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充分注意到文献整理、发掘和阐释等基础性工作。建国后,当中国古代文论的当代意乂被重新提岀来时,古文论 的文献研究也得到了重视。如1961年《文艺报》关于"批判地继承中国文学理论遗产"笔谈,就有多人强调古代文论 文献整理的重要性。孟超提岀整理过去历史时期文化遗产梳刷、收集古代的美学理论资料的任务,说:我们整理 中国传统美学,不应该先去树立概念,以免武断,还是要先做搜集资料、整理资料的工作,按文学艺术的各部门, 分门别类,分头去做,然后集中、总括,归纳出中国美学理论的特征,才能整理出全面而有系统的具有中国特点的 美学原理的。"(24朱光澘把资料工作摆在首位,认为整理我们的美学遗产,首先是资料的搜集和整理,在整理资料 的过程中要做的工作很多,其中有两项特别重要,头一项是厘定词义,其次一项是提高的工作,就是以问题为纲, 搜集一些原始资料,分类整理,追溯同一问题的不同看法在历史上的渊源和影响,做岀专题论文。[25郭绍虞也强 调在对文艺理论遗产进行分析地批判之前,首先要做好整理工作,弄淸楚各种术语的概念,然后才能有的放矢地批 判。其次要结合实际,看我们当前的实际情况,酌量运用古典文学理论上的术语,使它的涵义趋于固定,并有新的 内容,这才为继承问题开辟了途径。[26 中国古代文论资料的发掘、整理、校点、注释等传统性硏究,在建国三十年取得了重要的成就。其中大型的整理校 点有《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年)和郭绍虞、罗根泽主编的《中国古典文学理论批评资 料丛书》两种。《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是历代戏曲理论著作汇为一编的总集,选辑了48种专门著作。内容有 的是关于古典戏曲的编制、制曲、歌唱和表演等方面的理论;有的是关于戏曲源流的査考;有的是属于戏曲作家艺 术家的传记史料及品评的记载,包罗了唐、宋、元、明、清的有关戏剧研究的重要文献,根据完善的原刻本或最通 行的版本作为底本加以校勘、断句、标点,冠以提要,介绍内容。《中国古典文学理论批评资料丛书》(出版时改 称为《中国古典文学理论批评专著选辑》),从1959年开始,到1961年相继出版了20余种中国古代文论的重要专 著。在《丛书编辑说明》里,编著者提岀选拔辑录的标ⅶ准是:“突岀主流和显示全面相结合。主要选录各个时代富 有现实主义和积极浪漫主义精神的理论批评论著,特别注意发掘与人民革命运动、爱国运动有密切联系的文艺思 想,同时照顾到文学史上曾经发生一定影响的各个流派的理论。"但是,实际编选的范围更为广泛,入选的专著更 多的是文学史上曾经发生一定影响的各个流派的理论。每种书都拈择善本,并作校点整理,有的交代版本和文字 错误的改正;有的指出书中所谈文章法则、风格和修辞;有的阐述书中的文艺思想的特点,有时也附带谈点艺术技 巧问题。这两部大型古文论资料的编撰,为推动中国古代文论硏究的深入,做了重要的基础性工作,对20世纪下 半叶的古文论研究都发生了重要的积极的影响,而且将依然嘉恵21世纪的中国古文论研究。 为了适应高校中文系的教学需要和古文论的普及,舒芜、陈迩冬、周绍良、王利器编选了《中国近代文论选》(人 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郭绍虞主编了《中国历代文论选》(中华书局1962年),有力地配合了当时占代文论教 学和普及的需要,后者至今依然列入高校文科参考书目。 在专书硏究方面,一般是在当代文学观念指导下,立足文献资料的占有、考辨和利用,运用传统的校勘、笺注、集 释等方法,或加以译解,阐释古文论的理论内涵和意义。尽管硏究的面还不够广阔,但也取得了重要的成就。[7 建国后在古文论研究界引起激烈争论的古代文论家是金圣叹。金圣叹处于明、清易代的社会背景中,他参与了“哭 庙案”,他的思想与他的文学主张一样,极为复杂。建国以来,从金圣叹的政治思想到具体文艺观念都引起了激烈 的争论。对于他参与哭庙案”,是否为反动文人,存在肯定和否定两种截然相反的论断,其中否定论者明显占上 风。