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往开来,再创刨辉煌—一复旦大学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的转型与拓新 发布时间200805-18浏览次数:226 儘廷李批銼桥撓的转墨号轱籌 第一节,探索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体系 进入九十年代,随着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的发展,一些新的学术课题被提了出来。 首先是体系硏究的问题。在范畴硏究和专题硏究取得坚实成果的基础上,古代文论的体系性硏究自然地提到议事日 程。中国古代文论是否存在体系?学术界对此还存在着不同的看法,少数人认为根本就不存在古代文论体系。但是 大多数学者还是认为中国古代文论存在着自身的体系,不过这个体系有它自己的特点,也就是潜隐型存在。敏泽 的《中国传统艺术理论体系及东方艺术之美》(],认为中国传统艺术理论是存在体系的,“只不过这一体系是一种 潜隐型存在,一直缺乏科学而深入地发掘和总结,从而使潜型存在变成显型存在而已。ˉ如果说,中国传统艺术理 论体系的哲学基础,是道家学派及阴阳五行学说,那么,作为这一体系核心及特色的,则主要是被儒家创始人孔子 继承并发展了的周文化。“在春秋战国时期,经过我国民族及其文化的又一次大融合,我国独特的文化体系及艺术 理论体系都已经完全形成,并逐渐定型。就艺术理论说,就是:以法自然的人与天调为基础,以中和之美为核心 以宗法制的伦理道德为特色。这是一个完整的体系,三者缺一不可。*蒋凡列举刘勰、叶變、王国维等在文论体系 建构方面的努力,说明那种认为中国古文论不存在什么理论体系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我们决不能套用西方的理 论模式来理解中国的古文论。中国自有其独具民族特色的文论体系。"他认为:首先,与西方-些著名的古文论家 重文艺本体的再现的研究不同,中国古文论虽也有关于文艺本体论的硏讨,但从来没有形成一种理论思潮,它主要 是以文艺主体论为中心来建设理论体系的。其次,与西方古文论体系的个性化与自觉性不同,中国的古文论是在长 期的历史积淀中,经过多少代人的努力,终于在无形的嬗变中,形成了—个带群体色彩的民族理论体系。第三,与 西方古文论体系重宏观的理论研究不同,中国古文论更多的是在微观的具体批评和审美欣赏中来呈现理论网络和形 成体系的。最后,与西方古文论体系多重理性主义的逻辑分析不同,中国古文论家更喜欢作随意性强的直觉体验式 的生发,讲究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顿悟"工夫,染有浓烈的东方神秘色彩,思维方式与理论表述与西方异其旨 趨。四2党圣元则认为中国古代文论的体系是—种范畴体系,因此应该从范畴硏究入手建构占文论体系。阝3]尽管研究 者从不同方面对古文论的体系问题展开讨论。但是古文论体系的建构,却举步维艰。樊德三的《中国古代文学原 理》(光明日报出版社1991年)和祁志祥的《中国古代文学原理》(学林出版社1993年)还只是在现代文学理论 构架下填充古代文论的材料,对古代文论体系的独特性还认识不清。直到王运煕、黄霖主编的《中国古代文学理论 体系》(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的出版,立足于对中国文化、中国传统文论的整体把握,从中国文论发展实阿 出发的体系性建构,才取得建设性突破 其次是关于失语症"的问题。自1995年起,曹顺庆首先发难,提出中国文论的失语症问题。阳4曹顺庆认为中国文学 理论之所以创造乏力,并不在于中国人不敢创造或不能创造,而正在于它中断了传统,被人从本土文化精神的土壤 中连根拔起;而传统中断的内在学理原因,则在于传统的学术话语没有能够随着时代生活的发展变化而及时得到创 造性的转换,因而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失去了精神创生能力,活的话语蜕变为死的古董,传统精神的承传和创新也就 失去了必要的手段,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当今文论失语症。他提出,改变这种失语状态,重建中国文论话语,必须 要返回自己的家园。要立足于中国人当代的现实生存样态,潜沉于中国五千年生生不息的文化内蕴,复兴中华民族 精神,在坚实的民族文化地基上,吸纳古今中外人类文明的成果,融汇中西,而自铸伟辞,从而建立起真正能够成 为当代中国人生存状态和文学艺术现象的学术表达并能对其产生影响的、能有效运作的文学理论话语体系,也就是 要进行古代文论的现代化转型的工作。[5 应该说曹顺庆对古代文论研究现状存在问题的针砭是深刻的。古代文论研究,从它的产生起,就是作为中国文学史 研究的一个组成部分,来印证和补充中国文学史的,因此,历史主义是这门学科的优良传统。自五十年代后期提出 建设中国民族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后,古代文论的理论性质得到了新的认识和强调。可以说从那时起,这门 学科实际上已分化为文艺学门下的古代文论和古代文学门下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中国文学批评史这一支在茁壮成 长,并取得辉煌成就。但是古代文论这一支却一直没有找到自己的立足点,先是附和着马列文论,不惜曲解自己去 寻找古代文论中的现实主义”;后又遭遇着西方现代文论的冲击,受到西方文论的曲解。每一次的异质对话,看似 是古代文论热切地参与当代文论,结果总是古代文论以丧失自己的独特性来迎合那已经存在的外来理论,对话和交 流成了一方淹没、消解另一方。古代文论在当代文论中的孤寂和落寞,也就难以避免了
继往开来，再创辉煌——复旦大学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的转型与拓新 发布时间: 2008-05-18 浏览次数: 226 继往开来，再创辉煌——复旦大学 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的转型与拓新 第一节，探索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体系 进入九十年代，随着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的发展，一些新的学术课题被提了出来。 首先是体系研究的问题。在范畴研究和专题研究取得坚实成果的基础上，古代文论的体系性研究自然地提到议事日 程。中国古代文论是否存在体系？学术界对此还存在着不同的看法，少数人认为根本就不存在古代文论体系。但是 大多数学者还是认为中国古代文论存在着自身的体系，不过这个体系有它自己的特点，也就是“潜隐型存在”。