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学讲稿 第一课《庄子》中的庄子 庄子生活的年代,大约是战国后期,准确的年月无法认定。学者们按照《史记》中记述的 与梁惠王、齐宣王同时”,又辞楚威王之聘的线索,以及《庄子》书中涉及的人与事的时间, 作出了种种推考,皆不能一致:不过,大抵是在公元前四世纪中叶至公元前三世纪前 而《庄子》里面的庄子事迹,是否一定就是实录呢?应该说,其中有庄子本人生活的影子,但 似乎又不是完全真实的纪事。玩味这些有趣的故事,庄子将自己投入这些故事之中,很有寓言 的味道。据《史记》的记载,庄子担任过漆园吏,不过,在《庄子》中倒记着他倚凭织屐为生 织屦显然不算好生计,所以“处穷闾厄巷”而“槁项黄馘”。因为贫穷、困窘,不仅形象和住 处很糟,服饰自然也不会好。虽然庄子过着困窘不堪的生活,然而他未尝丧失自己的生活尊严 而且对有损有辱自己的言行丝毫不假辞色。曹商为宋出使秦国荣归后的得意,受到庄子无情而 苛狠的讽刺,他的世俗意义上的成功一当时往来各国的士人最高的理想不过就是“说人主” 而“出其金玉锦绣,取卿相之尊”一其品质被贬抑不能再低下了。而对魏王所形容的“惫” 庄子坚持说自己这般形象只是因为“贫”即贫穷,他将“惫”界定为“士有道德不能行”,说 处在“昏上乱相之间而欲无惫”,那是不可能的事 庄子对于他所不屑的人物,绝不宽贷,那是一贯的:即使是他的朋友,比如惠施: 惠子相梁,庄子往见之。或谓惠子曰:“庄子来,欲代子相。”于是惠 子恐,搜于国中三日三夜。庄子往见之,曰:“南方有鸟,其名为鵷鹕,子知之 乎?夫鵷发于南海而飞于北海,非梧桐不止,非练实不食,非醴泉不饮。于是 鸱得腐鼠,鵷鹕过之,仰而视之曰:‘吓!’今子欲以子之梁国而吓我邪?” 类似的故事还有见于《淮南子齐俗训》的一个:“惠子从车百乘,以过孟诸,庄子见之,弃 其余鱼。”惠施其实不仅善于口辩而已,他在魏国任事还是很有作为的,从世俗的角度不妨说 颇为成功,内政方面如《吕氏春秋淫辞训》记:“惠子为魏惠王为法,为法已成,以示诸民 人,民人皆善之。”至于外交,则《战国策楚策》载:“五国伐秦,魏欲和,使惠施使楚。 然而,即使是朋友,即使他获得了相当的成就,庄子仍然坚持自己的态度,将魏国比拟为“腐 鼠”,而将惠子比拟作守护“腐鼠”的“鸱”,也实在是贬抑至无以复加的地步了
1 教学讲稿： 第一课 《庄子》中的庄子 庄子生活的年代，大约是战国后期，准确的年月无法认定。学者们按照《史记》中记述的 “与梁惠王、齐宣王同时”，又辞楚威王之聘的线索，以及《庄子》书中涉及的人与事的时间， 作出了种种推考，皆不能一致；不过，大抵是在公元前四世纪中叶至公元前三世纪前叶。 而《庄子》里面的庄子事迹，是否一定就是实录呢？应该说，其中有庄子本人生活的影子，但 似乎又不是完全真实的纪事。玩味这些有趣的故事，庄子将自己投入这些故事之中，很有寓言 的味道。据《史记》的记载，庄子担任过漆园吏，不过，在《庄子》中倒记着他倚凭织屦为生， 织屦显然不算好生计，所以“处穷闾厄巷”而“槁项黄馘”。因为贫穷、困窘，不仅形象和住 处很糟，服饰自然也不会好。虽然庄子过着困窘不堪的生活，然而他未尝丧失自己的生活尊严， 而且对有损有辱自己的言行丝毫不假辞色。曹商为宋出使秦国荣归后的得意，受到庄子无情而 苛狠的讽刺，他的世俗意义上的成功——当时往来各国的士人最高的理想不过就是“说人主” 而“出其金玉锦绣，取卿相之尊”——其品质被贬抑不能再低下了。而对魏王所形容的“惫”， 庄子坚持说自己这般形象只是因为“贫”即贫穷，他将“惫”界定为“士有道德不能行”，说 处在“昏上乱相之间而欲无惫”，那是不可能的事。 庄子对于他所不屑的人物，绝不宽贷，那是一贯的；即使是他的朋友，比如惠施： 惠子相梁，庄子往见之。或谓惠子曰：“庄子来，欲代子相。”于是惠 子恐，搜于国中三日三夜。庄子往见之，曰：“南方有鸟，其名为鵷鶵，子知之 乎？夫鵷鶵发于南海而飞于北海，非梧桐不止，非练实不食，非醴泉不饮。于是 鸱得腐鼠，鵷鶵过之，仰而视之曰：‘吓！’今子欲以子之梁国而吓我邪？” 类似的故事还有见于《淮南子`齐俗训》的一个：“惠子从车百乘，以过孟诸，庄子见之，弃 其余鱼。”惠施其实不仅善于口辩而已，他在魏国任事还是很有作为的，从世俗的角度不妨说 颇为成功，内政方面如《吕氏春秋`淫辞训》记：“惠子为魏惠王为法，为法已成，以示诸民 人，民人皆善之。”至于外交，则《战国策`楚策》载：“五国伐秦，魏欲和，使惠施使楚。” 然而，即使是朋友，即使他获得了相当的成就，庄子仍然坚持自己的态度，将魏国比拟为“腐 鼠”，而将惠子比拟作守护“腐鼠”的“鸱”，也实在是贬抑至无以复加的地步了
庄子对于魏王、曹商乃至惠子所悠游其中的世俗世界,持强烈的抵拒姿态,甚至可以 说是傲慢过度,或曰其傲在骨。但这不是吃不到葡萄的狐狸的故作姿态的反激表现。庄子本人 也曾有机会进入世俗的名利场,但他断然拒绝了 或聘于庄子,庄子应其使曰:“子见夫牺牛乎?衣以文绣,食以刍叔。 及其牵而入于大庙,虽欲为孤犊,其可得乎!”(《列御寇》) 这事在《庄子》中还保存了略有不同的记述,见于《秋水》: 庄子钓于濮水。楚王使大夫二人往先焉,曰:“愿以境内累矣!”庄子 持竿不顾,曰:“吾闻楚有神龟,死已三千岁矣。王巾笥而藏之庙堂之上。此龟 者,宁其死为留骨而贵乎?宁其生而曳尾于涂中乎?”二大夫曰:“宁生而曳尾 涂中。”庄子曰:“往矣!吾将曳尾于涂中。” 结合这两段记叙,庄子拒绝的理由很明白:不是因为别的,而是因为进入世俗的官场、名利世 界,从根本上违逆了他的生活信念:他不要那些种种的外在荣饰及身后的显贵,他所希望的只 是自由自在的生。在“方今之时,仅免刑焉”(《人间世》)的时代里面,“殊死者相枕也,桁 杨者相推也,刑戮者相望也”(《在宥》),要求得安然的生都是那么不容易的事,为什么还要 投入充满危险的境地呢?