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常生活中的社会性别化的互动把社会性别置入家庭、工作过程以及其他组织和制度,这些反过来又会强化个体的社会性别期 待。2因为社会性别是一个过程,因此在个人、小群体乃至制度层面上都有修正、调整和变革的空间(.W.Scot1988,7)。 作为社会分层体系的一部分,社会性别使同一种族和阶级的男人高于女人。女人和男人可能不一样,但是平等的。实际上,产 生差异的过程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分化的评价标准。正如南希捷( Nancy Jay1981)说的:“被定义、区分、隔离出来的就是A 和完美。非A就不是完美的,是一个随机的概念( catchall),对它而言,除了A和把A从非A中区分出来的原则外没有什么外在 的东西”(45)。从个体的角度而言,任何一种社会性别是A的话,另一种就是非A。社会性别边界告诉个人谁是和他(她) 样的,那么其余所有的都是不一样的。然而,从社会的角度看,一种社会性别往往被看成是检验标准、正常的、占统治地位 的,另一种则是不同的、偏差的、从属的。在西方社会,“男人”是A,“女人”则是非A。(想想一个女人是A,而男人是非A的 种族和阶级二分法进一步建构了一个异质性社会中分层框架的等级。因此,在美国,白人是A,非裔美籍人是非A;中产阶级是 A,工人阶级是非A。这样,“非裔美籍女性就处于这样一个位置,上述一系列二分法中低等的那一极在这一位置上交汇”(PH Collins1990.70)。占统治地位的类别是霸权主义的理想类型,就像人们通常认为白人不是一种种族、中产阶级不是阶级、男性 不是一种社会性别一样,这些被当作是理所当然的。这些种类的特征将“他者”( Other)定义为不具备统治种类所展示的那些有 价值的特质的人。 在一个社会性别分层的社会里,男人所做的事情通常被认为比女人做的事情更有价值,因为是男人在做这些事情,即使这些事 情本身非常类似甚至完全相同。比如说,在印度南部不同地区,收割稻子分别被当作男人的工作、共同的工作、女人的工 作:“女人干的工作被看作是简单的,但如果是男人做,则被认为的有难度的”( Mencher1988,104).采集狩猎社会往往是依 靠妇女的日常采集所获,如坚果、昆虫、小动物等得以生存,但是一旦男人狩猎成功,就要大肆庆祝。反过来,因为白种男人 是上等人,所以他们不必做像家务劳动之类的肮脏的工作”,而留给最低等的群体来干,这一群体通常是有色的贫穷女性 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认为男孩必须排斥母亲、否定自己身上的女性气质,由此才能变成男人:“男孩的主要目标是实现对父 亲个人的男性气质的认同,并形成牢固的男子气的自我,这一实现通过超我的形成和对妇女的蔑视而完成”( Chodorow1978, 165)。男性气质可能是男孩试图从母亲身份认同中分离出自己的身份认同时内心冲突的结果,但是所谓男性气质的表现却是由 文化型构的,并且通常还是仪式性的、符号的( Gilmore1990 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对社会性别不平等的解释是,通过贬低妇女的能力、不让她们学习那些有用的专业技术和技能,老板们把 女性当作廉价的可剥削的劳动力后备大军。那些很容易被妇女替代的联合起来了的男性在这一过程与资本家共谋,因为这样可 以使他们垄断收入更高、更有趣、更具自主性的工作:“两个因素帮助了男人维持他们与女性的分离和他们对技术工作的控制。 一个是积极社会性别化的工作和人。二是持续不断地产生的工作过程的亚分工、工作的等级化,男人可以在其中移动以保持和 女性的距离”( Cockburn1985,13) 不同社会中男女成员社会地位的不平等程度有所不同,但是只要存在不平等,“女人这个地位(以及和它相联系的行为及角色 分配)通常比男人这个地位得到的尊敬要低。