敏泽 的《中国传统艺术理论体系及东方艺术之美》[1]，认为中国传统艺术理论是存在体系的，“只不过这一体系是一种 潜隐型存在，一直缺乏科学而深入地发掘和总结，从而使潜型存在变成显型存在而已。”“如果说，中国传统艺术理 论体系的哲学基础，是道家学派及阴阳五行学说，那么，作为这一体系核心及特色的，则主要是被儒家创始人孔子 继承并发展了的周文化。”“在春秋战国时期，经过我国民族及其文化的又一次大融合，我国独特的文化体系及艺术 理论体系都已经完全形成，并逐渐定型。就艺术理论说，就是：以法自然的人与天调为基础，以中和之美为核心， 以宗法制的伦理道德为特色。这是一个完整的体系，三者缺一不可。”蒋凡列举刘勰、叶燮、王国维等在文论体系 建构方面的努力，说明“那种认为中国古文论不存在什么理论体系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我们决不能套用西方的理 论模式来理解中国的古文论。中国自有其独具民族特色的文论体系。”他认为：首先，与西方一些著名的古文论家 重文艺本体的再现的研究不同，中国古文论虽也有关于文艺本体论的研讨，但从来没有形成一种理论思潮，它主要 是以文艺主体论为中心来建设理论体系的。其次，与西方古文论体系的个性化与自觉性不同，中国的古文论是在长 期的历史积淀中，经过多少代人的努力，终于在无形的嬗变中，形成了一个带群体色彩的民族理论体系。第三，与 西方古文论体系重宏观的理论研究不同，中国古文论更多的是在微观的具体批评和审美欣赏中来呈现理论网络和形 成体系的。最后，与西方古文论体系多重理性主义的逻辑分析不同，中国古文论家更喜欢作随意性强的直觉体验式 的生发，讲究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顿悟”工夫，染有浓烈的东方神秘色彩，思维方式与理论表述与西方异其旨 趣。[2]党圣元则认为中国古代文论的体系是一种范畴体系，因此应该从范畴研究入手建构古文论体系。[3]尽管研究 者从不同方面对古文论的体系问题展开讨论。但是古文论体系的建构，却举步维艰。樊德三的《中国古代文学原 理》（光明日报出版社1991年）和祁志祥的《中国古代文学原理》（学林出版社1993年）还只是在现代文学理论 构架下填充古代文论的材料，对古代文论体系的独特性还认识不清。直到王运熙、黄霖主编的《中国古代文学理论 体系》（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的出版，立足于对中国文化、中国传统文论的整体把握，从中国文论发展实际 出发的体系性建构，才取得建设性突破。 其次是关于“失语症”的问题。自1995年起，曹顺庆首先发难，提出中国文论的失语症问题。[4]曹顺庆认为中国文学 理论之所以创造乏力，并不在于中国人不敢创造或不能创造，而正在于它中断了传统，被人从本土文化精神的土壤 中连根拔起；而传统中断的内在学理原因，则在于传统的学术话语没有能够随着时代生活的发展变化而及时得到创 造性的转换，因而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失去了精神创生能力，活的话语蜕变为死的古董，传统精神的承传和创新也就 失去了必要的手段，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当今文论“失语症”。 他提出，改变这种失语状态，重建中国文论话语，必须 要返回自己的家园。要立足于中国人当代的现实生存样态，潜沉于中国五千年生生不息的文化内蕴，复兴中华民族 精神，在坚实的民族文化地基上，吸纳古今中外人类文明的成果，融汇中西，而自铸伟辞，从而建立起真正能够成 为当代中国人生存状态和文学艺术现象的学术表达并能对其产生影响的、能有效运作的文学理论话语体系，也就是 要进行古代文论的现代化转型的工作。[5] 应该说曹顺庆对古代文论研究现状存在问题的针砭是深刻的。古代文论研究，从它的产生起，就是作为中国文学史 研究的一个组成部分，来印证和补充中国文学史的，因此，历史主义是这门学科的优良传统。自五十年代后期提出 建设中国民族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后，古代文论的理论性质得到了新的认识和强调。可以说从那时起，这门 学科实际上已分化为文艺学门下的古代文论和古代文学门下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中国文学批评史这一支在茁壮成 长，并取得辉煌成就。但是古代文论这一支却一直没有找到自己的立足点，先是附和着马列文论，不惜曲解自己去 寻找古代文论中的“现实主义”；后又遭遇着西方现代文论的冲击，受到西方文论的曲解。每一次的异质对话，看似 是古代文论热切地参与当代文论，结果总是古代文论以丧失自己的独特性来迎合那已经存在的外来理论，对话和交 流成了一方淹没、消解另一方。古代文论在当代文论中的孤寂和落寞，也就难以避免了
古代文论失语症和古代文论现代化转换问题提出后,在国内学术界引起激烈反响。许多学者加入讨论的行列,从不 同角度不同层面思考这个问题。张少康认为,为了建设真正具有中国特色的当代文艺学,必须要坚决地、毫无保留 地走出“西学为体¨的误区,彻底抛弃以西方的文艺和美学理论为基本体系的做法,把颠倒了的历史再颠倒过来,要 在中国传统文艺和美学理论的基础上,正确地吸取和改造西方文艺和美学理论,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指导下,重 新建立我们的当代文艺学,也即以古代文论为母体,建设当代文艺学。冏6蒋述卓更强调通过今用来激活古代文 论。他说:立足于当代的人文导向与人文关怀,面向当代人文现实,开展现实与历史的对话,吸收古代文论的理论 精华;立足于民族精神与民族性格的继承与发扬,寻找古代文论的现实生长点,探索其在理论意义上和语言上的现 代转换;从继承思维方式和批评形式入手,将古代文论特有的思维方式以及独有的批评方式与技法融入到当代文学 批评与文论中去,创造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当代文论。[7陈伯海主张变古代文论原有的封闭体系为开放体系,在开 放中逐步实现传统的推陈出新,打破古文论传统与现代生活的疏离、古文论愈益走向自我封闭的格局,重新激发起 传统中可能孕育的生机,在古今中外的双向观照和双向阐释中建立自己通向和进入外部世界的新的生长点,以创造 自身变革的条件。阅8此外,还有许多学者从思维理论的开发、古典精神的复兴,范畴体系的建构等不同角度对古代 文论的现代转换提岀种种设想,[9可惜,还仅仅停留在设想层次。毛病是看岀来了,病源或许还不清楚,药方因此 就无从开出。也有一些学者对失语症问题持不同的看法。陈洪、沉立岩就认为,传统文论并不能在不远的将来再 生、复兴,因为传统文论的概念、术语使用随意,欲确定其内涵非常困难;分体文论极不平衡,诗论一枝独秀,小 说、戏剧理论薄弱;理论创新的动力不足,主流理论发展不明显。