创作的内容，“对于我们今日创作美好的诗的意境、典型仍具有大的理论意义。”他批评当前 的创作与评论忽视了中国古典美学的意境传统，“艺术的形象意境在这种教条主义的解剖刀下变成了毫无生气的‘思 想性’加‘艺术性’的外在的凑合。”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理论中“道”的问题》[10]从“载道”、“贯道”、“求道”、“致道”， 以及道与文、道与理等不同的角度分析中国文学理论根本性观念――“道”的不同表现。这些都是建国后难得一见的
文章,开始有意识地探索中国文学理论自身的民族特色,试图用民族文论来解决中国文学的问题。同时,郭绍虞、 黄海章、吴林伯等学者发表了硏究《文心雕龙》的文章1,真正开启了建国后古代文论研究的步伐 如果说五十年代中期,古代文论的当代研究得到强调,是因为在研究实践中大家认识到必须联系古代的文学理论观 念和民族的审美意识来硏究、解释中国的古代文学,才比较真切;那么,六十年代初古代文论研究的再次得到强 调,则是文艺政策牵动的结果。1958年,周扬提出要建立具有民族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12。何其芳在《文 学艺术的春天》里提出发掘古代文艺理论独特的创造性的经验来丰富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号召: 如果说对于我国古典文学作品的研究还不过初步解决了方向问题,对于我国文学理论批评遗产的研究就更为不够 了。这也是我们要继承的传统。必须有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的知识和眼光,才可能把这方面的遗产加以条理化, 才可能辨别其中的问题的性质和重要程度。但我们必须按照它们本来的面貌和内容去研究,去分析,不应该用夸张 的或甚至牵强附会的方法把古人的意见极力说成符合今天的文艺理论。古人的意见里面如果的确含有今天的文艺理 论的因素,那自然是很可珍贵的,应该发扬的。但我们的研究目的到底还并不在于证明我们今天的许多文艺观点古 已有之,而在于发掘我们的祖先根据古代的创作和他们的智能概括出的经验和见解,特别是那些具有独特的创造性 的经验和见解,用它们来丰富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 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和苏联的关系出现裂痕,影响到文学理论界,大家不再表现出五十年代初学习苏联的热 情,而是开始思考中国的文学理论,建设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美学。特别是毛泽东提岀革命的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 主义相结合,就是开创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尝试。所以在这种理论背景下,古代文论的当代价值再次 得到崇扬,正如汪浙成所说:“特别是在今天,党号召我们要建立中国自己马克思主义的美学,毛主席提出革命的 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指示的时候,如何开发传统的古典文学理论的宝睻工作,应该说是被提到工作 日程上来了。"13]《文艺报》1961年第7期关于批判地继承中国文艺理论遗产"的笔谈,就文学理论民族化的问题 展开讨论,其中,游国恩的《谈谈文艺理论遗产的整理》提出:“对我国古典文艺理论遗产给以科学的整理和总 结,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去批判,同时把外国的东西和我们自己的遗产作对比的研究,这是目前一项极有意义而且 迫切需要的工作。…我们的文学史和文艺理论著作中,说明问题时最好是多引用我们自己的恰当的材料,使理论 中国化,民族化,而不只是重复经典的言论。我们的文学艺术有我们的民族特点,我们的文艺理论和批评理论自然 也有自己的独特见解,希望大家来发掘整理并批判继承这一份丰富宝贵的遗产。"以从60年代起,古代文论真正成为 古代文学研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对象逐渐扩展,研究成果也迅速增多。50年代发表的古文论硏究文章还是 寥若晨星,仅覆盖刘勰、钟嵘、杜甫、韩愈、苏轼、严羽、金圣叹、李渔、王国维等少数文论家。60年代开始 研究对象扩展到70余人,几乎重要的文论家都已论及,而且诗文、小说、戏曲理论都程度不同地得到研究。建国 初到1964年,发表的古文论研究的单篇论文750余篇,其中1959年以前的仅130余篇[4。六十年代后期,古文论 硏究又冷落下来了,直到儒法斗争论提出后,孔子、荀子、韩非子、王充、刘勰、柳宗元、李贽、金圣叹等文论 家被划为儒法两派,重新提岀来硏究,又岀现了短暂的畸形繁荣局面。 建国前后古代文论研究在学术理念上具有明显的差异。建国前,古代文论研究基本上是从属于文学史硏究,研究古 文论是为了更好地解释古代文学作品和文学现象。建国后,特别是五十年代末,提出建立具有民族特色的马克思主 义文艺理论体系的号召,古代文论研究应运而生。因此,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为指导,批判地继承古代文学理论 遗产,阐明古代文论中富有现代生命力的理论内涵,是古文论研究的基本主题。古代文论研究成为文学理论的一 组成部分。建国后的古代文论研究,与文学研究一样,联系社会经济、政治的发展来阐述古代文论及其发展,打破 了过去就文学谈文学的狭隘,从一定的理论前提去阐释古文论,开拓了古文论硏究的新景观 但是,建国后的古代文论研究,却出现了一个很大的悖论:学术界提出加强古代文论的研究,是为了研究和阐释中 国古代文学理论的独特内涵,以便更好地解决中国文学自身的问题;但是实际硏究中,重点却落在用当代的马克思 主义文学原理去阐释古代文论,用古代文论去比靠当代马克思主义,无形中把古代文论现代化”,实际上是取消了 古代文论的独特内涵,并没有实现硏究古代文论的初衷。