说庄子逃遁规避也好,说他髙蹈超越也好,关键在于他坚持了自己的 生活信念:一切违反这一信念的行为,即使是举世醉心向慕的,也将不顾而放弃。生命中的追 求或许可以出自冲动,而放弃一定是理智省思的结果 庄子辞相要算是他全部生活中最有名的一件事了,《史记老庄申韩列传》记述庄子 的传记中,实在的事迹其实只有这一件,而看得出来,司马迁的记述是错综《庄子》中的两处 记载而成的: 楚威王闻庄周贤,使使者厚币迎之,许以为相。庄周笑谓楚使者曰: 千金,重利;卿相,尊位也。子独不见郊祭之牺牛乎?养食之数岁,衣以文绣, 以入大庙。当是之时,虽欲为孤豚,岂可得乎?子亟去,无污我。我宁游戏污渎 之中自快,无为有国者所羁,终身不仕,以快吾志焉。” 这里,明确点出聘请庄子的楚国国王是楚威王,从年代上看,大抵相合。不过,即使对这一有 多种文献记载的庄子事迹,也有人提出质疑:
2 庄子对于魏王、曹商乃至惠子所悠游其中的世俗世界，持强烈的抵拒姿态，甚至可以 说是傲慢过度，或曰其傲在骨。但这不是吃不到葡萄的狐狸的故作姿态的反激表现。庄子本人 也曾有机会进入世俗的名利场，但他断然拒绝了： 或聘于庄子，庄子应其使曰：“子见夫牺牛乎？衣以文绣，食以刍叔。 及其牵而入于大庙，虽欲为孤犊，其可得乎！”(《列御寇》) 这事在《庄子》中还保存了略有不同的记述，见于《秋水》： 庄子钓于濮水。楚王使大夫二人往先焉，曰：“愿以境内累矣！”庄子 持竿不顾，曰：“吾闻楚有神龟，死已三千岁矣。王巾笥而藏之庙堂之上。此龟 者，宁其死为留骨而贵乎？宁其生而曳尾于涂中乎？”二大夫曰：“宁生而曳尾 涂中。”庄子曰：“往矣！吾将曳尾于涂中。” 结合这两段记叙，庄子拒绝的理由很明白：不是因为别的，而是因为进入世俗的官场、名利世 界，从根本上违逆了他的生活信念；他不要那些种种的外在荣饰及身后的显贵，他所希望的只 是自由自在的生。在“方今之时，仅免刑焉”(《人间世》)的时代里面，“殊死者相枕也，桁 杨者相推也，刑戮者相望也”(《在宥》)，要求得安然的生都是那么不容易的事，为什么还要 投入充满危险的境地呢？说庄子逃遁规避也好，说他高蹈超越也好，关键在于他坚持了自己的 生活信念；一切违反这一信念的行为，即使是举世醉心向慕的，也将不顾而放弃。生命中的追 求或许可以出自冲动，而放弃一定是理智省思的结果。 庄子辞相要算是他全部生活中最有名的一件事了，《史记`老庄申韩列传》记述庄子 的传记中，实在的事迹其实只有这一件，而看得出来，司马迁的记述是错综《庄子》中的两处 记载而成的： 楚威王闻庄周贤，使使者厚币迎之，许以为相。庄周笑谓楚使者曰： “千金，重利；卿相，尊位也。子独不见郊祭之牺牛乎？养食之数岁，衣以文绣， 以入大庙。当是之时，虽欲为孤豚，岂可得乎？子亟去，无污我。我宁游戏污渎 之中自快，无为有国者所羁，终身不仕，以快吾志焉。” 这里，明确点出聘请庄子的楚国国王是楚威王，从年代上看，大抵相合。不过，即使对这一有 多种文献记载的庄子事迹，也有人提出质疑：
楚聘庄周为相,史无其事。凡方外横议之士,多自夸时君聘我为相而逃 之。其为寓言未可知。又时君尚攻战权术,未必有礼聘之事。虽孟子于梁、齐, 亦闻其好士而往说之,非聘也。纵其聘之,何至预名相而聘之? 如果作为严格的史实加以真实性的考究,庄子辞相的事或许确实有许多可以推敲、质疑的地方。 不过,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了,作为寓言,它在事实上的真实性或许不必苛求,重要的是它真 切地体现了庄子的精神取向,他是一个在污浊的世间坚持自己生活信念的人,他是能够超越当 下的世俗攀求而守护自己本来生命的人。对此,“辞相”不是一个极好的呈现吗?在对这一意 义的呈现中,“辞相”还不够真实吗? 最后,应该提出,庄子并非一个仅仅对现实持严厉态度的人,他有自己的生活世界,其中 最大的乐趣就是与人们展开情智兼具的论辩,而他最好的辩友应该就是他曾严加讥讽的惠施 《逍遥游》、《德充符》、《秋水》篇的最后,都记载了庄子和惠子之间的辩说。虽然似乎庄 子对惠施的观点很不以为然,批判的时候毫不留情,但庄子对惠施确实抱有深切的情谊,这里 面透着真正的、深刻的同情和悲哀
3 楚聘庄周为相，史无其事。凡方外横议之士，多自夸时君聘我为相而逃 之。其为寓言未可知。又时君尚攻战权术，未必有礼聘之事。虽孟子于梁、齐， 亦闻其好士而往说之，非聘也。纵其聘之，何至预名相而聘之？ 如果作为严格的史实加以真实性的考究，庄子辞相的事或许确实有许多可以推敲、质疑的地方。 不过，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了，作为寓言，它在事实上的真实性或许不必苛求，重要的是它真 切地体现了庄子的精神取向，他是一个在污浊的世间坚持自己生活信念的人，他是能够超越当 下的世俗攀求而守护自己本来生命的人。对此，“辞相”不是一个极好的呈现吗？在对这一意 义的呈现中，“辞相”还不够真实吗？ 最后，应该提出，庄子并非一个仅仅对现实持严厉态度的人，他有自己的生活世界，其中 最大的乐趣就是与人们展开情智兼具的论辩，而他最好的辩友应该就是他曾严加讥讽的惠施： 《逍遥游》、《德充符》、《秋水》篇的最后，都记载了庄子和惠子之间的辩说。虽然似乎庄 子对惠施的观点很不以为然，批判的时候毫不留情，但庄子对惠施确实抱有深切的情谊，这里 面透着真正的、深刻的同情和悲哀