因为社会性别和其他一些等级化的社会建构的地位,如种族、宗教、职业、阶 级等交织在一起,优势群体的男女两性成员比劣势群体的两性成员拥有更多的权力、声望和财富。但是,在很多群体内部,男 性还是比女性地位更高。群体所得到的经济资源,比如说教育和工作机会等越多,这些資源越倾向于被男性垄断。在比较贫 穷、拥有资源较少的群体中(比如在美国的非裔美籍工人阶级),男女之间相对比较平等,而且女性甚至可能在教育和职业地 位上超过男性( Almquist1987) 作为一种结构,社会性别把工作分为家庭的和经济生产的,使这种分工合法化,并组织情感和性生活onll987。作为早年 和孩子接触最多的家长,在再生产社会性别的过程中,女性对孩子的心理发展和情感依托有重要的影响。突生性的 ( emergent)性特征是通过社会性别化的一些模式而形成的,如异性模式、同性模式、双性模式和施虐-受虐模式等.这些对 男孩和女孩,以及对男人和女人都不相同,因此生理性别地位反映社会性别地位。 当社会性别是构建不平等的主要因素的时候,被贬抑的社会性别比被赞扬的社会性别得到的权力更少、声望更低、经济回报更 少。在那些不鼓励社会性别差异的国家,很多重要角色还是社会性别分化的;女性即使做全职工作,也依然要干大部分家务、 养育孩子;妇女和男人在工作中依然被隔离,各自做被认为是“合适的”工作;妇女的工作通常比男人的报酬低。男人控制了政 府、军队、司法界中有权威和领导地位的岗位;文化产品、宗教和体育反映的只是男人的兴趣。 在那些社会性别分化最厉害的社会,比如沙特阿拉伯,女人被藏在墙壁和面纱之后,没有公民权,她们往往创造自己的文化和 情感世界 Bernard1981)。但是即使在那些社会性别边界不是那么严格的地方,因为工作和家庭组织的方式,女性和男性也会花 大量的时间和自己的同性待在一起。这种空间的隔离又进一步强化了社会性别化的差异、身份认同、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 ( Coser1986)。 社会性别间的不平等—对女人的贬抑及“男人的社会控制——有它的社会功能和社会历史。它不是生理性别、生殖、生理 学、生理结构、荷尔蒙或基因等先天条件的结果。它由可确认的社会过程所生产和维持,并被有意识有目的地置入一般社会结 构和个人的身份认同之中。我们所知道的西方社会的社会秩序是围绕着种族、民族、阶级和社会性别不平等组织起来的。因 此,我认为,社会性别作为现代社会制度之一,它一直以来的目的就是建构一个相对于男性群体而言处于从属地位的女 体。每一个被放入“女人”这一地位的人的生活都是相对男人生活白天的黑夜( night to his day),相对于男人白色的黑色 ( black to his white)—直都只是一种幻象。被隔离于男人的空间之外,女人被压迫以确保系统功能的持续'(Cⅸ ous and 人类本性的悖论 说生理性别、性特征和社会性别都是社会建构的,这并不是要贬低他们的社会力量。这些东西用一种极隐讳但又无处不在的方 式,通过对史密斯多萝西所说的每日海夜的世界”( everyday/everynight world)的社会经验和社会实践主宰了我们的生活 (1990,31-57)人类本性的悖论就在于,文化意义、社会关系、权力政治等,“不是生物学,而是文化,成为人类的命运”, 这一点始终是很清楚的(.Bue1990,8)。社会性别化的人们并不是从性倾向这种生理学中产生的,而是从社会秩序的迫切性中 生的,而且大多数时候,是从对食物生产和新成员的社会(不是生理)再生产进行可靠的劳动分工的需要中产生的。这种宗 教和文化体现的道德要求,保护了社会性别间的边界,确保每一性别中关于要求做什么、允许做什么、禁止做什么等广为人知 并且被大多数人遵循(C. Davies1982)。政治力量、对稀有资源的控制,必要的时候甚至加上暴力,在面对反抗的时候都支持社 会性别化的社会秩序。然而,大多数人自觉地遵循社会賦予他(她)的社会性别地位的要求,因为规范和期望已经深深置入了日常生活中的社会性别化的互动把社会性别置入家庭、工作过程以及其他组织和制度，这些反过来又会强化个体的社会性别期 待。