除了少数文章着力于对民族理论独特内涵和特征的发 掘、对文献的考辨外[15,大多数的硏究文章是从阶级论社会史观来考察古代文论。硏究刘勰《文心雕龙》时,学 者首先思考的是,刘勰的思想是唯心主义、唯物主义,还是二元论?代表什么阶级的立场?并据此给他的文艺思想 下判断。如当时硏究《文心雕龙》的重要文章刘绶松的《〈文心雕龙〉初探》,就曾说岀身于一个没落的贵族家 庭而且日益走向贫苦生活的刘勰,他是不会不看到当时人民的水深火热的生活状况的,他是不会不要求用文学这个 武器来为改善国家的政治和人民的生活而斗争的,还认为刘勰肯定了文学艺术必须真实地反映现实这样一条现实 主义的重要法则"[16《文心雕龙的基本文学观点》Iη懈解释刘勰所谓的奇¨,就是浪漫主义;所谓的正",就是现 实主义。口18舒直的《刘勰文学理论的中心问题》[19称赞刘勰很清楚地认识到文学一定要有"质,也就是文学必须 有充实的内容。这内容是什么呢?就是反映历史时代、反映人民生活。俞元桂也说刘勰要求文学"反映群众的呼 声,要在人民生活中起着积极的作用。"李树尔的《论风骨》[20竟将“风骨”与毛泽东《反对党八股》的所谓学 风党风乱地牵扯到一起。刘勰几乎成了现代文艺理论的代言人。对于其它文论家的研究,也或多或少犯了这种 把古人现代化的毛病。以时代文学思想去演绎古代文论,往往忽视古代文论术语、范畴的独特内容,而用现代术语 来比靠、解释。如有一篇硏究汤显祖诗论的文章,把汤显祖提岀的意、趣"、“神"、“色”与当代的文学理论进行附 会说:“意大抵相当于我们所说的思想性,趣相当于我们所说的生动;神和我们说艺术概括‘艺术真实的概念是
文章，开始有意识地探索中国文学理论自身的民族特色，试图用民族文论来解决中国文学的问题。同时，郭绍虞、 黄海章、吴林伯等学者发表了研究《文心雕龙》的文章[11]，真正开启了建国后古代文论研究的步伐。 如果说五十年代中期，古代文论的当代研究得到强调，是因为在研究实践中大家认识到必须联系古代的文学理论观 念和民族的审美意识来研究、解释中国的古代文学，才比较真切；那么，六十年代初古代文论研究的再次得到强 调，则是文艺政策牵动的结果。1958年，周扬提出要建立具有民族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12]。何其芳在《文 学艺术的春天》里提出发掘古代文艺理论独特的创造性的经验来丰富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号召： 如果说对于我国古典文学作品的研究还不过初步解决了方向问题，对于我国文学理论批评遗产的研究就更为不够 了。这也是我们要继承的传统。必须有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的知识和眼光，才可能把这方面的遗产加以条理化， 才可能辨别其中的问题的性质和重要程度。但我们必须按照它们本来的面貌和内容去研究，去分析，不应该用夸张 的或甚至牵强附会的方法把古人的意见极力说成符合今天的文艺理论。古人的意见里面如果的确含有今天的文艺理 论的因素，那自然是很可珍贵的，应该发扬的。但我们的研究目的到底还并不在于证明我们今天的许多文艺观点古 已有之，而在于发掘我们的祖先根据古代的创作和他们的智能概括出的经验和见解，特别是那些具有独特的创造性 的经验和见解，用它们来丰富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 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和苏联的关系出现裂痕，影响到文学理论界，大家不再表现出五十年代初学习苏联的热 情，而是开始思考中国的文学理论，建设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美学。特别是毛泽东提出革命的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 主义相结合，就是开创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尝试。所以在这种理论背景下，古代文论的当代价值再次 得到崇扬，正如汪浙成所说：“特别是在今天，党号召我们要建立中国自己马克思主义的美学，毛主席提出革命的 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指示的时候，如何开发传统的古典文学理论的宝藏工作，应该说是被提到工作 日程上来了。”[13]《文艺报》1961年第7期关于“批判地继承中国文艺理论遗产”的笔谈，就文学理论民族化的问题 展开讨论，其中，游国恩的《谈谈文艺理论遗产的整理》提出：“对我国古典文艺理论遗产给以科学的整理和总 结，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去批判，同时把外国的东西和我们自己的遗产作对比的研究，这是目前一项极有意义而且 迫切需要的工作。……我们的文学史和文艺理论著作中，说明问题时最好是多引用我们自己的恰当的材料，使理论 中国化，民族化，而不只是重复经典的言论。我们的文学艺术有我们的民族特点，我们的文艺理论和批评理论自然 也有自己的独特见解，希望大家来发掘整理并批判继承这一份丰富宝贵的遗产。”从60年代起，古代文论真正成为 古代文学研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对象逐渐扩展，研究成果也迅速增多。50年代发表的古文论研究文章还是 寥若晨星，仅覆盖刘勰、钟嵘、杜甫、韩愈、苏轼、严羽、金圣叹、李渔、王国维等少数文论家。60年代开始， 研究对象扩展到70余人，几乎重要的文论家都已论及，而且诗文、小说、戏曲理论都程度不同地得到研究。建国 初到1964年，发表的古文论研究的单篇论文750余篇，其中1959年以前的仅130余篇[14]。六十年代后期，古文论 研究又冷落下来了，直到“儒法斗争”论提出后，孔子、荀子、韩非子、王充、刘勰、柳宗元、李贽、金圣叹等文论 家被划为儒法两派，重新提出来研究，又出现了短暂的畸形繁荣局面。 