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行政的或执行的工具,而不是政治的或情感的载体,所以,技术官僚不是法规制度的最终 渊源,它必须服从于民选的政治领袖或拥有所有权的更高主人(如股东)。这种官僚组织,实 际上必须建立在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的前提上 (4)非人格化。在韦伯眼里,官僚组织是规章的体制,而不是个人的体制。所以,官僚 制是排斥个人魅力的。组织的运行不依个人的意志为转移,不受个人的感情的支配。理性化 的另一种表述,就是非人格化。官僚制改变了传统社会中的人身依附和个人忠诚,职业官僚 接受上级的指挥和命令,是因为他们要服从法律和规则,而不是服从命令者本身的人格魅力 感召,或者是服从附着在他身上的身份地位,更不是服从由传统习俗决定的社会等级。尽管 韦伯自己也不讳言,这种完全排除了情感的官僚组织,会使组织变成冷冰冰的机器,会产生 人的异化。但是,我们尚无法找到比它更好的组织模式。韦伯也承认官僚组织的缺陷,他曾 试图探讨以个人魅力来校正官僚组织的异化,但他未能完成相应的研究 官僚制作为一种理性的和有效率的管理体制,它迎合并极大地推动了近代资本主义的工 业化进程。一方面,官僚制满足了工业大生产的生产模式和管理复杂化的需要。其在精确性、 快捷性、可预期性等方面是其他社会组织形式所无与伦比的。另一方面,它以非人格化、制 度化的特征而得到科学理性时代的文化认同。而这些都是对传统社会中的各种组织中普遍存 在的任人唯亲、下级对上级的人身依附、官员决策的任意性与不可预测性等弊端的纠正,是 时代发展的产物。当然,官僚组织自身的缺陷也十分明显,对于这种缺陷,韦伯曾毫不客气 的指出,家长制组织和个人崇拜组织问题更大,人们在管理社会时当然可以选择不同方式 要么是官僚组织,要么是外行治理,别无他途。时至今日,人们对官僚组织的批评已经非常 普遍了,但仔细考察就不难发现,无论是在现实中的管理运作,还是在书斋里的理论探索, 政府也好,企业也好,我们都无法跳出韦伯的组织模型窠臼。韦伯对组织理论的贡献,有点 像如来佛给孙悟空展示出的广阔世界,管理学家们在上面跳跃驰骋,最终却会发现自己依旧 在韦伯所画的圈子里。跳出韦伯的圈子似乎是可能的,不过还有待时日 令人着迷而又困惑的工具理性 社会行为是韦伯社会学里的一个最基本的概念,他用了很大的篇幅进行了严密的论证 在韦伯看来,社会行为的存在总有它存在的合理性前提,我们所能观察到的社会行为,不外 乎是由以下几种追求决定的:第一,目的合乎理性(即工具理性)。第二,价值合乎理性。第 ,情绪的尤其是感情的需要。第四,约定俗成的习惯。韦伯把决定社会行为的这四种因素 都归之于理性(即合理化)。而这四种因素又分属于主观的和客观的。价值合乎理性与情感合 乎理性,属于人们的主观性的判断,是主观的理性:目的合乎理性与习惯合乎理性,不会因 个人的主观性因素而改变,属于客观的理性。社会行为具有理性,管理当然也要追求理性。 相形之下,韦伯对工具理性具有明显的偏爱。这种偏爱,同资本主义大工业的发展紧密 相关。随着社会的进步,尤其是近代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人们对自然和社会的认识大大深 化,社会生产和经济结构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变革。科学改变了人的思想,技术改变了物质 世界,机器改变了劳作方式。在这种社会历史背景下,人们对科学精神的追求成为时代的主 旋律,感情因素和价值因素在强大的科学面前显得苍白无力,所以祛除它们也就成为了必然 (这种影响甚至冲击了中国,20世纪20年代,在中国爆发了一场科学与玄学的论战,实际 上就是在人生观讨论中工具理性对价值理性的论战,以丁文江、胡适为代表的科学派,把以 张君劢为代表的玄学派攻击得一败涂地,不过,从理论的彻底性来说,张君劢并未认输)。