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对经济、政治、家庭、宗教制度的作用有关,与民族国家所组成的世界中存在的无组织的 不负责任有关。 再说说婚姻。在婚姻生活中,无论男人和女人,都会体验到个人的困扰,但当离婚比例 达到婚后不满四年,每一千桩婚姻就有250桩解体时,就呈现出结构性论题的迹象,这个论 题与婚姻制度、家庭制度以及其他与婚姻和家庭制度相联系的制度有关 或者还可以看看大都市一一可怕、美丑兼具、主观拓展的大城市。对于许多上层阶级人 士,解决“城市问题”的个人方法是在市中心拥有一间带私人车库的公寓,而在四十英里之 外100英亩的私人领地上,拥有一个亨利·希尔设计的套房,加伦特埃克白装点的花园。在 这两个由他所控制的环境中(两边都有服务小组,且有直升飞机连接两头),大多数人都能 够由城市的形状所引发的许多个人的问题。但所有这些再怎么体面,也不能解决由城市的结 构性事实所引发的论题。该如何对付这个有点不可思议的怪物呢?把它整个分解为一个个分 散的单元,而把住所和工作地合并起来?对之进行重新翻建?还是我们撤离出来,炸毁它, 然后在新的地点根据新的计划建设新的城市?那么,这些计划应是些什么内容呢?由谁来做 决定,当作出选择后,又由谁来说实现它呢?这些都是结构性的论题;为了面对与处理它们, 我们需要考虑影响了无数环境的政治与经济论题 只要经济的计划程度太高,以至赞成萧条,那么失业问题就不再能通过个人途径解决 在民族国家体系和不平衡的世界工业化进程中,只要战争仍是固有的,那么不管有没有精神 治疗的帮助,普通人在其有限的环境中是没有力量解决由体制或体制缺失所施加于身上的困 扰的。家庭作为一种制度,只要它把妇女变成受宠爱的小奴隶,而男子则成为她们主要的供 养人和未断奶的依靠者,那么通过纯粹私人的途径始终无法解决实现美满婚姻的问题。只要 过分发达的大都市和过分发展的小汽车还是过度发达社会的固有特征,那么个人才智和私有 财产就解决不了城市生活的论题 我已强调过,我们在各种特定环境中所经历的事情往往是由结构性的变化引起的。所以, 要理解许多个人环境的变化,我们需要超越这些变化来看待它们。由于我们所置身的制度变 得更为庞杂,彼此间的联系更为复杂,这种结构性的变化的数目和类型也在不断增加。要想 对社会结构的观念有清楚的意识并敏锐地运用它,就要能在大量不同的环境中捕捉它们彼此 间的联系。要想做到这样,我们就需要具备社会学的想象力。 在我们的时代,公众的主要论题是什么,个人的关键性困扰又是什么?要表述这些问题 与困扰,借助描述我们这一时代的潮流,我们必须要问:什么价值是我们珍视的,但受到了 威胁:什么价值是我们珍视的,并得到支持,无论是受到威胁的价值还是得到支持的价值, 我们必须要问:其中可能包含结构中的什么突出矛盾? 当人们珍视某些价值而尚未感到它们受到威胁时,他们会体会到幸福:而当他们感到所 珍视的价值确实被威胁时,他们便产生危机感—一或是成为个人困扰,或是成为公众论题。 如果所有这些价值似乎都受到了威胁,他们会感到恐慌,感到厄运当头 但是,如果人们不知道他们珍视什么价值,也未感到什么威胁,这就是一种漢然的状态 如果对所有价值皆如此,则他们将变得麻木不仁。又如果,最终,他们不知什么是其珍视的 价值,但却仍明显地察觉到威胁?那就是一种不安、焦虑的体验,如其具有相当的总体性, 则会导致完全难以言明的心神不安。 我们的时代是焦虑与淡漠的时代,但尚未以合适的方式表述明确,以使理性和感受力发 挥作用。人们往往只是感到处于困境,有说不清楚的焦虑,却不知用——一根据价值和威胁来 定义的一一困扰来形容它;人们往往只是沮丧地觉得似乎一切都有点不对劲,但不能把它表它对经济、政治、家庭、宗教制度的作用有关，与民族国家所组成的世界中存在的无组织的 不负责任有关。 