建国前后古代文论研究在学术理念上具有明显的差异。建国前，古代文论研究基本上是从属于文学史研究，研究古 文论是为了更好地解释古代文学作品和文学现象。建国后，特别是五十年代末，提出建立具有民族特色的马克思主 义文艺理论体系的号召，古代文论研究应运而生。因此，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为指导，批判地继承古代文学理论 遗产，阐明古代文论中富有现代生命力的理论内涵，是古文论研究的基本主题。古代文论研究成为文学理论的一个 组成部分。建国后的古代文论研究，与文学研究一样，联系社会经济、政治的发展来阐述古代文论及其发展，打破 了过去就文学谈文学的狭隘，从一定的理论前提去阐释古文论，开拓了古文论研究的新景观。 但是，建国后的古代文论研究，却出现了一个很大的悖论：学术界提出加强古代文论的研究，是为了研究和阐释中 国古代文学理论的独特内涵，以便更好地解决中国文学自身的问题；但是实际研究中，重点却落在用当代的马克思 主义文学原理去阐释古代文论，用古代文论去比靠当代马克思主义，无形中把古代文论“现代化”，实际上是取消了 古代文论的独特内涵，并没有实现研究古代文论的初衷。 除了少数文章着力于对民族理论独特内涵和特征的发 掘、对文献的考辨外[15]，大多数的研究文章是从阶级论社会史观来考察古代文论。研究刘勰《文心雕龙》时，学 者首先思考的是，刘勰的思想是唯心主义、唯物主义，还是二元论？代表什么阶级的立场？并据此给他的文艺思想 下判断。如当时研究《文心雕龙》的重要文章刘绶松的《〈文心雕龙〉初探》，就曾说“出身于一个没落的贵族家 庭而且日益走向贫苦生活的刘勰，他是不会不看到当时人民的水深火热的生活状况的，他是不会不要求用文学这个 武器来为改善国家的政治和人民的生活而斗争的”，还认为刘勰“肯定了文学艺术必须真实地反映现实这样一条现实 主义的重要法则”。[16]《文心雕龙的基本文学观点》[17]解释刘勰所谓的“奇”，就是浪漫主义；所谓的“正”，就是现 实主义。[18]舒直的《刘勰文学理论的中心问题》[19]称赞刘勰很清楚地认识到文学一定要有“质”，也就是文学必须 有充实的内容。这内容是什么呢？就是反映历史时代、反映人民生活。俞元桂也说刘勰要求文学“反映群众的呼 声，要在人民生活中起着积极的作用。”李树尔的《论风骨》[20]竟将“风骨”与毛泽东《反对党八股》的所谓“学 风”“党风”胡乱地牵扯到一起。刘勰几乎成了现代文艺理论的代言人。对于其它文论家的研究，也或多或少犯了这种 把古人现代化的毛病。以时代文学思想去演绎古代文论，往往忽视古代文论术语、范畴的独特内容，而用现代术语 来比靠、解释。如有一篇研究汤显祖诗论的文章，把汤显祖提出的“意”、“趣”、“神”、“色”与当代的文学理论进行附 会说：“意大抵相当于我们所说的‘思想性’，趣相当于我们所说的‘生动’；神和我们说‘艺术概括’‘艺术真实’的概念是
相近的,色指语言有鲜明的色彩。"虽然有一些文章在不断批评古文论硏究夸大古代文艺理论的意义,使之现代 化,把现代的某些概念硬套到古代文学理论中去的六经注我的现象21,强调我们对于文学理论遗产的硏究,必 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的实事求是的态度,既不能夸大其意义,使之现代化,又必须以今天的思想高度出 发,对之进行正确的分析批判[22J,但并没有完全遏制古文论硏究的这种错误倾向。 不同的理论体系之间,只能互相参照、借鉴,一种理论只能从另一种理论获得思维方法、研究角度方面的启示,如 果以一种理论为标准、尺度,去衡量、裁判、阐释另一种理论,必然会削解被阐释者的理论特性和意义,这样的衡 量也会失去内在理据,产生灾难性后果。五、六十年代的古代文论研究多或轻或重地犯下了这种错误。以当代的主 流文艺思想去演绎古代文论,古代文论就会成为当前文艺思想的注脚,在现代阐释中消溶了自身的理论内涵和独特 价值。以当代的主流文艺思想去演绎古代文论,往往表现为以当代的文艺观念去虚构古代文学理论批评的历史, 古文论自身的历史与意义便随着当代思潮的演变而变化。到了1964年,陆侃如、吕美生在《如何批判继承文学理 论遗产》里则提出,因为我国文学理论遗产大都是封建社会的产物,历代的批评家与理论家大都出身于封建统治阶 级,所以他们的论点无不打上阶级的和时代的烙印。因此,“为了正确地批判继承文学理论遗产,我们应该坚持阶 级观点,强调阶级分析,当然作者也没有忽视历史主义。但是他们认为“阶级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历史主义的核心 它本身渗透着深刻的历史主义精神"23],实际上是以阶级观点代替历史观点。这与“文革"期间对传统文论采取虛无 主义态度,只有一步之遥 中国文学批评史》的编撰,建国后也有了一定的发展。编著者都试图运用新的观点和方法重新审察古代文论资 料,重新阐释古代文论的历史发展,表现出较为鲜明的当代意识 罗根泽在建国后继续中国文学批评史的硏究,撰写了《两宋文学批评史》(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61年),他保 持着建国前硏究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学术传统,以资料详赡、排比有序见长。在指导思想上,尽管著者也力求跟上时 代的步伐,但是,最终还是没有能把当代理论运用到两宋文学批评的研究中,一般还是以搜求重要文献资料为主 略作案断 为了适应文学理论和古代文论教学的需要,郭绍虞曾对他建国前出版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加以修订,在五、六十 年代两次重新出版,当然修订中并没有很彻底地运用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而依然是一部资料性的著作。1959 年,在大跃进的时代氛围中,郭绍虞撰著了《中国古典文学理论批评史》(上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正 如著者在书前《以诗代序》里说:“自经批判认鹄的,能从阶级作分析。 