第二课篇目分篇真伪 首先是《庄子》一书的篇数问题 《庄子》书今本三十三篇,这是晋代郭象以来的面貌。在此之前,《庄子》一书最多曾有 五十二篇,《汉书》的《艺文志》就是这么记载的。后来司马彪以及孟氏的注本所依据的,按 照陆德明《经典释文序录》的说法,就是这个五十二篇的本子。孟氏不知何时人,司马彪则是 晋人,说明从汉代以来五十二篇的《庄子》这一本子,当时依然完整保存。不过,在此同时或 之前,数十种《庄子》注本中已经出现了篇数较少的本子。陆德明《经典释文序录》记崔[言 巽]和向秀的本子都是二十七篇。虽然《隋书经籍志》称崔氏为“东晋议郎”,但他的时代应 该在向秀之前。此外,晋时还有一位李颐的《庄子集解》是三十或三十五篇的。 历史上最多的五十二篇本《庄子》里面,其实并非完全是所谓《庄子》的篇章,因为据陆 德明《经典释文序录》的记载,其中有“解说三”:就是说有三篇是《庄子》的解说性文字, 而非《庄子》本文。这三篇“解说”,今天还约略可以知道个大概;至少其中有两篇当归属汉 初淮南王刘安名下。《文选》的李善注中,数次引及刘安的《庄子后解》及《庄子略要》,它 们应该就是所谓“解说”的篇章。对此有一个非常有力的佐证。日本高山寺藏《庄子》抄卷残 本的《天下》篇之后有一段文字,其言句有与陆德明在《经典释文序录》中引述的郭象语恰相 符合的,因此这段文字应该是出自郭象之手;而正是在这段文字中谈及当时《庄子》篇章的混 杂情形,其中一例便是“或出淮南”,是以知其时《庄子》书中必包含有出自《淮南子》的篇 什 既然五十二篇中有三篇不属《庄子》本文,而是所谓“解说”,这么说来,历史上《庄子》 最多有四十九篇之夥。除如今传世可知的三十三篇外,还有十六篇已为郭象所删裁。不过,其 中有若干篇名,还可以依稀考见。司马迁《史记》的《老庄申韩列传》述及庄子著作的时候说 其学无所不窥,然其要本归于老子之言。故其著书十余万言,大抵率寓言也。 作《渔父》、《盗跖》、《肤箧》,以诋訾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术。《畏累 虚》、《亢桑子》之属,皆空语无事实 这中间除了与今本相同的篇名之外,如《亢桑子》大约就是今杂篇之首的《庚桑楚》,而 《畏累虚》或者要算已佚篇目的篇名了。又陆德明《经典释文序录》引郭象语曰:“一曲之才 妄生奇说,若《阏奕》、《意修》之首,《危言》、《游凫》、《子胥》之篇,凡诸巧杂,十 分有三。”此语又见诸上文提及的日本高山寺所藏钞卷《庄子》杂篇《天下》之后的文字,如
4 第二课 篇目 分篇 真伪 首先是《庄子》一书的篇数问题。 《庄子》书今本三十三篇，这是晋代郭象以来的面貌。在此之前，《庄子》一书最多曾有 五十二篇，《汉书》的《艺文志》就是这么记载的。后来司马彪以及孟氏的注本所依据的，按 照陆德明《经典释文序录》的说法，就是这个五十二篇的本子。孟氏不知何时人，司马彪则是 晋人，说明从汉代以来五十二篇的《庄子》这一本子，当时依然完整保存。不过，在此同时或 之前，数十种《庄子》注本中已经出现了篇数较少的本子。陆德明《经典释文序录》记崔[言 巽]和向秀的本子都是二十七篇。虽然《隋书经籍志》称崔氏为“东晋议郎”，但他的时代应 该在向秀之前。此外，晋时还有一位李颐的《庄子集解》是三十或三十五篇的。 历史上最多的五十二篇本《庄子》里面，其实并非完全是所谓《庄子》的篇章，因为据陆 德明《经典释文序录》的记载，其中有“解说三”；就是说有三篇是《庄子》的解说性文字， 而非《庄子》本文。这三篇“解说”，今天还约略可以知道个大概；至少其中有两篇当归属汉 初淮南王刘安名下。《文选》的李善注中，数次引及刘安的《庄子后解》及《庄子略要》，它 们应该就是所谓“解说”的篇章。对此有一个非常有力的佐证。日本高山寺藏《庄子》抄卷残 本的《天下》篇之后有一段文字，其言句有与陆德明在《经典释文序录》中引述的郭象语恰相 符合的，因此这段文字应该是出自郭象之手；而正是在这段文字中谈及当时《庄子》篇章的混 杂情形，其中一例便是“或出淮南”，是以知其时《庄子》书中必包含有出自《淮南子》的篇 什。 既然五十二篇中有三篇不属《庄子》本文，而是所谓“解说”，这么说来，历史上《庄子》 最多有四十九篇之夥。除如今传世可知的三十三篇外，还有十六篇已为郭象所删裁。不过，其 中有若干篇名，还可以依稀考见。司马迁《史记》的《老庄申韩列传》述及庄子著作的时候说： 其学无所不窥，然其要本归于老子之言。故其著书十余万言，大抵率寓言也。 作《渔父》、《盗跖》、《胠箧》，以诋訾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术。《畏累 虚》、《亢桑子》之属，皆空语无事实。 这中间除了与今本相同的篇名之外，如《亢桑子》大约就是今杂篇之首的《庚桑楚》，而 《畏累虚》或者要算已佚篇目的篇名了。又陆德明《经典释文序录》引郭象语曰：“一曲之才 妄生奇说，若《阏奕》、《意修》之首，《危言》、《游凫》、《子胥》之篇，凡诸巧杂，十 分有三。”此语又见诸上文提及的日本高山寺所藏钞卷《庄子》杂篇《天下》之后的文字，如
果将这段文章与《经典释文序录》中陆德明有关《庄子》的文字比较,则后者“几乎把这篇文 章采用了一半,不仅是明明标出‘郭子玄 一段而已”。从这段文字里面,可以见到若干 今本《庄子》所无的篇名:《阏奕》、《意修》、《危言》、《游凫》、《子胥》。另外据 《北齐书》的《杜弼传》称杜弼曾注《庄子》的《惠施》篇,故而还有所谓《惠施》一篇:有 学者进而认为《惠施》即今本《天下》篇最后“惠施多方”以下一节。 这样,综而言之,现今可知的《庄子》佚篇大约有《畏累虚》、《阏奕》、《意修》、《危 言》、《游凫》、《子胥》、《惠施》等:还有约十篇则连篇名也不能知晓了 其次关于《庄子》的内、外、杂篇分篇的问题 书分内、外篇,应该是汉代以后才有的情形。我们知道,先秦时代的文字基本都是以篇章 形式流传的,当时的文章已然有内、外之分,而整本的著作还没有分内、外篇的道理一一当时 家的著作就不是以整本书的形式的传布于世的。现今知道明确将整本著作分内、外篇的人是 淮南王刘安,《汉书》本传说:“淮南招致方术之士数十人,作为内书二十一篇,外书甚众 又有中篇八卷”,“初,安入朝,献所作内篇新书,上爱秘之”。