昧,以一种更为有力的姿态肯定同性恋的身份和社区,并更加直接地提出权利的诉求。总 而言之,进入新世纪以后,华语电影对同性恋的再现,无论从内容上还是形式上,都开始 呈现一种逐步走出暧昧的态势。本文正是在一个华语同性恋电影整体发展脉络的基础 上,就电影《非诚勿扰》对当代中国同性恋的再现进行分析。 二、《非诚勿扰》:同性恋在主流电影中被允许怎样再现 电影是对社会现实进行再现的媒介手段之一。由于国内主流意识形态长期以来恪守 传统异性恋的性别秩序,同性恋被排斥在包括电影在内的各种媒体叙事之外。这种情况 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有了部分改观,国内社会风气逐渐开化,社会科学与医学领域的 研究蓬勃兴起,社会民众的性意识逐渐觉醒,同性恋现象也逐渐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 和讨论特别是同性恋的“非刑事化”和“非病理化”,为同性恋者的媒介再现和社会认 知奠定了合法性基础,而媒体市场化背景下的商业利益驱动和艾滋病威胁的加剧,使得 同性恋群体逐渐透过媒体再现,走入社会大众的视野。和其他传统媒介相比,电影对同性 恋的再现受到了更为严格的限制使得地下”成为国内同性恋题材电影的另一个标签; 极少数逃脱这一宿命的影片,比如《霸王别姬》和黄健中的《银饰》,在历经波折之后终于 得以和普通观众见面但上映的范围也非常有限。和它们相比,作为一部成功的商业贺岁 影片,《非诚勿扰》第一次把同性恋的内容带到了空前广泛的受众面前。 在国内时下严格的电影审查制度之下,一部面向普通大众,着眼于票房成功的影片 怎样才能“正确”地对同性恋进行再现呢?笔者对《非诚勿扰》涉及同性恋的剧情进行的文 本分析,可以分为三个层面:首先,为了顺应主流社会文化规范和大众想象,《非诚勿扰》 对同性恋的再现必定是刻板印象化的,并受到严格审查的,以符合异性恋正统主义意识 形态的要求,这是影片观众所能感知的最为直观的层面。其次,作为一部成功的商业电 影,《非诚勿扰》的制作方也对中国社会的最新变化具有必要的敏感,这体现在影片对当 代同性恋话语的把握和呈现中,显示出和以往国内涉及同性恋内容影片不同的一面。这 样的讯息,大多数观众未见得能够接收,但却不能否认其具有的积极意义。最后,前面提 到的“与时俱进”并不能够改变影片对同性恋社群“符号性贬抑"( symbolic degradation)的 本质。联系《非诚勿扰》的前后剧情影片中的现代同性恋话语遭到冯氏幽默的荒谬化,从 而消解了影片可能具有的积极意义,进一步强化了异性恋正统性的文化霸权 (一)同性恋形象:性别“小丑”( Freak) 媒体再现赋予同性恋群体一定的社会可见度,绝不表明同性恋的性意识正被主流社 会所接受和认可。再现( representation)是一种意识形态下的实践活动它是经由符号对意 义进行的生产。媒介并非真实地反映社会现实,而是通过符号的选择和建构对所欲描述 之对象进行意义的生产和创造。媒介对同性恋者的再现会受制于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 通过梳理改革开放以来媒体对同性恋的再现,杨天华发现在主流意识形态、媒体市场化 万方数据201 0／02 开 放 时 代 昧，以一种更为有力的姿态肯定同性恋的身份和社区，并更加直接地提出权利的诉求。总 而言之，进入新世纪以后，华语电影对同性恋的再现，无论从内容上还是形式上，都开始 呈现一种逐步走出暖昧的态势。本文正是在一个华语同性恋电影整体发展脉络的基础 上，就电影《非诚勿扰》对当代中国同性恋的再现进行分析。 二、《非诚勿扰》：同性恋在主流电影中被允许怎样再现 电影是对社会现实进行再现的媒介手段之一。由于国内主流意识形态长期以来恪守 传统异性恋的性别秩序，同性恋被排斥在包括电影在内的各种媒体叙事之外。这种情况 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有了部分改观，国内社会风气逐渐开化，社会科学与医学领域的 研究蓬勃兴起，社会民众的性意识逐渐觉醒，同性恋现象也逐渐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 和讨论，特别是同性恋的“非刑事化"和“非病理化”，⑧为同性恋者的媒介再现和社会认 知奠定了合法性基础，而媒体市场化背景下的商业利益驱动和艾滋病威胁的加剧，使得 同性恋群体逐渐透过媒体再现，走人社会大众的视野。和其他传统媒介相比，电影对同性 恋的再现受到了更为严格的限制，使得“地下"成为国内同性恋题材电影的另一个标签； 极少数逃脱这一宿命的影片，比如《霸王别姬》和黄健中的《银饰》，在历经波折之后终于 得以和普通观众见面，但上映的范围也非常有限。和它们相比，作为一部成功的商业贺岁 影片，《非诚勿扰》第一次把同性恋的内容带到了空前广泛的受众面前。 在国内时下严格的电影审查制度之下，一部面向普通大众，着眼于票房成功的影片， 怎样才能“正确"地对同性恋进行再现呢?笔者对《非诚勿扰》涉及同性恋的剧情进行的文 本分析，可以分为三个层面：首先，为了顺应主流社会文化规范和大众想象，《非诚勿扰》 对同性恋的再现必定是刻板印象化的，并受到严格审查的，以符合异性恋正统主义意识 形态的要求，这是影片观众所能感知的最为直观的层面。其次，作为一部成功的商业电 影，《非诚勿扰》的制作方也对中国社会的最新变化具有必要的敏感，这体现在影片对当 代同性恋话语的把握和呈现中，显示出和以往国内涉及同性恋内容影片不同的一面。这 样的讯息，大多数观众未见得能够接收，但却不能否认其具有的积极意义。最后，前面提 到的“与时俱进”并不能够改变影片对同性恋社群“符号性贬抑”(symbolic degradation)的 本质。联系《非诚勿扰》的前后剧情，影片中的现代同性恋话语遭到冯氏幽默的荒谬化，从 而消解了影片可能具有的积极意义，进一步强化了异性恋正统性的文化霸权。 (一)同性恋形象：性别“小丑"(Freak) 媒体再现赋予同性恋群体一定的社会可见度，绝不表明同性恋的性意识正被主流社 会所接受和认可。再现(representation)是一种意识形态下的实践活动，它是经由符号对意 义进行的生产。媒介并非真实地反映社会现实，而是通过符号的选择和建构对所欲描述 之对象进行意义的生产和创造。媒介对同性恋者的再现会受制于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 通过梳理改革开放以来媒体对同性恋的再现，杨天华发现在主流意识形态、媒体市场化 口 90 万方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