头旗帜从此变,永得新红易旧 白。著者完全以时代的主流思想去演绎古代文学批评史。对于中国文学批评史的性质,他认为 古代哲人很早就指出文学的使命是再现生活,要求文学的作用能教育人民,所以古典文学的优良传统,可以说基本 上是现实主义的;中国古典文学理论批评史可说是现实主义文学批评发生发展的历史,也就是现实主义文学批评和 反现实主义文学批评斗争的历史。当然这儿所谓现实主义只能说是现实主义的倾向性。 这部《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就是用现实主义与反现实主义的斗争,具体来说就是现实主义与形式主义的斗争,唯 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斗争两条红线贯穿起来的。著者认为庄子一派是唯心论者,儒家孟子是唯心论者,荀子则是唯 物论者;汉代的辞赋”观和"文学"论表现出形式主义文论的初步发展;从魏晋到六朝,曹丕、陆机的文论、文笔 论、声律论无不视为形式主义文论;只有刘勰《文心雕龙》和钟嵘《诗品》展开了对形式主义的批评;隋唐五代主 流则是现实主义对齐梁形式主义的批判。与当时北大、复旦出版的《中国文学史》“非正即反的二元对立式思维没 有什么两样。不过,在《绪论》里,郭绍虞指出中国文学批评和西洋文学批评有兩点不同:一是狭义的文学批评在 中国以前不很发达。二是中国古代文学批评通常是分体论式的,除了《文心雕龙》以外,没有整个地讲述文艺理论 的著作。这是当时难得一见的比较中西文论的深刻论断 黄海章编著的《中国文学批评简史》(广东人民岀版社1962年),是当时唯-的-部通史式的新著。上自先秦, 下至清末,16万字,较为简略。著者吸收了当时所谓中国文学史的主线是进步的、向上的,和落后的、反动的两 种矛盾的斗争的说法,把这种斗争论引入文学批评史里。在《概说》里他说:“在古代文学理论和批评中,有些是 含有现实主义文学的因素,可以推动文学向前发展的,有些是偏于唯美主义、形式主义,会把文学拉向后退的。文 学史上进步的、向上的,和落后的、反动的,两种矛盾斗争,在文学批评史上也同样的显现出来。黄海章在《中 国文学批评简史》里强调现实主义对反现实主义、形式主义的斗争,革新派对保守派的斗争,认为汉人评离骚,公 安派打倒前后七子复古主义,袁枚反对格调派等等,都是两条道路斗争的表现。他还立足于古代批评家社会思想的 分析和评价,强调批评家文学理论的政治思想的进步性,如他强调黄遵宪文学主张"也贯穿着民族精神,并从七个 方面来叙述黄遵宪的文学观点,其中前四点分别是:“他以为民族矛盾最尖锐的时代就是文学最兴盛的时代”,反映 民族斗争的诗歌同时也保存了历史的真实",用诗歌来传播革命种子,“文学是真性情的流露,但对国家民族的危 难漠不关心的人,决不能有真性情,也决不能写成好的文学作品υ。中国文学理论的民族独特性在这部批评史里却 没有得到自觉的意识和应有的强调 刘大杰主编,王运熙、李庆甲等人参加编写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册,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64年),是当 时的一部材料丰赡,言必有据,立论精审的文学批评史著作。我们下面会专门去论述。 在编著《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同时,古代文论的文献整理和阐释也得到学界的重视,并且取得重要的收获。重视对 基本文献的整理和阐释,是20世纪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的光辉传统,建国前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刚刚起步时,就
相近的，色指语言有‘鲜明的色彩’。”虽然有一些文章在不断批评古文论研究夸大古代文艺理论的意义，使之现代 化，把现代的某些概念硬套到古代文学理论中去的“六经”注我的现象[21]，强调“我们对于文学理论遗产的研究，必 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的实事求是的态度，既不能夸大其意义，使之现代化，又必须以今天的思想高度出 发，对之进行正确的分析批判”[22]，但并没有完全遏制古文论研究的这种错误倾向。 不同的理论体系之间，只能互相参照、借鉴，一种理论只能从另一种理论获得思维方法、研究角度方面的启示，如 果以一种理论为标准、尺度，去衡量、裁判、阐释另一种理论，必然会削解被阐释者的理论特性和意义，这样的衡 量也会失去内在理据，产生灾难性后果。五、六十年代的古代文论研究多或轻或重地犯下了这种错误。以当代的主 流文艺思想去演绎古代文论，古代文论就会成为当前文艺思想的注脚，在现代阐释中消溶了自身的理论内涵和独特 价值。以当代的主流文艺思想去演绎古代文论，往往表现为以当代的文艺观念去“虚构”古代文学理论批评的历史， 古文论自身的历史与意义便随着当代思潮的演变而变化。到了1964年，陆侃如、吕美生在《如何批判继承文学理 论遗产》里则提出，因为我国文学理论遗产大都是封建社会的产物，历代的批评家与理论家大都出身于封建统治阶 级，所以他们的论点无不打上阶级的和时代的烙印。因此，“为了正确地批判继承文学理论遗产，我们应该坚持阶 级观点，强调阶级分析”，当然作者也没有忽视历史主义。但是他们认为“阶级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历史主义的核心， 它本身渗透着深刻的历史主义精神”[23]，实际上是以阶级观点代替历史观点。这与“文革”期间对传统文论采取虚无 主义态度，只有一步之遥。 《中国文学批评史》的编撰，建国后也有了一定的发展。编著者都试图运用新的观点和方法重新审察古代文论资 料，重新阐释古代文论的历史发展，表现出较为鲜明的当代意识。 罗根泽在建国后继续中国文学批评史的研究，撰写了《两宋文学批评史》（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61年），他保 持着建国前研究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学术传统，以资料详赡、排比有序见长。