这里清楚表明,所谓“内书” 就是“内篇”。如果考虑到淮南王曾著《庄子后解》与《庄子要略》,而他们又附益在《庄子》 书后,按照当时编录者在所编录的文集之后附缀己作的通例,淮南王刘安及其门下很可能编纂 过《庄子》一书;也就是说,早期《庄子》的编辑成书及其分内、外篇的体例,大约是出自淮 南王刘安。《庄子》在汉代就已形成了内、外篇的分别,还有一个确凿的证据,是《经典释文》 的《庄子音义》引到崔[言異]注《齐物论》“夫道未始有封”时的话:“《齐物》七章,此连 上章,而班固说在外篇。”也就是说,至少至班固时《庄子》确然已经分内、外篇了。 如果说内篇大致是确定的,那么就外、杂篇的分别而言,各本确实不是确定而一贯的。从 今天郭象本的内、外、杂篇来看,并非晋之前《庄子》原本的格局,而是经过了他的重新编次 照《世说新语》的说法,至少就向秀和郭象两本来说,向秀本属于外篇的有被郭象移入杂篇者 如是,则今本外、杂篇的分别,实出自郭象一己的编定 《庄子》分篇的理据何在?郭象及以前的编纂者或注者都没有清楚的说明。唐代的成玄英 在他《庄子疏》的序里有一个说明 “内”则谈于理本,“外”则语其事迹。事虽彰著,非理不通:理既幽微,非 事莫显。欲先明妙理,故前标内篇。内篇理深,故每于文外别立篇目,“逍遥” 齐物”之类是也。自外篇以去,则取篇首二字为其题目,“骈拇”、“马蹄” 之类是也
5 果将这段文章与《经典释文序录》中陆德明有关《庄子》的文字比较，则后者“几乎把这篇文 章采用了一半，不仅是明明标出‘郭子玄’云云一段而已”。从这段文字里面，可以见到若干 今本《庄子》所无的篇名：《阏奕》、《意修》、《危言》、《游凫》、《子胥》。另外据 《北齐书》的《杜弼传》称杜弼曾注《庄子》的《惠施》篇，故而还有所谓《惠施》一篇；有 学者进而认为《惠施》即今本《天下》篇最后“惠施多方”以下一节。 这样，综而言之，现今可知的《庄子》佚篇大约有《畏累虚》、《阏奕》、《意修》、《危 言》、《游凫》、《子胥》、《惠施》等；还有约十篇则连篇名也不能知晓了。 其次关于《庄子》的内、外、杂篇分篇的问题。 书分内、外篇，应该是汉代以后才有的情形。我们知道，先秦时代的文字基本都是以篇章 形式流传的，当时的文章已然有内、外之分，而整本的著作还没有分内、外篇的道理——当时 一家的著作就不是以整本书的形式的传布于世的。现今知道明确将整本著作分内、外篇的人是 淮南王刘安，《汉书》本传说：“淮南招致方术之士数十人，作为内书二十一篇，外书甚众， 又有中篇八卷”，“初，安入朝，献所作内篇新书，上爱秘之”。这里清楚表明，所谓“内书” 就是“内篇”。如果考虑到淮南王曾著《庄子后解》与《庄子要略》，而他们又附益在《庄子》 书后，按照当时编录者在所编录的文集之后附缀己作的通例，淮南王刘安及其门下很可能编纂 过《庄子》一书；也就是说，早期《庄子》的编辑成书及其分内、外篇的体例，大约是出自淮 南王刘安。《庄子》在汉代就已形成了内、外篇的分别，还有一个确凿的证据，是《经典释文》 的《庄子音义》引到崔[言巽]注《齐物论》“夫道未始有封”时的话：“《齐物》七章，此连 上章，而班固说在外篇。”也就是说，至少至班固时《庄子》确然已经分内、外篇了。 如果说内篇大致是确定的，那么就外、杂篇的分别而言，各本确实不是确定而一贯的。从 今天郭象本的内、外、杂篇来看，并非晋之前《庄子》原本的格局，而是经过了他的重新编次。 照《世说新语》的说法，至少就向秀和郭象两本来说，向秀本属于外篇的有被郭象移入杂篇者。 如是，则今本外、杂篇的分别，实出自郭象一己的编定。 《庄子》分篇的理据何在？郭象及以前的编纂者或注者都没有清楚的说明。唐代的成玄英 在他《庄子疏》的序里有一个说明： “内”则谈于理本，“外”则语其事迹。事虽彰著，非理不通；理既幽微，非 事莫显。欲先明妙理，故前标内篇。内篇理深，故每于文外别立篇目，“逍遥”、 “齐物”之类是也。自外篇以去，则取篇首二字为其题目，“骈拇”、“马蹄” 之类是也
这是从理、事的分趋上来看待全书分篇的,并且提出了内篇“理深”而“幽微”的观点。这在 后代许多论者那里得到响应。不过,复杂的是,内篇与外、杂篇的相形之异,后来渐渐与所谓 《庄子》各篇是否出自庄子本人之手即所谓的真伪之辨纠缠到了一起 最后是《庄子》各篇的真伪问题 说到真伪,亦即哪些篇章出自庄子之手是为真、哪些篇章非出庄子之手是为伪的问题。原先人 们大抵没有将此视为一个问题,宋代疑古之风渐盛,《庄子》的真伪之辨于是突显出来。苏轼 的《庄子祠堂记》在这一潮流中可谓代表,他以为司马迁《史记》有关庄子“其学无所不窥 然要本归于老子之言”的说法是“知庄子之粗者”,认定《让王》、《盗跖》、《说剑》、 《渔父》四篇是“昧者”插入《寓言》和《列御寇》之间的伪篇。现在看来,苏轼的感觉很是 敏锐,不过其论据基本不成立。不过,自苏轼之后,分辨《庄子》篇章真伪的倾向便渐成气候 明代宋濂的《诸子辨》和清代姚际恒的《古今伪书考》等都是辨伪学史上的名著,他们都支持 苏轼的观点,将《让王》等四篇认定为“伪”。后来的一些考察更进而从名物制度着手,指出 书中的许多事件、名物出于庄子身后,故而这些篇章都不是庄子所手著,而属伪篇。 超越个别篇章的考察,就《庄子》全书而论,不少学者进而认定《庄子》内篇出自庄子本 人手笔,而外篇和杂篇非出庄子本人,乃是庄子后学的补充阐说。这几乎就成了一种主流的见 解。其实,这里面包含着重大的观念谬误,即从《庄子》应该是庄子本人的著作出发,来推考 所谓的真与伪。其实,清代的章学诚在《文史通义》的《公言》篇里就指出了:“凡称子书 多非自著。”这首先是因为子书中有些著作本来就是诸子述而不作,而出诸门下后学记录纂集 的,比如《管子》之类;其次即使成书之后,子书在传承中也经过各代的修订、重编,前述 《庄子》流传即然:再次就是子书在先成篇章而后屡经编集的过程中,会层累附益相关的篇章, 这些附益的部分当然可能是新收集而得的诸子成篇,但更多的情况是收录了那些后学的相关著 作。