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3.2从本体论到技术:工业社会的基本趋势 下述内容所包含的思想,是于1958-1959年在 Ecole Pratique des Hautes Etudes(法 国一学院名)讲授一门课程的期间形成的。这是一本即将出版的书中的一部分。该书致力于 研究最发达的工业社会特别是美国的一些基本趋势。‘这些趋势看起来造成了一种思想和行 为的体系,压制与占支配地位的理性不一致的一切价值观、抱负和思想。人性现实的完整向 度因此而受到了压制:此向度允许个体和阶级发展出先验( transcendence)的理论和技术, 以使他们能够直观到社会的“决定性的反面”(“ determinate negation”)。现在激进的批 评和卓有成效的反对(在学术及政治上)整合成了现状:人类好象成为了“单向度”。这种 整合不能用大众文化( mass culture)、组织人( organization man)、隐藏游说者( hidden persuaders)等的出现来解释。这些概念属于纯粹意识形态的解释,它们忽视了对最基本过 程的分析,这种过程削弱了激进反对所赖以形成的基础。 这一看起来是工业社会的最高成就的历史先验性的萎缩( atrophy of historical transcendence)和否定力量( negating forces)的中性化,是否根植于技术文明的同质结 构或仅是这一结构的压抑性制度的结果?这些技术是否深刻地改变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 以致于使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的概念无效?先验性的萎缩是否深化了对否定力量的 消融,并通过世界的技术优势和社会的普遍行政管理而确立了对其固有矛盾的控制?或者不 如说这个过程是否开创了量变向质变转化的阶段? 这些是指导我们分析的问题。这一分析从现代技术社会的政治经济变革开始,将考察先 验性过程在正常的行为、语言、传统文化以及新实证主义和分析哲学中萎缩的不同途径 当新的科学方法打破这样一种观点一一宇宙之所以秩序井然,是因为它与一个目的和 种技术结构相联系一一时,它也使一种认为职业和个人抱负由终极原因预先决定的等级社会 体系失效。新科学以其中立的形式将它自己从生活组织中抽象出来。这种组织剥夺了绝大部 分人的自由。在它致力于构造宇宙的物理数学结构时,这一新科学也将它自己从具体个体和 “感官躯体”中抽象出来。这种抽象的有效性完全由其结果 种命题的逻辑体系,这 体系引导了对自然的利用和有关自然的方法论的转变,并试图制造一个由人力控制的宇宙 一而得到了证明 被还原成其物理数学结构的现实存在,使得“真理”变成由可测量或可计算的因素或命 题来界定。这种正式的现实( formal reality)根据它自身的法则去实现(即使这些法则是 纯统计性质的)。人能理解它们,照其行动并利用它们,却又不使之成为他们自身个体存在 和社会存在的一部分,因为这些法则尽力把人类作为纯物理性和纯生物性的东西来支配。在 所有其他方面,人类被从自然中排除出来;或者宁可说,科学方法所指向和承认的现实,变 成了独立于个体和社会 facticity(?)的现实。 人们完全有理由指出现代科学的“形而上学的基础”。在这方面, Alexander Koyre近 来特别强调了伽俐略科学的非经验性和本体论因素。毕达哥拉斯、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传 统至少一直到牛顿都非常强大,它们完全能够为科学方法提供一种“哲学”。有人也许会说 物理普遍法则这个概念易受统一性的影响,从一开始就潜藏着某种形式的终极。然而,很快 这种终极的思想变得更加空洞一一它成为一种纯粹根据其预测事件的能力来加以评价的、可 计算的秩序的终极。它将从一个目的和趋向于目的的结构中分离出来。所有的行动都将按照 这一可预测和可计算的理性来界定,而成为构成一种建立在可计算性和可预测性基础上的秩 本文原名 From Ontology to Technology: Fundamental Tendencies of Industial Society”,选自 Stephen Eri Bronner and douglas MacKay Kellner B] Critical Theory and Society, A Reader(New York: Routledg 1989)pp.119-12733.2 从本体论到技术：工业社会的基本趋势* 下述内容所包含的思想，是于 1958-1959 年在 Ecole Pratique des Hautes Etudes（法 国一学院名）讲授一门课程的期间形成的。