在指导思想上，尽管著者也力求跟上时 代的步伐，但是，最终还是没有能把当代理论运用到两宋文学批评的研究中，一般还是以搜求重要文献资料为主， 略作案断。 为了适应文学理论和古代文论教学的需要，郭绍虞曾对他建国前出版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加以修订，在五、六十 年代两次重新出版，当然修订中并没有很彻底地运用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而依然是一部资料性的著作。1959 年，在“大跃进”的时代氛围中，郭绍虞撰著了《中国古典文学理论批评史》（上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正 如著者在书前《以诗代序》里说：“自经批判认鹄的，能从阶级作分析。……心头旗帜从此变，永得新红易旧 白。”著者完全以时代的主流思想去演绎古代文学批评史。对于中国文学批评史的性质，他认为： 古代哲人很早就指出文学的使命是再现生活，要求文学的作用能教育人民，所以古典文学的优良传统，可以说基本 上是现实主义的；中国古典文学理论批评史可说是现实主义文学批评发生发展的历史，也就是现实主义文学批评和 反现实主义文学批评斗争的历史。当然这儿所谓现实主义只能说是现实主义的倾向性。 这部《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就是用现实主义与反现实主义的斗争，具体来说就是现实主义与形式主义的斗争，唯 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斗争两条红线贯穿起来的。著者认为庄子一派是唯心论者，儒家孟子是唯心论者，荀子则是唯 物论者；汉代的“辞赋”观和“文学”论表现出形式主义文论的初步发展；从魏晋到六朝，曹丕、陆机的文论、文笔 论、声律论无不视为形式主义文论；只有刘勰《文心雕龙》和钟嵘《诗品》展开了对形式主义的批评；隋唐五代主 流则是现实主义对齐梁形式主义的批判。与当时北大、复旦出版的《中国文学史》“非正即反”的二元对立式思维没 有什么两样。不过，在《绪论》里，郭绍虞指出中国文学批评和西洋文学批评有两点不同：一是狭义的文学批评在 中国以前不很发达。二是中国古代文学批评通常是分体论式的，除了《文心雕龙》以外，没有整个地讲述文艺理论 的著作。这是当时难得一见的比较中西文论的深刻论断。 黄海章编著的《中国文学批评简史》（广东人民出版社1962年），是当时唯一的一部通史式的新著。上自先秦， 下至清末，16万字，较为简略。著者吸收了当时所谓中国文学史的主线是进步的、向上的，和落后的、反动的两 种矛盾的斗争的说法，把这种斗争论引入文学批评史里。在《概说》里他说：“在古代文学理论和批评中，有些是 含有现实主义文学的因素，可以推动文学向前发展的，有些是偏于唯美主义、形式主义，会把文学拉向后退的。文 学史上进步的、向上的，和落后的、反动的，两种矛盾斗争，在文学批评史上也同样的显现出来。”黄海章在《中 国文学批评简史》里强调现实主义对反现实主义、形式主义的斗争，革新派对保守派的斗争，认为汉人评离骚，公 安派打倒前后七子复古主义，袁枚反对格调派等等，都是两条道路斗争的表现。他还立足于古代批评家社会思想的 分析和评价，强调批评家文学理论的政治思想的进步性，如他强调黄遵宪文学主张“也贯穿着民族精神”，并从七个 方面来叙述黄遵宪的文学观点，其中前四点分别是：“他以为民族矛盾最尖锐的时代就是文学最兴盛的时代”，“反映 民族斗争的诗歌同时也保存了历史的真实”，“用诗歌来传播革命种子”，“文学是真性情的流露，但对国家民族的危 难漠不关心的人，决不能有真性情，也决不能写成好的文学作品”。中国文学理论的民族独特性在这部批评史里却 没有得到自觉的意识和应有的强调。 刘大杰主编，王运熙、李庆甲等人参加编写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册，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64年），是当 时的一部材料丰赡，言必有据，立论精审的文学批评史著作。我们下面会专门去论述。 在编著《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同时，古代文论的文献整理和阐释也得到学界的重视，并且取得重要的收获。重视对 基本文献的整理和阐释，是20世纪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的光辉传统，建国前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刚刚起步时，就
已充分注意到文献整理、发掘和阐释等基础性工作。建国后,当中国古代文论的当代意乂被重新提岀来时,古文论 的文献研究也得到了重视。如1961年《文艺报》关于"批判地继承中国文学理论遗产"笔谈,就有多人强调古代文论 文献整理的重要性。孟超提岀整理过去历史时期文化遗产梳刷、收集古代的美学理论资料的任务,说:我们整理 中国传统美学,不应该先去树立概念,以免武断,还是要先做搜集资料、整理资料的工作,按文学艺术的各部门, 分门别类,分头去做,然后集中、总括,归纳出中国美学理论的特征,才能整理出全面而有系统的具有中国特点的 美学原理的。"(24朱光澘把资料工作摆在首位,认为整理我们的美学遗产,首先是资料的搜集和整理,在整理资料 的过程中要做的工作很多,其中有两项特别重要,头一项是厘定词义,其次一项是提高的工作,就是以问题为纲, 搜集一些原始资料,分类整理,追溯同一问题的不同看法在历史上的渊源和影响,做岀专题论文。[25郭绍虞也强 调在对文艺理论遗产进行分析地批判之前,首先要做好整理工作,弄淸楚各种术语的概念,然后才能有的放矢地批 判。其次要结合实际,看我们当前的实际情况,酌量运用古典文学理论上的术语,使它的涵义趋于固定,并有新的 内容,这才为继承问题开辟了途径。