是行政的或执行的工具，而不是政治的或情感的载体，所以，技术官僚不是法规制度的最终 渊源，它必须服从于民选的政治领袖或拥有所有权的更高主人(如股东)。这种官僚组织，实 际上必须建立在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的前提上。 (4)非人格化。在韦伯眼里，官僚组织是规章的体制，而不是个人的体制。所以，官僚 制是排斥个人魅力的。组织的运行不依个人的意志为转移，不受个人的感情的支配。理性化 的另一种表述，就是非人格化。官僚制改变了传统社会中的人身依附和个人忠诚，职业官僚 接受上级的指挥和命令，是因为他们要服从法律和规则，而不是服从命令者本身的人格魅力 感召，或者是服从附着在他身上的身份地位，更不是服从由传统习俗决定的社会等级。尽管 韦伯自己也不讳言，这种完全排除了情感的官僚组织，会使组织变成冷冰冰的机器，会产生 人的异化。但是，我们尚无法找到比它更好的组织模式。韦伯也承认官僚组织的缺陷，他曾 试图探讨以个人魅力来校正官僚组织的异化，但他未能完成相应的研究。 官僚制作为一种理性的和有效率的管理体制，它迎合并极大地推动了近代资本主义的工 业化进程。一方面，官僚制满足了工业大生产的生产模式和管理复杂化的需要。其在精确性、 快捷性、可预期性等方面是其他社会组织形式所无与伦比的。另一方面，它以非人格化、制 度化的特征而得到科学理性时代的文化认同。而这些都是对传统社会中的各种组织中普遍存 在的任人唯亲、下级对上级的人身依附、官员决策的任意性与不可预测性等弊端的纠正，是 时代发展的产物。当然，官僚组织自身的缺陷也十分明显，对于这种缺陷，韦伯曾毫不客气 的指出，家长制组织和个人崇拜组织问题更大，人们在管理社会时当然可以选择不同方式， 要么是官僚组织，要么是外行治理，别无他途。时至今日，人们对官僚组织的批评已经非常 普遍了，但仔细考察就不难发现，无论是在现实中的管理运作，还是在书斋里的理论探索， 政府也好，企业也好，我们都无法跳出韦伯的组织模型窠臼。韦伯对组织理论的贡献，有点 像如来佛给孙悟空展示出的广阔世界，管理学家们在上面跳跃驰骋，最终却会发现自己依旧 在韦伯所画的圈子里。跳出韦伯的圈子似乎是可能的，不过还有待时日。 令人着迷而又困惑的工具理性 社会行为是韦伯社会学里的一个最基本的概念，他用了很大的篇幅进行了严密的论证。 在韦伯看来，社会行为的存在总有它存在的合理性前提，我们所能观察到的社会行为，不外 乎是由以下几种追求决定的：第一，目的合乎理性(即工具理性)。第二，价值合乎理性。第 三，情绪的尤其是感情的需要。第四，约定俗成的习惯。韦伯把决定社会行为的这四种因素 都归之于理性(即合理化)。而这四种因素又分属于主观的和客观的。价值合乎理性与情感合 乎理性，属于人们的主观性的判断，是主观的理性；目的合乎理性与习惯合乎理性，不会因 个人的主观性因素而改变，属于客观的理性。社会行为具有理性，管理当然也要追求理性。 相形之下，韦伯对工具理性具有明显的偏爱。这种偏爱，同资本主义大工业的发展紧密 相关。随着社会的进步，尤其是近代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人们对自然和社会的认识大大深 化，社会生产和经济结构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变革。科学改变了人的思想，技术改变了物质 世界，机器改变了劳作方式。在这种社会历史背景下，人们对科学精神的追求成为时代的主 旋律，感情因素和价值因素在强大的科学面前显得苍白无力，所以祛除它们也就成为了必然 (这种影响甚至冲击了中国，20 世纪 20 年代，在中国爆发了一场科学与玄学的论战，实际 上就是在人生观讨论中工具理性对价值理性的论战，以丁文江、胡适为代表的科学派，把以 张君劢为代表的玄学派攻击得一败涂地，不过，从理论的彻底性来说，张君劢并未认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