24因为社会性别是一个过程，因此在个人、小群体乃至制度层面上都有修正、调整和变革的空间（J. W. Scott 1988, 7）。 作为社会分层体系的一部分，社会性别使同一种族和阶级的男人高于女人。女人和男人可能不一样，但是平等的。实际上，产 生差异的过程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分化的评价标准。正如南希·捷（Nancy Jay 1981）说的：“被定义、区分、隔离出来的就是A 和完美。非A就不是完美的，是一个随机的概念（catchall），对它而言，除了A和把A从非A中区分出来的原则外没有什么外在 的东西”（45）。从个体的角度而言，任何一种社会性别是A的话，另一种就是非A。社会性别边界告诉个人谁是和他（她）一 样的，那么其余所有的都是不一样的。然而，从社会的角度看，一种社会性别往往被看成是检验标准、正常的、占统治地位 的，另一种则是不同的、偏差的、从属的。在西方社会，“男人”是A，“女人”则是非A。（想想一个女人是A，而男人是非A的 社会会是什么样子。） 种族和阶级二分法进一步建构了一个异质性社会中分层框架的等级。因此，在美国，白人是A，非裔美籍人是非A；中产阶级是 A，工人阶级是非A。这样，“非裔美籍女性就处于这样一个位置，上述一系列二分法中低等的那一极在这一位置上交汇”（P. H. Collins 1990. 70）。占统治地位的类别是霸权主义的理想类型，就像人们通常认为白人不是一种种族、中产阶级不是阶级、男性 不是一种社会性别一样，这些被当作是理所当然的。这些种类的特征将“他者”（Other）定义为不具备统治种类所展示的那些有 价值的特质的人。 在一个社会性别分层的社会里，男人所做的事情通常被认为比女人做的事情更有价值，因为是男人在做这些事情，即使这些事 情本身非常类似甚至完全相同。比如说，在印度南部不同地区，收割稻子分别被当作男人的工作、共同的工作、女人的工 作：“女人干的工作被看作是简单的，但如果是男人做，则被认为的有难度的”（ Mencher 1988，104）。采集狩猎社会往往是依 靠妇女的日常采集所获，如坚果、昆虫、小动物等得以生存，但是一旦男人狩猎成功，就要大肆庆祝。反过来，因为白种男人 是上等人，所以他们不必做像家务劳动之类的“肮脏的工作”，而留给最低等的群体来干，这一群体通常是有色的贫穷女性 （Palmer 1989）。 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认为男孩必须排斥母亲、否定自己身上的女性气质，由此才能变成男人：“男孩的主要目标是实现对父 亲个人的男性气质的认同，并形成牢固的男子气的自我，这一实现通过超我的形成和对妇女的蔑视而完成”（Chodorow 1978, 165）。男性气质可能是男孩试图从母亲身份认同中分离出自己的身份认同时内心冲突的结果，但是所谓男性气质的表现却是由 文化型构的，并且通常还是仪式性的、符号的 (Gilmore 1990)。 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对社会性别不平等的解释是，通过贬低妇女的能力、不让她们学习那些有用的专业技术和技能，老板们把 女性当作廉价的可剥削的劳动力后备大军。那些很容易被妇女替代的联合起来了的男性在这一过程与资本家共谋，因为这样可 以使他们垄断收入更高、更有趣、更具自主性的工作：“两个因素帮助了男人维持他们与女性的分离和他们对技术工作的控制。 一个是积极社会性别化的工作和人。二是持续不断地产生的工作过程的亚分工、工作的等级化，男人可以在其中移动以保持和 女性的距离”（Cockburn 1985, 13）。 不同社会中男女成员社会地位的不平等程度有所不同，但是只要存在不平等，“女人”这个地位（以及和它相联系的行为及角色 分配）通常比“男人”这个地位得到的尊敬要低。