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严,黑色或许象征一种非常威严的一种颜色,像包拯脸色都是黑色的,所以司 法总是跟黑色有一点关联,黑色也有神秘,也有某种隔离感,也有某种成熟感。 所以黑颜色还是很好的一种颜色,当然我们国家的法袍也用的是黑色。但是这个 法袍的设计不是特别好,最近最高法院准备修改这个东西,我准备提一个建议。 就是说法袍不是法大衣,不是法大氅,我们把法袍设计成法大衣了,它是一个封 闭型的领子,袍子实际上就是披在身上,这个地方是露出来,穿西装里面领带都 可以露出来,我们看,这是袍子。但是我们搞一个很封闭的领子。夸大式的毛式 服装的那种领子,还戴了一个像红领巾一样红色的条,红色的条上面有四颗钮扣 金黄色的钮扣,据说有双重含义,一个含义是,最高这个象征着忠于党,第二个 象征着忠于人民,第三个象征着忠于法律,第四个象征着忠于事实。你看,忠于 法律在第三个。然后还有一个含义是,它象征着我们国家的四级法院。最上面是 最高法院,高级人民法院,中级人民法院,基层人民法院,我觉得不需要有这些 个罗罗嗦嗦的东西,你干嘛搞得,扣得那么紧呢?后来我才知道了,设计服装的 人是一个大连的服装设计师,你知道大连那个地方比较冷,所以他充分考虑到御 寒的需要。我们可以听听那位朋友的提问。 主持人:好,这位同学。 学生:我第一个问题是,我们知道在西方的一些国家,宪法是可诉的,但是 中国宪法是不可诉的。也就是说,在中国,宪法的条文不可能被用来当做法庭判 决的依据,那么我的问题是您觉得在中国有没有可能实行宪法的可诉化呢?如果 有可能的话,我们离这一步还有多远呢?我的第二个问题是前一段时间,中国 的各大媒体对《婚姻法》的修改进行了激烈的讨论和争论,我想听听您对这个问 题的看法?谢谢。 贺卫方:宪法的可诉性是学术界正在讨论的一些问题,尤其是宪法学界,不 少朋友在这方面写了很好的文章。宪法的可诉性可以在两个层面上讨论,第一个 是我们是否可以以某种行为违宪,来去提起一个司法上的挑战,由法院加以判断。 第二个层面,我们在起诉其它类型案件的时候,法官在审理的过程之中,是否可 以综合性地考察。我觉得中国现在离宪法具有可诉性还有相当大的距离,但是现 在还是有一些很好的苗头。比方说有一些法官在判决案件的过程之中,尽管他在 判决的具体行文过程中,并没有引证宪法,但是实际上它其中包含着某种宪法的 理念在里边。与此同时,也有越来越多的人呼吁,我们是否成立专门的宪法法院 或者宪法委员会,由一个专门受理宪法诉讼的机关,来去对于公民提起的或者法 人提出的宪法性的诉讼进行裁判。有人说按照法国模式成立一个宪法委员会,有 人说按照德国模式建立一个专门的宪法法院。我觉得这个问题会成为,越来越得 到人们关注,并且在制度层面上有可能实现的一个很大的问题。 第二个问题,婚姻法问题,这个问题特别有意思。婚姻立法和《婚姻法》的 修改是一个牵动亿万人心的一个大问题,因为好像跟每一个人都有关系,每一个 人或者已经结了婚了,或者有些结了婚离了婚了的,或者有些人将来要结婚,或 者有些人将来结完了婚以后还要离婚的,所以它跟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都有非常 密切的关联 主持人:跟和尚没有关系。 贺卫方:和尚也有可能还俗。我觉得,比较要害的一个问题也许是国家的权 力进入到我们这个私权的领域以多大的限度为合理的问题。现在人们有一种迷 信,迷信法律能够解决一切问题。