传统文论的自身弱点妨碍其直接转化为现代意义 的文论话语系统。[10实,正如我们已经述及,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研究已经分化为两个学科:中国文学批评史和 古代文论,从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的角度来看,所谓的现代转化或许是一个荒谬的不可实现的话题。可从古代文论 的硏究来看,这不能不说是一个亟待深入探索的问题。但是,现代转换,与其说是一个理论的问题,到不如说更是 一个实践的问题。大家都停留在对问题的针砭上,随便提出一些建设性设想,这于事无补。只有真正在古代文论迈 进当代文化当代生活的道路,有所前进,有所开拓,这个问题才会有所深入。 其实,复旦学人,并没有热衷于关于“失语症"的争鸣,而是在默默地思考,艰苦地探索。复旦学人,是立足于过去 丰厚的学术积累和扎实的学术成果而继续开拓前进的 三卷本《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体系》 王运煕、顾易生主编的七卷本《中国文学批评通史》,把古代文学批评的历史性硏究推向高峰,也为古代文学批评 理论性硏究的转向奠定了基础。如何对中国文学理论的独特内涵进行深入的理论把握,如何从古代文论的纵冋发展 中把握它的横向性的垬时态风貌,成为古代文论硏究的新课题。在过去还没有认清古代文学批评史本来面目时,学 术界叫以西释中”,用西方的文学理论体系框套中国古代文论,或许是在所难免的事。当有了这《中国文学批评通 史》历史性研究成果时,还不能够横向综合地考察中国古代文论,建构中国古文论的体系,那只能是学者的懒惰和 创造力的缺乏了。可喜的是,王运熙、黄霖先生主编的三卷本《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体系丛书》,为古代文学批评史 硏究的转向指明了方向,把古代文学批评的硏究提髙到个新的理论层面。这套体系丛书包括黄霖、吴建民、吴兆 路的《原人论》、汪涌豪的《范畴论》和刘明今的《方法论》,分别从原理、范畴、方法三个不同方面硏究中国古 代文学理论的内在体系和民族精神 《原人论》提出“人是中国古代文学和文论的本源,对人的凝视与思考,对文学中人的反省和 是中国传统文 学理论的核心,也是沟通传统文论和现代文论的契机。《原人论》分为心化论、生化论、实化论三章,分别阐述古 文论感物动心的创作发生论、生命化的文学形态论和实用化的文学至用论。这三点正鲜明体现了中国古代文学理论 迥异亍他国、而内在一贯的民族精神特征。《范畴论》超越过去仅仅注重于范畴释义的硏究模式,从理论髙度把握 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范畴,注意联系传统晢学、创作风尚、文学体裁等因素考察文论范畴的特质。《方法论》探究 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方法的观念意识、文学批评的民族思维方式,以及知人论世ˆ、“品藻流别、明体辨法等具体批 评方法。三本著作各自独立,又相互呼应,建构了开放性的富有再生活力的古代文论体系。为新世纪,古代文论研 究的现代转型、进一步前进奠定了基础。如何从整体上把握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什么是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体系的核 心,是古代文论研究者煞费苦心的问题。这些问题不仅关系到对传统文论的总体认识,而且直接关涉到传统文论的 现代转换。对此问题,学术界曾有表现、“言志"、嚎缘情ˆ、“原道"、意境ˆ等种种提法,但都差强人意。这些充其 量只能算是中国古代文论的核心范畴之一,尚不足以构成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整个体系的核心。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体 系不是由某一两个核心范畴派生出来的,而是根源于中国古人的最为根本的文化和文学观念。黄霖先生等著的《原 人论》提出"原人”——对人的审视、推究和思考,是贯穿于中国文论发展史之始终的主导观念,认为中国文学理论 的基本出发点和最终目的,所关涉的内容和自身的表达方式,都是围绕着中国"人"的观念,都体现了中国古人对人 的审美生活、生存命运、意义价值的独特追求,从这个意义上说,“作为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古代文论体系的基点 的原道论,其实质就是原人论”,中国哲学的"天人合一”论对文学本体论、创作论、风格论、文体论、形式论等等 产生影响,最后都指向"天人合一"中的"人”。作为一种基本观念,“原人论"具有恢弘宽广的包容性,可以涵盖中国古 代文学理论的方方面面,把古代文学理论的各种范畴和观念容纳其中,融为一体。如果注意到中国古代文学理论自 身的发展实际,就会觉得,以原人”作为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体系的核心,自有理据可寻,如果注意从现代的文化发
古代文论失语症和古代文论现代化转换问题提出后，在国内学术界引起激烈反响。许多学者加入讨论的行列，从不 同角度不同层面思考这个问题。张少康认为，为了建设真正具有中国特色的当代文艺学，必须要坚决地、毫无保留 地走出“西学为体”的误区，彻底抛弃以西方的文艺和美学理论为基本体系的做法，把颠倒了的历史再颠倒过来，要 在中国传统文艺和美学理论的基础上，正确地吸取和改造西方文艺和美学理论，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指导下，重 新建立我们的当代文艺学，也即以古代文论为母体，建设当代文艺学。[6]蒋述卓更强调通过“今用”来激活古代文 论。他说：立足于当代的人文导向与人文关怀，面向当代人文现实，开展现实与历史的对话，吸收古代文论的理论 精华；立足于民族精神与民族性格的继承与发扬，寻找古代文论的现实生长点，探索其在理论意义上和语言上的现 代转换；从继承思维方式和批评形式入手，将古代文论特有的思维方式以及独有的批评方式与技法融入到当代文学 批评与文论中去，创造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当代文论。[7]陈伯海主张变古代文论原有的封闭体系为开放体系，在开 放中逐步实现传统的推陈出新，打破古文论传统与现代生活的疏离、古文论愈益走向自我封闭的格局，重新激发起 传统中可能孕育的生机，在古今中外的双向观照和双向阐释中建立自己通向和进入外部世界的新的生长点，以创造 自身变革的条件。[8]此外，还有许多学者从思维理论的开发、古典精神的复兴，范畴体系的建构等不同角度对古代 文论的现代转换提出种种设想，[9]可惜，还仅仅停留在设想层次。