因为社会性别和其他一些等级化的社会建构的地位，如种族、宗教、职业、阶 级等交织在一起，优势群体的男女两性成员比劣势群体的两性成员拥有更多的权力、声望和财富。但是，在很多群体内部，男 性还是比女性地位更高。群体所得到的经济资源，比如说教育和工作机会等越多，这些资源越倾向于被男性垄断。在比较贫 穷、拥有资源较少的群体中（比如在美国的非裔美籍工人阶级），男女之间相对比较平等，而且女性甚至可能在教育和职业地 位上超过男性（Almquist 1987）。 作为一种结构，社会性别把工作分为家庭的和经济生产的，使这种分工合法化，并组织情感和性生活(Connell 1987)。作为早年 和孩子接触最多的家长，在再生产社会性别的过程中，女性对孩子的心理发展和情感依托有重要的影响。突生性的 （emergent）性特征是通过社会性别化的一些模式而形成的，如异性模式、同性模式、双性模式和施虐—受虐模式等。这些对 男孩和女孩，以及对男人和女人都不相同，因此生理性别地位反映社会性别地位。 当社会性别是构建不平等的主要因素的时候，被贬抑的社会性别比被赞扬的社会性别得到的权力更少、声望更低、经济回报更 少。在那些不鼓励社会性别差异的国家，很多重要角色还是社会性别分化的；女性即使做全职工作，也依然要干大部分家务、 养育孩子；妇女和男人在工作中依然被隔离，各自做被认为是“合适的”工作；妇女的工作通常比男人的报酬低。男人控制了政 府、军队、司法界中有权威和领导地位的岗位；文化产品、宗教和体育反映的只是男人的兴趣。 在那些社会性别分化最厉害的社会，比如沙特阿拉伯，女人被藏在墙壁和面纱之后，没有公民权，她们往往创造自己的文化和 情感世界(Bernard 1981)。但是即使在那些社会性别边界不是那么严格的地方，因为工作和家庭组织的方式，女性和男性也会花 大量的时间和自己的同性待在一起。这种空间的隔离又进一步强化了社会性别化的差异、身份认同、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 (Coser 1986)。 社会性别间的不平等——对“女人”的贬抑及“男人”的社会控制——有它的社会功能和社会历史。它不是生理性别、生殖、生理 学、生理结构、荷尔蒙或基因等先天条件的结果。它由可确认的社会过程所生产和维持，并被有意识有目的地置入一般社会结 构和个人的身份认同之中。我们所知道的西方社会的社会秩序是围绕着种族、民族、阶级和社会性别不平等组织起来的。因 此，我认为，社会性别作为现代社会制度之一，它一直以来的目的就是建构一个相对于男性群体而言处于从属地位的女性群 体。每一个被放入“女人”这一地位的人的生活都是“相对男人生活白天的黑夜（night to his day），相对于男人白色的黑色 （black to his white）——一直都只是一种幻象。被隔离于男人的空间之外，女人被压迫以确保系统功能的持续”(Cixous and Clement [1975] 1986, 67)。 人类本性的悖论 说生理性别、性特征和社会性别都是社会建构的，这并不是要贬低他们的社会力量。这些东西用一种极隐讳但又无处不在的方 式，通过对史密斯·多萝西所说的“每日/每夜的世界”（everyday/everynight world）的社会经验和社会实践主宰了我们的生活 （1990，31-57）。人类本性的悖论就在于，文化意义、社会关系、权力政治等，“不是生物学，而是文化，成为人类的命运”， 这一点始终是很清楚的(J. Butle 1990, 8)。社会性别化的人们并不是从性倾向这种生理学中产生的，而是从社会秩序的迫切性中 产生的，而且大多数时候，是从对食物生产和新成员的社会（不是生理）再生产进行可靠的劳动分工的需要中产生的。这种宗 教和文化体现的道德要求，保护了社会性别间的边界，确保每一性别中关于要求做什么、允许做什么、禁止做什么等广为人知 并且被大多数人遵循(C. Davies 1982)。政治力量、对稀有资源的控制，必要的时候甚至加上暴力，在面对反抗的时候都支持社 会性别化的社会秩序。然而，大多数人自觉地遵循社会赋予他（她）的社会性别地位的要求，因为规范和期望已经深深置入了