对金圣叹的小说戏曲评点,大家多把它依附于金圣叹的政治思想而作肯定或否定的评价。刘大杰、章培恒则能 剥离开金圣叹的政治思想问题,而着力于从艺术本身分析金圣叹评点的功过。他们在《金圣叹的文学批评》[28} 文里,尽管也承认“金圣叹虽然用尽心机想来掩盖《水浒传》中赞美农民起义的思想内容,对《水浒传》作了严重 的歪曲”,但是肯定了金圣叹在批点中对文学作品的形象性、人物性格、心理、语言与动作,以及创作过程、艺术 结构等等问题作了努力探讨和具体分析,具有不少独到的见解,表现出文学批评中的特色”,迒远远超过了他论述思 想性方面的水平"。这篇文章发表后,影响很大,但是并没有改变学术界对对金圣叹艺术论的漠视和批判,公盾 朱通的《金圣叹在〈水浒传)评点中的艺术分析值得颂扬吗?》[29运用毛泽东的内容愈反动的作品而又愈带艺术 性,就愈能毒害人民,就愈应该排斥的观点,严厉批判金圣叹的艺术论,重新提出:“"从总的方面看来,金圣叹既 然歪曲了《水浒传》的主题,他的艺术分析也必然是歪曲或隔靴搔痒的 对于建国后三十年的古代文论,我们不能苛刻求之。和古代文学其它方面的研究一样,也经历了挫折,也一定程度 上表现出简单化、庸俗化倾向,起初提出来的更好地解决中国古代文学阐释的问题远没有解决,建立民族的马克思 主义文艺学的目标也没有实现。在当时的社会思潮之下,研究者采取以时代文艺思想演绎古代文论的方法,可以说 是使古代文论在现代社会获得存在的一种策略。事实上当时的古文论硏究,也出现了一些较为切合中国文论实际的 文章。这一时期,在古代文学理论基础性文献的整理、硏究、出版上取得了重要的成就,更重要的是,在学术理念 上,打破了过去仅仅注重于对古代文论进行"史"的硏究的模式,加强了对古代文论的"论的研究,把古代文论研究 与当代文学理论建设结合起来,增强了古代文论硏究的当代意识。尽管今天看来,在实际硏究中,出现了较多失 误,但是,它实现了古文论研究范式的变革,对20世纪中国古代文论研究的现代化进程是不无意义的, 王瑶《中国文学批评与总集》,载1950年5月10日《光明日报》。已充分注意到文献整理、发掘和阐释等基础性工作。建国后，当中国古代文论的当代意义被重新提出来时，古文论 的文献研究也得到了重视。如1961年《文艺报》关于“批判地继承中国文学理论遗产”笔谈，就有多人强调古代文论 文献整理的重要性。孟超提出整理过去历史时期文化遗产梳刷、收集古代的美学理论资料的任务，说：“我们整理 中国传统美学，不应该先去树立概念，以免武断，还是要先做搜集资料、整理资料的工作，按文学艺术的各部门， 分门别类，分头去做，然后集中、总括，归纳出中国美学理论的特征，才能整理出全面而有系统的具有中国特点的 美学原理的。”[24]朱光潜把资料工作摆在首位，认为整理我们的美学遗产，首先是资料的搜集和整理，在整理资料 的过程中要做的工作很多，其中有两项特别重要，头一项是厘定词义，其次一项是提高的工作，就是以问题为纲， 搜集一些原始资料，分类整理，追溯同一问题的不同看法在历史上的渊源和影响，做出专题论文。[25]郭绍虞也强 调在对文艺理论遗产进行分析地批判之前，首先要做好整理工作，弄清楚各种术语的概念，然后才能有的放矢地批 判。其次要结合实际，看我们当前的实际情况，酌量运用古典文学理论上的术语，使它的涵义趋于固定，并有新的 内容，这才为继承问题开辟了途径。[26] 中国古代文论资料的发掘、整理、校点、注释等传统性研究，在建国三十年取得了重要的成就。其中大型的整理校 点有《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年）和郭绍虞、罗根泽主编的《中国古典文学理论批评资 料丛书》两种。《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是历代戏曲理论著作汇为一编的总集，选辑了48种专门著作。内容有 的是关于古典戏曲的编制、制曲、歌唱和表演等方面的理论；有的是关于戏曲源流的查考；有的是属于戏曲作家艺 术家的传记史料及品评的记载，包罗了唐、宋、元、明、清的有关戏剧研究的重要文献，根据完善的原刻本或最通 行的版本作为底本加以校勘、断句、标点，冠以提要，介绍内容。