所有这些都表明,古代的著述、传承自有其通例,与后代尤其是现代的情况是完全不同的 因此,以是否出诸庄子手著为准判定《庄子》真伪的观念,不妨转换为考虑《庄子》各篇 的先后主次,乃至相互关系,这比较适合《庄子》作为一种各篇章思想、精神较为类似的丛书 的性质。 就《庄子》整体而言,其撰写的先后次第,一般认为内篇在前,已经说过,这是主流的意 见。任继愈则一反常见,以为外、杂篇在先而内篇在后。他在文献学上的主要论据是司马迁 《史记》中提及的庄子著作皆见于今外、杂篇中,且外、杂篇的篇名大抵取篇首数语拟定,尚 是古时通例,内篇标题则显然是有意为之,且类似汉代的纬书。如果考究一下,这似乎都不能 成立。首先,司马迁显然在判定庄子学术归属在老子之学的时候提出《盗跖》等篇,以显示其 对孔子代表的儒家的批判,这是有当时儒、道两家冲突的现实因素的,即其《老子传》所说
6 这是从理、事的分趋上来看待全书分篇的，并且提出了内篇“理深”而“幽微”的观点。这在 后代许多论者那里得到响应。不过，复杂的是，内篇与外、杂篇的相形之异，后来渐渐与所谓 《庄子》各篇是否出自庄子本人之手即所谓的真伪之辨纠缠到了一起。 最后是《庄子》各篇的真伪问题。 说到真伪，亦即哪些篇章出自庄子之手是为真、哪些篇章非出庄子之手是为伪的问题。原先人 们大抵没有将此视为一个问题，宋代疑古之风渐盛，《庄子》的真伪之辨于是突显出来。苏轼 的《庄子祠堂记》在这一潮流中可谓代表，他以为司马迁《史记》有关庄子“其学无所不窥， 然要本归于老子之言”的说法是“知庄子之粗者”，认定《让王》、《盗跖》、《说剑》、 《渔父》四篇是“昧者”插入《寓言》和《列御寇》之间的伪篇。现在看来，苏轼的感觉很是 敏锐，不过其论据基本不成立。不过，自苏轼之后，分辨《庄子》篇章真伪的倾向便渐成气候， 明代宋濂的《诸子辨》和清代姚际恒的《古今伪书考》等都是辨伪学史上的名著，他们都支持 苏轼的观点，将《让王》等四篇认定为“伪”。后来的一些考察更进而从名物制度着手，指出 书中的许多事件、名物出于庄子身后，故而这些篇章都不是庄子所手著，而属伪篇。 超越个别篇章的考察，就《庄子》全书而论，不少学者进而认定《庄子》内篇出自庄子本 人手笔，而外篇和杂篇非出庄子本人，乃是庄子后学的补充阐说。这几乎就成了一种主流的见 解。其实，这里面包含着重大的观念谬误，即从《庄子》应该是庄子本人的著作出发，来推考 所谓的真与伪。其实，清代的章学诚在《文史通义》的《公言》篇里就指出了：“凡称子书， 多非自著。”这首先是因为子书中有些著作本来就是诸子述而不作，而出诸门下后学记录纂集 的，比如《管子》之类；其次即使成书之后，子书在传承中也经过各代的修订、重编，前述 《庄子》流传即然；再次就是子书在先成篇章而后屡经编集的过程中，会层累附益相关的篇章， 这些附益的部分当然可能是新收集而得的诸子成篇，但更多的情况是收录了那些后学的相关著 作。所有这些都表明，古代的著述、传承自有其通例，与后代尤其是现代的情况是完全不同的。 因此，以是否出诸庄子手著为准判定《庄子》真伪的观念，不妨转换为考虑《庄子》各篇 的先后主次，乃至相互关系，这比较适合《庄子》作为一种各篇章思想、精神较为类似的丛书 的性质。 就《庄子》整体而言，其撰写的先后次第，一般认为内篇在前，已经说过，这是主流的意 见。任继愈则一反常见，以为外、杂篇在先而内篇在后。他在文献学上的主要论据是司马迁 《史记》中提及的庄子著作皆见于今外、杂篇中，且外、杂篇的篇名大抵取篇首数语拟定，尚 是古时通例，内篇标题则显然是有意为之，且类似汉代的纬书。如果考究一下，这似乎都不能 成立。首先，司马迁显然在判定庄子学术归属在老子之学的时候提出《盗跖》等篇，以显示其 对孔子代表的儒家的批判，这是有当时儒、道两家冲突的现实因素的，即其《老子传》所说：
“世之学老子者则绌儒学,儒学亦绌老子,‘道不同不相为谋’,岂谓是邪?”可以说,《史 记》中举列这些篇目,并不代表司马迁以为《庄子》只有这一类倾向的作品。其次,内篇的篇 名与篇章之形成未必出自同时,也就是说文章可以早,而篇名拟定不妨迟,而内篇的文字不少 已为先秦其他文献所引及,所以时代不可能迟至汉时是可以肯定的。晚近有学者研究,从语词 构成着眼,指出内篇使用单字为词的道、德、命、精、神等重要概念,而没有它们复合而成的 道德、性命、精神等词,后者多见于外、杂篇:依据单音词时代在前的通例,可以佐证内篇之 完成在外、杂篇之前的论点。这对内篇早于外、杂篇的主流观念是一个颇为有力的支持。不过 话说回来,即便内篇形成在先,外、杂篇中的不少篇章形成的时间也不会太迟。如果检查著作 年代相对确定的先秦著作《荀子》、《韩非子》和《吕氏春秋》,它们较为确凿地引述的《庄 子》外、杂篇占今本《庄子》外、杂篇二十六篇的约百分之七十,实不可谓少了。综而言之, 这意味着无论内篇与外杂篇的先后如何,今本《庄子》很大一部分篇什的成型时间相当早 大致明确篇章形成的前后,其实主要还是为更好地把握其思想观念关键所在及其形成、演 变。既然总体而言内篇先于外、杂篇,那么通常也就认为内篇处于核心的地位,而外、杂篇乃 是发挥、申明内篇宗旨的。这样的说法虽然有一定道理,但贬低外篇的价值确实有些过度;不 过它点出外篇与内篇有可互相发明之处,则属可取的见解。王夫之于外篇、杂篇之态度有所不 同,他论杂篇时说:“‘杂’云者,博引而泛记之谓。故自《庚桑楚》、《寓言》、《天下》 而外,每段自为一义,而不相属,非若内篇之首尾一致,虽重词广喻,而脉络相因也。外篇文 义虽相属,而多浮蔓卑隘之说:杂篇言虽不纯,而微至之语,较能发内篇未发之旨。盖内篇皆 解悟之余,畅发其博大轻微之致,而所从入者未之及。则学庄子之学者,必于杂篇取其精蕴, 诚内篇之归趣也。”