毛病是看出来了，病源或许还不清楚，药方因此 就无从开出。也有一些学者对失语症问题持不同的看法。陈洪、沉立岩就认为，传统文论并不能在不远的将来再 生、复兴，因为传统文论的概念、术语使用随意，欲确定其内涵非常困难；分体文论极不平衡，诗论一枝独秀，小 说、戏剧理论薄弱；理论创新的动力不足，主流理论发展不明显。传统文论的自身弱点妨碍其直接转化为现代意义 的文论话语系统。[10]其实，正如我们已经述及，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研究已经分化为两个学科：中国文学批评史和 古代文论，从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的角度来看，所谓的现代转化或许是一个荒谬的不可实现的话题。可从古代文论 的研究来看，这不能不说是一个亟待深入探索的问题。但是，现代转换，与其说是一个理论的问题，到不如说更是 一个实践的问题。大家都停留在对问题的针砭上，随便提出一些建设性设想，这于事无补。只有真正在古代文论迈 进当代文化当代生活的道路，有所前进，有所开拓，这个问题才会有所深入。 其实，复旦学人，并没有热衷于关于“失语症”的争鸣，而是在默默地思考，艰苦地探索。复旦学人，是立足于过去 丰厚的学术积累和扎实的学术成果而继续开拓前进的。 三卷本《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体系》 王运熙、顾易生主编的七卷本《中国文学批评通史》，把古代文学批评的历史性研究推向高峰，也为古代文学批评 理论性研究的转向奠定了基础。如何对中国文学理论的独特内涵进行深入的理论把握，如何从古代文论的纵向发展 中把握它的横向性的共时态风貌，成为古代文论研究的新课题。在过去还没有认清古代文学批评史本来面目时，学 术界“以西释中”，用西方的文学理论体系框套中国古代文论，或许是在所难免的事。当有了这《中国文学批评通 史》历史性研究成果时，还不能够横向综合地考察中国古代文论，建构中国古文论的体系，那只能是学者的懒惰和 创造力的缺乏了。可喜的是，王运熙、黄霖先生主编的三卷本《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体系丛书》，为古代文学批评史 研究的转向指明了方向，把古代文学批评的研究提高到一个新的理论层面。这套体系丛书包括黄霖、吴建民、吴兆 路的《原人论》、汪涌豪的《范畴论》和刘明今的《方法论》，分别从原理、范畴、方法三个不同方面研究中国古 代文学理论的内在体系和民族精神。 《原人论》提出“人”是中国古代文学和文论的本源，对人的凝视与思考，对文学中人的反省和追思，是中国传统文 学理论的核心，也是沟通传统文论和现代文论的契机。《原人论》分为心化论、生化论、实化论三章，分别阐述古 文论感物动心的创作发生论、生命化的文学形态论和实用化的文学至用论。这三点正鲜明体现了中国古代文学理论 迥异于他国、而内在一贯的民族精神特征。《范畴论》超越过去仅仅注重于范畴释义的研究模式，从理论高度把握 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范畴，注意联系传统哲学、创作风尚、文学体裁等因素考察文论范畴的特质。《方法论》探究 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方法的观念意识、文学批评的民族思维方式，以及“知人论世”、“品藻流别”、“明体辨法”等具体批 评方法。三本著作各自独立，又相互呼应，建构了开放性的富有再生活力的古代文论体系。为新世纪，古代文论研 究的现代转型、进一步前进奠定了基础。如何从整体上把握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什么是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体系的核 心，是古代文论研究者煞费苦心的问题。这些问题不仅关系到对传统文论的总体认识，而且直接关涉到传统文论的 现代转换。对此问题，学术界曾有“表现”、“言志”、“缘情”、“原道”、“意境”等种种提法，但都差强人意。这些充其 量只能算是中国古代文论的核心范畴之一，尚不足以构成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整个体系的核心。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体 系不是由某一两个核心范畴派生出来的，而是根源于中国古人的最为根本的文化和文学观念。黄霖先生等著的《原 人论》提出“原人”——对人的审视、推究和思考，是贯穿于中国文论发展史之始终的主导观念，认为中国文学理论 的基本出发点和最终目的，所关涉的内容和自身的表达方式，都是围绕着中国“人”的观念，都体现了中国古人对人 的审美生活、生存命运、意义价值的独特追求，从这个意义上说，“作为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古代文论体系的基点 的‘原道论’，其实质就是‘原人论’”，中国哲学的“天人合一”论对文学本体论、创作论、风格论、文体论、形式论等等 产生影响，最后都指向“天人合一”中的“人”。作为一种基本观念，“原人论”具有恢弘宽广的包容性，可以涵盖中国古 代文学理论的方方面面，把古代文学理论的各种范畴和观念容纳其中，融为一体。如果注意到中国古代文学理论自 身的发展实际，就会觉得，以“原人”作为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体系的核心，自有理据可寻，如果注意从现代的文化发
展看问题,“原人"更能概括中国文学理论的意义。对人的凝视和思考,对文学中人的反省和追思,是中国传统文学 理论的核心,也是沟通传统文学和现代文学、传统文论和现代文论的契机。从传统文论原人"这一点出发,探索下 去,或许可以寻找出传统文论向现代文论转换的切入点。《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体系》,著眼于中华民族文学中 的"人学主题,探索传统文论的内在体系,追求传统文论现代转换的再生动力,标志着古代文学批评硏究在世纪之 交的重大转向,从历史性硏究向现代性硏究转向;也标志着古代文论硏究开始摆脱西方文论的束缚,在努力探索中 国古今文论的联系,建构扎根于中华民族文化传统又适应当代文化生活的新的文论体系,它为古代文论和中国文学 批评史研究提供了进一步思考的基础,开拓文学理论硏究的新前景。 第二节,新世纪教材建设:《中国文学批评史新编》 三卷本的《中国文学批评史》曾经长期作为国家教委指定的高校文科教材,但是,该著毕竟写于特定的历史时期, 自身有一定的局限,特别是近十几年来,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和深化。因此,迫切需要重新撰写 部反映最新学术成果,适应新世纪高校文科教学的《中国文学批评史》教材 有鉴于此,世纪之交,王运熙、顾易生二位先生再次担纲主持了三卷本《中国文学批评史》的改写工作。