《中国古典文学理论批评资料丛书》（出版时改 称为《中国古典文学理论批评专著选辑》），从1959年开始，到1961年相继出版了20余种中国古代文论的重要专 著。在《丛书编辑说明》里，编著者提出选拔辑录的标准是：“突出主流和显示全面相结合。主要选录各个时代富 有现实主义和积极浪漫主义精神的理论批评论著，特别注意发掘与人民革命运动、爱国运动有密切联系的文艺思 想，同时照顾到文学史上曾经发生一定影响的各个流派的理论。”但是，实际编选的范围更为广泛，入选的专著更 多的是“文学史上曾经发生一定影响的各个流派的理论”。每种书都拈择善本，并作校点整理，有的交代版本和文字 错误的改正；有的指出书中所谈文章法则、风格和修辞；有的阐述书中的文艺思想的特点，有时也附带谈点艺术技 巧问题。这两部大型古文论资料的编撰，为推动中国古代文论研究的深入，做了重要的基础性工作，对20世纪下 半叶的古文论研究都发生了重要的积极的影响，而且将依然嘉惠21世纪的中国古文论研究。 为了适应高校中文系的教学需要和古文论的普及，舒芜、陈迩冬、周绍良、王利器编选了《中国近代文论选》（人 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郭绍虞主编了《中国历代文论选》（中华书局1962年），有力地配合了当时古代文论教 学和普及的需要，后者至今依然列入高校文科参考书目。 在专书研究方面，一般是在当代文学观念指导下，立足文献资料的占有、考辨和利用，运用传统的校勘、笺注、集 释等方法，或加以译解，阐释古文论的理论内涵和意义。尽管研究的面还不够广阔，但也取得了重要的成就。[27] 建国后在古文论研究界引起激烈争论的古代文论家是金圣叹。金圣叹处于明、清易代的社会背景中，他参与了“哭 庙案”，他的思想与他的文学主张一样，极为复杂。建国以来，从金圣叹的政治思想到具体文艺观念都引起了激烈 的争论。对于他参与“哭庙案”，是否为反动文人，存在肯定和否定两种截然相反的论断，其中否定论者明显占上 风。对金圣叹的小说戏曲评点，大家多把它依附于金圣叹的政治思想而作肯定或否定的评价。刘大杰、章培恒则能 剥离开金圣叹的政治思想问题，而着力于从艺术本身分析金圣叹评点的功过。他们在《金圣叹的文学批评》[28]一 文里，尽管也承认“金圣叹虽然用尽心机想来掩盖《水浒传》中赞美农民起义的思想内容，对《水浒传》作了严重 的歪曲”，但是肯定了金圣叹在批点中对文学作品的形象性、人物性格、心理、语言与动作，以及创作过程、艺术 结构等等问题作了努力探讨和具体分析，“具有不少独到的见解，表现出文学批评中的特色”，“远远超过了他论述思 想性方面的水平”。这篇文章发表后，影响很大，但是并没有改变学术界对对金圣叹艺术论的漠视和批判，公盾、 朱通的《金圣叹在〈水浒传〉评点中的艺术分析值得颂扬吗？》[29]运用毛泽东的“内容愈反动的作品而又愈带艺术 性，就愈能毒害人民，就愈应该排斥”的观点，严厉批判金圣叹的艺术论，重新提出：“从总的方面看来，金圣叹既 然歪曲了《水浒传》的主题，他的艺术分析也必然是歪曲或隔靴搔痒的。” 对于建国后三十年的古代文论，我们不能苛刻求之。和古代文学其它方面的研究一样，也经历了挫折，也一定程度 上表现出简单化、庸俗化倾向，起初提出来的更好地解决中国古代文学阐释的问题远没有解决，建立民族的马克思 主义文艺学的目标也没有实现。在当时的社会思潮之下，研究者采取以时代文艺思想演绎古代文论的方法，可以说 是使古代文论在现代社会获得存在的一种策略。事实上当时的古文论研究，也出现了一些较为切合中国文论实际的 文章。这一时期，在古代文学理论基础性文献的整理、研究、出版上取得了重要的成就，更重要的是，在学术理念 上，打破了过去仅仅注重于对古代文论进行“史”的研究的模式，加强了对古代文论的“论”的研究，把古代文论研究 与当代文学理论建设结合起来，增强了古代文论研究的当代意识。尽管今天看来，在实际研究中，出现了较多失 误，但是，它实现了古文论研究范式的变革，对20世纪中国古代文论研究的现代化进程是不无意义的。 [1] 王瑶《中国文学批评与总集》，载1950年5月10日《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