这是一本即将出版的书中的一部分。该书致力于 研究最发达的工业社会特别是美国的一些基本趋势。i这些趋势看起来造成了一种思想和行 为的体系，压制与占支配地位的理性不一致的一切价值观、抱负和思想。人性现实的完整向 度因此而受到了压制：此向度允许个体和阶级发展出先验（transcendence）的理论和技术， 以使他们能够直观到社会的“决定性的反面”（“determinate negation”）。现在激进的批 评和卓有成效的反对（在学术及政治上）整合成了现状；人类好象成为了“单向度”。这种 整合不能用大众文化（mass culture）、组织人（organization man）、隐藏游说者（hidden persuaders）等的出现来解释。这些概念属于纯粹意识形态的解释，它们忽视了对最基本过 程的分析，这种过程削弱了激进反对所赖以形成的基础。 这一看起来是工业社会的最高成就的历史先验性的萎缩（atrophy of historical transcendence）和否定力量（negating forces）的中性化，是否根植于技术文明的同质结 构或仅是这一结构的压抑性制度的结果？这些技术是否深刻地改变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 以致于使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的概念无效？先验性的萎缩是否深化了对否定力量的 消融，并通过世界的技术优势和社会的普遍行政管理而确立了对其固有矛盾的控制？或者不 如说这个过程是否开创了量变向质变转化的阶段？ 这些是指导我们分析的问题。这一分析从现代技术社会的政治经济变革开始，将考察先 验性过程在正常的行为、语言、传统文化以及新实证主义和分析哲学中萎缩的不同途径。 当新的科学方法打破这样一种观点——宇宙之所以秩序井然，是因为它与一个目的和一 种技术结构相联系——时，它也使一种认为职业和个人抱负由终极原因预先决定的等级社会 体系失效。新科学以其中立的形式将它自己从生活组织中抽象出来。这种组织剥夺了绝大部 分人的自由。在它致力于构造宇宙的物理数学结构时，这一新科学也将它自己从具体个体和 “感官躯体”中抽象出来。这种抽象的有效性完全由其结果——一种命题的逻辑体系，这一 体系引导了对自然的利用和有关自然的方法论的转变，并试图制造一个由人力控制的宇宙— —而得到了证明。 被还原成其物理数学结构的现实存在，使得“真理”变成由可测量或可计算的因素或命 题来界定。这种正式的现实（formal reality）根据它自身的法则去实现（即使这些法则是 纯统计性质的）。人能理解它们，照其行动并利用它们，却又不使之成为他们自身个体存在 和社会存在的一部分，因为这些法则尽力把人类作为纯物理性和纯生物性的东西来支配。在 所有其他方面，人类被从自然中排除出来；或者宁可说，科学方法所指向和承认的现实，变 成了独立于个体和社会 facticity（？）的现实。 人们完全有理由指出现代科学的“形而上学的基础”。在这方面，Alexander Koyre 近 来特别强调了伽俐略科学的非经验性和本体论因素。毕达哥拉斯、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传 统至少一直到牛顿都非常强大，它们完全能够为科学方法提供一种“哲学”。有人也许会说， 物理普遍法则这个概念易受统一性的影响，从一开始就潜藏着某种形式的终极。然而，很快 这种终极的思想变得更加空洞——它成为一种纯粹根据其预测事件的能力来加以评价的、可 计算的秩序的终极。它将从一个目的和趋向于目的的结构中分离出来。所有的行动都将按照 这一可预测和可计算的理性来界定，而成为构成一种建立在可计算性和可预测性基础上的秩 * 本文原名”From Ontology to Technology: Fundamental Tendencies of Industial Society”, 选自 Stephen Eric Bronner and Douglas MacKay Kellner 编的 Critical Theory and Society, A Reader (New York: Routledge, 1989),pp.119-1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