[26 中国古代文论资料的发掘、整理、校点、注释等传统性硏究,在建国三十年取得了重要的成就。其中大型的整理校 点有《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年)和郭绍虞、罗根泽主编的《中国古典文学理论批评资 料丛书》两种。《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是历代戏曲理论著作汇为一编的总集,选辑了48种专门著作。内容有 的是关于古典戏曲的编制、制曲、歌唱和表演等方面的理论;有的是关于戏曲源流的査考;有的是属于戏曲作家艺 术家的传记史料及品评的记载,包罗了唐、宋、元、明、清的有关戏剧研究的重要文献,根据完善的原刻本或最通 行的版本作为底本加以校勘、断句、标点,冠以提要,介绍内容。《中国古典文学理论批评资料丛书》(出版时改 称为《中国古典文学理论批评专著选辑》),从1959年开始,到1961年相继出版了20余种中国古代文论的重要专 著。在《丛书编辑说明》里,编著者提岀选拔辑录的标ⅶ准是:“突岀主流和显示全面相结合。主要选录各个时代富 有现实主义和积极浪漫主义精神的理论批评论著,特别注意发掘与人民革命运动、爱国运动有密切联系的文艺思 想,同时照顾到文学史上曾经发生一定影响的各个流派的理论。"但是,实际编选的范围更为广泛,入选的专著更 多的是文学史上曾经发生一定影响的各个流派的理论。每种书都拈择善本,并作校点整理,有的交代版本和文字 错误的改正;有的指出书中所谈文章法则、风格和修辞;有的阐述书中的文艺思想的特点,有时也附带谈点艺术技 巧问题。这两部大型古文论资料的编撰,为推动中国古代文论硏究的深入,做了重要的基础性工作,对20世纪下 半叶的古文论研究都发生了重要的积极的影响,而且将依然嘉恵21世纪的中国古文论研究。 为了适应高校中文系的教学需要和古文论的普及,舒芜、陈迩冬、周绍良、王利器编选了《中国近代文论选》(人 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郭绍虞主编了《中国历代文论选》(中华书局1962年),有力地配合了当时占代文论教 学和普及的需要,后者至今依然列入高校文科参考书目。 在专书硏究方面,一般是在当代文学观念指导下,立足文献资料的占有、考辨和利用,运用传统的校勘、笺注、集 释等方法,或加以译解,阐释古文论的理论内涵和意义。尽管硏究的面还不够广阔,但也取得了重要的成就。[7 建国后在古文论研究界引起激烈争论的古代文论家是金圣叹。金圣叹处于明、清易代的社会背景中,他参与了“哭 庙案”,他的思想与他的文学主张一样,极为复杂。建国以来,从金圣叹的政治思想到具体文艺观念都引起了激烈 的争论。对于他参与哭庙案”,是否为反动文人,存在肯定和否定两种截然相反的论断,其中否定论者明显占上 风。对金圣叹的小说戏曲评点,大家多把它依附于金圣叹的政治思想而作肯定或否定的评价。刘大杰、章培恒则能 剥离开金圣叹的政治思想问题,而着力于从艺术本身分析金圣叹评点的功过。他们在《金圣叹的文学批评》[28} 文里,尽管也承认“金圣叹虽然用尽心机想来掩盖《水浒传》中赞美农民起义的思想内容,对《水浒传》作了严重 的歪曲”,但是肯定了金圣叹在批点中对文学作品的形象性、人物性格、心理、语言与动作,以及创作过程、艺术 结构等等问题作了努力探讨和具体分析,具有不少独到的见解,表现出文学批评中的特色”,迒远远超过了他论述思 想性方面的水平"。这篇文章发表后,影响很大,但是并没有改变学术界对对金圣叹艺术论的漠视和批判,公盾 朱通的《金圣叹在〈水浒传)评点中的艺术分析值得颂扬吗?》[29运用毛泽东的内容愈反动的作品而又愈带艺术 性,就愈能毒害人民,就愈应该排斥的观点,严厉批判金圣叹的艺术论,重新提出:“"从总的方面看来,金圣叹既 然歪曲了《水浒传》的主题,他的艺术分析也必然是歪曲或隔靴搔痒的 对于建国后三十年的古代文论,我们不能苛刻求之。和古代文学其它方面的研究一样,也经历了挫折,也一定程度 上表现出简单化、庸俗化倾向,起初提出来的更好地解决中国古代文学阐释的问题远没有解决,建立民族的马克思 主义文艺学的目标也没有实现。在当时的社会思潮之下,研究者采取以时代文艺思想演绎古代文论的方法,可以说 是使古代文论在现代社会获得存在的一种策略。事实上当时的古文论硏究,也出现了一些较为切合中国文论实际的 文章。这一时期,在古代文学理论基础性文献的整理、硏究、出版上取得了重要的成就,更重要的是,在学术理念 上,打破了过去仅仅注重于对古代文论进行"史"的硏究的模式,加强了对古代文论的"论的研究,把古代文论研究 与当代文学理论建设结合起来,增强了古代文论硏究的当代意识。尽管今天看来,在实际硏究中,出现了较多失 误,但是,它实现了古文论研究范式的变革,对20世纪中国古代文论研究的现代化进程是不无意义的, 王瑶《中国文学批评与总集》,载1950年5月10日《光明日报》
已充分注意到文献整理、发掘和阐释等基础性工作。建国后，当中国古代文论的当代意义被重新提出来时，古文论 的文献研究也得到了重视。如1961年《文艺报》关于“批判地继承中国文学理论遗产”笔谈，就有多人强调古代文论 文献整理的重要性。孟超提出整理过去历史时期文化遗产梳刷、收集古代的美学理论资料的任务，说：“我们整理 中国传统美学，不应该先去树立概念，以免武断，还是要先做搜集资料、整理资料的工作，按文学艺术的各部门， 分门别类，分头去做，然后集中、总括，归纳出中国美学理论的特征，才能整理出全面而有系统的具有中国特点的 美学原理的。”[24]朱光潜把资料工作摆在首位，认为整理我们的美学遗产，首先是资料的搜集和整理，在整理资料 的过程中要做的工作很多，其中有两项特别重要，头一项是厘定词义，其次一项是提高的工作，就是以问题为纲， 搜集一些原始资料，分类整理，追溯同一问题的不同看法在历史上的渊源和影响，做出专题论文。[25]郭绍虞也强 调在对文艺理论遗产进行分析地批判之前，首先要做好整理工作，弄清楚各种术语的概念，然后才能有的放矢地批 判。其次要结合实际，看我们当前的实际情况，酌量运用古典文学理论上的术语，使它的涵义趋于固定，并有新的 内容，这才为继承问题开辟了途径。[26] 中国古代文论资料的发掘、整理、校点、注释等传统性研究，在建国三十年取得了重要的成就。