《庄子解》在具体诠释外、杂篇之各篇的时候,也按照自己的理解,时时 指出其与内篇意旨相表里的地方,这些观点当然未必都精当不可移易,但《庄子》内、外、杂 篇的各篇之间,确实有一些讨论的是相同的主题,而具体的论点乃至论据亦复类同:如果细心 推究,确实可以认为有些篇章是补充诠释一些自成义脉的篇章的。由此,可以说,一方面《庄 子》的各篇章之间存在相互的关联,另一方面,它们之间也确实存在先后主次的分别。 经过漫长的历史时间,流传至今的《庄子》三十三篇固然都值得珍视,但也必须指出:它 们并非划一等齐的作品。仅就各篇本身的篇章结构乃至相互关系而言,它们就很不相同,有些 篇什显然具有优先性,而有些篇什则属于次等之作。我们不妨来看具体的例子。 《庄子》第二十三篇亦即《杂篇》的首篇《庚桑楚》,虽然司马迁《史记`老庄申韩列传》中 提及《庄子》有《亢桑子》一篇,而有学者就认为此即指《庚桑楚》篇,但就今日可见的该篇 而论,不能否认,它基本是联缀而成篇的作品,我们很难在篇中如《逍遥游》、《秋水》 《齐物论》等那样勾勒出一条联贯的文脉。值得推拟的是,究竟何者在前而自成文章、何者在 后而抄撮成篇?《庚桑楚》该节文字的意脉是讲说最初的“未始有物”,而后“有物”,最终
7 “世之学老子者则绌儒学，儒学亦绌老子，‘道不同不相为谋’，岂谓是邪？”可以说，《史 记》中举列这些篇目，并不代表司马迁以为《庄子》只有这一类倾向的作品。其次，内篇的篇 名与篇章之形成未必出自同时，也就是说文章可以早，而篇名拟定不妨迟，而内篇的文字不少 已为先秦其他文献所引及，所以时代不可能迟至汉时是可以肯定的。晚近有学者研究，从语词 构成着眼，指出内篇使用单字为词的道、德、命、精、神等重要概念，而没有它们复合而成的 道德、性命、精神等词，后者多见于外、杂篇；依据单音词时代在前的通例，可以佐证内篇之 完成在外、杂篇之前的论点。这对内篇早于外、杂篇的主流观念是一个颇为有力的支持。不过， 话说回来，即便内篇形成在先，外、杂篇中的不少篇章形成的时间也不会太迟。如果检查著作 年代相对确定的先秦著作《荀子》、《韩非子》和《吕氏春秋》，它们较为确凿地引述的《庄 子》外、杂篇占今本《庄子》外、杂篇二十六篇的约百分之七十，实不可谓少了。综而言之， 这意味着无论内篇与外杂篇的先后如何，今本《庄子》很大一部分篇什的成型时间相当早。 大致明确篇章形成的前后，其实主要还是为更好地把握其思想观念关键所在及其形成、演 变。既然总体而言内篇先于外、杂篇，那么通常也就认为内篇处于核心的地位，而外、杂篇乃 是发挥、申明内篇宗旨的。这样的说法虽然有一定道理，但贬低外篇的价值确实有些过度；不 过它点出外篇与内篇有可互相发明之处，则属可取的见解。王夫之于外篇、杂篇之态度有所不 同，他论杂篇时说：“‘杂’云者，博引而泛记之谓。故自《庚桑楚》、《寓言》、《天下》 而外，每段自为一义，而不相属，非若内篇之首尾一致，虽重词广喻，而脉络相因也。外篇文 义虽相属，而多浮蔓卑隘之说；杂篇言虽不纯，而微至之语，较能发内篇未发之旨。盖内篇皆 解悟之余，畅发其博大轻微之致，而所从入者未之及。则学庄子之学者，必于杂篇取其精蕴， 诚内篇之归趣也。”《庄子解》在具体诠释外、杂篇之各篇的时候，也按照自己的理解，时时 指出其与内篇意旨相表里的地方，这些观点当然未必都精当不可移易，但《庄子》内、外、杂 篇的各篇之间，确实有一些讨论的是相同的主题，而具体的论点乃至论据亦复类同；如果细心 推究，确实可以认为有些篇章是补充诠释一些自成义脉的篇章的。由此，可以说，一方面《庄 子》的各篇章之间存在相互的关联，另一方面，它们之间也确实存在先后主次的分别。 经过漫长的历史时间，流传至今的《庄子》三十三篇固然都值得珍视，但也必须指出：它 们并非划一等齐的作品。仅就各篇本身的篇章结构乃至相互关系而言，它们就很不相同，有些 篇什显然具有优先性，而有些篇什则属于次等之作。我们不妨来看具体的例子。 《庄子》第二十三篇亦即《杂篇》的首篇《庚桑楚》，虽然司马迁《史记`老庄申韩列传》中 提及《庄子》有《亢桑子》一篇，而有学者就认为此即指《庚桑楚》篇，但就今日可见的该篇 而论，不能否认，它基本是联缀而成篇的作品，我们很难在篇中如《逍遥游》、《秋水》、 《齐物论》等那样勾勒出一条联贯的文脉。值得推拟的是，究竟何者在前而自成文章、何者在 后而抄撮成篇？《庚桑楚》该节文字的意脉是讲说最初的“未始有物”，而后“有物”，最终
乃出现“无”、“有”转变(“始无有,既而有生,生俄而死”)的意识:至于论及“生”、 “死”,乃是这一主要意脉的例说而已,即首先出现了“生”(“有物矣”),而后又有了“生” 与“死”(“无”到“有”或“有”到“无”)之间的转化。似乎脉络也颇清楚。不过,考虑到 《齐物论》层次明晰的推进,尤其是《大宗师》给出了以“死生存亡为一体”为共同意识基础 的志同道合之友的背景——而相比较而言,《庚桑楚》“孰知有无死生之一守者,吾与之为友” 则没有说者也没有听者的语境缺失,显然令人难以理解——那么视《庚桑楚》此节文字乃撮录 《齐物论》、《大宗师》而成,或许更有说服力 除了从各篇之间的关系着眼,《庄子》有些篇什的文字本身就明显标志了它的次一等的诠 说性质,这可以与上一视角结合而展开考察。比如《刻意》篇,其中先后出现了多次“故曰 而其中三处“故曰”所引的文字见于《天道》篇。 这种文字的重复说明了什么呢? 如果综观古代文献的情况,我们知道,阐说中明标“故曰”,其实是古代诠释性文章的 个重要标识。古时诠说陈说陈篇,往往进而说理或更加事证,例引故言成句,表明所释之对象 这是一种通例,它从传世的《管子》、《老子》、《韩非子》、《淮南子》等子学著作中都可 以清楚地见出 在明了古代文献中诠说性文字的特点和标识之后,回过来看《庄子》之《刻意》篇“故曰” 之引述《天道》的文字,就很易理解了:前者应该是在后者的基础上作进一步诠说的篇什。我 们由此例更可以确认《庄子》各篇间先后主次的分别 既然《庄子》中的篇章并不是一律的,有些只是杂录的或诠说性的,属次 等文字,那么,我们关注的自然应该是那些文气通贯、意脉绾连的重要篇 什了