参与这次 改写工作的成员有:王运熙先生、顾易生先生、袁震宇先生、黄霖先生、杨明先生、邬国平先生。原著经过比较大 的增、减、删、改之后,定名为《中国文学批评史新编》,分上、下两册由复旦大学出版社于2001年出版。这次 改写三卷本《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工作是国家"九五规划的重点项目。改编完成的《中国文学批评史新编》被确定 为面向二十—世纪的高校文科教材,获得上海市优秀教材一等奖 改编《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原则是内容阐释力求创新,体例框架适合教学,吸收最新学术研究成果 原先三卷本不是同一时期写成的,由于受时代所限,上册里很多东西原先不敢写进去,从先秦到唐代只写了300来 页,而下册的清初到近代就写了700多页,占整个批评史的一半还多。从总体看,结构不够平衡。《新编》在结构 上,改为两卷本,从先秦至金元为上册,明、清、近代为下册,充实了先秦到唐代部分的内容,而对近代部分进行 了大量删减。这样处理,适应中国文学批评自身发展的历史实际,结构上也大体平衡。 从内容来看,旧著由于受时代限制,对一些批评家如唐代的白居易、皎然、司空图等的文论思想评述得不够怡恰当 旧著对于白居易的讽喻诗论评价过高,认为他的文学理论思想是现实主义的,是进步的;而把皎然、司空图等人的 艺术论看成是落后的、形式主义的。《新编》对此作岀较大的修改。旧著近代部分由于强调政治而过分抬高太平天 国文学思想地位,尤其是对太平天国的曲论,有许多并不契合历史的溢美之词;三卷本《批评史》虽然看到了曾国 藩的文学思想的进步性,但受时代评判影响,对其批评思想认识还不够;章太炎的文学思想却因其人在反封建中的 功绩而在三卷本《批评史》中得到了过高的评价。凡此种种,都在《新编》中得到了修正 可以看出,这次修改,著者的指导思想已经发生了很大的改变,过去的立足点是文学“反映论”,比较强调文学是现 实的反映。《新编》著者则持文学批评是以文学而不是思想或政治为第一要素"的观念,更加强调文学的审美特征 与审美功能。在这样的指导思想下,《新编》重新思考、审理旧著中的一些论断,加以改写。如三卷本《批评史》 评价王充论文崇尚实用、反对虚妄的思想,也显得偏高。《新编》抛弃对王充哲学思想先进与否的评判,认为 他颇缺少文学的眼光",再如旧著中,清代部分第一章即列凊初三大思想家’,在第三章中才岀现钱谦益的诗论 而事实上钱谦益是黄宗羲的老师,黄宗羲的某些思想是从钱谦益那里接受过来的,那样编排,讲课时有些东西很难 交待清楚。现在则调整过来,把钱谦益放在前面,一来恢复了历史的本然,另一方面也扣住了批评史是文学批评的 历史这一主题,给像钱谦益这样政治屈节而文学批评颇有建树的人以恰当的位置。 《新编》在撰写过程中还注意吸纳学术界最新的观点,许多篇章都反映了撰写者本人的最新研究成果。如传为司空 图所作的《二十四诗品》,前几年经陈尚君先生、汪涌豪先生等考证,认为它不是司空图所作,虽然目下学术界对 这一问题还没有—致的看法,但《新编》著者认为考证者所提供的材料比较翔实,颇有说服力,故《新编》中对 《二十四诗品》没有作过多的介绍。这并不影响司空图在文学批评史上的地位,因为他的文学理论观点较多地表现 在其它一些单篇论文中。由于三卷本《批评史》下册编写时,大陆关于《金瓶梅》的研究还刚刚起步,因此其中对 于有关《金瓶梅》的批评,未作任何介绍和评价。而近二十年来,海内外"金学"研究蓬勃发展,取得较大成就。著 者在《新编》中增加了整整—节有关《金瓶梅》批评的内容,反映了学界最新的硏究成果。再如,旧著对宋代的婉 约词论评价较低,并批评李清照《词论》"片面强调音律¨。新编本则揭示岀宋人词学强调崝情为人所固有、天所赋 与,这里闪烁着个性解放的新兴意识光芒,是宋时文学批评领域灵秀之所钟。这个论断,改变了过去对李清照词论 的苛责,为当前学界所首肯
展看问题，“原人”更能概括中国文学理论的意义。对人的凝视和思考，对文学中人的反省和追思，是中国传统文学 理论的核心，也是沟通传统文学和现代文学、传统文论和现代文论的契机。从传统文论“原人”这一点出发，探索下 去，或许可以寻找出传统文论向现代文论转换的切入点。《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体系》，著眼于中华民族文学中 的“人学”主题，探索传统文论的内在体系，追求传统文论现代转换的再生动力，标志着古代文学批评研究在世纪之 交的重大转向，从历史性研究向现代性研究转向；也标志着古代文论研究开始摆脱西方文论的束缚，在努力探索中 国古今文论的联系，建构扎根于中华民族文化传统又适应当代文化生活的新的文论体系，它为古代文论和中国文学 批评史研究提供了进一步思考的基础，开拓文学理论研究的新前景。 第二节，新世纪教材建设：《中国文学批评史新编》 三卷本的《中国文学批评史》曾经长期作为国家教委指定的高校文科教材，但是，该著毕竟写于特定的历史时期， 自身有一定的局限，特别是近十几年来，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和深化。因此，迫切需要重新撰写 一部反映最新学术成果，适应新世纪高校文科教学的《中国文学批评史》教材。 两卷本《中国文学批评史新编》 有鉴于此，世纪之交，王运熙、顾易生二位先生再次担纲主持了三卷本《中国文学批评史》的改写工作。参与这次 改写工作的成员有：王运熙先生、顾易生先生、袁震宇先生、黄霖先生、杨明先生、邬国平先生。原著经过比较大 的增、减、删、改之后，定名为《中国文学批评史新编》，分上、下两册由复旦大学出版社于2001年出版。这次 改写三卷本《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工作是国家“九五”规划的重点项目。改编完成的《中国文学批评史新编》被确定 为面向二十一世纪的高校文科教材，获得上海市优秀教材一等奖。 改编《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原则是内容阐释力求创新，体例框架适合教学，吸收最新学术研究成果。 原先三卷本不是同一时期写成的，由于受时代所限，上册里很多东西原先不敢写进去，从先秦到唐代只写了300来 页，而下册的清初到近代就写了700多页，占整个批评史的一半还多。从总体看，结构不够平衡。《新编》在结构 上，改为两卷本，从先秦至金元为上册，明、清、近代为下册，充实了先秦到唐代部分的内容，而对近代部分进行 了大量删减。这样处理，适应中国文学批评自身发展的历史实际，结构上也大体平衡。 从内容来看，旧著由于受时代限制，对一些批评家如唐代的白居易、皎然、司空图等的文论思想评述得不够恰当。 旧著对于白居易的讽喻诗论评价过高，认为他的文学理论思想是现实主义的，是进步的；而把皎然、司空图等人的 艺术论看成是落后的、形式主义的。《新编》对此作出较大的修改。