其中大型的整理校 点有《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年）和郭绍虞、罗根泽主编的《中国古典文学理论批评资 料丛书》两种。《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是历代戏曲理论著作汇为一编的总集，选辑了48种专门著作。内容有 的是关于古典戏曲的编制、制曲、歌唱和表演等方面的理论；有的是关于戏曲源流的查考；有的是属于戏曲作家艺 术家的传记史料及品评的记载，包罗了唐、宋、元、明、清的有关戏剧研究的重要文献，根据完善的原刻本或最通 行的版本作为底本加以校勘、断句、标点，冠以提要，介绍内容。《中国古典文学理论批评资料丛书》（出版时改 称为《中国古典文学理论批评专著选辑》），从1959年开始，到1961年相继出版了20余种中国古代文论的重要专 著。在《丛书编辑说明》里，编著者提出选拔辑录的标准是：“突出主流和显示全面相结合。主要选录各个时代富 有现实主义和积极浪漫主义精神的理论批评论著，特别注意发掘与人民革命运动、爱国运动有密切联系的文艺思 想，同时照顾到文学史上曾经发生一定影响的各个流派的理论。”但是，实际编选的范围更为广泛，入选的专著更 多的是“文学史上曾经发生一定影响的各个流派的理论”。每种书都拈择善本，并作校点整理，有的交代版本和文字 错误的改正；有的指出书中所谈文章法则、风格和修辞；有的阐述书中的文艺思想的特点，有时也附带谈点艺术技 巧问题。这两部大型古文论资料的编撰，为推动中国古代文论研究的深入，做了重要的基础性工作，对20世纪下 半叶的古文论研究都发生了重要的积极的影响，而且将依然嘉惠21世纪的中国古文论研究。 为了适应高校中文系的教学需要和古文论的普及，舒芜、陈迩冬、周绍良、王利器编选了《中国近代文论选》（人 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郭绍虞主编了《中国历代文论选》（中华书局1962年），有力地配合了当时古代文论教 学和普及的需要，后者至今依然列入高校文科参考书目。 在专书研究方面，一般是在当代文学观念指导下，立足文献资料的占有、考辨和利用，运用传统的校勘、笺注、集 释等方法，或加以译解，阐释古文论的理论内涵和意义。尽管研究的面还不够广阔，但也取得了重要的成就。[27] 建国后在古文论研究界引起激烈争论的古代文论家是金圣叹。金圣叹处于明、清易代的社会背景中，他参与了“哭 庙案”，他的思想与他的文学主张一样，极为复杂。建国以来，从金圣叹的政治思想到具体文艺观念都引起了激烈 的争论。对于他参与“哭庙案”，是否为反动文人，存在肯定和否定两种截然相反的论断，其中否定论者明显占上 风。对金圣叹的小说戏曲评点，大家多把它依附于金圣叹的政治思想而作肯定或否定的评价。刘大杰、章培恒则能 剥离开金圣叹的政治思想问题，而着力于从艺术本身分析金圣叹评点的功过。他们在《金圣叹的文学批评》[28]一 文里，尽管也承认“金圣叹虽然用尽心机想来掩盖《水浒传》中赞美农民起义的思想内容，对《水浒传》作了严重 的歪曲”，但是肯定了金圣叹在批点中对文学作品的形象性、人物性格、心理、语言与动作，以及创作过程、艺术 结构等等问题作了努力探讨和具体分析，“具有不少独到的见解，表现出文学批评中的特色”，“远远超过了他论述思 想性方面的水平”。这篇文章发表后，影响很大，但是并没有改变学术界对对金圣叹艺术论的漠视和批判，公盾、 朱通的《金圣叹在〈水浒传〉评点中的艺术分析值得颂扬吗？》[29]运用毛泽东的“内容愈反动的作品而又愈带艺术 性，就愈能毒害人民，就愈应该排斥”的观点，严厉批判金圣叹的艺术论，重新提出：“从总的方面看来，金圣叹既 然歪曲了《水浒传》的主题，他的艺术分析也必然是歪曲或隔靴搔痒的。” 对于建国后三十年的古代文论，我们不能苛刻求之。和古代文学其它方面的研究一样，也经历了挫折，也一定程度 上表现出简单化、庸俗化倾向，起初提出来的更好地解决中国古代文学阐释的问题远没有解决，建立民族的马克思 主义文艺学的目标也没有实现。在当时的社会思潮之下，研究者采取以时代文艺思想演绎古代文论的方法，可以说 是使古代文论在现代社会获得存在的一种策略。事实上当时的古文论研究，也出现了一些较为切合中国文论实际的 文章。这一时期，在古代文学理论基础性文献的整理、研究、出版上取得了重要的成就，更重要的是，在学术理念 上，打破了过去仅仅注重于对古代文论进行“史”的研究的模式，加强了对古代文论的“论”的研究，把古代文论研究 与当代文学理论建设结合起来，增强了古代文论研究的当代意识。尽管今天看来，在实际研究中，出现了较多失 误，但是，它实现了古文论研究范式的变革，对20世纪中国古代文论研究的现代化进程是不无意义的。 [1] 王瑶《中国文学批评与总集》，载1950年5月10日《光明日报》
2]载《文学遗产增刊》二辑。 13]载1955年12月3日《人民日报》 闷4]载1956年7月15日《光明日报文学遗产》第?期 15]载1956年9月23日《光明日报》。 冏6邹酆《打开我国古代文学理论的宝库》,载1957年3月3日《光明日报文学遗产》第146期。 载《新建设》1957年8月号。 8]载1959年6月28日《光明日报文学遗产》第26 载1957年6月9、16日《光明日报文学遗产》第160、161期 10载《文学研究》1957第1期。 1郭绍虞《关于“文心雕龙的评价问题及其它》,载1956年9月9日《光明日报》;黄海章《论刘勰的文学主张 〈文心雕龙〉研究之一》,载《中山大学学报》1956年第6期;吴林伯《试论刘勰文学批评的现实性》,载 《文史哲》1956年第10期。 12]周扬《建立中国自己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批评》,载《文艺报》1958年第17期。 13汪浙成《看到、想到_—谈谈发掘和整理古典文学理论的一些问题》,载1960年2月21日《光明日报·文学遗 14据复旦大学文学研究室80年代初编《中国古典文学理论批评史资料索引》(内部资料)统计。 「15如夏承焘《词论十评》,载《文学评论》1962年第1期;钱钟书《通感》,载《文学评论》1962年第2期;王 运熙《中国古代文论中的体》,载1962年10月20日《文汇报》;吴新雷《〈曲品〉真本的考见—一曲海钩沉探 源录》,载1962年4月20日《文汇报》,等。 