8 乃出现“无”、“有”转变(“始无有，既而有生，生俄而死”)的意识；至于论及“生”、 “死”，乃是这一主要意脉的例说而已，即首先出现了“生”(“有物矣”)，而后又有了“生” 与“死”(“无”到“有”或“有”到“无”)之间的转化。似乎脉络也颇清楚。不过，考虑到 《齐物论》层次明晰的推进，尤其是《大宗师》给出了以“死生存亡为一体”为共同意识基础 的志同道合之友的背景——而相比较而言，《庚桑楚》“孰知有无死生之一守者，吾与之为友” 则没有说者也没有听者的语境缺失，显然令人难以理解——那么视《庚桑楚》此节文字乃撮录 《齐物论》、《大宗师》而成，或许更有说服力。 除了从各篇之间的关系着眼，《庄子》有些篇什的文字本身就明显标志了它的次一等的诠 说性质，这可以与上一视角结合而展开考察。比如《刻意》篇，其中先后出现了多次“故曰”， 而其中三处“故曰”所引的文字见于《天道》篇。 这种文字的重复说明了什么呢？ 如果综观古代文献的情况，我们知道，阐说中明标“故曰”，其实是古代诠释性文章的一 个重要标识。古时诠说陈说陈篇，往往进而说理或更加事证，例引故言成句，表明所释之对象。 这是一种通例，它从传世的《管子》、《老子》、《韩非子》、《淮南子》等子学著作中都可 以清楚地见出。 在明了古代文献中诠说性文字的特点和标识之后，回过来看《庄子》之《刻意》篇“故曰” 之引述《天道》的文字，就很易理解了：前者应该是在后者的基础上作进一步诠说的篇什。我 们由此例更可以确认《庄子》各篇间先后主次的分别。 既然《庄子》中的篇章并不是一律的，有些只是杂录的或诠说性的，属次 等文字，那么，我们关注的自然应该是那些文气通贯、意脉绾连的重要篇 什了
第三课鲲鹏的寓言世界 这一讲的主题是《庄子》所谓的“逍遥”。自然,读解的文本便是《庄子》开始的第一篇: 《逍遥游》。 “逍遥”当初的意义,与今日所谓,有很大的区别,大抵乃是闲适自在、悠然自得的意思, 即陆德明《经典释文》之《庄子音义》所谓:“‘逍遥游’者,篇名,义取闲放不拘,怡适自 得。”从篇名而言,“逍遥游”就是指闲适自得的悠游境界 《逍遥游》开篇,就给出了一个很阔大的境界:“北冥”之“鱼”名为“鲲”,将化为名 为“鹏”的“鸟”而南飞“南冥”。“北”与“南”的对举,构成辽远的空间感,且不说原来 这“鲲之大”以及变化之后的“鹏之背”,都有“不知其几千里”之大。如果说这个鲲鹏的开 篇还有什么意趣的话,或许就是它突显了《庄子》擅作托寓表现的艺术手段:在下文我们将看 到,虽然鲲鹏确实是一个精彩的富于意义的表现,但对它的理解却不能限于其本身,它指向 种自由逍遥的精神 其次,北冥大鱼的名字“鲲”似乎也值得一说。《尔雅》释“鲲”为“鱼子”;所以后来 明末的学者方以智在《药地炮庄》中就提出:“鲲本小鱼之名,庄用大鱼之名。”这样的运用 有什么意思呢?如果不算是过度诠释的话,或许可以认为这是《庄子》对语言符号持怀疑态度 的一个体现吧。在《庄子》看来,用什么样的字眼来形容事物对象并不是坚确而不可更易的 在《齐物论》有两句话:“道行之而成,物谓之而然。”上句就是鲁迅先生所谓“世上本没有 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故乡》)的意思,下句则分明是指出:事物对象是人们称呼 它而后确定下来的。这层意思,似乎是很先进的。《逍遥游》用指“鱼子”的“鲲”来命名 “不知其几千里也”的大鱼,大致也是这么一个意思。这个意思如果引申起来,从反面说 《庄子》对文字符号是否确实不易地指向事物本身似乎不那么坚信,故而才有这么一个小小的 文字诡用的情形出现吧。 最后,“海运”的问题。字面上直接的意思就是“海动”,大海涌动与鹏之南飞有什么关 系呢?宋代林希逸的《庄子口义》说:“今海濒之俚歌,犹有‘六月海动’之语:海动必有大 风。”这样,海动有大风,则鹏正可凭风而上,飞赴南冥。如果仔细考虑,这里透露了《逍遥 游》中最初作为逍遥而飞象征的鲲鹏形象,其实仍有其限制,在时间上是“六月”一-这不仅 因为林希逸解说的缘故,下文有“去以六月息者也”一句,是本文中坚强的内证一而空间上 则有待大风的托举,这后一点在下文有非常清楚的表示
9 第三课 鲲鹏的寓言世界 这一讲的主题是《庄子》所谓的“逍遥”。自然，读解的文本便是《庄子》开始的第一篇： 《逍遥游》。 “逍遥”当初的意义，与今日所谓，有很大的区别，大抵乃是闲适自在、悠然自得的意思， 即陆德明《经典释文》之《庄子音义》所谓：“‘逍遥游’者，篇名，义取闲放不拘，怡适自 得。”从篇名而言，“逍遥游”就是指闲适自得的悠游境界。 《逍遥游》开篇，就给出了一个很阔大的境界：“北冥”之“鱼”名为“鲲”，将化为名 为“鹏”的“鸟”而南飞“南冥”。“北”与“南”的对举，构成辽远的空间感，且不说原来 这“鲲之大”以及变化之后的“鹏之背”，都有“不知其几千里”之大。如果说这个鲲鹏的开 篇还有什么意趣的话，或许就是它突显了《庄子》擅作托寓表现的艺术手段：在下文我们将看 到，虽然鲲鹏确实是一个精彩的富于意义的表现，但对它的理解却不能限于其本身，它指向一 种自由逍遥的精神。 其次，北冥大鱼的名字“鲲”似乎也值得一说。《尔雅》释“鲲”为“鱼子”；所以后来 明末的学者方以智在《药地炮庄》中就提出：“鲲本小鱼之名，庄用大鱼之名。”这样的运用 有什么意思呢？如果不算是过度诠释的话，或许可以认为这是《庄子》对语言符号持怀疑态度 的一个体现吧。在《庄子》看来，用什么样的字眼来形容事物对象并不是坚确而不可更易的， 在《齐物论》有两句话：“道行之而成，物谓之而然。”上句就是鲁迅先生所谓“世上本没有 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故乡》)的意思，下句则分明是指出：事物对象是人们称呼 它而后确定下来的。