旧著近代部分由于强调政治而过分抬高太平天 国文学思想地位，尤其是对太平天国的曲论，有许多并不契合历史的溢美之词；三卷本《批评史》虽然看到了曾国 藩的文学思想的进步性，但受时代评判影响，对其批评思想认识还不够；章太炎的文学思想却因其人在反封建中的 功绩而在三卷本《批评史》中得到了过高的评价。凡此种种，都在《新编》中得到了修正。 可以看出，这次修改，著者的指导思想已经发生了很大的改变，过去的立足点是文学“反映论”，比较强调文学是现 实的反映。《新编》著者则持“文学批评是以文学而不是思想或政治为第一要素”的观念，更加强调文学的审美特征 与审美功能。在这样的指导思想下，《新编》重新思考、审理旧著中的一些论断，加以改写。如三卷本《批评史》 评价王充论文崇尚实用、反对虚妄的思想，也显得偏高。《新编》抛弃对王充哲学思想先进与否的评判，认为 他“颇缺少文学的眼光”，再如旧著中，清代部分第一章即列“清初三大思想家”，在第三章中才出现钱谦益的诗论。 而事实上钱谦益是黄宗羲的老师，黄宗羲的某些思想是从钱谦益那里接受过来的，那样编排，讲课时有些东西很难 交待清楚。现在则调整过来，把钱谦益放在前面，一来恢复了历史的本然，另一方面也扣住了批评史是文学批评的 历史这一主题，给像钱谦益这样政治屈节而文学批评颇有建树的人以恰当的位置。 《新编》在撰写过程中还注意吸纳学术界最新的观点，许多篇章都反映了撰写者本人的最新研究成果。如传为司空 图所作的《二十四诗品》，前几年经陈尚君先生、汪涌豪先生等考证，认为它不是司空图所作，虽然目下学术界对 这一问题还没有一致的看法，但《新编》著者认为考证者所提供的材料比较翔实，颇有说服力，故《新编》中对 《二十四诗品》没有作过多的介绍。这并不影响司空图在文学批评史上的地位，因为他的文学理论观点较多地表现 在其它一些单篇论文中。由于三卷本《批评史》下册编写时，大陆关于《金瓶梅》的研究还刚刚起步，因此其中对 于有关《金瓶梅》的批评，未作任何介绍和评价。而近二十年来，海内外“金学”研究蓬勃发展，取得较大成就。著 者在《新编》中增加了整整一节有关《金瓶梅》批评的内容，反映了学界最新的研究成果。再如，旧著对宋代的婉 约词论评价较低，并批评李清照《词论》“片面强调音律”。新编本则揭示出宋人词学强调“情”为人所固有、天所赋 与，这里闪烁着个性解放的新兴意识光芒，是宋时文学批评领域灵秀之所钟。这个论断，改变了过去对李清照词论 的苛责，为当前学界所首肯
考虑到教材的体例,应尽可能让读者把握原始资料,《中国文学批评史新编》在体例框架方面基本保持并发扬了三 卷本已为教学实践和学术界所肯定的实事求是、材料丰富、系统性和可读性强等特点,在阐释论述内容方面有很大 更新。 与《中国文学批评史新编》相配套,复旦批评史研究室重新编著了四卷本《中国历代文论选》,凡250万字,由黄 霖、蒋凡两先生主编,杨明、刘明今、邬国平、周兴陆、羊列荣等参加编写。这套文论选继承了此前郭绍虞先生主 编四卷本和一卷本《中国历代文论选》和王运煕主编《中国文论选》的成就,并立足于文学理论自身的发展和特征 来解说古代文论著作,力求反映当前新的学术成与 第三节、文学学术史:文学批评史研究领域的进一步拓展 20世纪进入九十年代以后,“世纪末引起了一个广泛的学术话题,就是对百年学术的回顾、总结和反思。中国文学 硏究界,也出现了学术史硏究的热潮。而复旦批评史学科在完成七卷本《通史》和进行了体系探索后,也在思考如 何拓宽学术领域,开辟学术新境的问题。于是,复旦批评史硏究,在黄霖先生的带领下,开始拓展至文学学术史领 域。在20世纪九十年代前期,开始酝酿编写《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史》,后来申报了九五'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 项目,当获得了批准。 20世纪这一百年,是中国大变革、大动荡、大发展的一百年。这百年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也适应着社会的变革 而曲折发展,摆脱了传统形态,形成了现代的学科特征和学术模式。在九十年代的学术史硏究中,学术界频繁出现 了以当下的一些观念来裁定百年学术史的现象,学术史研究更近似于一种学术批评,而偏离历史研究的正确态度。 于是,在学术史硏究热时,我们在冷静的检视、矫正当下性的学术眼光,沉潜到百年学术文献中去,从文献做起。 从事研究“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史"的总原则是:“从实际出发,博观在先,征实为基,有发展的观点,有问题的意 识;既重史料,也重史论;既有选择地解剖作家作品的硏究,更是致力于梳理硏究大势的轨迹;不作资料长编,而 要成为一部名副其实的硏究史。"1]20世纪的中国文学研究史,思潮迭变,观念多样,成果丰富,异彩纷呈,如 何能够更恰当深入地总结这百年硏究中国文学的经验教训呢?黄霖先生提岀了这样-些问题 一、研究的价值取向:个人的自适与与社会的需要。 二、研究的基本理路:面向传统与走向开放。 三、研究的基本方法:实证性与阐释性。 四、研究对象“文学"的界定:杂文学与纯文学。 五、研究文本的视点:文学性与社会性。 六、研究目标的选择:“热点"与冷门 七、研究理论的运用:“阶级论”与人性论”。 八、研究的视域:“专攻"与"通识"。 九、研究的立场:“变"与不变。 综合起来说,就是运用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法的基本观点与方法,立足中国文学学术从传统模式冋现代模式转变这 个主线,在20世纪中国社会思想文化起伏变迁的大背景中来描述百年文学研究的历程,评价文学研究的成果。他 们把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史划分为三个时期:20世纪初至1949年为第一期,1949年至"文革”结束为第二期, 届”三中全会以后为第三期,并以文体为纲,分成戏曲卷、小说卷、诗歌卷、词学卷、散文卷、文论卷,再加一本 总论卷,共成七册。 《总论卷》,周兴陆著。本卷力图联系20世纪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全面把握20世纪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基 本面貌,描述20世纪古代文学硏究从古典形态转向现代形态的历程和学术范式的转变,评论重要学者的学术成就 和重大的学术问题,总结百年古代文学学术的经验和教训。贯穿本卷的基本思路是从古代文学研究理论观念的变 革、研究领域的拓屐、研究方法的传承和更新三个方面,梳理百年学术范式的演变历程 《戏曲卷》,陈维昭著。本卷描述20世纪的戏曲史硏究者硏究中国古代戏曲创作、表演和理论的历史,关注戏曲 硏究者所关涉的历史联系与文化语境,在戏曲批评中古代戏曲文本的意义生成,在文学理论背景中"戏曲学的建 构,以及戏曲文物文献研究等问题。本卷分为"戏曲史硏究、咙戏曲文本批评"、戏曲理论硏究和戏曲文物文献研 究"四卷,采用以专题为纲目的形式,在每一个专题下按历史时间顺序对毎一个时段的研究者在特定专题上的有价 值的见解进行评述 《诗歌卷》,羊列荣著。本卷包括上中下三编,分别为先秦两汉魏晋六朝诗歌硏究、唐代诗歌硏究和宋明凊诗歌硏 究,采取话语分析方式,揭示20世纪古代诗歌研究中的观念演变,一方面关注近百年源自集体意识的公众言说, 以此揭示特定时代的叙述主题及其所反映的意识形态,另一方面关注源自个人心智的个体言说,通过它与公众言说