16刘绶松《〈文心雕龙〉初探》,《文学研究》1957年第2期。 17]载《江海学刊》1961年第4期 18]此外,陆侃如《刘勰论诗的幻想和夸饰》,载《文艺报》1962年第8期;俞元桂《刘勰对文章风格的要求》 载《文学遗产增刊》第十一辑;王达津《试谈刘勰的论风骨》,载《文学遗产》278期,都是用¨浪漫主义"和"现实 主义来解释“奇“正两个文论术语。 19载《文学遗产》第191期 20载《文学遗产》增刊第十一辑 121如:陆侃如《关于文艺理论遗产学习的三点意见》,载1961年12月17日《光明日报·文学遗产》第393期;石 书《谈古典文艺理论硏究中的一种倾向》,载《文史晢》1963年第4期;寇效信《评〈文心雕龙〉硏究中的一种倾 向》,载《文艺报》1963年第12期;恕直《对古代文论研究的几点意见》,载1963年7月7日《光明日报》,等。 22章培恒等《关于文学理论遗产的批判继承的几个问题》,载1964年2月2日《光明日报》。 23陆侃如、吕美生《如何批判继承文学理论遗产》,载《文史哲》1964年第3期。 24]孟超《一项基本建设方针》,载《文艺报》1961年第5期。 25朱光潜《整理我们的美学遗产,应该做些什么》,载《文艺报》1961年第7期。 26郭绍虞《正确理解,作好准备》,载《文艺报》1961年第11期。 127如杨明照《文心雕龙校注》,上海古籍岀版社1958年;陆侃如、牟世金《文心雕龙选译》,山东人民出版社 1962、1963年;郭晋稀《文心雕龙译注十八篇》,甘肃人民出版社1963年;郭绍虞《诗品集解·续诗品注》,人 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沧浪诗话校释》,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祖保泉《司空图诗品解说》,安徽人民出版 社1964年,等。 128]载《中华文史论丛》第三辑,1963年 29载1964年12月20日《光明日报文学遗产》第490期。 ●关闭窗口
[2] 载《文学遗产增刊》二辑。 [3] 载1955年12月3日《人民日报》。 [4] 载1956年7月15日《光明日报·文学遗产》第？期。 [5] 载1956年9月23日《光明日报》。 [6] 邹酆《打开我国古代文学理论的宝库》，载1957年3月3日《光明日报·文学遗产》第146期。 [7] 载《新建设》1957年8月号。 [8] 载1959年6月28日《光明日报·文学遗产》第267期。 [9] 载1957年6月9、16日《光明日报·文学遗产》第160、161期。 [10] 载《文学研究》1957第1期。 [11] 郭绍虞《关于“文心雕龙”的评价问题及其它》，载1956年9月9日《光明日报》；黄海章《论刘勰的文学主张 ――〈文心雕龙〉研究之一》，载《中山大学学报》1956年第6期；吴林伯《试论刘勰文学批评的现实性》，载 《文史哲》1956年第10期。 [12] 周扬《建立中国自己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批评》，载《文艺报》1958年第17期。 [13] 汪浙成《看到、想到――谈谈发掘和整理古典文学理论的一些问题》，载1960年2月21日《光明日报·文学遗 产》第301期。 [14] 据复旦大学文学研究室80年代初编《中国古典文学理论批评史资料索引》（内部资料）统计。 [15] 如夏承焘《词论十评》，载《文学评论》1962年第1期；钱钟书《通感》，载《文学评论》1962年第2期；王 运熙《中国古代文论中的“体”》，载1962年10月20日《文汇报》；吴新雷《〈曲品〉真本的考见――曲海钩沉探 源录》，载1962年4月20日《文汇报》，等。 [16] 刘绶松《〈文心雕龙〉初探》，《文学研究》1957年第2期。 [17] 载《江海学刊》1961年第4期。 [18] 此外，陆侃如《刘勰论诗的幻想和夸饰》，载《文艺报》1962年第8期；俞元桂《刘勰对文章风格的要求》， 载《文学遗产增刊》第十一辑；王达津《试谈刘勰的论风骨》，载《文学遗产》278期，都是用“浪漫主义”和“现实 主义”来解释“奇”“正”两个文论术语。 [19] 载《文学遗产》第191期。 [20] 载《文学遗产》增刊第十一辑。 [21] 如： 陆侃如《关于文艺理论遗产学习的三点意见》，载1961年12月17日《光明日报·文学遗产》第393期；石 书《谈古典文艺理论研究中的一种倾向》，载《文史哲》1963年第4期；寇效信《评〈文心雕龙〉研究中的一种倾 向》，载《文艺报》1963年第12期；恕直《对古代文论研究的几点意见》，载1963年7月7日《光明日报》，等。 [22] 章培恒等《关于文学理论遗产的批判继承的几个问题》，载1964年2月2日《光明日报》。 [23] 陆侃如、吕美生《如何批判继承文学理论遗产》，载《文史哲》1964年第3期。 [24] 孟超《一项基本建设方针》，载《文艺报》1961年第5期。 [25] 朱光潜《整理我们的美学遗产，应该做些什么》，载《文艺报》1961年第7期。 [26] 郭绍虞《正确理解，作好准备》，载《文艺报》1961年第11期。 [27] 如杨明照《文心雕龙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58年；陆侃如、牟世金《文心雕龙选译》，山东人民出版社 1962、1963年；郭晋稀《文心雕龙译注十八篇》，甘肃人民出版社1963年；郭绍虞《诗品集解·续诗品注》，人 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沧浪诗话校释》，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祖保泉《司空图诗品解说》，安徽人民出版 社1964年，等。 [28] 载《中华文史论丛》第三辑，1963年。 [29] 载1964年12月20日《光明日报·文学遗产》第490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