这层意思，似乎是很先进的。《逍遥游》用指“鱼子”的“鲲”来命名 “不知其几千里也”的大鱼，大致也是这么一个意思。这个意思如果引申起来，从反面说， 《庄子》对文字符号是否确实不易地指向事物本身似乎不那么坚信，故而才有这么一个小小的 文字诡用的情形出现吧。 最后，“海运”的问题。字面上直接的意思就是“海动”，大海涌动与鹏之南飞有什么关 系呢？宋代林希逸的《庄子口义》说：“今海濒之俚歌，犹有‘六月海动’之语；海动必有大 风。”这样，海动有大风，则鹏正可凭风而上，飞赴南冥。如果仔细考虑，这里透露了《逍遥 游》中最初作为逍遥而飞象征的鲲鹏形象，其实仍有其限制，在时间上是“六月”——这不仅 因为林希逸解说的缘故，下文有“去以六月息者也”一句，是本文中坚强的内证——而空间上 则有待大风的托举，这后一点在下文有非常清楚的表示
《齐谐》者,志怪者也……亦若是则已矣 《齐谐》是一部书的名字;也有一种说法认为“齐谐”是人名,但似乎以书名为宜,后来 南朝的吴均有一部《续齐谐记》,是非常著名的志怪作品——显然,“志怪”这个名目,也是 出于此处。随后,《逍遥游》便引《齐谐》的文字,进一步描述鹏的南飞。“野马”如何解释 是一个问题,它与其后的“尘埃”一词似乎不接气:而通常的解释便以为是野马似的游气,陆 德明《经典释文》引崔注曰:“天地间气,如野马之驰。”成玄英《庄子疏》更解道:“青春 之时,阳气发动,遥望薮泽之中,犹如奔马,故谓之野马也。”而按照训诂学者的意见,“野 马”和“尘埃”的意思是一样的 这一节中,《逍遥游》为什么不直接叙述,而引述《齐谐》,也是一个值得说明的问题 这其实涉及《庄子》所谓“三言”的观念。为此,我们首先得看《寓言》篇如下的一段话: 寓言十九,藉外论之。亲父不为其子媒。亲父誉之,不若非其父者也;非吾 罪也,人之罪也。与自同则应,不与己同则反:同于己为是之,异于己为非之 重言十七,所以已言也,是为耆艾。年先矣,而无经纬本末以期耆者,是非先也。 人而无以先人,无人道也;人而无人道,是之谓陈人。 这里的“寓言”和“重言”,加上后面的所谓“卮言”,就是有名的《庄子》“三言”。“卮 言”暂且不论,《逍遥游》引《齐谐》涉及的主要是“寓言”和“重言”。所谓“寓言”,即 藉外论之”,因为庄重的言谈,出于种种不那么恰当的世俗理解,往往无法为人接受,所以 《庄子》要用“寓言”来表达。《逍遥游》的开篇,就以鲲鹏寓言展开,之所以说这是“言寄 于彼”的“寓言”,因为《逍遥游》的主旨显然不是要谈鲲鹏如何如何,而是要借鲲鹏来说 番如何“逍遥”的道理,这一点在下文可以清楚地看出来。那么,《逍遥游》何以更进而引经 据典用到《齐谐》的文字呢?固然,文中所述与前面的鲲鹏寓言没有大的差别,但这次郑重引 出,它便不仅是所谓“寓言”,且是所谓“重言”一借重他人(往往是权威)的话语。从《寓 言》篇的文字里,我们也可以看出,所谓“重言”,在《庄子》也是不得已而为之的:古代世 界的文化是所谓前喻性的,经验最为重要,而拥有更多经验的无疑是所谓年长者“耆艾”,人 们一般需要借重他们的经验来应对生活的难题。另外,《齐谐》的例子,也很可以说明何以 寓言十九”(寓言占十之九)“重言十七”(重言占十之七)的缘故。“寓言”和“重言”之间
10 《齐谐》者，志怪者也……亦若是则已矣。 《齐谐》是一部书的名字；也有一种说法认为“齐谐”是人名，但似乎以书名为宜，后来 南朝的吴均有一部《续齐谐记》，是非常著名的志怪作品——显然，“志怪”这个名目，也是 出于此处。随后，《逍遥游》便引《齐谐》的文字，进一步描述鹏的南飞。“野马”如何解释 是一个问题，它与其后的“尘埃”一词似乎不接气；而通常的解释便以为是野马似的游气，陆 德明《经典释文》引崔注曰：“天地间气，如野马之驰。”成玄英《庄子疏》更解道：“青春 之时，阳气发动，遥望薮泽之中，犹如奔马，故谓之野马也。”而按照训诂学者的意见，“野 马”和“尘埃”的意思是一样的。 这一节中，《逍遥游》为什么不直接叙述，而引述《齐谐》，也是一个值得说明的问题。 这其实涉及《庄子》所谓“三言”的观念。为此，我们首先得看《寓言》篇如下的一段话： 寓言十九，藉外论之。亲父不为其子媒。亲父誉之，不若非其父者也；非吾 罪也，人之罪也。与自同则应，不与己同则反；同于己为是之，异于己为非之。 重言十七，所以已言也，是为耆艾。年先矣，而无经纬本末以期耆者，是非先也。 人而无以先人，无人道也；人而无人道，是之谓陈人。 这里的“寓言”和“重言”，加上后面的所谓“卮言”，就是有名的《庄子》“三言”。“卮 言”暂且不论，《逍遥游》引《齐谐》涉及的主要是“寓言”和“重言”。所谓“寓言”，即 “藉外论之”，因为庄重的言谈，出于种种不那么恰当的世俗理解，往往无法为人接受，所以 《庄子》要用“寓言”来表达。《逍遥游》的开篇，就以鲲鹏寓言展开，之所以说这是“言寄 于彼”的“寓言”，因为《逍遥游》的主旨显然不是要谈鲲鹏如何如何，而是要借鲲鹏来说一 番如何“逍遥”的道理，这一点在下文可以清楚地看出来。那么，《逍遥游》何以更进而引经 据典用到《齐谐》的文字呢？固然，文中所述与前面的鲲鹏寓言没有大的差别，但这次郑重引 出，它便不仅是所谓“寓言”，且是所谓“重言”——借重他人(往往是权威)的话语。从《寓 言》篇的文字里，我们也可以看出，所谓“重言”，在《庄子》也是不得已而为之的：古代世 界的文化是所谓前喻性的，经验最为重要，而拥有更多经验的无疑是所谓年长者“耆艾”，人 们一般需要借重他们的经验来应对生活的难题。另外，《齐谐》的例子，也很可以说明何以 “寓言十九”(寓言占十之九)“重言十七”(重言占十之七)的缘故。“寓言”和“重言”之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