比方说我们制定法律惩治包二奶,包括包二公,尊严，黑色或许象征一种非常威严的一种颜色，像包拯脸色都是黑色的，所以司 法总是跟黑色有一点关联，黑色也有神秘，也有某种隔离感，也有某种成熟感。 所以黑颜色还是很好的一种颜色，当然我们国家的法袍也用的是黑色。但是这个 法袍的设计不是特别好，最近最高法院准备修改这个东西，我准备提一个建议。 就是说法袍不是法大衣，不是法大氅，我们把法袍设计成法大衣了，它是一个封 闭型的领子，袍子实际上就是披在身上，这个地方是露出来，穿西装里面领带都 可以露出来，我们看，这是袍子。但是我们搞一个很封闭的领子。夸大式的毛式 服装的那种领子，还戴了一个像红领巾一样红色的条，红色的条上面有四颗钮扣， 金黄色的钮扣，据说有双重含义，一个含义是，最高这个象征着忠于党，第二个 象征着忠于人民，第三个象征着忠于法律，第四个象征着忠于事实。你看，忠于 法律在第三个。然后还有一个含义是，它象征着我们国家的四级法院。最上面是 最高法院，高级人民法院，中级人民法院，基层人民法院，我觉得不需要有这些 个罗罗嗦嗦的东西，你干嘛搞得，扣得那么紧呢？后来我才知道了，设计服装的 人是一个大连的服装设计师，你知道大连那个地方比较冷，所以他充分考虑到御 寒的需要。我们可以听听那位朋友的提问。 主持人：好，这位同学。 学生：我第一个问题是，我们知道在西方的一些国家，宪法是可诉的，但是 中国宪法是不可诉的。也就是说，在中国，宪法的条文不可能被用来当做法庭判 决的依据，那么我的问题是您觉得在中国有没有可能实行宪法的可诉化呢？如果 有可能的话，我们离这一步还有多远呢？ 我的第二个问题是前一段时间，中国 的各大媒体对《婚姻法》的修改进行了激烈的讨论和争论，我想听听您对这个问 题的看法？谢谢。 贺卫方：宪法的可诉性是学术界正在讨论的一些问题，尤其是宪法学界，不 少朋友在这方面写了很好的文章。宪法的可诉性可以在两个层面上讨论，第一个 是我们是否可以以某种行为违宪，来去提起一个司法上的挑战，由法院加以判断。 第二个层面，我们在起诉其它类型案件的时候，法官在审理的过程之中，是否可 以综合性地考察。我觉得中国现在离宪法具有可诉性还有相当大的距离，但是现 在还是有一些很好的苗头。比方说有一些法官在判决案件的过程之中，尽管他在 判决的具体行文过程中，并没有引证宪法，但是实际上它其中包含着某种宪法的 理念在里边。与此同时，也有越来越多的人呼吁，我们是否成立专门的宪法法院 或者宪法委员会，由一个专门受理宪法诉讼的机关，来去对于公民提起的或者法 人提出的宪法性的诉讼进行裁判。有人说按照法国模式成立一个宪法委员会，有 人说按照德国模式建立一个专门的宪法法院。我觉得这个问题会成为，越来越得 到人们关注，并且在制度层面上有可能实现的一个很大的问题。 第二个问题，婚姻法问题，这个问题特别有意思。婚姻立法和《婚姻法》的 修改是一个牵动亿万人心的一个大问题，因为好像跟每一个人都有关系，每一个 人或者已经结了婚了，或者有些结了婚离了婚了的，或者有些人将来要结婚，或 者有些人将来结完了婚以后还要离婚的，所以它跟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都有非常 密切的关联。 主持人：跟和尚没有关系。 贺卫方：和尚也有可能还俗。我觉得，比较要害的一个问题也许是国家的权 力进入到我们这个私权的领域以多大的限度为合理的问题。现在人们有一种迷 信，迷信法律能够解决一切问题。比方说我们制定法律惩治包二奶，包括包二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