考虑到教材的体例，应尽可能让读者把握原始资料，《中国文学批评史新编》在体例框架方面基本保持并发扬了三 卷本已为教学实践和学术界所肯定的实事求是、材料丰富、系统性和可读性强等特点，在阐释论述内容方面有很大 更新。 与《中国文学批评史新编》相配套，复旦批评史研究室重新编著了四卷本《中国历代文论选》，凡250万字，由黄 霖、蒋凡两先生主编，杨明、刘明今、邬国平、周兴陆、羊列荣等参加编写。这套文论选继承了此前郭绍虞先生主 编四卷本和一卷本《中国历代文论选》和王运熙主编《中国文论选》的成就，并立足于文学理论自身的发展和特征 来解说古代文论著作，力求反映当前新的学术成果。 第三节、文学学术史：文学批评史研究领域的进一步拓展 20世纪进入九十年代以后，“世纪末”引起了一个广泛的学术话题，就是对百年学术的回顾、总结和反思。中国文学 研究界，也出现了学术史研究的热潮。而复旦批评史学科在完成七卷本《通史》和进行了体系探索后，也在思考如 何拓宽学术领域，开辟学术新境的问题。于是，复旦批评史研究，在黄霖先生的带领下，开始拓展至文学学术史领 域。在20世纪九十年代前期，开始酝酿编写《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史》，后来申报了“九五”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 项目，当获得了批准。 20世纪这一百年，是中国大变革、大动荡、大发展的一百年。这百年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也适应着社会的变革 而曲折发展，摆脱了传统形态，形成了现代的学科特征和学术模式。在九十年代的学术史研究中，学术界频繁出现 了以当下的一些观念来裁定百年学术史的现象，学术史研究更近似于一种学术批评，而偏离历史研究的正确态度。 于是，在学术史研究热时，我们在冷静的检视、矫正当下性的学术眼光，沉潜到百年学术文献中去，从文献做起。 从事研究“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史”的总原则是：“从实际出发，博观在先，征实为基，有发展的观点，有问题的意 识；既重史料，也重史论；既有选择地解剖作家作品的研究，更是致力于梳理研究大势的轨迹；不作资料长编，而 要成为一部名副其实的研究史。”[11] 20世纪的中国文学研究史，思潮迭变，观念多样，成果丰富，异彩纷呈，如 何能够更恰当深入地总结这百年研究中国文学的经验教训呢？黄霖先生提出了这样一些问题： 一、研究的价值取向：个人的自适与与社会的需要。 二、研究的基本理路：面向传统与走向开放。 三、研究的基本方法：实证性与阐释性。 四、研究对象“文学”的界定：杂文学与纯文学。 五、研究文本的视点：文学性与社会性。 六、研究目标的选择：“热点”与“冷门”。 七、研究理论的运用：“阶级论”与“人性论”。 八、研究的视域：“专攻”与“通识”。 九、研究的立场：“变”与“不变”。 综合起来说，就是运用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法的基本观点与方法，立足中国文学学术从传统模式向现代模式转变这 个主线，在20世纪中国社会思想文化起伏变迁的大背景中来描述百年文学研究的历程，评价文学研究的成果。他 们把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史划分为三个时期：20世纪初至1949年为第一期，1949年至“文革”结束为第二期，“十一 届”三中全会以后为第三期，并以文体为纲，分成戏曲卷、小说卷、诗歌卷、词学卷、散文卷、文论卷，再加一本 总论卷，共成七册。 《总论卷》，周兴陆著。本卷力图联系20世纪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全面把握20世纪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基 本面貌，描述20世纪古代文学研究从古典形态转向现代形态的历程和学术范式的转变，评论重要学者的学术成就 和重大的学术问题，总结百年古代文学学术的经验和教训。贯穿本卷的基本思路是从古代文学研究理论观念的变 革、研究领域的拓展、研究方法的传承和更新三个方面，梳理百年学术范式的演变历程。 《戏曲卷》，陈维昭著。本卷描述20世纪的戏曲史研究者研究中国古代戏曲创作、表演和理论的历史，关注戏曲 研究者所关涉的历史联系与文化语境，在戏曲批评中古代戏曲文本的意义生成，在文学理论背景中“戏曲学”的建 构，以及戏曲文物文献研究等问题。本卷分为“戏曲史研究”、“戏曲文本批评”、“戏曲理论研究”和“戏曲文物文献研 究”四卷，采用以专题为纲目的形式，在每一个专题下按历史时间顺序对每一个时段的研究者在特定专题上的有价 值的见解进行评述。 《诗歌卷》，羊列荣著。本卷包括上中下三编，分别为先秦两汉魏晋六朝诗歌研究、唐代诗歌研究和宋明清诗歌研 究，采取话语分析方式，揭示20世纪古代诗歌研究中的观念演变，一方面关注近百年源自集体意识的公众言说， 以此揭示特定时代的叙述主题及其所反映的意识形态，另一方面关注源自个人心智的个体言说，通过它与公众言说
之间的矛盾来显示百年叙述的变易过程。此外,本书的写作强调问题意识,关注近百年的学术争议及其所发生的意 识形态背景 《散文卷》,宁俊红著。本卷以散文硏究为主,同时兼顾骈文与赋体的硏究。著作梳理了20世纪散文研究的曲折 历程,在此基础上,阐述20世纪里发生的骈散之争、纯杂之争等散文史理论问题,描述散文史的著述形态、散文 批评范式的演变,论述20世纪关于古代散文流派的硏究和专书硏究,同时辨析学者对骈文和赋的文体特征的辨析 和赋史、骈文史著作 《小说卷》,黄霖等著。本卷首先联系20世纪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详细描述研究中国古代小说的学术思潮,阐述 功利主义与非功利主义、现实主义、新人性观等思想在小说硏究中的表现,剖析传统学术方法与现代新方法在小说 批评和硏究中的运用;具体描述小说史编纂形态、小说理论硏究和文献研究等问题,并对重要的小说名著作专题性 研究 《文论卷》,黄念然著。分析二十世纪中国古代文论学术话语产生的现实语境,以硏究范式为核心对古代文论硏究 的话语形态作了逻辑整合,从空间和时间上梳理了二十世纪古代文论研究的话语分布情况,并对古代文论研究的话 语问题作了解剖;清理古代诗学、词学理论、小说理论、散文理论及戏曲理论的总体硏究状况;并专题探讨批评史 著述、体系建构、比较硏究、范畴硏究、方法论硏究、以及古代文论的现代转化等重大问题,并提出自己的反思 “文学学术史"与文学批评史既有联系而又不同。