再说说婚姻。在婚姻生活中，无论男人和女人，都会体验到个人的困扰，但当离婚比例 达到婚后不满四年，每一千桩婚姻就有 250 桩解体时，就呈现出结构性论题的迹象，这个论 题与婚姻制度、家庭制度以及其他与婚姻和家庭制度相联系的制度有关。 或者还可以看看大都市——可怕、美丑兼具、主观拓展的大城市。对于许多上层阶级人 士，解决“城市问题”的个人方法是在市中心拥有一间带私人车库的公寓，而在四十英里之 外 100 英亩的私人领地上，拥有一个亨利·希尔设计的套房，加伦特·埃克白装点的花园。在 这两个由他所控制的环境中（两边都有服务小组，且有直升飞机连接两头），大多数人都能 够由城市的形状所引发的许多个人的问题。但所有这些再怎么体面，也不能解决由城市的结 构性事实所引发的论题。该如何对付这个有点不可思议的怪物呢？把它整个分解为一个个分 散的单元，而把住所和工作地合并起来？对之进行重新翻建？还是我们撤离出来，炸毁它， 然后在新的地点根据新的计划建设新的城市？那么，这些计划应是些什么内容呢？由谁来做 决定，当作出选择后，又由谁来说实现它呢？这些都是结构性的论题；为了面对与处理它们， 我们需要考虑影响了无数环境的政治与经济论题。 只要经济的计划程度太高，以至赞成萧条，那么失业问题就不再能通过个人途径解决。 在民族国家体系和不平衡的世界工业化进程中，只要战争仍是固有的，那么不管有没有精神 治疗的帮助，普通人在其有限的环境中是没有力量解决由体制或体制缺失所施加于身上的困 扰的。家庭作为一种制度，只要它把妇女变成受宠爱的小奴隶，而男子则成为她们主要的供 养人和未断奶的依靠者，那么通过纯粹私人的途径始终无法解决实现美满婚姻的问题。只要 过分发达的大都市和过分发展的小汽车还是过度发达社会的固有特征，那么个人才智和私有 财产就解决不了城市生活的论题。 我已强调过，我们在各种特定环境中所经历的事情往往是由结构性的变化引起的。所以， 要理解许多个人环境的变化，我们需要超越这些变化来看待它们。由于我们所置身的制度变 得更为庞杂，彼此间的联系更为复杂，这种结构性的变化的数目和类型也在不断增加。要想 对社会结构的观念有清楚的意识并敏锐地运用它，就要能在大量不同的环境中捕捉它们彼此 间的联系。要想做到这样，我们就需要具备社会学的想象力。 三 在我们的时代，公众的主要论题是什么，个人的关键性困扰又是什么？要表述这些问题 与困扰，借助描述我们这一时代的潮流，我们必须要问：什么价值是我们珍视的，但受到了 威胁；什么价值是我们珍视的，并得到支持，无论是受到威胁的价值还是得到支持的价值， 我们必须要问：其中可能包含结构中的什么突出矛盾？ 当人们珍视某些价值而尚未感到它们受到威胁时，他们会体会到幸福；而当他们感到所 珍视的价值确实被威胁时，他们便产生危机感——或是成为个人困扰，或是成为公众论题。 如果所有这些价值似乎都受到了威胁，他们会感到恐慌，感到厄运当头。 但是，如果人们不知道他们珍视什么价值，也未感到什么威胁，这就是一种漠然的状态， 如果对所有价值皆如此，则他们将变得麻木不仁。又如果，最终，他们不知什么是其珍视的 价值，但却仍明显地察觉到威胁？那就是一种不安、焦虑的体验，如其具有相当的总体性， 则会导致完全难以言明的心神不安。 我们的时代是焦虑与淡漠的时代，但尚未以合适的方式表述明确，以使理性和感受力发 挥作用。人们往往只是感到处于困境，有说不清楚的焦虑，却不知用——根据价值和威胁来 定义的——困扰来形容它；人们往往只是沮丧地觉得似乎一切都有点不对劲，但不能把它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