所谓"文学学术史"是在文学批评史关注文学批评与理论的基础上, 也关注文献学方面的成果和实证性硏究,是文学批评史的进一步拓展。复旦批评史在从事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 史"的同时,就把研究视野拓展到文学学术史上,申报了教育部文科硏究基地重大项目《中国叙事文学学史》、 《中国散文学史》和《中国韵文学史》,并获得立项。这些课题是目前复旦批评史同仁的主攻目标。此课题以文体 硏究为切入点,对古代有关文学"的学问,也就是有关"文学¨的认识、批评、研究作一全面、系统、历史的梳理和 总结;通过向学术史研究方面的拓屐,将批评史的研究放在更广阔的学术层面上加以审视,构建中国古代文学理论 学术与学说形态史 载《文学遗产》1994年第3期。 凹2]蒋凡《中国古文论体系探索》,载《社会科学战线》1990年第4期 3]党圣元《中国古代文论范畴硏究方法论管见》,载《文艺硏究》1996年第2期。 阿4]主要文章有:《21世纪中国文化发展战略与重建中国文论话语》,载《东方丛刊》1995年第3辑;《文化病态 与文论失语》,载《文艺争鸣》1996年第2期;《重建中国文论话语的基本路径及其方法》,载《文艺理论研究》 1996年第2期;《重建中国文论话语》,载《中外文化与文论》(1),四川大学出版社1996年,等。 阿5]曹顺庆等《再论重建中国文论话语》,载《文学评论》1997年第4期 冏6参见张少康《古代文论和当代文艺学的建设问题》,载钱中文等主编《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陕西师范 大学出版社1997年;张少康《走历史发展必由之路一—论以古代文论为母体建设当代文艺学》,载《文学评论》 1997年第2期 ⑦]蒋述卓《论当代文论与中国古代文论的融合》,载《文学评论》1997年第5期。 8]陈伯海《变则通,通则久”—一论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载《文学遗产》2000年第1期。 参见钱中文等主编《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 10陈洪、沈立岩《也谈中国文论的失语与话语重建》,《文学评论》197年第3期 1黄霖先生《总前言》,《20世纪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史》,东方出版中心205年版 ●关闭窗口
之间的矛盾来显示百年叙述的变易过程。此外，本书的写作强调问题意识，关注近百年的学术争议及其所发生的意 识形态背景。 《散文卷》，宁俊红著。本卷以散文研究为主，同时兼顾骈文与赋体的研究。著作梳理了20世纪散文研究的曲折 历程，在此基础上，阐述20世纪里发生的骈散之争、纯杂之争等散文史理论问题，描述散文史的著述形态、散文 批评范式的演变，论述20世纪关于古代散文流派的研究和专书研究，同时辨析学者对骈文和赋的文体特征的辨析 和赋史、骈文史著作。 《小说卷》，黄霖等著。本卷首先联系20世纪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详细描述研究中国古代小说的学术思潮，阐述 功利主义与非功利主义、现实主义、新人性观等思想在小说研究中的表现，剖析传统学术方法与现代新方法在小说 批评和研究中的运用；具体描述小说史编纂形态、小说理论研究和文献研究等问题，并对重要的小说名著作专题性 研究。 《文论卷》，黄念然著。分析二十世纪中国古代文论学术话语产生的现实语境，以研究范式为核心对古代文论研究 的话语形态作了逻辑整合，从空间和时间上梳理了二十世纪古代文论研究的话语分布情况，并对古代文论研究的话 语问题作了解剖；清理古代诗学、词学理论、小说理论、散文理论及戏曲理论的总体研究状况；并专题探讨批评史 著述、体系建构、比较研究、范畴研究、方法论研究、以及古代文论的现代转化等重大问题，并提出自己的反思。 “文学学术史”与“文学批评史”既有联系而又不同。所谓“文学学术史”是在文学批评史关注文学批评与理论的基础上， 也关注文献学方面的成果和实证性研究，是文学批评史的进一步拓展。复旦批评史在从事“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 史”的同时，就把研究视野拓展到文学学术史上，申报了教育部文科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中国叙事文学学史》、 《中国散文学史》和《中国韵文学史》，并获得立项。这些课题是目前复旦批评史同仁的主攻目标。此课题以文体 研究为切入点，对古代有关“文学”的学问，也就是有关“文学”的认识、批评、研究作一全面、系统、历史的梳理和 总结；通过向学术史研究方面的拓展，将批评史的研究放在更广阔的学术层面上加以审视，构建中国古代文学理论 学术与学说形态史。 [1] 载《文学遗产》1994年第3期。 [2] 蒋凡《中国古文论体系探索》，载《社会科学战线》1990年第4期。 [3] 党圣元《中国古代文论范畴研究方法论管见》，载《文艺研究》1996年第2期。 [4] 主要文章有：《21世纪中国文化发展战略与重建中国文论话语》，载《东方丛刊》1995年第3辑；《文化病态 与文论失语》，载《文艺争鸣》1996年第2期；《重建中国文论话语的基本路径及其方法》，载《文艺理论研究》 1996年第2期；《重建中国文论话语》，载《中外文化与文论》（1），四川大学出版社1996年，等。 [5] 曹顺庆等《再论重建中国文论话语》，载《文学评论》1997年第4期。 [6] 参见张少康《古代文论和当代文艺学的建设问题》，载钱中文等主编《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陕西师范 大学出版社1997年；张少康《走历史发展必由之路――论以古代文论为母体建设当代文艺学》，载《文学评论》 1997年第2期。 [7] 蒋述卓《论当代文论与中国古代文论的融合》，载《文学评论》1997年第5期。 [8] 陈伯海《“变则通，通则久”――论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载《文学遗产》2000年第1期。 [9] 参见钱中文等主编《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 [10] 陈洪、沈立岩《也谈中国文论的“失语”与“话语重建”》，《文学评论》1997年第3期。 [11] 黄霖先生《总前言》，《20世纪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史》，东方出版中心2005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